第四章 下斯洛博维亚[180]
1946年夏天，纳特和米尔德丽德结婚几个月后，一家人离开了亚利桑那州。他们的目的地是洛杉矶；纳特在那儿找到了一个钟表销售的工作，钟上印着广告语。[181]米尔德丽德就是在洛杉矶长大的，她母亲也安葬在此。在这25年间，米尔德丽德从花季步入中年，这座城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有完美的天气依然保持不变。
当初她离开洛杉矶的时候，这座城市还属于偏远地区，被群山和沙漠所隔离。她这次回来的时候，洛杉矶已然成为胜利的美国的一个卓越的象征。它成了美国工业实力、军事实力，尤其是文化实力的象征。在拍摄《灵魂拍卖》的年代，好莱坞意味着一个遥远城市的不太起眼的郊区。到战争结束时，“好莱坞”已是世界上最有识别度的单词之一了。好莱坞的魅力及其南加州显而易见的滚滚财源使得洛杉矶成为一个美国梦，即使对美国人自己也是如此。桑塔格在她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中写道：“美国还有自己的美国，有人人都梦想要去的更好的地方。”[182]
众人纷纷前往洛杉矶特有的天堂——圣费尔南多谷，它与洛杉矶盆地被群山隔开。通过《脱线家族》（The Brady Bunch）和《天才小麻烦》（Leave It to Beaver）这样的电视连续剧，圣费尔南多谷最终成为富裕成功的美国中产阶级的代名词。拥有整洁的平房和修剪整齐的草坪，配上蔚蓝的天空和摇曳的棕榈树，南加州的大庄园正在被纳特·桑塔格这样的人所瓜分：这些买家均为中产阶级，常常是退伍老兵；他们买下的房子所在的街道，在米尔德丽德年轻时，都是一片片橘树林和柠檬树林。
圣费尔南多谷代表着美国干净和崭新的一切。它也意味着关于“她来自的美国腹地、她既害怕又鄙视的”一切都是白人的、墨守成规的以及民族主义的，苏珊的儿子戴维写道。[183]她的鄙视通过她于1987年发表的随笔文章《朝圣》流露了出来。她在其中回忆了战后郊区的场景：“把牛里脊肉和抹了黄油的玉米用锡箔包紧，在天井里烧烤”；“每周一次的充满了事先录好了笑声的喜剧节目，甜甜的流行歌曲唱片榜，棒球比赛和职业拳击赛歇斯底里的解说”。她觉得有必要“避开那些蠢话”，即谷地女孩后来所象征的物质享乐主义者的浅薄无知。[184]
桑塔格对洛杉矶的记忆并不全是负面的。晚年的时候，她向一名助手（他也来自洛杉矶）抱怨某个刚从洛杉矶回到纽约的人。“我讨厌他们那些陈词滥调的抱怨，”她一股脑地说出那些抱怨，“那儿没什么城中心。你去任何地方都需要有一辆车。那儿没什么文化。”[185]1946年的洛杉矶与现今已成为国际大都市的洛杉矶完全不同，但它和只有一条土路的亚利桑那州比已超前很多。对一个当初只能将就着在文具店后面看“现代文库”的女孩而言，这里所拥有的东西对苏接下来的自我塑造所需要的是绰绰有余的。
桑塔格一家搬到了圣莫尼卡群山之间的盆地谢尔曼奥克斯地区的朗里奇大道4540号。从大道那头的电影制片厂，谢尔曼奥克斯很快就会让快餐、电视和汽车文化，以及弗兰克·辛纳屈[186]和平·克劳斯贝[187]风靡全世界。这个地方颇有南加州适度麻醉过的样子，而且同样乌烟瘴气。苏珊记得“那些皱巴巴的避孕套”散落在她中学校园的草坪上，[188]住在朗里奇大道的一个邻居还记得，他刚搬家到那儿时，谢尔曼奥克斯有着“洛杉矶换妻之都”的名声。[189]
乍一看，这个地方似乎不能为一个书卷气十足的少女提供很多东西。不过，坐落在朗里奇大道的这栋房子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在这里，她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现在，我可以在被打发上床睡觉、被要求关灯后，打着手电筒看几个小时的书。不是躺在被窝里看，而是在被子外面看。”[190]那扇门让她得以逃遁。在这次搬家前后，她看了一本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书，那本书让她尝到了她开始为自己设想的那种艰辛的职业的滋味。那本书就是《马丁·伊登》，作者杰克·伦敦——一个加利福尼亚人，后来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作家之一。和理查德·哈里伯顿一样，他也是一个冒险家；和理查德·哈里伯顿一样，他也英年早逝。《马丁·伊登》讲述的是创作生涯的艰辛：马丁是一个做着文学梦的加利福尼亚“土包子”，他顽强地与平庸和无知抗争，他的努力很快就有了回报——然而，他的一生，对他这样一个浪漫的英雄而言，也许会不可避免地以自杀而告终。他的孤独和耽于幻想的状态反映了苏自己的情况，当她收到第一封退稿信的时候，这一体验就和杰克·伦敦曾预言的一模一样。她“并没有非常失望”，她写道，“收到那封短笺和退稿通知，我相当激动，因为我明白了——我一直在想着《马丁·伊登》！——这些是‘我是’和‘我成为’一名作家的（第一个）标志。”[191]
她心生疑虑，认为马丁·伊登不是她所追求的高雅艺术，并因此心烦意乱。也许，杰克·伦敦作品的畅销让她焦虑：杰克·伦敦是那种谢尔曼奥克斯地区的人会阅读的书的作者。在首次阅读《马丁·伊登》的三年后，她注意到它“作为艺术作品是微不足道的”，还指出了伦敦那“俗气的全景式插叙手法”。尽管如此，她写道，这部小说也意味着她“对生活真正的觉醒”。
在伦敦看来，幸福的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对我来说，‘觉醒的’书灌输的是绝望+失败，所以，我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真的是从来都不敢奢望得到幸福。”[192]
在桑塔格那一代人当中，对幸福心存怀疑是很常见的。苏珊的朋友弗洛伦丝·马尔罗比苏珊小两个月，是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及其犹太裔妻子克拉拉的女儿。纳粹对其祖国的占领给弗洛伦丝的童年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幸福不是梦寐以求的东西”，她说，“一切都要服从大的目标”。[193]
苏珊自己的经历使得她对那些谴责非正义的作家做出了回应。战争令她震惊；维克多·雨果让她成了一个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杰克·伦敦则促使她更进一步。但是，为她投身学术提供情感基础的则是她的家庭，那是一种让她与芳汀或马丁·伊登产生共鸣的情感。缺失的父亲、悲悲戚戚的母亲、被人误解的感觉，以及“生活在贫民窟”[194]的感觉，这一切使她甚至难以想象幸福，因为她根本就没有体验过幸福。她儿子写道，“现在不知道如何变得更开心些”是“她生命中经常困扰她的一大遗憾”。[195]
更为糟糕的是，苏珊的个人状况与阳光明媚的南加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圣费尔南多谷，一切都在诉说着进步的语言，不快乐的状态似乎就等同于道德沦丧。无论愿不愿意，苏珊在家中的痛苦和在学校的苦闷都使她与整个文化氛围格格不入。
她不是第一个有这种感觉的人。个人的失败和黄金地的希望之间的反差是加州文学的大主题。这个主题出现在杰克·伦敦的作品中，也出现在弗兰克·诺里斯1901年的小说《章鱼》中，故事讲述了铁路和被铁路毁了的农民之间的冲突；它还出现在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中，故事讲述了干旱尘暴区逃荒者的失望。这是雷蒙德·钱德勒和达希尔·哈米特等“冷硬派”侦探作家的主题，他们的小说中充斥着为人熟悉的加州失败者：过气的女演员，吸毒后神志恍惚的花花公子。
“黄金地的黑暗”这一主题也贯穿在科幻小说之中。《对灾难的想象》，苏珊写于1965年的这篇随笔文章，源于她对一种常常被人认为低俗的体裁怀有的浓厚兴趣。她看了数百部这类影片，场景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中产阶级环境”，比如，多部影片都是在加州郊区拍摄的——那种平淡乏味的地方，脆弱的常态遭到严重破坏：“突然间，某个人的行为举止变得奇怪起来；或者，某种原本无害的植物突然间变得大到令人害怕，而且还会移动。”[196]
正如她最早的作品中那些关于图森的内容一样，她非常注意用以表达这种恐惧的语言。
在原子时代，这种认真的态度涉及对“两种同样可怕但似乎相互又是对立的不可避免要发生的状态的持续威胁”的恐惧；“这两种状态是永无止境的平庸和难以想象的恐怖”。[198]这篇随笔文章中还出现了另一种恐惧，这一恐惧就她对这种形式的大众文化明显不适合的兴趣稍做了一些解释，那就是把像她这样的人描述成怪人。“科学家是明显被贴上标签归为知识分子一类的，但在科幻电影中，他们总是容易失去理智或贸然行事，”她写道，“那种不涉及自己利益的求知欲只会以滑稽可笑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极度的精神错乱，让人脱离正常的人际关系。”[199]
在洛杉矶，她建立了正常的人际关系。在图森的时候，当另一个女孩对她示好时，她不知道如何做出回应。在这儿，她充满激情的一个个兴趣——以前只会让她显得有些古怪——为她带来了友谊。她这一辈子经常觉得自己与环境格格不入并因此不开心，但她也发现，对艺术的喜好给她带来了朋友。“与我感到不满相对的另外一面……是狂喜。”在童年时期，她“不能将这种狂喜与人分享”。这种狂喜均由她初来乍到的那些城市的书店、唱片店和影院提供：“很快，我就牛刀小试，进行各种尝试了。”[200]
她从朋友身上学到的东西比在学校学到的还要多。这座城市的音乐生活培养了中学生的“高雅品位；而且，由于20世纪40年代的洛杉矶在高雅音乐文化——有室内乐，也有别的一切形式的音乐——方面有其明显的偏爱，他们的音乐鉴赏标准严苛到了反常的地步”[201]。苏珊总是觉得自己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这就是她即刻采取的态度：尽管她喜爱科幻小说和漫画书，但她对晦涩难解之物的热爱是她很多作品的一个特征。“我们清楚我们是在欣赏令人不快的音乐。”她后来尽职地写道。[202]令人惊讶的是，考虑到她一定很少看歌剧，而后来变得极其痴迷，这种责任使她轻视歌剧。“她鄙视歌剧，”她的朋友梅里尔·罗丁说，“就像柴可夫斯基一样，浪漫。但被巴赫、贝多芬或斯特拉文斯基打动则更重要。”[203]
当然，这是因为缺乏安全感才有的势利表现。不过，这也就像“现代文库”的书目一样，是她为了在自己渴望了解的文化中辨明方向所做的努力。在她的家庭和她所受的教育中，从未有过什么能给她在那个世界里指明方向，而这样的音乐层次结构是她最初的立足点。就如她对文学的兴趣一样，她对音乐的兴趣绝不仅仅是知性方面的。梅里尔说：“她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那便是，她有能力被深深地感动。”
她也有极大的工作能力。在她对《马丁·伊登》做的读书笔记中，她提到自己从这本书中获得了关于“睡眠和死亡”的观点。像自学成才的马丁·伊登一样，她也尽可能地少睡觉：
她的睡眠与死亡的等式决不会改变。她把睡觉和懒惰联系在一起，因此试图不眠不休，而且，她常常羞于让别人知道她的确睡觉了。她在为北好莱坞中学校报《拱廊》（她自己是该报“第三版的编辑”）撰写的文章中宣称“我生活中很多时间（大多数是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都用来努力想出一种不同的方式以开始新的一天，而不只是睁开双眼”[205]。
大多数中学生都知道这种感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时间（“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她在这个时刻努力让自己进入清醒状态：仿佛没有这些额外的时间，她便永远都不可能赶上别人。
她那早熟的严肃神情在中学时就已经很明显了。“她那么全神贯注——甚至一丝不苟，如果你可以这样形容一个15岁的孩子的话，”一位同班同学回忆说，“苏珊——当时没有人喊她苏茜——从不做无聊的事。她没有时间闲扯。”[206]
其中部分原因是害羞。“她似乎是那种善于观看和观察的人——就像一台照相机——而不是那种投入和参与的人。”她的朋友梅里尔·罗丁说。她的个子比同年级同学高，年龄却比他们小，这让她“在我看来”显得“瘦瘦高高而又局促不安、十分笨拙，也许是有点不适应社交吧”，罗丁说。[207]
她后来把自己在北好莱坞中学的岁月描述成黯淡无望、知识匮乏。那几年里，她甚至在一篇发表于校报《拱廊》的讽刺性文章中，把她周围的环境比作从连环画《莱尔·阿布纳》中借鉴过来的虚构的共和国。“我们的公民与下斯洛博维亚的公民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她这样写道。[208]1977年，她用一个故事总结了她所受的教育；这个故事展现了“避开那些蠢话”是多么艰难：
她那个时期记录下了很多启发学生的老师（包括一些英语老师）；他们在学校或在家中鼓励她就音乐、文学、宗教和政治展开辩论。尽管如此，她的日记揭示，对这么一个早慧的少女，很难想象什么样的学校或者老师才能足够优秀以引导她。她在14岁的时候郑重其事地说：“我基本上认定叔本华是错的，在作此表态时，我只在考虑他哲学中最基本的部分：不可避免的生存的虚无。”[210]她引用尼采的话——“对真理来说，信念是比谎言更危险的敌人”——只是想表示怀疑：“不过，听上去不错。”[211]15岁的时候，她为“悲剧性的写实的珂勒惠支”而哀叹。在她高中的一篇课堂小论文中，她以一种无论是当时抑或现在都很少有高中生能达到的傲气欣然接受了弗洛伊德（“太著名了，无须评论”）。关于《文明及其不满》的“第一章，我不可能有异议”，她写道，“在本书接下来的七章中，尤其是最后几章，有很多地方我无法理解弗洛伊德的逻辑。然而我发现，这前两章关于宗教的内容是对我最强调要坚持的基本观点的最清晰的阐述”。[212]
南加州并不是下斯洛博维亚。尽管如此，似乎很明显的是，这种风格（对我最强调要坚持的基本观点的最清晰的阐述）的来源必须在北好莱坞中学之外的某个地方寻找。她在朗里奇大道家中的房间里借着手电筒光看的书，其中很多都是她在洛杉矶发现的书店里找到的，包括她记得的位于好莱坞和拉斯帕尔马斯街角的那个报摊，“黄色图书摆在前面，文学杂志则放在后面”[213]。
《党派评论》就在其中，这是纽约知识界最高级别的刊物。封面与封底间的字里行间，有一种声音，与人们在庭院里烧烤时的想象相去甚远。一开始，苏珊并不能领悟这个声音。她带了一本回家，却发现当中的语言“根本无法理解”，她这样告诉一个朋友。“但是不知何故，她就是觉得这些人在谈论的事情对她来说意义重大，于是，她下决心要破解这个密码。”[214]
这本杂志象征着她所向往的一切。她后来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长大后来到纽约，为《党派评论》撰稿，而且能有5000个读者。”[215]和她一样，这本杂志也具有文化上而非宗教上的犹太属性；也像杰克·伦敦一样，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者，尽管其名称就显露出共产主义的源起。后来有人说：“一名纽约的知识分子，就是要为《党派评论》写稿、编稿，或者阅读该杂志。”[216]在那个圈子里——知识分子不是外来户，也不是怪人——她可能会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她的继父对她说：“苏，如果你读那么多的书，你就永远找不到丈夫啦！”书籍，还有像《党派评论》这样的杂志证明他错了。“这个白痴不知道在外面的世界里，多的是聪明的男人，他还以为别的男人都像他一样呢，”苏记得自己这么想，“尽管我孤陋寡闻，但我从来都相信，在外面的世界的某个地方，会有像我这样的人。”[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