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留给我的精神财富

1978年是个百废待兴的年份，我社周志高先生等人创办了中国第一本《书法》杂志。当时日本已有200多种书法读物，我们才创办第一本，差距不小。所以亟需从外单位调入专业人员，将杂志质量提上去。当时高式熊先生已58岁了，在一家电影器材厂做工人，我社领导发现后，就把他调进来，尽管他那时已年近花甲。

高老当时负责杂志的篆刻版，他的引入，使杂志质量明显提高。但他又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记得当时杂志举办全国书法大奖赛，来稿每天几百份，用黄鱼车来拉。高老负责初选工作，拆信、登记，承担很多初级的工作，他并没有因此而瞧不上。他不厌其烦，尽可能发现来稿中的优品，推荐给评委。那时全国写书法的人很多，但很少有类似的机会，所以大奖赛办得非常成功，沙里淘金，选出一批优秀的深藏民间的书法家。其中南汇的百岁老人苏局仙就是高老发现推荐上来的。

高老入社的那年，我才20多岁，但我们后来成了忘年交，他退休后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保持。所以，有过很多次的深谈，虽然没有做笔录，但很多都令我铭心刻骨。

高老晚年风光无限，但很多人不知道他经历的曲折。公私合营以前，高老本在家里伺奉父亲——前清翰林高振霄先生，帮父亲打理方方面面的事，并未在社会上供职。他的一个朋友当时经营一家电影器械厂，生意很好，可能厌倦了商场，于是让高老到厂里代他做“老板”。情面难却，高老就去厂里上班。不久，公私合营了，高老就成了资方代理人。后来的结果可想而知，尤其到了“文革”时期，就下放翻砂车间做工人了。沉重、艰苦、危险的翻砂活，他也一声不响地扛下来，最可贵的是，他还融入了车间群体，包括调皮的那帮人，关系蛮融洽。他告诉我几次在厂里挨批斗，工人都向他通风报信，暗中保护他。这段很长的曲折人生，使他对人生看得很平淡。他出身书香门第，结交上流，但又能融入群众，这是极为少见的。大多有地位非富即贵的人，都有架子，高老是个例外。他对人一视同仁，从不居高临下。在单位，他走到哪里把欢乐带到哪里，和人说说戏话“打打朋”。他手劲很大，也许是长期工厂劳动和刻版的缘故，喜欢与人掰手腕，很多年轻人都败在这位六旬的文人面前。每当这时，高老特别高兴。由于高老的随和，单位看门的、扫地的，都敢向他求墨宝，高老也是有求必应，让这些勤杂工也深感快乐。

祝君波拜访高式熊老先生

高老的刻印和书法都属上乘，而且在上海属于人书俱老、德高望重的前辈。但他书法似乎没有润格，不少书家后来都标一万、两万一方尺，就是他似乎不爱惜自己的羽毛，随便写、到处写，不在乎每尺多少银子。很多书家怕自己的书法流出去多了不值钱，惜墨如金，很坚持价格原则，高老却是很好商量。不论有钱没钱，不论地位尊贵低下，只要能给人们带来欢乐，他都愿意做、愿意写。这样，在上海、在长三角，他成了最忙最受欢迎的书家之一。有时一天参加几场活动，从不计较红包大小。很多人喜欢他的印章，他最多时一天刻十多方，大多是免费的。对此，很多人不了解他的心，一颗感恩的心。记得他不止一次对我说：“我父亲本事比我大，但大部分时间在民国度过，不被重视。我退休以后，方方面面的人尊重我，向我求字、求印，我的福气超过了父亲，碰到这样的时代，我有什么理由不多写一些！”

记得有一年高老随我带的朵云轩展团一起去东北办朵云轩书画展，在外半个月。高老也和我们一样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去的。为了与当地加强交流、联谊，到了长春和沈阳，为当地领导、群众写了无数的书法，满足了他们的需要。这些作品没有报酬，但他毫不计较，令当地领导十分感动！

高老对社会极为慷慨，他无偿地写字、刻印送人，无偿地捐出鲁庵印泥秘方，给很多人以金钱救助，但他的生活很俭朴。他很长时间住在四明村旧居，黑乎乎的小楼梯爬上爬下，卧室、工作室、会客室就这么一间房，房间里堆满了书籍、宣纸，桌子上堆满了印石、工具，常常放不了一杯茶。但他就是乐呵呵地生活在他父亲住过的老地方，直到爬不动楼梯了，才住到巨鹿路另一处逼仄的小平房里。但由于他达观的性格，使小房整天充满了欢声笑语，真的是“何陋之有”！不仅住房，在衣食方面，他也极为简朴。

高老晚年没有什么头衔，出席社交活动有时被人疏漏。他告诉我，有一次去参加接待日本书法代表团的活动，外事部门的工作人员按头衔安排座席，把他晾在一边。高老也不生气，真正做到了“人不知，我不愠，不亦君子乎？”而日方代表团入场以后，团长看到了高老，大感失敬，一定要让他坐上座，而且向日方团员隆重地介绍了高老，毕恭毕敬。事后外事部门一再向高老打招呼，高老也不责备人家。这样的事，不止一次，高老都能正确对待，真是高风亮节！而以我的经历看，场面上很多领导、很多名流，人家稍一怠慢未迎接他到场，或者不安排他们的“助红”，比如剪彩、讲话之类，就会恼怒，甚至提前退席，与高老的修养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2018年春天，高老荣获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书法终身成就奖。高老获奖消息公布以后，网上一片点赞，毫无争议。我一直在问自己，这是为什么？高老的履历里没有当过全国书协的主席副主席，甚至也没有当过上海书协的主席副主席，凭什么获兰亭大奖。我认为在于他的书艺人品，在于他的实力和魅力。他不曾拥有过什么权力，但他用人格魅力营造了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氛围，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书法，热爱书法。他扩大了书法的传播。他的影响力和作用超越了权力和机构，弥漫在很多人的心里，成了一种无形的力量！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文化软实力！因为文化软实力就是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审美的力量。

我和高老自1978年相识于书画社、朵云轩整整40年了，我们共同走过了祖国改革开放的40年。记得有一次社里开笔会，高老给宾客写书法。当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人，我怯生生地问高老师能不能给我也写一幅。记得他当场给我写了一幅很大的篆书“谦受益，满招损”，使我十分感动，受益终身。后来我当了单位的社长，每年去看他，给他拜年，也是亲密无间。最有意思的是我从不抽烟，但每次他一定叫我抽他的中华烟，抽着烟在一起嘻嘻哈哈，也谈工作，也忆往事，也扯山海经，度过了无数愉快难忘的时光。我当社长只有三十几岁，在工作中我也会碰到烦恼，碰到困难，但每次与他见面，就被他乐观的人生态度所感染，精神为之一振。而高老对社里的工作、我分管的工作也很支持，有求必应，从不打回票。2011年，政协文史委在台北举办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活动，为了在当地文化艺术界扩大影响，我代表政协去请高老和林老（林曦明先生）赴台北。高老当时已过九旬，二话不说奔赴台北，与当地政界、商界和艺术界人士见面，在当地诚品书店当众写书法，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为上海争得了荣誉。

去年“五一”节前夕，高定珠大姐给我来电，说高老为我写了一些诗札，让我去取。近10年，我用一些信笺，请一些名家写尺牍、诗抄，已集了20多人，也想请高老写一点准备出本书。这件事说了几年，本以为老人忘了。结果高老在病中记起了这件事，为这写了六通之多，每张都是小行楷，在信笺上草录了古诗词，端庄中不乏飘逸，质朴中不乏娟秀。我看了心头一热，内心感动不已。这六通诗札，不仅是书法墨宝，更是一段友情的见证。我的人生有幸结缘高老，真是福气！他教育和鼓舞我们从艺和做人。他走了，但为上海这座城市留下了无价之宝和精神财富！

2011年秋高式熊先生随上海出版代表团访问台北，参加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

高老对年轻人的培养很重视，引导他们走传统的正路子。记得二十多年前他到外地山区，有个自学成才的书家在当地已很有名了，用高老的话说可以“摆大王”了，很多招牌、学区对联都请他写。他拿着自己写的字来请教高老，高老一看，由于没有人指点，初学书法就剑走偏锋，一直到现在都是歪路子。高老分析给他听，他起先不服，对高老说，我还有一件作品刻在景区的碑上了，拉上高老开了好久的车去看。高老一看还是不行，细细地分析给他听。这位“名家”大梦方醒，十几年的功白练，大冷的天，急得满头大汗，扑通下跪要拜高老为师。高老看他心悦诚服了，就收下来指导他重头开始练字，走上了正途。

（2019年3月13日根据视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