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抉择

第一节 离家

1929年11月，沈树根（亦称沈如根）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同山乡沈宅村（今属诸暨市同山镇同源村）村东头一幢以“京十公”名字命名的屋子里。“京十公”其实是一个人，是沈宅村沈姓大族的第十位太公，因名字中间有一个“京”字，故被人尊称“京十公”。

沈树根的父亲叫沈惠水，是沈宅村一位老实木讷的农民。沈树根3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那年他弟弟友根刚2岁，妹妹兰花才1岁。

沈树根家的房子共两层，为1950年土改时所分，是一幢呈四方形围成的大宅院中的两间，其中一间由沈树根一家居住，另一间由沈树根的大伯沈乔水一家居住。因家里可以说是空空如也，无物可分，故沈树根的父亲和大伯兄弟两家就一直住在一起，没有分家。他们兄弟两家虽共有一块荒山、两亩薄地，但产下的粮食，只够两家人吃8个月，还有4个月的空缺，都要各自寻食。因此，他们两家人经常忍饥挨饿。

由于家里贫穷，加上母亲早逝，父亲一人养活他们年幼的兄妹三人，生活过得很艰难。沈树根七八岁时就开始吃“百家饭”，为了报答人家，谁家给他饭吃，他就给人家放牛；没有牛放的时候，他就给人家砍柴、挖蕃薯、干杂活；没活干的时候，他只好到溪里摸螺蛳充饥。除了经常吃不饱外，沈树根还经常衣不蔽体。有村民告诉笔者，沈树根12岁那年，有一次要与村里的小伙伴们去诸暨城里玩，因为身上穿得唯一的一条短裤已破洞百出，只好穿着妹妹兰花的花短裤，跟大家到城里。

1942年，浙赣战役爆发，日寇的铁蹄很快踏上了诸暨的土地。有一天，沈树根正在地里干活，听到有人大喊“东洋鬼子来了——”沈树根一听，忙扔掉手中的农具，跑回了家里，拉起弟弟妹妹的手就往村旁的西湖山岗上跑，然后躲进山岗上的一座空坟洞里，待天黑日本鬼子走了，才胆战心惊地回到家里。

苦难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也并非都是坏事，就拿沈树根来说，因为童年和少年的苦难，使这个在苦水里泡大的孩子从小就显得耐苦、胆大、机敏和早熟，当然，还有一点点的“野”。

据沈树根老家沈宅村的老人们回忆，沈树根小时候似乎并没有上过学。尽管沈宅小学离他的家不过几十米，学校里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每天都会传进他的耳朵里，隔壁丽坞底村寿家祠堂内办的那所有名的琢成小学也接纳穷人家的孩子，但一家人的肚子都填不饱，他父亲是不会借钱送儿子去读小学的，况且，在沈惠水看来，一个命里注定的红脚梗农民，识字与不识字，其实都是一样的。

在沈树根14岁那年，有天晚饭后，父亲对他说：“树根，这样下去大家都得饿死，你是老大，我已与你舅舅说好，你跟他去学穿棕绷（穿棕绷是用从棕榈树上剥下来的壳，采成丝，再打成绳、线，然后用棕绳加工成棕绷床。这种工艺在江南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吧。”其实在前一年，沈树根就已经跟村里的一个棕绷匠学过摇棕线，他还和那个棕绷匠一起到附近的乡村和集镇，走街串巷做生意。但沈树根为那个棕绷匠做工做了快一年，不仅没拿到一分工钱，还常常被那个棕绷匠打。有一次那个棕绷匠叫沈树根拿一个穿棕的铁钩，沈树根稍稍慢了点儿，那个棕绷匠就拿过铁钩狠狠地砸在了他的手背上，顿时鲜血直流，从那以后，沈树根的手背上就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疤痕。就这样，学徒还不到一年，沈树根就回到了家里。而这次，父亲是叫他跟着舅舅穿棕绷，他答应了。就这样，14岁的沈树根挎着一只小包裹，被父亲送到了义乌县东塘乡杜门村的舅舅家。

但沈树根跟着舅舅学手艺没过几个月，竟又突然回来了，这让沈惠水产生了疑惑，便问儿子是怎么一回事，沈树根支支吾吾地没回答，最后只好说：“最近没生意。”这件事直到1952年，已“失踪”8年多的沈树根突然回家后，谜底才揭开，原来那时候沈树根正在为隔壁丽坞底村琢成小学的金老师送情报；金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与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的“小三八部队”有联系；在沈惠水对儿子的举动产生怀疑前，沈树根已为金老师送过好几次情报了。

沈树根在15岁那年正式参加了由陈福明为大队长的诸义东抗日自卫大队，当地百姓习惯称该部队为“小坚勇大队”。

当时沈树根因为年龄的问题差点儿没参加成。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沈树根穿棕绷回来经过义乌的街头，看到有一支新四军部队正在公开招兵，上去一问，才知招兵的是金萧支队“小坚勇大队”，他也没与舅舅商量，当场就报了名。在填表格时，负责招兵的一位干部边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边问沈树根姓名、年龄，沈树根想也未想就回答：“沈树根，15岁。”

那干部头也不抬说：“回去吧，我们不招小兵，两年后再来报名，下一个。”沈树根刚要解释，后面上来的几个年轻人一下把他挤开了。沈树根退出人群后，在街上兜了好几个圈，心里越想越懊恼，明明知道当兵的年纪不能小于17岁，自己怎么能说15岁？唉！正在自责时，沈树根的脑海中突然跳出一个念头：他说我15岁太小，那我就说是17岁，他难道会去沈宅查我的年龄？这么一想，原本垂头丧气的沈树根顿时打起了精神。于是，他背起穿棕绷的工具，又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兜了几个圈，他的目的是想拖延一下时间，以免马上去报名，会被那位干部认出来。约摸兜了一两个时辰，沈树根重又挤到了那位负责招兵的干部面前，那干部依然低着头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边写边问沈树根：“几岁？姓名？”

沈树根狂跳的心这时差点儿要从喉咙口钻出来，声音颤抖着回答：“我叫沈树根，17岁。”

“沈树根？沈树根？”，那干部一听这名字，嘴里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他觉得这名字好像在哪儿听到过，但一时又想不起在哪儿听到的，于是便抬起头，打量了一下面前这位瘦削的报名者，说：“不会说谎吧，你的个子倒不矮，你真有17岁？”

沈树根连忙说“我是17岁、是17岁。”

那干部笑着说：“你别紧张，如果你真是17岁，我现在就答复你，我批准了。不过，你可得想好，当兵不是去玩的，当兵是会死人的，你怕不怕？”干部神情严肃地说。

“怕什么？你们不怕，我也不怕。”沈树根说。

“好。”那干部说，“这样，你先回去，三天后到这里正式报到。”“好！”

第二节 从军

因虚报了两岁年纪而“蒙混过关”的沈树根在招兵处报完名后回到了舅舅家，粗心的舅舅并没有从外甥躲躲闪闪的眼神中发现什么端倪。次日，沈树根谎称要去家里拿点儿衣服便告别了舅舅，自这次告别直至8年后沈树根回家探亲时才与舅舅重逢，而此时，舅舅印象中那位瘦削黝黑的小外甥已是闻名全军的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那天，当身着军装的外甥英姿勃发地站在舅舅面前时，一直以为外甥已不在人世的舅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当他确定面前这位年轻的军官真的就是自己的外甥时，老人竟高兴得哭了起来。

舅舅后来才知道，那天外甥离开义乌后，就回到了诸暨的老家。不过那天沈惠水对儿子的突然回家却并不感到特别惊奇和疑惑，因为儿子以前也经常在没有事先告知的情况下回家。

沈树根那次在家里只待了一天，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一天中干了什么，只是到了第二天中饭后，当父亲沈惠水准备问问儿子在舅舅处学穿棕绷手艺的情况时，才发现儿子不见了，而同时不见的还有侄子的童养媳小芬花的那双还没有穿破的绣花鞋。

据说，有一个村民那天曾远远见到过沈树根，说沈树根当时正在村旁黄家湾的西湖山上砍山柴，后来有支队伍从山下过来了，沈树根见到后，就扔掉柴刀，跟着这支队伍走了。但次日这说法又得到了那个村民的更正，说他昨天看到的那个人，最后证实并不是沈树根，而是另外一个人。

但看到也好，没看到也罢，总之，这个年仅15岁的小伙子，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从其父亲沈惠水、弟弟沈友根、妹妹沈兰花和伯伯沈乔水的视线中消失了，也从他舅舅的视线和沈宅村村民的视线中消失了。之后漫长的8年中，这个突然失踪的曾穿走了堂哥童养媳小芬花女鞋的15岁少年的面容，在他的亲人中、在沈宅村的村民中，渐渐模糊了。

直至8年后，1952年春节临近的那一个上午，一个身着崭新军装英姿勃发的年轻军官站在略微有些驼背且正在剧烈咳嗽着的沈惠水面前时，当年那个已经模糊的15岁少年的面容，才渐渐清晰起来，当然，这是后话了。

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位因无鞋可穿而在情急之下穿了堂哥童养媳女鞋的15岁少年当时其实并没有走远，他就在浙江省的金华、义乌、浦江、诸暨一带活动，只不过，他当时的身份已不是一位挑着箩筐走街串巷的棕绷匠，而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诸义东抗日自卫大队即“小坚勇大队”的一名战士。

据一位年轻时曾与“小坚勇大队”打过交道的沈宅村老者告诉笔者，沈树根所在的这支部队在最困难的时候，曾住在离沈树根义乌舅舅家很近的普济寺院里，他还听说沈树根当年曾下山向当地农民讨过蕃薯和大米，因为他年纪小，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但这只是一些未经考据的说法，真实情况如何，只有当事者才能说得清楚了。

沈树根入伍后，就跟随部队在新开辟的诸义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活动，当时根据地的总面积约850平方公里，人口约20万。“小坚勇大队”在诸义东县委的领导下，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汉奸，一次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顽军的“围剿”。同时对国民党顽固派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参见浙江省东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诸义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东阳日报》2015年7月18日。）

自1944年5月参加金萧支队诸义东抗日自卫大队（亦称“小坚勇大队”）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短短1年零3个月时间，沈树根共参加大小战斗不下10余次。在1960年4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速成中学撰写的一篇《英雄沈树根事迹》一文中，就有着这样的记载：

1945年春天，农历大年初一的晚上，他奉令送一份密件到15公里外的地方去，在敌伪军碉堡、据点林立，土匪及敌杂牌军多如牛毛的情况下，他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去执行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是很危险的，但勇敢的沈树根同志却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把自己化装成一个放牛娃，通过敌伪军好几层封锁线，圆满完成了任务。从此，他就被首长们所器重、同志们所爱护，担当起便衣通信员的任务，来往于敌伪据点之间……

沈树根在诸义东抗日自卫大队待的时间尽管并不长，但这却是他以后漫长战斗生涯的开端——他在这里第一次真正参加了战斗，第一次用手中的枪向敌人进行射击，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战友在身边倒下，再也没有醒来……而这所有的第一次，都为沈树根以后成为人民的英雄打下了基础。

第三节 北撤

沈树根和他所在的诸义东抗日自卫大队，在1945年的9月底，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45天后，随浙东游击纵队的大部队，渡过杭州湾北撤。这次北撤是党中央、毛主席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做出的战略部署，为了保密起见，当时除纵队支队以上和地方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参加了会议，其他干部和全体战士，都是到了船上以后才知道部队要向北撤退、到苏北集结。

实际年龄只有16岁的沈树根也是这支北撤大军中的一员，他肩扛着一支破旧的中正式步枪，背着一床小棉被和一套备换洗的旧军装，跟随着大部队，时而行军、时而宿营、时而作战……对北撤部队的这种高强度行军，沈树根倒并未表现出不适或畏苦。坦率说，对于苦，他的承受能力并不会比其他战友差，因为他也是从小吃过苦的人，什么饥饿、冻寒、劳累等等，对他来说，都是家常便饭，根本不在话下，就是再饿、再冷、再累点儿他也能承受。

但是想到要远离家乡、远离父亲和兄弟姐妹，到很远很远的北方去，而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甚至不知还能不能回来，他的心里确实有点儿不舍和伤感的。由此，他很后悔没有把参军的事告诉父亲、弟弟和妹妹。虽然他知道，父亲因为自己年纪小，是不会同意自己去参军的，但不管怎么说，他事后是应该告诉父亲的，他心里也确实这么想过。有一天，他还请班里的一位老兵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已寄不出去了，因为此后部队不断地打仗、转移。同时他也担心这封信万一被敌人发现，自己参加新四军的事就会暴露，敌人就会去家里迫害家人。这样一想，他也就打消了要将自己参军的事告诉父亲的念头，以至于他的父亲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在哪里、究竟还在不在世上。

沈树根知道，他“失踪”后，父亲是不会放弃对他的寻找的，在整个沈宅村，父亲是一个最苦命、最操劳的人，母亲去世后，家里的重担全压在了父亲的肩上，因为当时他和弟弟、妹妹都还小，每天除了张着嘴要吃的，几乎什么忙都帮不上父亲；而现在，父亲又要为他的事担惊受怕，还要风里来、雨里去，四处寻找他这个不知是死是活的大儿子……想到这里，沈树根深感内疚和自责。

那天，在大部队纷纷登船时，沈树根的脚步稍稍迟缓了，他频频地往家的方向望去。

此时夜幕降临，风浪渐大，沈树根站在杭州湾畔余姚县泗门镇楝树下村的大丁丘渡口的堤岸上，远处的群山、房舍、树木……在他的视线中渐渐模糊了。他想：这时候，父亲和弟弟妹妹在干什么呢？怕是已经吃过晚饭了吧？父亲一定还在着急地等我回去吧？……

想到这里，沈树根感到有两行热热的东西，顺着自己的脸颊，滴到了脚下的土地上。

“沈树根，愣着干什么，快上船啊！”

第四节 战友救了他一命

沈树根所在的6支队（金萧支队）（金萧支队，即“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华、萧山沿线人民抗日自卫支队”的简称。1945年9月20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浙东、苏南、皖中、皖南等部队向北撤退的命令，金萧支队及各县地方武装整编为浙东游击纵队第6支队，与兄弟部队一起北撤。）在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张文碧、司令部参谋长刘亨云及6支队政委杨思一等领导的率领下，与浙东游击纵队3支队等部队一起，于1945年10月6日傍晚在余姚县泗门镇楝树下村的大丁丘渡口及附近的英生街渡口登船出发，他们这一路走得还算顺利，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于次日下午傍晚前抵达上海远郊的奉贤县海边，在稍做休整后，于12日赶到上海青浦县的观音堂重固镇，与早等候在那里的浙东区党委书记、浙东游击纵队政治委员谭启龙会合。

次日，即10月13日，所有集结于青浦县观音堂重固镇的万余浙东游击纵队北撤部队，将启程北上。按部署，北撤部队共分两路，第一路由谭启龙与张文碧、刘亨云率司政机关与3支队、6支队、警卫大队、务营等部队先期出发。随后，由何克希司令、张翼翔副司令率领的4支队、5支队及淞沪支队等部队相继跟进，他们在离开观音堂后将转向西北，越过宁沪铁路，两支北撤部队将在常熟以北的南丰镇会合，共同北上。

在谭启龙等领导率领的北撤部队抵达江苏省常熟县以北、福山以西的南丰镇时，突遭伪中央税警团及由伪上海保安队改编的“别动军京沪卫戍总队第13纵队”2000余人的三路攻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敌人企图在南丰镇将这支北撤部队消灭，后经谭启龙等领导率3支队、6支队和警卫大队奋力还击，将敌人击退。此次战斗，共毙伤敌100余人，俘敌200余人，还有大量缴获。

作为6支队的战士，沈树根也参加了这次反击战，在这次战斗中，经过长途奔袭的沈树根因年小体弱、疲劳过度，导致黑热病发作，在部队向敌人发起攻击时，他病累交加昏倒在地。这时有一位也参加北撤的女战士经过他的身边，把他扶了起来。此人叫戚意香，后来改名戚林弟，是一位1943年参加新四军的上虞籍女战士，她曾担任过“三北游击队司令部”情报员、侦察员、浙东游击纵队情报组组长、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3师卫生员等职务。在戚林弟的帮助和救治下，沈树根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沈树根的这段经历在戚林弟的儿子、浙江省金华市原作家协会主席王槐荣撰写的《母亲的青春往事》（参见王槐荣：《母亲的青春往事》，载成亚平主编：《兵妈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的文章中有所记载，文中说：在母亲众多的战友中，20军60师的著名战斗英雄沈树根叔叔尊称我母亲为“姐姐”，他说，他的这条命是母亲给抢救回来的。

1945年10月，部队奉命北撤，途中遭到敌人的阻击，那次战斗我军伤亡很大，在突围中，母亲发现了一位满头尘土的战士因病昏迷在地上，母亲便不顾一切地背上他，由于负重他们掉队了，在寻找部队的途中，母亲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儿干粮都给了这位叔叔吃，而自己却挖野菜充饥。就这样，母亲背着这位叔叔，历尽艰险，终于找到了部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位大难不死的沈叔叔当了团长，每次见到我母亲，都称她是救命恩人。

沈树根在那次康复后，便跟随大部队继续北上，他们经江苏盐城辖下的大丰县白驹镇、建湖县、阜宁县的益林镇等地后，于11月12日到达江苏淮安的涟水县。至此，浙东游击纵队1.5万余人的北撤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克服重重险阻，终于按时抵达集结地，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华中局赋予的战略转移任务。

不久，沈树根所在的6支队与苏浙军区第2纵队3支队合编为新四军第1纵队3旅8团。同年12月编入津浦路前线野战军第1纵队3旅8团。1946年1月改称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3旅8团。1947年1月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3师8团，1949年2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60师179团。

沈树根在1946年11月，曾因身体原因一度被调到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的兵工厂从事生产炮弹的工作，次年2月即被提升为班长。在兵工厂的一年多时间里，沈树根因在紧急关头抢救出兵工厂的物资（钞票）、劳动积极及向前线运送弹药及时分别荣立三、二、四等功各1次。之后，他又回到第1纵3师8团老部队，在团侦察通信连担任侦察员。睢杞战役发起后，国民党王牌第5军以1个团的兵力猛攻由8团2营守卫的阵地，战斗极为激烈。在关键时刻，团首长命沈树根将一命令送给2营营长，沈树根受命以后，用当地的青纱帐做掩护，向2营跑去，没料在半途中，遭遇埋伏在青纱帐内国民党兵的伏击，有3个国民党兵企图活捉沈树根，沈树根眼明手快，用手中的步枪枪托猛击向他扑来的敌人，在敌人躲避之时，他趁机脱身，绕道前行，及时将团首长的命令送到了2营。此次战斗，沈树根又荣立四等功1次。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其时沈树根因身体有病不再担任班长，但仍在侦察通信连担任侦察员。在战役的第二阶段，为摸清敌人的情况，上级要求侦察通信连在晚上去抓一个“舌头”，侦察班长受命以后，回到班里，问大家谁愿意去，沈树根第一个站出来说：“我去！”于是，班长就与沈树根一起，在夜色的掩护下，摸到敌人的前沿阵地，才发现敌人因害怕被歼，已经悄悄溜走，尽管没有抓到“舌头”，但沈树根却在归途中把敌人遗留的3部电话机背了回来，又荣立四等功1次。

在转战中原、华中及华东的5年时间里，沈树根共荣立二、三、四等功5次。更重要的是，在战火的锻炼中，他从北撤时一个实际年龄只有16岁的小战士，已经成长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名作战勇敢能带兵打仗的排级指挥员。

第五节 进军大上海

据有关军史资料记载：在淮海战役结束后，沈树根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9兵团20军60师179团在安徽省宿县地区进行休整，1949年3月1日，部队结束休整，经安徽省灵壁县，河南省淮阳县，江苏省宝应、高邮县到达江都县的古家庄镇。于4月中旬，在180团2营配合下，全歼古家庄镇江北桥头堡的国民党守敌，为大部队渡江开辟了渡口通道。此次战斗中，在侦察班担任首长之间通讯联络的沈树根臀部受轻伤，首长命他去卫生队进行包扎，但沈树根坚持轻伤不下火线，直至战斗结束。

歼敌之后，179团由20军军部直接指挥，在江苏省泰县永安州长江段随59师之后渡江，到达江南，追歼逃敌。月底到达安徽省郎溪县梅渚镇及定埠镇一线担任歼敌任务。然后经4天行军，进至太湖以南吴江县的震泽地区集结，集结期间，沈树根与战友们认真学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外事纪律》等文件及兵团南浔会议精神。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5月18日，沈树根所在的179团进抵上海郊外的松江、莘庄地区。之后，因战事需要，他们团又奉命随其他兄弟部队一起东渡黄浦江，至浦东作战，并很快攻占浦东的洋泾、烂泥渡、张家楼、塘桥、周家渡等地，浦东之敌遭受重创，纷纷撤向市区。

1949年5月25日，沈树根随部队由周家渡西渡黄浦江进入上海市区，配合友邻部队向负隅顽抗之敌做最后的攻击。其中沈树根所在的179团奉命自浦东陈家宅村改道攻击盘踞在上海龙华飞机场之敌，经激战，顽抗之敌即被全歼。

1949年5月26日凌晨时分，与沈树根所在的179团一起攻入上海市区的178团2营由浙江北路沿安庆路东进至北四川路时，遭盘踞凯福饭店之敌第37军残部一个营的火力袭击，该团团长黄河清一面命2营做好攻击准备，一面用民用电话向固守凯福饭店的残敌发出最后的通牒：“上海已经全部解放，你们的警备司令刘昌义已经在北部放下武器，你们顽抗下去是没有出路的。”

此时，“天已破晓，黄浦江上的晨雾已经消散，敌人自知顽抗无望，终于在窗口挂出一面白旗，上海之战最后的枪声在这里停息……”（参见百旅之杰编委会编：《百旅之杰——二十军史话》（下），杭州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页。）

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20军奉命担任第1警备区警备并兼松江城防，其中60师担任第1警备区第7区常熟路、第8区徐家汇、第26区龙华的警备任务，并以龙华飞机场及徐家汇以北之市区为警备重点。沈树根所在的179团自虬江路开入龙华区，负责龙华地区之警备。179团团部在龙华兵工厂；1营驻龙华飞机场负责该地警备任务；2营在虹桥路，主要看管敌伪公馆和保护外侨安全；3营驻漕河泾无警备任务。178团负责常熟地区之警备，180团负责徐家汇地区之警备。

担任上海警备任务初期，沈树根所在的179团与178团的战友们一样，“想上海，进上海，进了上海得了一条破麻袋，既当被，又当褥，晚上睡了怪凉快……”这首当时流行于部队的顺口溜并不是牢骚怪话，而是部队进城之后执行纪律露宿街头的真实写照。其实，除了不准进民宅打扰上海的市民外，当时部队的规定还有很多，比如，为稳定上海秩序，部队不能上街买东西，更不准向市民借东西。为做到这一点，驻扎在市区部队的饭菜、开水都是在十几里远的郊外烧好后送进来，有的部队甚至规定连自来水也不准用，每天清晨排队去几里路外的黄浦江洗脸、刷牙。在此期间，沈树根因在上海龙华路看管物资完成任务出色，又荣立四等功1次。

1949年8月2日，20军奉命解除上海警备任务，撤离上海市区，移驻上海的嘉定县、南翔镇、罗店镇及江苏的太仓县、昆山县等地区，投入解放沿海岛屿的战前训练和准备解放台湾的海上练兵。其中，沈树根所在的60师进驻罗店整训。11月，179团移驻小川沙一带江边进行水上练兵，12月20日，水上练兵结束，部队返回罗店继续整训。

1950年6月13日至17日，60师奉命从罗店出发，经上海市的大场、虬江码头乘登陆艇赴江苏省的崇明岛（崇明岛1914—1958年隶属江苏省（其中1939—1945年8月隶属伪上海特别市），1958年划归上海市。）进行水上练兵，并兼该岛警卫之任务。其时，179团驻崇明岛的南堡镇及附近村落。

沈树根的战友，曾任58师173团1营1连班长的王东九在1950年3月3日写给家中的一封信中，曾透露了当时部队进行水上训练准备解放台湾的一点信息：“儿现住太仓，继续练兵，提高本领，准备进军台湾，解放全中国，人民永远得翻身……”

与沈树根和王东九一起入朝，曾任179团司令部作训参谋、60师司令部参谋的郭荣熙对当年在崇明岛练兵的情景也记忆犹新。他回忆说，1950年夏天，他所在的179团曾被拉到崇明岛去搞海上练兵，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但他们部队的任务仍是解放台湾，当时训练的课目是：上船、跳水、换乘船、爬绳梯以及掌握在海浪起伏中射击和着救生衣在风浪中泅渡等，因为当时有很多北方兵不会水，他们一见到水就害怕，所以要先叫他们学会游泳，然后再叫他们适应乘船，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叫他们防止晕船。各连先在陆地上扎了很多秋千，叫这些旱鸭子坐上去，不断地荡来荡去，以训练他们的平衡性。沈树根当时在侦察通信连当副排长，郭荣熙在2营爆破连当班长，专门训练水上爆破，当时他们经常在一起参加抢滩登陆方面的讨论，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

郭荣熙说：“我与沈树根经常见面，我与他一起参加金萧支队，一起北撤到山东，又一起赴朝参战，真正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他这人给我的印象是沉着、勇敢、机智、灵活。他在抗美援朝的鹫峰阻击战中以少胜多的战例，就说明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