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获新生

之所以有很多人好奇我怎么还敢登上飞机，是因为我很罕见地从一次高空空难中幸存了下来。那场灾难发生在秘鲁雨林之上三千米的高空。我从天空坠落之后，又独自在雨林中熬过了十一天。当时，我刚满17岁。

我现在56岁，到了该回忆过去的年纪，也是时候抚触我从未愈合的陈年伤疤，和别人分享那些历经岁月还依然鲜活的记忆了。我是那场空难中的唯一生还者，它影响了我之后的人生，给我的生活指明了新的方向，最终带领我走到了现在。事故发生后，全世界的报纸上都写满了我的故事，其中有很多添油加醋的信息，有些报道甚至和事件本身没有多少关系。因为这些报道，至今还不断有人和我谈起那场空难。似乎每个人都知道我的故事，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

我在所谓的“绿色地狱密林”中挣扎了十一天，成功逃生之后依然热爱着雨林，这似乎有些难以理解。但事实上，对我来说，雨林从来不是“绿色地狱”。当我从高空坠向地面时，是雨林救了我一命。如果没有雨林枝叶的缓冲，我不可能躲过飞机坠向地面时的致命冲击。在我昏迷的时候，雨林为我遮蔽了热带的毒辣日头；在我醒来后，它帮我从原始荒野中找到了回归文明社会的路。

假如我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也不可能死里逃生。不过我很幸运，小时候就在原始森林里生活过几年。1968年，我父母实现了他们的梦想，他们在秘鲁的雨林里建立了一所生物研究站。那时候我14岁，不太情愿地离开了利马市的朋友们，背着大包小包，和我家的狗、虎皮鹦鹉一起搬进了“荒蛮之地”。印象里，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和父母一起远行考察了。

搬进雨林的过程是场实打实的冒险。一到地方，我就出乎意料地爱上了那里简朴的生活。我父母参考当地一种鸟类的名字，把研究站叫作“潘瓜纳”。我在那里生活了快两年。其间，我跟着父母上课，也去原始森林里学习，在那里了解雨林的法则，认识雨林的居民。我熟悉了植物的世界，也探索了动物的世界，这是我作为两位著名动物学家的女儿的收获。我母亲玛利亚·科普克是秘鲁杰出的鸟类学家，我父亲汉斯-威廉·科普克著有一部重要的作品集，书中总结了动植物界的生命形态。在潘瓜纳，原始雨林就是我的家，我从那里知道了雨林里什么是危险的，什么又是安全的，熟练掌握了极端环境下的生存法则。在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片生物栖息地惊人的美，而且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数一数二的。

在那段极为特别的日子里，我和雨林的牵绊变得更深了。我在远离人类居所的热带雨林中心度过了十一天，其间没听到一丝人类的声音，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处何地。我和雨林之间建起了一条纽带，直到今天，它依旧深深地影响着我的生活。我很早就明白，人们害怕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即使对其价值一无所知，人们也要全盘否定自己害怕的东西。在独自回到文明社会的漫漫长路上，我常常感到害怕，但这种恐惧没有一次来自雨林。我坠落在雨林中，对此它也无可奈何。自然不会在意我们的存在，也不会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改变。相反，那十一天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如果没有自然，我们人类就无法生存。

正因如此，我决定把保护这个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作为我终生的使命。我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父母的遗产，其中就包括潘瓜纳研究站。现在，我在研究站继续进行着他们的工作。如今的潘瓜纳拥有它有史以来面积最大的雨林，当务之急是在这片区域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如此一来，不仅我父亲为之奋斗了数十年的人生理想可以实现，而且我们也能为保护亚马孙雨林和对抗全球性气候灾难做出巨大贡献。作为地球的“绿色之肺”，雨林里藏着诸多罕为人知的秘密，并且对这个星球上的一个年轻物种——人类的存续至关重要。

那场空难发生在1971年，距离现在整整四十年。这些年里，我的“空中灾难”常常成为媒体写作的主题，报纸上写满了我的经历，“朱莉安的故事”也因此广为人知。虽然有一些优质的报道，但可惜也有很多与事实相去甚远。曾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被媒体的关注压得难以呼吸。为了保护我自己，多少年来我从不发言，拒绝了所有采访，并躲了起来。现在是时候打破沉默，告诉大家真相了。

此刻的我正带着行李，坐在德国慕尼黑机场，准备踏上一场重要的旅程。这趟旅行对我有两重意义：实现建立潘瓜纳自然保护区的目标，以及抚平我过去的伤痛。这样，过去、现在、将来便巧妙地联结了起来，很多事情也有了更深刻的含义，比如我当时的遭遇，还有为什么偏偏我是那场空难后唯一幸存下来的人。

接着，我坐在了机舱里。有很多人不明白我怎么还敢登上飞机，我想说这靠的是意志力和自我管理能力。我要回到雨林，我就必须这么做。

飞机开始滑行，慢慢升起，我们离开地面，钻入慕尼黑上空厚厚的云层深处。我向窗外远眺，突然间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