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颂》中的其他周初诗篇
大武乐章之外,周初还有其他诗篇。
1.《周颂·酌》:“告成《大武》”的篇章
说《大武》乐章首演于成周,还有《周颂·酌》这一篇重要的旁证。具体说,作为庆祝周家胜利的《大武》乐章,除了在成周这一天下中心演出之外,它还在宗周的周家宗庙中搬演。《周颂》中的《酌》这一篇,就是《大武》乐章搬演于宗周祖庙时新加的序曲。
《毛诗序》言:“《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蔡邕《独断》载《鲁诗》遗说曰:“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之所歌也。”《鲁诗》与《毛诗》说法大同,此无它,系古文家袭取今文家之成说。又《汉书·礼乐志》载《齐诗》说曰:“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是汉代今古四家对《酌》的理解并无分歧。又“酌”、“勺”为同一字异写,礼书中多作“勺”。再看诗篇,开首就说“於铄王师,遵养时晦”,是对周家胜利的总概括。过去孙作云在《周初大武乐章考实》一文中,说“遵养”句指武王第一次观兵孟津是不确的,因为与下文的“时纯熙矣”相违。“纯熙”的意思是“大光明”或“一片光明”;第一次观兵孟津,离真正的克商还有距离,不可能在祖灵面前唱“一片光明”。但是,当东都大会诸侯之后,天下形势大定,此时回到宗周的祖庙里大唱“纯熙”之诗,却是很恰当的。“是用大介”的“介”字上文已经说过,其义与祭祀有关。这句是说,因为周家政权已经大定,所以现在要大祭奠祖先。“我龙受之”与“王之造”为倒装句,两句是说先王们了不起的功业,为文王、武王的成就打下了基础。最后一句“实维尔公允师”紧接着上面的句子补充说,后人的胜利都是师法先公的结果。所以从诗篇的意思上看,说它是“告成《大武》”之作一点也不勉强。在东都奏《大武》那是祭上天的,用不着《酌》给乐章作序,但周家的胜利,不可能不告祭祖先,而告祭祖先,在《大武》之前冠以《酌》之一篇作为引子,就是很相宜的了。关键点在于,《大武》在制作的当初,曾经两用:先是在东都大聚天下诸侯的祭天大典上,曾用它表示过周家的胜利;之后,又曾用之于周人自家宗庙的祖灵前。表演给天下人看与表演给祖先看,自有其不同,故须作些改变,加上一个序曲就是《酌》之一篇。
这一点也可以从《礼记》所记载的舞乐学习次第看出些眉目。
《礼记·内则》说:“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郑注:“先学勺,后学象,文、武之次也。”《酌》篇的“酌”字,《齐诗》家曾写作“勺”,故可以认定“勺”即《酌》。郑玄说舞“勺”、舞“象”是“文武之次”,那么,《酌》就是文舞,“象”为武舞。《仪礼·燕礼》:“若舞,则《勺》。”郑注:“《勺》,《颂》篇,告成《大武》之乐歌也。”《礼记·明堂位》:“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郑注:“‘象’谓周颂《武》也。”《白虎通·礼乐》:“周乐曰《大武》象,周公之乐曰《酌》,合曰《大武》。”以上表明,汉代的儒生都认为“象”即《大武》乐章的武舞部分,与周《酌》合而为《大武》。这说明,《大武》之前的《酌》篇演出时,也是有舞蹈的,所不同的是,它是“文舞”,所执的道具与《大武》的“朱干”有不同。不过,对《勺》与“象”的关系,也有不同的说法。
《吕氏春秋·古乐》篇,曰:“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乃命周公为作《大武》。成王立,殷民反……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问题就出在“三象”上。近年有人提出新说,以为“三象”之“象”与“商人服象”有关,是与模仿大象有关的舞蹈。这可真是望文生义,商人反叛周人是否骑象作战,《吕氏春秋》只是一家之说,即便有这样的事情,周人在纪念自己胜利的舞乐中,竟然把被战胜的敌人的骑象形象编入舞蹈,这不是十分奇怪的事情吗?而且,《礼记·内则》说“十三舞《勺》,成童舞象”;《礼记·明堂位》说“升歌《清庙》”之后“下管象”,然后“舞《大武》”,次第都是《勺》在先,继而是“管象”,就是吹奏管乐,为“舞《大武》”伴奏。就是说“管象”是舞乐方面的事情,是根本与“舞”并行的两件事,也就是说“象”不是指长鼻子大象。祭祀祖先,一般在王室宗庙中进行,弄几头大象在那里舞蹈,成什么样子?王国维在《说勺舞象舞》[28]一文中,将“三象”说成是《大武》的“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及《武》乱皆坐”了。这样说不论其道理如何,总比把“象”理解为长鼻子大象更合乎情理。实际上,“下管象”的“象”,只是《乐记》所谓“夫武,象成者也”之“象”。乐人登上台阶唱过《清庙》或其他乐歌之后,下来就吹奏管乐,为《大武》的舞蹈伴奏,这就是“下管象”的意思。“管象”是当时的固定语。“管”是《大武》的伴奏,或许出于习惯,古代文献有的却不说是“管武”,而称“管象”,《大武》乐章既然是“象成者也”,即表现周家克商胜利的歌舞,名之为“象”也很自然。一句话,一种叫作“象”的有别于《大武》的舞蹈实际是不存在的,它只是《大武》的异称,《大武》之舞的另一种称呼而已。王国维在《说勺舞象舞》中,还用了《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中“见舞象箾、南籥者……见舞《大武》者”云云,来证明“象”与《大武》为两事,实则季札所看到的乐次既然是先“象箾、南籥”而后“舞《大武》”,正好可以视为《内则》所说的“文、武之次”,也就是《大武》的铺垫性演出。王国维虽不承认《白虎通》所认为的《大武》、《酌》“合曰《大武》”,但他还是认为“象箾、南籥”为“文舞”所执。《大武》之前,有文舞,季札所见不正是《大武》及其序幕性演出吗?
如此,从后世的《大武》与《酌》的关系,是可以推测出《酌》是《大武》的序幕。另外,周家在宗庙演出《大武》乐章时新加序曲,这似乎成了一个惯例,到后来亦即西周中期大祭祖先隆重演出《大武》时,还另加了一首新的序曲,就是《周颂》的《维清》篇。这一点以后再谈。
2.登高远望的《周颂·般》
《周颂》中的《般》这首文辞简古的篇章,也是西周早期的诗篇。《毛序》说:“《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蔡邕《独断》载《鲁诗》说同。《史记·封禅书》载管仲言“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又言“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然后得封禅”。是认为《般》作于周初的成王时代。封禅是表示君王受命于天的祭礼,《史记》说成王封禅,成王时期王朝趋于稳固,这是很可能的。从诗篇风格看也像周初作品。篇中“允犹翕河”的阔大景象大概也只有登临纵目时才会有。东汉人马第伯《封禅仪记》记登泰山亲身经历说:“秦观者望见长安,吴观者望见会稽,周观者望见齐。黄河去泰山二百余里,于祠所瞻黄河如带,若在山址。”正与本诗“允犹翕河”的观感略同。这些都显示诗篇确系登高远望之作,是中国文学中最早的登临诗篇。不过,近年来学者对此篇也有新的看法。刘晓东《天亡簋与武王东土度邑》一文认为天亡簋中的“王凡三方”的“凡”即《说文》中的“”,其义为“转目视也”。[29]后林沄又有《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则进一步把周武王的登山祭天,与《周颂·般》相联系,认为《般》即“周王登上山峰般()于四方”的歌唱。[30]就是说,此诗与周武王在“天室”的祭祀密切相关。
笔者以为,古代和现代学者说法都有可能。关键是诗篇的时代。从总体风格看,《般》确实与后来可信为西周中期的《周颂》作品(关于《周颂》哪些为西周中期作品,请看本书后面的讨论)有明显的分别。其总体风调简古凝练,与西周早期的金文篇章风调一致。具体说,诗篇中“允犹翕河”的“允”字的使用,只见于《周颂·武》的“允文文王”及《时迈》篇的“允王维后”、“允王保之”等几句。“允”字西周早期器铭未见,商代器铭中出现为人名。但是,在甲骨文中此字多见,如“允雨”、“允有”、“允无”等等,与“允犹”的用法一致,可看作是西周早期沿用商代语言的表现。就是说,无论从总体风格上还是从某些用词法来看,都可以相信《般》为西周早期作品,且与周人的高山祭祀活动有关。至于是武王“度邑”时作,还是成王“封禅”时歌,一时难下结论。
3.《周颂·时迈》篇
林沄的《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中也谈到的《周颂》的《时迈》篇,说:“《时迈》的‘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与《度邑》的‘吾将因有夏之居’(徐广所见本)、‘定天室,依天宝’反映的是同一思想。因此《时迈》篇也可以看作是与武王封禅嵩山这一历史事件有关的诗篇。”[31]关于《周颂·时迈》篇的时代,在林沄先生之外,王宗石《西周王朝的开国颂词——〈周颂·时迈〉》[32]也认为《时迈》为西周开国时期的制作。笔者过去也认为《时迈》篇是西周早期诗篇,并做过短文发表。然而,现在对此诗篇年代又不无疑问。虽然《左传·宣公十二年》言此诗为“武王克商作颂”,《国语·周语上》也说是“周文公之颂”,但诗篇中的个别语词如“懿德”,在金文中它的出现是西周穆王以后的现象。就是说,笔者以为《时迈》篇,很可能在早期制作之后,到西周中期又经过字句上的修改。
就是说,这首诗基本还可以判定为早期之作。诗篇感情调子是激扬的,与天亡簋铭相近,也与《周颂·般》颇为同调。其“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几句所表,也当是克商之后应马上进行的事情:武王克商的杀伐震动了百神,需要马上予以“怀柔”,这又有《大雅·皇矣》写伐崇之后马上“是类是祃,是致是附”安抚争战之地的地方神灵为证。此等“怀柔百神”之事,西周不可能有第二次。这些都是诗篇为克商之际作品的证据。但是,西周中期还有一个礼乐创制的高涨期,在这段时期,周人不仅重编了历史档案,使之成为思想主体突出的篇章,而且创制了大量的礼乐歌唱。料想在这样的时期,对一些旧有的诗篇重新加以加工改进,不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对《时迈》只能做这样的“骑墙之论”:它原创于西周克商后不久,后来又经过了加工。
以上为周初武王、成王两代的《诗经》作品,计有《大武》乐章用诗《武》、《赉》、《桓》三首,作为《大武》乐章序曲的《酌》一首,登山祭祀的《般》一首,此外还有可能后来改写过的《时迈》一首,合计六首。《周颂》共31首,周初武成时的篇章约占五分之一。这段时期除了见诸《周颂》的篇章,大小《雅》创制和风诗的采集似乎尚未开始。这就是检讨各种文献记载所得出的周初创作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