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品年代的判断，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诗经》研究也是如此。[1]
具体说，此书由两部分构成：《诗经》作品断代和建立在断代认识之上的创作演进过程的讨论。书名“《诗经》的创制历程”，以此。
《诗经》作品断代研究，前人已经做了不少工作。[2]那么，此书在这方面又有什么新的内容呢？
美国学者夏含夷先生在其《古史异观·略论今文〈尚书〉周书各篇的著作年代》中，曾使用“历史语言学非常重要的一支……古文字学”，亦即用比较“西周时代和东周时代相对的语言用法”来判断《尚书·周书》各篇的年代，具体说是以青铜器铭文语词的变化为基准，对相关《尚书》篇章中的一些实词、虚词进行对比，从而判断其年代。该文因使用金文资料有局限，某些具体结论或可商榷，然其使用的方法却十分可取。这一方法，使得《诗经》断代有了更多、更客观的依据。
社会生活的变化，必然表现在一些新语词出现上。以今天语言变化的例子，可能更容易明了其中的道理。像“改革开放”这样的词语高频率地出现在各种文件中，一定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后一两年才开始的；像“埋单”、“搞定”等词语频繁出现在各种书面语中，也不会早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进入九十年代以迄今日，各种进入较为正式的文字书写中的新语词，同样也不少。语法也同样如此，曾记得“走向辉煌”这句话刚在电视节目中出现时，有老前辈就觉得它不合语法，而今日却习以为常、“很合语法”了。今天如此，古代又何尝不然？西周近三百年，社会变化异常剧烈，今所能见有文字的西周青铜器物数以万计，其中的长篇或较长的篇章数以百计；后者为观察西周数百年间词语、语法的流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举例而言，《诗经》雅颂篇章表达祝福之意时，常用“子孙”、“子子孙孙”如何来表达，金文中这类语词的数量就更多了。然而《诗经》有些诗篇，如《大雅》和《商颂》的一些篇章，同一祝福之词却不说“子孙”，而言“孙子”。笔者查《殷周金文集成》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所有出现“孙子”或者“孙孙子子”及“世孙子”和“百世孙子”的铭文，共五十余篇，其中可确定为西周中期的竟有二十余篇，接近一半。此外，早期有，晚期也有。属于晚期的那些铭文，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同一篇铸在不同器物或同一器物不同部位的铭文，这里的说“孙子”或“孙孙子子”，那里的却说“子孙”、“子子孙孙”，十分随意。严谨不爽的“孙子”、“孙孙子子”只有西周中期。至于那些被学者标为“早期”的篇章，若从器物形制和金文字迹等推求其时间，其时间又大致接近中期的昭王时期。所以，大体而言，“孙子”和“孙孙子子”这一变化的语词，其流行应始于昭穆之际。据此，就可以将某些出现这样语词的诗篇年代，确定在相同时期。
过去，判断《诗经》作品年代，或据文献记载的已有说法，或据篇章本身透露的时代信息，或依作品的风格等。这些方法当然有效，可局限也不小。首先，诗篇流露的时代信息往往模糊，容易导致判断偏差。其次，以作品风格断定其时间，又易流于主观、笼统。再次，据相关文献的成说，一是记载稀少，二是不同文献记载矛盾（如《小雅·常棣》篇的年代在《国语》、《左传》就有不同说法），三是说法未必可信。然而，利用金文所提供的一些语词作为断代的参照，相对而言则要客观得多。写作一篇文献使用语词，会不自觉地遵循当时的规则和习惯，就是说，某些实词、虚词和语法，必定带有某一社会时段的痕迹。于是一篇文献的语词语法，就犹如一个人的指纹那样，对该人的身份有明确的指证作用。[3]此外，金文语言材料，因其书写材料限制，不易改变，且一般而言，金文写定后不久就被埋入地下，后人也无法做文字改变，所以，金文在显示西周语言状况方面，是真正的一手材料，最能显示当期语言流变的情况。本书为《诗经》篇章断代，并不舍弃旧有的做法，只是增用金文语料做诗篇断代的参照。新增办法虽然不多，然而在不少诗篇年代判断上，却很让人有路途宽敞的感觉了。
此书断代的结论是这样的：《诗经》创作大致经历了西周早期、西周中期、两周之交和春秋四大阶段。早期诗篇创作数量远不如古人所说的那样多，今天能见到的早期篇章只有保存在《周颂》中为数不多的几首，此时大小《雅》篇章创作还没有开始。大量诗篇出现为西周中期现象，从周穆王到周懿王的数十年间，伴随礼乐的革新，诗篇创作也有一个高潮期。这也是一个被长期忽略的《诗经》创作高潮期。[4]接踵而来的高潮期出现在两周之交。这一高潮期又由如下几个创作波峰构成：首先是周厉王时期，其次是宣王时期，再次是夹在两周之间为期十余年的“二王并立”时期，最后《小雅》创作结束于周平王中后期；其中宣王和二王并立两个时段，诗篇创作最多。最后是春秋时期“十五国风”的采集加工，其高潮期大体与“春秋五霸”相始终，但最晚的一两篇问世却要到春秋后期的周敬王（公元前519—前476年）时了。[5]
为《诗经》作品断代，还关乎对西周礼乐文明建构过程的认识。都知道《诗经》三百篇是我们这个文化人群创建自己精神传统时的歌唱，是古典文化奠基时期的经典，表现了那个重要时代先民的生活理想和情感状态。然而，两周为期五百年左右的“诗经创作史”，正是古典文化精神不断演进、不断丰厚的嬗变史，这演进、丰厚与嬗变，与当时历史的重大变化息息相关。或者说，《诗》的创作，是先民突破严重历史瓶颈、解决重大生活困境时迸发的激情，发出的心声。进行断代，实际是恢复诗篇与当时历史情景之间的固有关联，从而观察到先民建构生活、建立文化传统时所展现的创造才情。断代的发现，还不止于此。诗在当时是演唱的，就是说《诗》是“礼乐”的有机部分，为演唱而作的诗篇，也连带着当时的礼乐创制，诗篇其实是礼乐的内核，因为礼乐的精神内涵，需要诗篇的“歌以发德”。要深入研究礼乐的文化特质，需要研究《诗》、研究《诗》篇具体创制时的生活情境，如此，才可能避免平面、静态地谈论礼乐。
为《诗经》作品断代，发念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动笔写作始于那个远去的“非典时期”。今日能够完成，要感谢老师启功先生、聂石樵先生、王宁先生的指导和提携。此书能出版，还要感谢中华书局的祝安顺、葛洪春编辑。
最后，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2016年4月9日
[1] 最近，有美国的汉学家言“《诗经》不可断代”。其理由主要是《诗经》在先秦时期还没有写本，只在口头流传。质言之，他认为《诗经》是“口传文学”。关于后一点，也有美国学者写文论述。然而观其论证，尽是推论。而“安大简”《诗经》写本的出现、2022年媒体公布的湖北荆州王家咀战国墓发现写有“十五国风”诗篇的大量竹简，都使“先秦无写本”之说不攻自破。至于《诗经》“雅颂”，虽无如上之写本证据，却可以相信，“不可断代”之说法为臆说。在《诗经》篇章创制的时代，中国早已进入“书写”的年代。出土文献显示，早在商代晚期，人们已经会写作上百字的文章，论述当时的生活。进入西周，金文书写的水平更有长足进步，几百字的长篇铭文绝不仅见。“雅颂”诗篇与金文书写一样，其文本绝不是口传形态的文学。持“雅颂”诗篇之语句，与西周金文相比，有许多类似，乃至相同。正可做诗篇年代判断的依据。总之，《诗经》的年代判断，不是一个什么“文化理论”问题，而是文献实证问题。用一些从异域文化现象推导出的理论，横概《诗经》的创作，是难以成立的。
[2] 关于前人的成说，请参林志明博士《〈诗经·雅颂〉断代的三个体系性见解》（中国诗经研究会主编：《诗经研究丛刊》第十六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36—79页）的评述。
[3] 唐明、成敏、谢聪聪：《大学数学与数学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26页。
[4] 这一时期被忽略的不仅有诗篇创作，它在多个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革近年才逐渐被认识和重视。关此，请参笔者《西周礼乐文明的精神建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55—312页）第五、六、七、八章的讨论。
[5] 这是指见于《曹风》中的《鸤鸠》篇和《下泉》篇。学者考订诗篇为周敬王时作，其风调与《小雅》相类，被编在风诗的原因尚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