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谁掌握着金融市场的权力？对许多人来说，答案可能是大型投资银行、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和对冲基金，它们经常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但越来越多的主权投资者，包括一些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公共养老基金、央行储备基金、国有企业和其他主权资本实体，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资本市场参与者和投资公司，管理着约30万亿美元的资产（“超级资产所有者”）。

重要的是，主权投资者的崛起不仅反映在其管理的资产规模的增加上，还体现在过去10年新设基金数量的激增上。这些新设基金来自新近拥有资源财富的国家（如非洲国家）酝酿成立的新基金，以及政府致力于推动经济转型地区（如欧盟）设立的新基金。

主权投资者拥有丰富的资源，偏好低调，以被动投资为主，具有长期视野，坚持可持续性，要求在全球和各个领域实现多元化。这些都有助于改变投资领域，特别是数字科技企业的私募市场。主权投资者帮助创建并维护了创业企业的成长环境，促进了优步、阿里巴巴、Spotify等数字经济领域的革命性企业的崛起，同时为这些企业的创始人和商业模式提供了长期资本所能带来的好处。

尽管主权投资者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但他们一般在全球市场上保持低调，大多并不为人所知。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投资者之一，因为许多人认为主权投资者的投资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人们普遍认为，大多数主权投资机构缺乏透明度，治理控制存在问题，导致被投资国家担心面临不公平竞争、数据安全、腐败，以及非经济动机投资的风险。

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将主权投资者推上了新闻头版。他们在推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科技独角兽崛起，以及大笔投资从事疫苗研发的生物科技初创企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媒体的报道里，他们的角色有时是响应号召拯救全球经济的超级英雄，有时是掠夺受疫情影响而一蹶不振的优秀企业的恶棍。当然，这些简单的漫画角色并不能反映现实。本书的任务是揭示这些简单化描述背后的复杂现实。

当前围绕人工智能竞赛和技术竞争的全球紧张局势，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这种误解，引发了围绕主权投资者和资本市场、政府、新技术、跨境投资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争议（见图0 -1）。

因此，主权资本和全球数字经济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充满争议的时间节点。本书描绘了这些“超级资产所有者”的全球足迹，特别是他们在追求数字革命过程中具有共性的3个领域：他们的战略和机构设置、他们的投资和影响，以及监管政策的反应。

本书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的两章明确了主权投资者的关键特征，如资本规模、投资政策和治理结构，为本书的其余部分奠定了基础。许多主权投资基金正在进行自我转型，以便更好地投资于新兴数字经济。

第一章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主权投资者的世界，分析了不同主权投资基金的起源，揭示了主权投资者是如何履行其多样且广泛的职能的，这些职能并非相互排斥——事实上，如今大多数主权基金都在履行不止一项本书所描述的职能。这一章还介绍了主权基金在全球投资中鲜为人知的巨大的资本力量，强调了它们在疫情、金融危机和冲突时期的作用，以及它们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方面的全球领导作用。最后，这一章还将致力于寻找越来越多的政府参与国内国际高科技市场案例背后的原因。

第二章叙述了主权基金从传统上简单地通过外部基金管理人进行资本配置（这使得主权基金在资本市场上处于被动和鲜为人知的状态）向积极投资的转变；强调了主权投资者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越来越积极和直接，随着他们成为成熟的投资者，彼此之间的合作会越来越多。同时，这一章还描述了主权基金对市场的影响和在独角兽公司崛起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公开股票市场的萎缩。

第二部分的章节详细介绍了主权投资者是如何追寻数字革命的。

第三章将注意力转向了寻找独角兽。越来越多的主权投资者直接对科技行业和数字经济相关领域进行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平分秋色。由于海外投资（全球投资组合）和海外布局（全球办事处）不断增加，主权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活跃。

这一章记录了主权投资者对颠覆性科技巨头的高调投资，包括阿里巴巴和京东等电子商务巨头，爱彼迎、优步和WeWork等共享经济领军企业，以及无人驾驶领域的先行者GM Cruise、特斯拉和Waymo。主权投资者越来越重视培育自身内部的投资能力，以及不断加强与各国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

第四章强调了，对于主权投资者来说，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以及更为广泛的数字生态系统，是如何作为科技投资的代理路径而成为另一种前沿资产类别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投资也为促进发展目标和落实绿色倡议提供了路径，这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和美国的“蓝点网络”等全球政府倡议相一致。

这一组合吸引了大量主权资本进入数据中心、全球数字物流系统、数字卫星网络和智慧城市。下一个重大突破可能来自物联网、金融科技、支付科技和数字健康，这些都是未来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也是主权投资者热衷于投资的标的。

第五章关注的是，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主权投资基金，其利益相关方并不仅仅是希望通过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获得财务回报。主权投资基金还可以发挥巨大的杠杆作用，服务于长期投资战略的多个目标，解决从政治压力到国内技术基础设施短缺等无数需求。

为此，各国政府正在设立新的主权基金，并重新调整现有基金的用途。非洲提供了借助以资源财富为基础的主权基金培育国内数字生态系统的创新样本。这一章还提到了，致力于加快国内数字生态系统发展的主权投资者之间的合作在持续增加，例如意大利和阿联酋、中国和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埃及。

第六章认为主权投资者对早期风险投资几乎没有做好任何准备，并进一步探讨了主权投资者需要在哪些方面从根本上对自我进行彻底改造，才能成为合格的早期风险投资专家，以及他们在这个新领域曾经取得的巨大成功和令人难堪的失败。

改变传统的投资流程以适应数字化初创企业，需要与以往不同的关键绩效指标、收入标准、商业模式、增长潜力、政府关系等。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发展，主权投资者必须努力掌握早期投资技巧，从而从新兴的科技初创企业那里获取增长，而早期投资技巧过去一直是风险投资基金的独家秘诀。

第七章回顾了主权投资者尝试通过招募更大规模、更熟悉技术的本地团队，以及地理位置上更加接近创新源头等方式参与数字经济时所面临的运营挑战。这一章对主权投资者成功和失败的战略进行了对比，突出了他们作为团队建设者的独特优势和劣势。最后还探讨了参与数字生态系统的其他途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 000亿美元的愿景基金，还包括培育新的投资人和提升被投资企业之间的创业互动活跃度等。

第三部分的章节介绍了监管部门对主权投资者推动的数字革命所做出的反应，由此导致的紧张局势正在全球各地出现——从英国到澳大利亚，从德国到加拿大，从以色列到日本。

第八章回顾了主权投资者的活动，包括海外投资（全球投资组合）和海外布局（全球办事处）对母国和东道国的国家安全影响。我们将探讨国家安全立法应如何应对与他国政府存在密切联系的主权投资者的崛起。我们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 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简写为CFIUS）机制和相应的中美紧张关系作为一个案例进行研究，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成员国和以色列也有类似的法律规定。最后，这一章回溯了“国家安全”概念从武器到关键基础设施再到数据的演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安全”不可避免地与主权投资者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野心发生了冲突。

第九章重点介绍了主权投资者对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领域的直接投资。这些活动加剧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引发了更严格的跨境监管。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及欧盟、以色列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类似机制下，交易被叫停的情况屡屡上演。与此同时，对美国的投资机构来说，美国针对外国司法管辖区的投资限制也在不断增加。

这些发展将深刻影响各国的风险投资和创业生态系统，因为主权资本，无论是外国主权投资基金还是美国养老基金，都是最新科技浪潮的主要资金来源。这一章最后探讨了主权投资者在这种封闭环境下投资海外数字技术的策略。

第十章描述了作为“超级资产所有者”的主权投资者，以及他们在4个关键角色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见图0 -2）。

首先，主权投资者是ESG守护人。他们在数字经济中的ESG和SDG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将联合起来共同应对网络直播枪击案等恶性事件，依赖人工智能技术监督所投资企业的行为，谴责公司治理失效的企业，并通过重新调整投资组合，降低气候变化和技术颠覆带来的风险。

其次，主权投资者是金融科技推动者。他们必然会发展成为孕育金融科技的温床，他们将建立内部团队，专注于应对数字化带来的风险、机遇和对公司运营的影响。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将率先在主权投资者内部部署，并在他们投资的初创企业中生根发芽。主权投资者将成为资产管理行业的领导者，而非客户。

再次，主权投资者是可持续发展冠军。主权投资者将长期资本投入尖端技术，在美国和德国等传统科技中心之外培育新的创新中心。因此，新兴经济体正在变得更加聪明、更具有竞争力。甚至是那些将数字未来视为零和游戏的人，也开始意识到这些“超级资产所有者”所发挥的作用。

最后，主权投资者是数字经济外交官。主权投资者正面临着一个日益分裂的科技世界。然而，主权投资者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案，使得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可以借此达到新的平衡，共同推动创新。从本质上看，这些未来的“超级资产所有者”可以带来共同繁荣的新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