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翔:无悔的青春
薛翔档案
薛翔 女,原名薛连湘,1930年出生,山东商河人,中共党员。1946年冬参加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历任旅卫生部和军区医院护理班护理员、第6师师部机要员、军事学院海军系及空军系家属委员会组织委员、青岛市八大关街道居委会主任。1996年离休。
一
我原名叫薛连湘,1930年出生,老家在山东商河张家村,当地人叫“店子张家”。1946年冬,我父亲看到有招收妇女学习文化的布告,就回家问我是否愿意去学文化。那年我16岁,大字不识一个,一听说学文化,高高兴兴地就去报到了。就这样,我和店子街村的马素珍跟着商河县委组织部长刘一村来到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第3团驻地阳信县张庄,见到了第3团团长陈实和后来成为我丈夫的政委于侠。
正是这次参军入伍,使我从一名农村姊妹团团长成为一名迫切想要学文化的解放军战士,并随这支渤海铁军从祖国的东部一路打到了祖国的西边,见证了那段战火纷飞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
参军前,我扎着一条大辫子。到部队第二天,我就把大辫子剪掉了。也许是缘分,我参军第一天扎着大辫子的身影给于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陈实后来讲:“你父亲第二次来部队看你时,我就对你父亲说,我们于政委看好你家薛连湘了,你有什么意见吗?你父亲说没啥意见。”再后来组织就找我谈话,说老于是个好人,是老红军,作战很勇敢。当时我才16岁,对谈恋爱、结婚根本不懂,心想好人就嫁呗。我们那时的山东女孩就是这么朴实、率直、单纯。
住了有个把月,我们就转到旅政治部所在地老鸹王庄去学习文化,在那里认识了河北来的李星和她堂姐李曙,还有藤林、董惠华,我们是最早参军到旅部的几个女兵。
再后来旅部又搬到了庆云县的常家村。这时候女兵就多了,比如常淑珍(嫁给陈实)、张芝琪(与常淑珍同村,嫁给周衡)、王淑珍(嫁给张银)、田毅(嫁给刘一村)、孟梅(嫁给黄云卿)、葛辅青(嫁给林开甫)、徐赞荣(嫁给张启华)、李玉英(嫁给李文泉)、范德功(嫁给黄池生)、韩凤兰(嫁给熊晃)、马金仙(嫁给杨有才)、张秀云(嫁给谢高忠)、李保华(嫁给史骥)、李星(嫁给贺盛桂)、董慧华(嫁给潘世征)、李曙(嫁给王逐北)等。当时我们只有十六七岁,小小年纪,为了学文化和解放穷苦百姓,毅然离开家乡参加了解放军,并用双脚跟随部队离开山东老区,走上了解放大西北的战场。
二
在旅政治部,最开心的事就是学文化,教员规定每天要学习8个字。那时我感觉脑子特好使,对学文化也特渴望,每天都坚持学习16个字,而且每个字都能做到会认、会讲、会写。因为学习好,我还立了个三等功。不长时间,我就能自己给家里写信了。不过,我到部队的第一封信还是求于侠写的。
在军事训练方面,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练习打枪,刚学会缺口、准星、目标三点一线的理论后,第一次实弹射击就一枪打中了树上的一只麻雀,于是就高兴得不得了,为此还按照约定送给了教练几发子弹。
大约是在1947年10月,部队由庆云出发,向西北挺进。从山东到西北,从平原到山区,我跟随由渤海军区教导旅改称的独6旅参加了运安战役、宜川战役、黄龙战役、西府行动、壶梯山战斗和后来最惨烈的永丰镇战役等大小战役50多起。独6旅这支主要由渤海老区翻身农民组成的部队打出了“山东男儿汉,能征又善战”的威风,成为活跃在西北战场上的一支铁军。
三
1948年1月7日,我和于侠在山西绛县结了婚。那一年我17岁,于侠32岁。同一天结婚的还有阳焕生和马素珍、张银和王淑珍、黄云卿和孟梅。当时的女兵分3个部分:一部分是带娃娃的,在留守处休养连;一部分在军部医院,结了婚的在护理班;一部分未结婚的分到医校。我那时和张秀云、马玉桂几个在护理班,指导员叫王志银,湖北人,是个老革命。
开国少将于侠
于侠原名李顺堂,安徽金寨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5年入党。经历了长征、南下北返,到山东扩军时担任渤海军区教导旅第3团(第18团)政委。后来担任过第6师副师长、师长兼焉耆军分区司令员,海军潜艇学校校长,北海舰队司令部正军职顾问。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2年5月在青岛病逝。
那时候结了婚也是聚少离多,只有在部队休整时才能得到短暂相聚。我当时太年轻,不懂这些。记得结婚后第一次于侠派警卫员来接我,我说有工作,怎么能去呢。警卫员只好找来我们队长。队长告诉我必须去,是为了照顾首长,这也是工作,我才赶紧骑上马随警卫员去了。再后来只要是警卫员来接,我也就理所当然地去团聚了。更多的时候是在各自岗位上,并随时可能接到丈夫负伤或牺牲的通知。荔镇抗击战后,受伤的张银和黄云卿被抬到卫生队,陈国林和李文泉却没有消息,张丽英和李桂芳就特别紧张,预感到他们可能是牺牲了。刚开始我还不太懂这些情感,慢慢从这些有了娃的大姐身上体会到了这些,对老于也就多了几分依恋和牵挂。
1948年西府战役时,第18团在荔镇抗击战中损失惨重,团长陈国林牺牲,老于由政委改任团长,阳焕生任政委。老于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彭德怀在小庙的指挥所向各部下达撤退命令,接到各部队回电后才起身撤离小庙,而此时敌人距小庙只有几华里了。在第18团阵地,彭老总问老于战况如何,老于说:“只要第18团还有1个人,阵地就在我们手中。”这次抗击,确保了各纵顺利从荔镇冲出包围圈。战后,彭老总感慨万千,对张仲瀚旅长讲:“第6旅是支好部队,要好好训练,将来要多出干部。”接着他又慰问了第18团,说第18团打得好,打得主动,给第18团的每位同志记一大功。王恩茂讲:“第18团挽救了全军覆灭的危险,意义是非常大的。”
四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我们在张掖参加了庆祝大会。10月14日,我的大儿子在陕西咸阳出生,他一出生便随我们踏上了进疆的征程。老于根据孩子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当月和部队进军新疆的两个“新”字,给孩子取名叫“新新”。
在玉门休整了1个多月,部队开始分批进新疆。第一天,团里给我们带孩子的女同志准备了一辆吉普车。但是,这辆车老是出故障,跑几步就要修一次,一路上甚至没有同行的维吾尔族老人的毛驴跑得快。每当超过我们,老人都会笑着说:“阿斯达,阿斯达(维吾尔语:慢呀,慢呀)。”第二天,我们改乘大卡车。当时正是严冬,空旷的大戈壁更加寒冷。第17团的董俊英怕把孩子冻坏了,便将孩子揣在怀里紧紧地捂着,停车喂奶时才发现孩子被闷死了。其实,我们这些当母亲的,是既怕孩子冻着又怕孩子闷着,一路上心始终揪着,直到12月31日到达南疆的焉耆,揪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1950年初第18团进驻库尔勒时,那里是一片戈壁荒野,部队便在库尔勒以西一个叫“吾瓦”(维吾尔语,意思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建起了军垦农场。当时住的是地窝子,吃的是盐水咸菜,用的是坎土镘和镢头。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团苦战1年,开垦农田3万多亩,生产出粮食675.5吨、皮棉570吨和大批的油料、蔬菜,超额完成了军区下达的生产任务。
五
1950年8月,老于调第2军第6师任第一副师长、代师长兼任焉耆军分区司令员,主抓了“18团大渠”和“解放第一渠”的修建,建成了当时新疆第一批20万亩的有灌溉排水系统的现代化农场。今天这里已成为第6师屯垦戍边的永恒见证。
1951年2月,老二出生了,老于给他取名叫“恢恢”(寓意国家正在恢复建设)。1952年12月,老三来到人间,取名叫“建建”(寓意要建设祖国)。这个时期,我在第6师师部通讯科任机要员,为了便于签发,便将名字改成了“薛翔”。
1953年9月,老于调总政工作。由于朝鲜战争快要结束,他提出去学习提高的请求。就这样,我们由陆军变成海军。国庆节后,组织上批准我们回家探亲,我带着孩子乘火车、转汽车,终于回到日夜思念的商河老家。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回家,见到父母和兄弟姐妹,母亲之前因为想我哭得哭坏了眼睛。这次回家,唯一留作纪念的就是给了父亲一支手电筒。这一年的10月29日,我们唯一的女儿平平在北京出生了。
1954年3月,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高速班第1期开学,我们全家来到南京。1955年,老于被授予海军大校军衔和二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1964年,老于晋升为少将,我则和数以万计的部队女干部一样脱下军装复员了,身份也由一名现役军人转变为军人家属。
1954年薛翔和于侠在南京军事学院。
老于于1958年底调任青岛海军高级专科学校第一副校长,后又调任青岛潜艇学校校长。我先后在青岛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和海军政治学校组织处工作。1965年以后,我在青岛八大关街道居委会干起了义务居委会主任。1969年,我的4个孩子都先后参军:老三去了浙江黄岩,分配到东海舰队航空兵高射炮团指挥连;老大和老二分到了南海舰队,去了海南岛;就连才15岁的小女儿平平也去了东北的海军旅顺基地。
2002年5月30日,我的革命导师、亲密爱人于侠闭上了双眼,永远离开了我们。
有人问我:“你这一生的幸福是什么?”我说:“第一,当兵学文化;第二,认识并嫁给了于侠;第三,也是最大的幸福,就是把这一辈子都献给了敬爱的祖国和伟大的党。希望我们的后代们能铭记那些先烈、那段历史,感恩党的伟大,永远跟党走。”
薛翔、于侠金婚纪念
2018年薛翔在青岛。
(薛翔口述,崔奎英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