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灿烂5000年的中华文明

不少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近代以前，所有的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华文明更发达、更先进。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绚丽多姿，历久而弥新。5000多年来，虽然历经政权更替，但始终没有出现断层，一直不断丰富发展，并吸引了众多不畏艰险、来华求学的异族远客。灿烂5000年的中华文明，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的自豪之源。

一、从未间断的历史文化传承

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曾经拥有被誉为“第七大奇迹”的空中花园和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典；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留下了巍峨壮丽的金字塔和神秘莫测的木乃伊；热带雨林里的玛雅文明，在天文和历法上取得了众多令后人惊叹的成就……遗憾的是，这些文明最终或是消亡，或是支离破碎。然而，东亚大陆上的一个古老而辉煌的文明，却以惊人的韧性和包容精神一直传承至今。它，就是中华文明。

中国是世界上古老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五六千年以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就已经出现早期文明社会的要素。公元前21世纪开始，夏、商、周等早期王朝国家逐渐形成。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朝，此后，又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清等朝代。几千年来，中华文明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绵延发展，以的绰约的风姿屹立于世界。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

汉字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它为中华文明的传承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有学者将其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汉字的稳定性不仅使今天的人们可以直接和2500年前的孔子对话，而且为中华民族消除不同地域方言之间的隔阂提供了有形的工具。

汉字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更是中华民族情感表达的载体。古代先人将一个个汉字以巧妙的方式组合起来，形成了瑰丽璀璨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些诗词歌赋，将历史的表达和艺术的创作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既饱含了劳动人民或喜悦或沉痛的真情实意，又满载着风流才俊浪漫的艺术咏叹和深沉的实践理性，在不同的时间段各领风骚数百年。仅唐诗一项，总数就有近5万首，有名可数的作者达2300多人。

除了这些文学瑰宝，中华文明还留下了巧夺天工的古代艺术精品。人面鱼纹彩陶盆、古朴粗犷的青铜器、笔墨造化的书法、以神似取胜的水墨绘画、神秘精美的石窟雕塑、辉煌大气的帝王宫殿、精巧婉约的江南园林，都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更不用说那风靡世界的丝绸、瓷器，几乎令整个西方为之倾倒。气势宏伟的万里长城、秦陵兵马俑、大运河等工程，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讲究神韵和意境的东方艺术形式，与讲求色彩、写实的西洋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种生动的气韵体现了中国传统老庄哲学与自然合为一体，希望从自然中获取灵感，摆脱人世羁縻，获取心灵解放的意味。关注生命本性和内在价值，强调“领悟”和“体会”的中国哲学，有着与西方哲学不同却依然精彩的表达方式。从现存记载来看，莱布尼茨、伏尔泰、狄德罗、康德等西方哲学“泰斗”们，都对中国哲学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西方当代学者中也有不少人很看重中国哲学，有的甚至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哲学可能会“主导”时代潮流。

在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中，通过陈旧的竹简、泛黄的纸页，记录中华民族的厚重历史，表现了古圣先哲们的思想智慧。从未间断的“二十四史”，共计3213卷，约4000万字，将公元前2550年的上古黄帝直至1644年的明朝崇祯帝推到人们的面前。在历史进程中凝聚下来的文化传统，对中华民族的人格塑造产生了异常深刻的影响。其中一些优秀内容，如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等，都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需要代代传承和弘扬。正如2012年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所指出的那样，“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

美国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先生对中华文明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于艺术、文学、哲学和宗教领域的人文学者来说，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西方文化的一面镜子，它展现出另外一套价值和信仰体系、不同的审美传统及不同的文学表现形式。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中国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及历史学方面的文献记载，就某些时代或某些领域而言，远比西方丰富、翔实。

古老的历史文化似乎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感染着今天的中华儿女。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当今天的人们再去回顾和欣赏古代的文化艺术时，仍然能从中找到与自己心灵相互呼应的感动点。这是华夏儿女民族特性和认同感的直接体现，也是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不断创造新辉煌的重要基础。

二、“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

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一书中下写下了这样的结论：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他将这个事实形象地称为“西方受惠于中国”。经过科学的研究考证，他表示，近代农业、近代航运、近代石油工业、近代天文台、近代音乐，另有十进制数字、纸币、雨伞、钓鱼竿上的绕线轮、独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毒气、降落伞、热气球、载人飞船、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刷术，甚至蒸汽机的基本结构，全部源于中国。

中国科技曾经在世界范围内长期领跑，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过卓越贡献，甚至在日新月异的近现代文明中，仍然有可以追溯到古老华夏文明的部分。古代中国最为著名的科技成果莫过于四大发明，即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而且被传播到世界各地，使“西方受惠于中国”。

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船尾舵、罗盘、多重桅杆等改进航海和导航的技术，欧洲绝不会有产生地理大发现的航行，哥伦布也不可能远航到美洲。

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枪炮和火药，也就不可能用子弹击穿骑士的盔甲把他们打下马，因而也不可能结束骑士时代。

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造纸术和印刷术，欧洲可能要更长期地停留在手抄书本的时代，书面文献就不可能如此广泛流传。

对这一切，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由衷地赞叹道，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四项发明对于彻底改造近代世界并使之与古代及中世纪划分开来，比任何宗教信念、任何占星术的影响或任何征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都大。

除了四大发明，在天文学、数学、医药学、农学等领域，古代中国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有通过观测日月星辰的位置来确定时间的习惯。《春秋》和《汉书》中有世界上公认的关于哈雷彗星和太阳黑子的最早记录。元代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将一年精确到365.2425天，这与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仅差26秒，比现在世界上通用的格里高利公历早300多年。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骄傲地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也不得不承认，“在阿拉伯人以前”，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坚毅、最精确的天文观测者”，中国“是文艺复兴以前，所有文明中对天象观测得最系统、最精密的国家”。

天文学方面取得的累累硕果离不开数学的支持。2014年1月，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第四辑整理报告发布，报告收入的“清华简”文献之一就是《算表》。据有关专家考证，这套距今已有2300年的竹简，是中国国内发现最早的实用算具，可计算100以内任意两整数乘除，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数学的第一个高潮提供了佐证。另有《周髀算经》记载的勾股定理、祖冲之的圆周率计算，“无论是二项式系数排列，还是旋转运动与直线运动相互转换的标准方法，或第一台时钟中的擒纵装置”“不管你探究哪一项，中国总是一个接一个地位居‘世界第一’”。

中华医学是当今世界科学史上传承有序的传统医学。东汉末年，华佗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麻醉剂——麻沸散，比西方早1600多年。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对16世纪以前的药物知识进行了全面整理和系统总结。除药物外，中医还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罐等多种治疗手段。其中，针灸因其疏通经络、调和阴阳、扶正祛邪等方面的独特疗效而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重视。目前，已经有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用针灸术为本地人民治病。2010年11月16日，中医针灸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为古代中华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恩格斯曾指出：“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农耕文明发祥地之一，而且农耕文明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农业生产工具、选种育种、轮种复作、施肥灌溉、农田水利建设等，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的铸铁技术比西欧要早1900多年。犁壁、耧车、翻车、石碾、水碾、扇车等农机具也都是中国最先发明的。据考证，西方使用这些农机具的时间比中国晚了将近一两千年。至于播种方法，“在中国人的种子条播思想引起欧洲人注意之前，欧洲每年大约要浪费一半以上的谷种”。

在造船、冶金、纺织等众多领域，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亦不胜枚举。据统计，公元前6世纪至11世纪，世界上的重要科学成就、发明创造共231项，其中中国有135项，占总数的58.4%；从11世纪到16世纪，世界上的科学成就、发明创造有67项，中国有38项，占总数的56.7%。然而，“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却是一个令西方人乃至中国人自身都惊讶的论断。当西方各国沉浸在近代社会翻天覆地变化中自我陶醉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最初带给他们灵感和智慧启发的是古老的中国。而今天的中国，更应正视历史、静心思考，不在曾经的辉煌中迷醉，不在某些领域的暂时落后中自卑，而是善于学习，开拓进取，努力赢得新的发展机遇。

三、“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是中国文化的敬仰者之一。为了鼓励穆斯林到中国打开眼界、增长知识，他为后人留下了“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训示。而中国也一直以宽厚广博的胸怀、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待远道而来的人们。东亚、西欧、北非等不同地区的国家，都受到过中国的影响。

651年，阿拉伯使者第一次来到中国长安。此后，在一个半世纪内，阿拉伯使者进入长安达30多次。760年，仅扬州一地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就有好几千人。在广州的阿拉伯人和其他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有一个时期甚至达到12万人。不少阿拉伯人被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先进生活方式所吸引，在中国娶妻生子，留华不归。其中既有“家资数百万缗”的富商巨贾，又有才华出众的“官至左班殿直者”。848年，汉学造诣极深的阿拉伯人李彦升进士及第，成为录取的22人中唯一的外国人。也有一些阿拉伯人将中国先进的技术带了回去。最早在中国学会罗盘导航技术的正是航行于波斯湾、阿拉伯海和地中海的阿拉伯水手。从阿拉伯人那里，欧洲人学会了火药、火器的使用和制造技术。

中阿交流的主旋律是和平，但少量的战争和碰撞同样促进了文化的传播。751年，唐朝与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发生过一场小规模战争。战后，一些成为俘虏的中国士兵把造纸技术介绍给阿拉伯人，使他们告别了用笨重的黄纸、羊皮纸书写的年代。撒马尔罕、大马士革、埃及、摩洛哥建起了造纸厂，造纸技术才逐渐传播到欧洲。

文明的交流是相互的。阿拉伯人也给中国带来了可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营养。元世祖忽必烈曾经征召大批回族天文学家来中国，撰修《回回星历》《万年历》等天文历书，还设立回族天文台，进行天文实测。不少西亚的天文仪器和天文历算等被介绍到中国；大批波斯和阿拉伯的药材也被输入中国，为中国医药界采用；中国还从伊朗引进了唢呐、扬琴等乐器，拓展了音乐的表现力。

不远万里来华求学的还有日本人。隋唐时期，随着日本主动派出“遣隋使”“遣唐使”，这种学习达到了顶峰。

当时的大唐王朝已进入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蓬勃发展，首都长安更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繁华大都市。而日本还处在奴隶制社会，急需大规模的改革与发展。肩负着“增强国力，震慑四方，与隋唐王朝并趋”的重托，遣唐使们不辞艰险、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他们来时如饥似渴，还时“尽市文籍”，中国大量的经史典籍随之输入日本。

以日本古代法律为例，最为详细的《大宝律令》的主体便来自中国。日本学者也承认：“我国大宝律大体上是采用唐律，只不过再考虑我国国情稍加斟酌而已。”

日本还仿照唐制进行了著名的大化改新，孝德天皇的主要“参谋”就是在唐朝学习多年的高向玄理和僧旻。大化改新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将日本从奴隶社会推进到了封建社会。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形象地将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民族发展进步的作用比喻为：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前，日本民族如同豆汁，中国文化如同卤水，日本民族与中国文化一经接触，立即变成了豆腐。通过学习，日本在较短的时间内借鉴了中国劳动人民世代的心血和努力，缩短了其历史发展进程，快速进入文明社会。

1271年，在遥远的西半球，17岁的马可·波罗正跟随着父亲和叔父去谒见新教皇格里高利十世。这位威尼斯的少年没有想到，这是他走向中国的开端。

谒见后，他与教皇派出的使节一起，经过三年半的跋涉，在1275年到达元上都开平，向大汗忽必烈呈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礼物。

大汗非常喜欢年轻的马可·波罗，携他们同返大都（北京），并留他们在宫中任职。马可·波罗在中国居留了17年，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经常奉命巡视各地，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还出使过越南、缅甸和苏门答腊。后来，他参加了威尼斯对热那亚的海战，不幸被俘。在监狱里，他讲述了东方见闻，后来被整理成闻名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元大都无比繁华，“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该书还记述了扬州、杭州、福州、泉州等数十个城市的民俗风情。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马可·波罗游记》在当时相对落后的欧洲引起了轰动，引发了不少欧洲人对东方的强烈神往。

巍峨的崇山峻岭、浩瀚的荒漠、无边的海洋，都无法阻隔人类对先进文化的向往。尽管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条件十分困难的古代，中华文化依然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远方的来客。这是古代的辉煌成就，亦应成为今天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