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此情何依依

梁晓声

老实说，孙禹先生写了一部《大河灯魂》（后更名为《东方芭蕾花鼓灯》），着实令我意外。

我与他相识于《散文选刊》的年会。该刊每年岁尾或岁初，都在北京举办年会，请专家点评全年所刊之散文佳篇，开研讨会，颁奖。

该刊凝聚了众多散文作家和业余作者。我多次应邀出席活动，在我看来，吸引了越来越多业余作者，当是它为繁荣散文创作做出的最大贡献。

孙禹先生是以歌唱家的身份出现在某次年会上的。他属于男中音，为大家唱了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曲和一首外国歌曲，很受欢迎，使年会的气氛顿时变得热烈。我在后来的年会和中国作协一次联欢会上又见过他，给我留下豪爽开朗，极有气场也善于调动会场气氛的印象。

我听他自我介绍过，他也是中国作协会员，因此前从没见过他的文字，以为只不过是戏言。

现在，读了他的《东方芭蕾花鼓灯》，始信他是真的当得起“作家”二字的。

他的文笔有功底。

“花鼓灯”是文艺种类，文艺是人类之事；而人是记忆力甚强的“高等动物”，唯人类社会才有的文艺现象，则是人类文化现象之重要组成部分。

故所以然，孙禹开篇第一行字乃是：

“人类的记忆常是文化的记忆……”他行文严谨——此语若无“常”字，恐怕是会引起歧义的。

“文脉与国脉的交响”——一句是印在封面的，不论是他的自题抑或是编者的概括，关系联系得都是到位的！“交响”一词也用得准确——彼中有此，此中含彼，既未刻意拔高“文”的作用，又客观表述出了二者互为映衬的状态。

以上两点，不但体现了他对于“花鼓灯”这一历史悠久的文艺形式兴衰反复的思考，也的确成为全书的框架；故使此书的文化气质显而易见。

完成这样一部纪实类的书，对于界外之人，需做大量的前期准备——深入生活，采访，梳理史实，整合资料；而这又需要专执一念的精神。

他也显然是具有这种精神的。

此书每章皆以二字作小标题，每题皆以“灯”为头字，于是呼应了书名中的“灯魂”二字。而每一个小标题，又都是对“花鼓灯”往今传人之作用的形象概括。于是读者自然而然地会接受作者的理念——尽管“魂”字可做多种诠释，但首先是由传人们所凝聚成的。

我读此书对这一点感受甚深——若无一代代年长或年轻的传人义不容辞，无怨无悔的坚持、继承和创新，“花鼓灯”只怕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艺消“魂”散了——因为它始终没能由地方性而走向全国性，在传统性向当代性的转型方面，也还没寻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

我认为，就文艺种类而言，地方性未必非得走向全国性；是否实现了全国性，亦不见得便是决定其生死的命门。只要在某地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将根在地方的文艺土壤之中深深地扎牢，其生命力同样会经久不衰，如秦腔，如河南梆子。某一时期，群众喜欢的恰是原汁原味，以“老”为正品；而有时，群众期待着创新，唯“新”才能使他们眼前一亮——孙禹笔下的花鼓灯传人们，一代代都在思考以上问题，也都在传承与创新之间孜孜不倦地探索。

“新”是要“创”出来的，这“创”是不能改变特色而只能发扬之的。彻底改变了，也就等于变相抛弃了。个中苦衷，唯传人们体会深切。

我读此书，也每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孙禹先生的思考——他思考着“花鼓灯”传人们的思考；苦恼着他们的苦恼；焦虑着他们的焦虑；同样，喜悦着他们的喜悦。

这是一部怀着敬意和感情完成的书！

2021年7月12日 北京

（序作者梁晓声系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其长篇小说《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