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群农民的理想

时势造英雄，据说最早说这句话的是梁启超。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的聪明才智可以极大地被激发出来，从而得以显露出来并相互作用，于是产生了英雄人物。梁启超的原意是说，天下之大、古今之久，随时随地都有产生英雄的机会，读一部二十四史，像李鸿章这样由时势造就出来的英雄可谓车载斗量，但能够反过来造就时势的英雄，阅千载而未见一个。

人生活在自然环境中，也生活在历史之中，自然界没有目的性但却有规律性。春去秋来、花开花落有规律可循，日月运行、生老病死也有规律可循，英雄人物作为历史中的个体是独一无二的，作为群体出现时就一定有内在的规律可循。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从拿破仑到林肯，都是时势造就的英雄。

造就汉末三国众多英雄的，除了时势似乎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名叫张角，东汉冀州刺史部巨鹿郡的一个农民。

他不是普通的农民，他有文化，还懂医术，他利用自身的这两项特长创建了一个叫太平道的庞大组织。

政治上黑暗，经济上困顿，朝廷里宦官专权，宦官的爪牙又遍布各州郡，他们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皇帝被宦官、外戚轮流操控，朝中即使有正直的清流官员，也被打压或禁锢，东汉帝国发展到现阶段，已经到了日薄西山的状态。

一部分人看到了眼前现实，心里开始有了想法，打起了推翻朝廷的主意，而一门神秘学问又为时局的动荡不安推波助澜。

这门学问叫谶纬学，是谶与纬的合称。谶是秦汉间的巫师、方士编造的预言吉凶的隐语，昭示未来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纬是纬书，是与经书相对而言的，是汉代儒生假托古代圣人制造的依附于经籍的各种著作。简言之，谶纬学就是神秘预言学，区别于天桥上的算命先生，谶纬学家们算的一般都是天下之事。

相传秦时流行“亡秦者胡”的神秘预言，秦始皇误以为亡秦的是胡人，于是命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后来才知道搞错了，“亡秦者胡”指的是他的儿子胡亥。到了陈胜、吴广起事时提前在绸帕上写了“陈胜王”3个字塞进鱼肚子里，刘邦起事时斩白蛇，这些都是对谶纬学的利用。

本朝开国的光武帝刘秀也以符瑞图谶起兵，所以在成就帝业后推崇谶纬学，谶纬学由神秘走向神圣，每遇用人施政、各种重大决策时，天子常依谶纬来决定。所以，在本朝谶纬学并不是异端邪说，而是可以公开谈论和研究的一门学说。

近年来，一本叫《春秋演孔图》的谶纬书引起了大家的广泛议论，因为这部书里有一句话，大意是说前汉和后汉加在一起的寿命只有400年（刘四百岁之际，褒汉王辅，皇王以期，有名不就）。要是从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算起，到现在已经380多年，刘汉的江山再有不到20年的光景了。

这条神秘预言让一部分朝中的大臣感到焦虑，他们纷纷向灵帝上书要求改革政治，但没有引起重视。比这个神秘预言更让朝臣们揪心的，是现实社会呈现出风暴来临的种种迹象。

张角对谶纬学也有研究，他的眼光很敏锐，渴望改变现实。

但张角迟迟没有行动，因为他还在思考好用什么方式完成他的计划，直到有一天，有个人跑来找他，给他带来了一本书，张角看完，心中思考的问题全部找到了答案，于是大喜过望。

这个人名叫襄楷，给张角看的书名叫《太平清领书》，它的作者是襄楷的老师于吉，和襄楷一样都是一名方士。所谓方士就是精通方术之士，方术是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五行之说来推测、解释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气数命运的医卜星相、遁甲、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的总称。

于吉写的这部《太平清领书》篇幅很浩大，里面内容庞杂，以老庄之道、鬼神信仰以及阴阳五行、神仙家的方术为基础，创造了一套极为神秘复杂的神学体系。这部书里既有老子的宇宙观、《周易》的元气论，也谈长生不老的修道理论。

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这本书真正想谈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

在书中于吉试图陈述一套政治设想，也就是所谓太平盛世的建设纲领。它不仅描绘了太平盛世的模样，也阐述了要达到太平盛世必须做到君明、臣良、民顺。

早在顺帝时，于吉的另一个学生宫崇就把这部书献给了朝廷，顺帝让大臣们讨论，大家却认为这是妖妄之经，于是把它封存了。到了桓帝时，因为一直没有儿子，桓帝听人说于吉的学生襄楷很有法术，就下旨召他进宫，帮助他生个儿子。襄楷弄了一些所谓的灵丹妙药，桓帝吃后有了一定效果，很高兴，认为襄楷不简单，遇到治国理政的疑难问题也常向他请教。

襄楷为了完成于老师的心愿，旧事重提，再次把《太平清领书》推荐给朝廷，但桓帝对这个也丝毫没有兴趣。接连碰壁后于吉的弟子们对朝廷彻底失望，后来在党锢事件中襄楷因为替党人求情被治罪，出狱后政治热情依然不减，只是他把活动的重点转向了民间，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和颠覆活动的专家。

襄楷来到冀州刺史部一带活动，认识了张角，二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张角在襄楷的推荐下看完《太平清领书》，佩服得要命。

当时没有科举制，进入官员队伍靠察举，主要科目是孝廉和茂才，都是推荐制。政治黑暗，吏治更是被宦官、权臣们牢牢抓在手中，像张角这样的草根，被举荐为孝廉或茂才的可能性为零，上太学也是遥不可及的事，意味着他向上晋升的道路几乎全部被堵死，所以他和襄楷一样，把实现政治抱负的舞台放在了下面。

张角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张梁，另一个叫张宝，张角领着他们，手持一根九节杖，经常活动在冀州刺史部一带，用符水、咒语等为人治病，深得穷人的拥戴。名气一大，就有人跑来愿意给他当学生，张角开始吸收徒众。

来的人越来越多，多到让张角都感到吃惊。不过他不害怕，因为他不仅有文化，还有胆识，受《太平清领书》中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的影响，张角创建了太平道，其纲领、目标、教义、称号、教区组织、口号、宗教仪式、活动内容、传教方式等都按照《太平清领书》来设计。

当时社会上有大量流民，也就是失去土地无家可归的人，这些人都是土地兼并的受害者，没有人关心，也看不到前途。太平道的出现至少给了他们以温暖和希望，所以不用动员，这些人都追着撵着来入道。

还有一些人虽不是流民，但看到这个组织挺厉害，于是也加入进来，就像一些有钱人愿意给青红帮老大当门生一个道理，遇事有人罩着。这些人里，有基层官吏，甚至还有宫里的宦官。

为了入道，有的人甚至变卖家财远道来投，以至于道路堵塞，在路上生病和死去的就有近万人（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是太平道的总首领。张梁、张宝自称大医，是太平道核心领导班子成员。张角派出8个弟子到四面八方宣传教义、发展徒众。

经过多年的发展，太平道势力已遍布东汉全部13个州中的8个州，徒众达数十万人。张角把这些徒众划分为36个教区（方），大的万余人，小的六七千人，每个教区都设一个渠帅作为首领。

这样的组织很特别，不同于陈胜、吴广起义，也不同于绿林、赤眉，他们在起事前就有了严密的组织和各层级领导成员，尤其是各方的渠帅，在地方上都很有影响力，张角兄弟失败后为什么各地又冒出来那么多起义武装，个个自称是他们的余部，其实相当一部分不是冒牌货，而是太平道当年播下的种子。

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朝廷没有觉察吗？

朝廷是有觉察的，最早关注这个事情的是灵帝的老师司徒杨赐，作为朝廷的三公，杨赐了解到下面的这些情况后深感问题严重，立即向灵帝上疏报告，还提出了解决办法。

杨赐的办法不是立即用武力清剿，而是请灵帝下诏向各州刺史、各郡太守提出严厉要求，让他们一一清查太平道信徒的原籍，把他们遣送回家（简别流民，各护归本郡），从而削弱太平道的力量，之后再诛杀他们的首领，这样不必大动干戈，就能化解危局。

应该说，杨司徒的这一招是管用的，真要做了效果也会不错。

但不知为何，如此紧急和重要的报告到了灵帝那里竟然没了下文，后来证实这份报告灵帝居然没有看到，当他看到这份报告时已经是太平道起事以后了，灵帝还是在皇家档案室（兰台）看到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

可能是灵帝太贪玩，没时间看；也可能是宦官有意压着，没让灵帝看。分析起来，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太平道起事后朝廷进行过追查，宦官封谞和徐奉都是太平道的信徒，封谞不是一般的宦官，他是“十常侍”之一，有他们做卧底，杨赐的秘密报告很可能被压了起来。

如果当初灵帝及时看到了这份报告，又会怎样呢？

从各种迹象看也怎么样不了，太平道闹出的动静越来越大，灵帝不可能不会通过其他渠道得知这些消息，但灵帝本人不会把太平道当回事儿，甚至会觉得有个民间组织把流民组织起来，教人向善做好事，还挺好。

这不是妄加揣测，灵帝的这种心理可以从他意识形态变化的蛛丝马迹里找到答案。灵帝对经学一向不感冒，这时他已经开始崇信黄老之学，对老子的思想充满崇拜，灵帝可能认为，这个同样视老子为先师的教派，与他的思想还有些吻合呢。

太平道真要闹事，灵帝也不怕。

本朝自安帝以来，各处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频繁爆发，安帝在位19年农民起事4次，顺帝在位19年农民起事13次，冲帝、质帝在位时间都很短，也有4次，桓帝在位21年农民起事14次。从安帝到桓帝，60来年光景，农民起事多达35次。

这些农民起事来势都很迅猛，轰轰烈烈，动辄数万人甚至数十万人参加，但朝廷一旦出兵剿灭，就会很快沉寂下去，灵帝早已习以为常，他不怕有人闹事。

杨赐呈交报告后因故离职了，他手下有个司徒掾名叫刘陶没忘这件事，他找了个机会向灵帝询问此事，灵帝像是没听见，莫名其妙地岔开话题，让刘陶给自己编一本容易阅读的《春秋》（诏陶次第春秋条例）。

当刘处长埋头在皇家图书馆里完成天子交付的新工作时，张角等人的步伐却没有停止，前来投奔太平道的人数呈几何倍数增长。

张角清楚地意识到，事情已经干大了，想收手都不可能，要么太平道消灭刘汉政权，要么太平道被刘汉政权消灭掉。

张角召集几个大弟子和弟弟张宝、张梁商议，大家决定发动武装暴动，目标是推翻现有政权，建立太平盛世。以冀州刺史部与司隶校尉部结合的邺县地区作为暴动核心区，由张角全面负责，前线总指挥为大方首领马元义。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开始跟着他们干的不到1000人；刘邦在芒砀山斩蛇起义，当时只有2000人；西汉末年绿林军起义，努力了几个月，队伍还不到1万人。

而张角筹划中的这场起义阔气得多，准备了十几年，手里仅现成的就有数十万人，建立了严密的内部组织，北方主要州郡都有他们的分支和眼线，百姓发动工作更不用说。

按理说这场起义的成功是手拿把攥的事，不成功都没地方说理去。

但是越是有把握的事越会求稳妥，好像越输不起，面对日益壮大的队伍和越来越有利的形势，张角反而更加谨慎。光和六年（183）太平道就确定了武装暴动的事，但定下来的暴动时间却大有问题。

这个时间是次年的3月5日。

其实这个日子不是随便选的，有特殊含义，它是甲子年的甲子日。

即将到来的光和七年（184）是甲子年，在60年一轮回的历法周期中甲子年是新一轮周期的开始，让人联想到新天命的降临。3月5日又是甲子日，太平道确定的武装暴动时间是难得一遇的“双甲子”。在太平道看来，这不仅是一次轮回，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轮回，是新时代的开始，是不容拒绝的诱惑！

由于筹备时间相当充分，太平道做了很多历史上其他起义者做不了的工作，他们建立了起义总指挥部，制定并发布了起义口号，这个口号是：

“苍天已经死了，黄天要替代它；时间就在甲子年，届时天下将焕然一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这只有十几个字的口号相当有水平，不仅有气势、简洁好记，还运用了天干地支轮回和五行轮回两大学说作为依据，煽动性和说服力都极强，太平道给每个人发了一个黄色头巾。后来这支起义队伍便被称为黄巾军，这场起义被称为黄巾大起义。

太平道还把起义口号编成歌谣，通过百姓传唱的方式到处传播。

这一招很管用，不久后京城洛阳的儿童们都会唱这首歌谣了。太平道还嫌不过瘾，派人秘密潜入洛阳，在朝廷各办事机构的大门上用白土写上“甲子”2个字（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

如此大张旗鼓地闹革命，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恐怕是史上最高调的起义了。历史经验表明，但凡临时起意的事，总能歪打正着；但凡千琢磨万考虑的事，总得出点儿岔子。

对太平道来说，万事俱备，只差叛徒。

叛徒，在这种时候一般也是不会缺席的。

这个人的名字只要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叫唐周，是张角的弟子之一，在起义军内部应该算中高级将领。

光和七年（184）刚过了年，朝廷突然接到唐周的密报，太平道的整个起义计划暴露了。灵帝被吓醒了，这些人敢情不只是传传道、治治病，是来要他的命的，从唐周的密报中看出，他们的起义计划相当具体详尽，刀快架到脖子上了。

灵帝马上紧急下诏，对已潜入洛阳的起义军前敌总指挥马元义等太平道骨干分子实施抓捕，由于有唐周的情报，马元义等人很快被抓到，灵帝下诏将其处以车裂之刑（收马元义，车裂于洛阳）。

灵帝同时下诏各州郡，要他们抓捕各地的太平道徒众。由于时间紧急，来不及一一下诏，灵帝采取了下达通令（周章）的方式，还派钩盾令周斌总负责，清查在宫省直卫、朝廷各办事机构以及百姓中的太平道信徒，很快查出来1000多人，全部予以诛杀。

由于处置及时，洛阳总算没乱起来，把这场即将烧毁洛阳的大火浇灭在了未燃之时。对朝廷来说，立了大功的唐周应该给予嘉奖，封个万户侯都不过分，但唐周却从此销声匿迹了，史书对他再没有半个字的记载。

唐周如果聪明，什么官、什么爵都别要了，人间富贵基本上和他已经无缘。要想活着，只能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来个人间蒸发。

几十万太平道的兄弟现在已经急红了眼，都在找他报仇。

太平道瞬间面临灭顶之灾，好在他们目前的实力确实已经足够大，没有被一口吞掉，大贤良师张角决定提前起事。

光和七年（184）2月，太平道举行了祭天仪式，并在仪式上杀活人以盟誓（杀人以祠天），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他们在冀州刺史部正式起义。民间称起义军为黄巾军，但在官府文书里一律称他们为“蛾贼”。

尽管起事有些急，但一开始仍很顺手，所过郡县朝廷任命的官员望风而逃，仅用10来天时间，就闹得全天下震动（旬日之间，天下响应）。

那些黄巾军一时还没有到达的郡县，老百姓也等不及了，纷纷杀了本地官吏响应黄巾军，安平王刘续、甘陵王刘忠还被本封国的农民生擒，归降了黄巾军。

安平国在今河北省，甘陵国在今山东省，都是太平道最活跃的地区。东汉的王国相当于郡，不设太守，由国相掌行政权，国王都是刘汉宗室，世袭。黄巾军把刘续和刘忠关在大本营广宗，没杀他们，因为知道他们身份尊贵，可以换钱。

经过讨价还价，朝廷花了巨资才把刘续和刘忠赎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