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社交思维
社交的历程
人类社会和人类的社交行为，总体上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个体，到群体，至社会，再重新回到个体，回到深深嵌入在社会和群体中的新个体——社会人。
完全意义上的直立行走和手的解放，让人类成为一个新的物种。虽然，人类可能一开始就是社会化动物，但是人类早期的生存状况，其实与一个黑猩猩群体的状况差不多。
人类真正的社会化，很可能是从语言的普遍应用开始的。语言是一种符号，无论是文字还是口语，都需要首先对外在事物进行“符号化”。这是一个“编码”的过程。比如，“他/它”这个字的语音，就必须有明确的指代的第三方的人、事或物。说者和听者都需要理解这个语音的指代。这就是一个对事物编码的过程。
因为语言带来了对自然世界的“符号化”和“代码化”。运算代码和符号的抽象思维能力就必须建立起来。语言为人类进入“社会”提供了工具和技能。然而，这个过程，从晚期智人到农耕社会，又经历了10万年之久，直到另一个符号系统的出现——文字。文字，使得人类的活动和成果可以高效传承。
在文字出现之后的5 000年里，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社会化和人类文明的大发展，而从社交的过程看，这是人类社会追求自我牺牲的过程，个体为了融入社会而牺牲个体自由乃至生命，最终形成人类社会特有的牺牲文化。
工业革命和科技的发展，引发了人类社会和道德伦理观念的巨大变化，从“自我牺牲”的文化到开始重视个体的自由，这一切仅仅经历了四五百年的时间。
寻找归属
社会性动物的心理特点之一，就是寻求归属，归属到一个群体中，希望被群体中的成员认同和接纳。但是，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卢梭（Jean-Jacques Russeau）在1755年出版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在书中，他认为，最初的人类状态是孤独而自由。如卢梭所描写：
游荡在浩瀚森林里的野蛮人，没有工业，没有语言，没有住所，没有战争，彼此间也没有任何联系。他对同类没有任何需求，同时也没有任何伤害他们的欲望，而且可能一辈子不会单独认识任何一个其他同类。他不为情欲所牵绊，自给自足，只拥有这一状态下应有的情感与智慧。他只会感受到自己真正的需求，目光只会聚焦到他感兴趣的事物上面，而且他的智慧并不比他的幻想有更多的发展。
人类从进化伊始，就在进行社交，寻找归属、寻求融合。
美国语言人类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在2006年出版的《人类沟通的起源》一书中，分析了远古人类沟通的两种可能：声音和手势。牛津大学的进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教授，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形成历史现象时，又提到了另一种实现交流的形式——“梳毛”。研究的结果发现，只有“梳毛”活动，才是社会性动物，包括早期人类的祖先中，实现社会化交往的工具。
这与我们的直觉相悖，在语言出现之前，声音看似应该是一个更有效的沟通工具。为什么声音和手势在早期没有完成群体间的早期社交功能呢？为什么只有“梳毛”实现了早期社交的功效呢？
【声音：情绪化的发声】
我们首先来看“声音”这个工具。古人猿们为什么不能通过声音来进行更有效的社交呢？
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灵长类动物没有进化出适合言语发音的生理器官，它们的舌头和声带构造都不能发出像人类这样的声音，无法形成复杂的语音。
其实，有规律、可辨识的发音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有研究指出，即便人类的喉头和声带构造，也只能够发出约400种左右的不同的声音，对于相同发音的信息，必须建立其他的冗余信息来进行区分，比如上下文的关联关系等。
其次，在人猿或者黑猩猩群体的声音使用中，人们发现，它们的呼叫是广播式的，没有特定接收者。也就是说，人猿或者黑猩猩群体的声音的信息，是广而告之，传播到附近所有个体的耳中，并非传递给具体的对象，这就无法实现个体两两之间的信息交流。迈克尔·托马塞洛指出，“灵长类的叫声以表达个别情绪为主，而不是以接收者为导向的行为。”
再次，科学家发现，像黑猩猩这样的灵长目动物，它们的发音更多的是在表达情绪，而不是描述内容。也就是说，当黑猩猩通过发声来向对方传达信息的时候，更多的是在表达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激动、暴躁、愤怒或者高兴。它们无法通过发声来描述更复杂的场景和传递更复杂的意义。科学家们发现，这种情绪化的表达，反过来也阻碍了灵长目动物的语言和智力的进一步发展，也阻碍了声音成为有效社交的载体。
【手势：以手指物】
那么，手势是否可以实现社交的功能呢？
迈克尔·托马塞洛指出，人猿或者黑猩猩个体使用手势，是为了获得注意，并表达意图。这其中的“意图”是一种命令式的要求——即它要求对方做什么。
比如，我们在动物园常常可以看到，黑猩猩会用手指指着某个食物或饮料，意思是要我们把食物或饮料给它们。
更有意思的发现，是黑猩猩之间却从不用“手势比画东西，如食物”，因为如果它不亲自去拿食物的话，它最终得不到所指的食物。可见，“以手指物”这种看似可以用于交流的工具，在食物匮乏的原始时代，是无法成为重要的交流工具的。
手势，或者“以手指物”，在早期群体中，缺乏社交中互助的现实条件。
【梳毛：实现社交】
于是，在早期人猿群体中，声音和手势都无法成为一个有效的信息交流的工具。
那么，为什么“梳毛”可以实现社会性动物，包括人类群体的早期社交的功效呢？
通过对黑猩猩的梳毛活动的观察发现，梳毛行为需要一对一地做，当然，有时，若干个体会聚在一起，相互梳毛，但是，具体的行为必须是一对一的。小群体聚在一起相互梳毛，会构建一个小的群体同盟——这个在对黑猩猩的研究中也有发现。这样，梳毛活动就成为一个个体与个体之间，必然花费时间和精力的利他行为，这种行为又会被其他个体看到，从而理解梳毛双方的紧密关系。
梳毛行为就成为一种可以预见的、必然的、一对一的利他行为。个体之间就通过梳毛的活动，来建立相互之间的紧密的交往关系。
梳毛行为，实现了社交的基本形态，即让一个个体获得并理解自己获得了他人的协助。
梳毛行为真正成为一种社交工具，是因为它实现了以下的社交功能：获得愉悦和舒适，获得地位，获得食物，赢得配偶。
梳毛能够给对方带来舒适和愉悦，是因为梳理毛发会引起一种叫作β-内啡肽的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是大脑产生的一种天然镇静剂，可以给人带来放松、舒服的感受。
梳毛行为是一种互助行为，梳毛的行为也并非随意发生，给谁梳毛也有讲究。通常，在一个群体中，普通成员会给群体中的头领，或者有能力成为头领的竞争对手梳毛，给头领梳毛意味着它的地位也就很不一般了。
还有一些发现，比如，交换行为在灵长类动物之间也早已经出现，如果谁有水果，那么想要水果的那只黑猩猩，就可能去给他梳毛，享受梳毛的黑猩猩会把手里的水果分一些给对方。
另一个发生梳毛的时机，是动物在发情的时候。如果我给你梳毛，那么，你就是我爱的人，同样，你如果接受了我的梳毛，那么，你就接受了我。
你看，梳毛行为没有用一句话，却表达了那么多的亲密关系、地位关系和交换需求。
【梳毛和依恋情结】
梳毛行为不仅带来以上具体可见的好处，还会带来非常重要的心理成长。
心理学家们通过实验观察发现，梳毛行为还可以给双方带来相互的依恋关系，是形成信任的一种基础活动。梳毛与呼喊、手势等交流方式不同，它可以实实在在地给对方带来安全舒适的感受，与呼喊、手势相比，梳毛行为更能够增强两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其实，我们人类到现在一直没有放弃梳毛式的社交，比如我们常常会通过抚摸和轻轻地拍打来这种类似方式来表达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1959年，美国心理学家哈洛（Harry F．Harlow），将一只刚出生的婴儿猴放进一个隔离的笼子中养育。在这个笼子中，有两个“妈妈”——“铁丝妈妈”和“绒布妈妈”，铁丝妈妈的胸前挂着奶瓶，绒布妈妈没有。
实验刚开始，婴儿猴多围着“铁丝妈妈”，但没过几天，令人惊讶的事情就发生了：婴猴只在饥饿的时候才到“铁丝妈妈”那里喝几口奶水，其他更多的时候都是与“绒布妈妈”待在一起；虽然当婴儿猴同“铁丝妈妈”在一起时能喝到奶，但它们宁愿不喝奶，也愿同“绒布妈妈”待在一起。
哈洛由此得出结论，身体接触或者触觉对婴猴的发展，甚至超过哺乳的作用。与喂食相比，身体的舒适接触对依恋的形成起更重要的作用。触觉的发展以及与之一同发展起来的安全感，对构建健康的心理极其重要。
所以，梳毛行为代替了声音和手势，在人类的早期阶段，最终成为人与人建立有效社交关系的重要形式。
【梳毛的社交难点】
梳毛可以增加两个个体之间的互动与交流，给对方带来愉悦的感受，并有助于建立信任感，推进双方的亲密关系。但是，为什么梳毛行为没有最终成为我们当代人的主要交流工具？
因为梳毛必须是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不能隔空梳毛。比如，你要是在空中做出梳毛的手势，就认为是梳毛，对方显然不能接受。
另外，梳毛的活动，一次只能服务一个对象，与我们现在的按摩一样，一位按摩师不能同时为十个人按摩。
最关键的是，通过梳毛这样的活动，构建起来的社群规模是有限的。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教授在其著作中提到，一个较大的灵长目群体，比如黑猩猩群体，其最大的规模只能维持60～70个个体，在一般情况下，一个群体不会超过50名成员。
黑猩猩群体通过梳毛的方式进行社交，它们群体的规模要远小于人类社会可以达到的群体规模。罗宾·邓巴教授发现，一个群体能够支持有效交往的群体规模的上限是148人，四舍五入，取“150”，这个数字也被称为“邓巴数”。要想使每一个成员都相互认识，邓巴数是一个熟人群体的规模上限。即便在现在的互联网社交环境中，“邓巴数”仍然是一个熟人群体的规模上限。
“突破”邓巴数的规模限制，建立起庞大的社会结构，这个艰巨的任务要等到人类掌握了语言，并创建了文字之后，才飞速地完成。
人类到来
整个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是以制作和使用石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的发展阶段，这个时代也是人类进化的重要时期。大约是在20万年前，早期智人的出现取代了已经存在了一百多万年的直立人。大约是在4万年前，晚期智人这个现代人类的祖先来到了这个世界，并逐渐进化成为这个世界的顶级生物。
一个疑问是，为何现在的黑猩猩还是几百万年前的模样，而人类始终没有停下进化的脚步？
【人类大脑新皮层】
为什么灵长类动物没有发展出人类这样的社会化文明？或者说，为什么是“智人”最终进化为我们现代人类？
这里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生理性因素是大脑的进化。
罗宾·邓巴教授认为，这是因为人类进化出了高度复杂的大脑新皮层，尤其是前额叶的新皮层组织。他将这种大脑结构称为“社会脑”的发展。
人类的大脑在整个人类进化历程中有三次大的飞跃，从南方古猿到直立人，到智人，直到我们现代人类。人类大脑的容量在这个过程中增大了3倍，尤其是，负责计划和决策的大脑新皮层有显著的增加。大脑新皮层的发展，使人类具有了更强大的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可以处理更加复杂的人和社会关系，可以区分什么是合作、什么是欺骗，可以长期地记忆发生过的事和人。这些都为人类群体的社交，提供了良好的生理基础。
在整个大脑结构中，大脑新皮层是最后出现的脑组织结构，它位于大脑半球的上方，占据了一个成年人大脑皮层94%的表面积。人类大部分的感知觉信息，最终都会汇集到大脑新皮层的某些特定的区域，执行高级的认知功能，包括支持有意识的学习、观察和判断，发展出意向性的解析能力，以及认知等思维能力。
所以说，人类大脑新皮层，为人类社交能力的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理基础，也标志着人类在生物体上作为一个新的物种的形成。
【理解好意】
人类大脑新皮层，给智人带来的巨大优势，不仅仅是生理性功能，影响人类的是心理性的认知功能的发展。在人类认知的各种能力中，有一项对人类社交影响重大的关键认知能力，就是对好意的理解能力。为什么说能够理解好意，是引发人类社交行为的根本能力呢？
迈克尔·托马塞洛指出，“人类沟通的合作式结构，不是偶然或孤立的人类特质，而是展现了人天生有极端的合作意愿。”这个合作意愿，就是人能够理解什么是好意。只有能够理解对方的好意，才能够实现符合自身利益的沟通和社交。只有当社交中的双方彼此了解对方的好意时，社交才会发生，这是“葛赖斯沟通意图”。
社交以及合作的基本意识，是给予他人所需，并可以获得自己所需，能够理解他人的协助。社交发生的基础，就是双方能够理解对方的好意。
托马塞洛等人在一项有关猿类找食物的实验中发现，猿类并不能很好理解人类对他的帮助：当工作人员指示给它们含有食物的桶，它们常常只是看而不会选择。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说明这种现象：一是猿类“并不了解这个手势的意义，不了解这个手势跟他们要找的食物有关”。二是“猿类不了解人其实是在善意地沟通，以帮助他们达到目标。”
善意或好意，就是好的意图，在社交行为中，就是利他的意图。利他的意图或者“好意”要先于利他行为，即需要先认知和了解“好意”，或者产生对他人的好意，才会发生利他的行为。
在自然界，越是独立行动的动物，越无法理解“好意”。动物营救组织在拯救一只受伤的狮子或者猎豹时，需要给这些猛兽打麻醉枪，或者用棍叉先制服它们，因为狮子和猎豹会对人类咆哮、张牙舞爪。而当人去救一只落水的狗时，即便是陌生人，狗也会表现得非常配合，它能够理解人类是在拯救他，它能够理解人的好意，并相信这种好意。落水的狗会咬住人放下的绳子，让人把它从水中拉上来，并在这之后向救助它的人表达感激。可见，狗与人类的社会协助更加好，这个前提是狗能够了解人具有好意，并相信人的好意。狗对好意的理解，可能是在长期与人类共同生活中被驯化的结果。对好意缺乏认识的动物，很难与人类进行合作，它们自身在其种群中也常常无法表现出好意或善意，所以选择独立行动。
无法理解“好意或善意”，也就无法深入社交，也无法进行深度的社会化，无法进行深入的合作。离群索居的人，既不愿意去理解他人的好意，也不愿意向他人展示好意；回避这些利他行为，也使他们远离了与其他人的合作。相反，情商高的人，常常被人认为是具有高合作性的人，他们会迅速理解他人的意图，也会主动展示自己的好意，避免误解或敌意。
好的意图或善意，既代表了一种利他行为，也蕴含了人类社交所需要的信任。
【人类社交的三种动机】
“能够理解好意”为我们人类的社交之路奠定了互助合作的基本认知能力，但是，是什么最终促发了社交行为？要驱动人类展开社交和合作，我们还需要“社交动机”。简单地说，人类为什么要进行一次社交或合作？产生一次社交的动机是什么？
迈克尔·托马塞洛指出，人类沟通和社交的需要，基于三种基本动机，它们的目标都是实现人类的互利合作。
一是请求，就是要别人去做自己想要他们做的事情。与黑猩猩命令式的请求方式不同，人类在发出请求的时候有多种形式，包括命令，有礼貌的请求，提出建议，甚至是利用暗示的方式说出自己的想法。
二是协助。人类的这种协助动机，使人们即便没有被要求，也会主动帮助别人。告知一些对他人有用的信息，或者帮助提出请求的人们完成他们的愿望。迈克尔认为，主动提供协助是人类利他动机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人类的利他动机是在没有明显的回报收益的情形下，也愿意付出并帮助他人的行为。
三是表达和分享的动机。迈克尔把它称为人类喜欢与人分享的行为，它们涉及一些有趣的事儿，对事物的情感或者态度。人们似乎有天然的意愿去向他人表达和分享自己的心情、情感和对事物的看法。朋友之间的八卦，闲聊看似也没有具体的明确的获利的动机。女性朋友之间的交流，常常是你说你家的，我说我家的事儿，她们的交流看似独立，但却又相互联系，显得非常流畅。
表达和分享的动机，在人类很小的时候就会出现。比如孩子们常常会告诉父母们有趣的事情，比如用手指着舞台上的小丑，更多的目的是希望大人们和他们一起分享他们的快乐。由表达和分享的动机而形成的沟通的行为，是内在互利行为之外的另一条途径，引导人类形成社群。
【使用语言】
是语言而不是伊甸园的苹果，最终创造了现代人类。
人类在追求充分交往和理解的过程中，通过改进沟通和社交的工具，比如对手势的改进，以及语言的发明，改变了人类的社交行为和社交形态，并由这些社交行为和关系构建了制度性的社会。
早期智人的生产活动其实处于极其原始的萌芽阶段，只能使用木棒石块等简单的工具。大约在10万年前，也就是在旧石器时代的末期，智人开始使用语言进行社交。从社交的角度来看，10万年前是人类社交的分水岭，语言的使用是人类社交史上的重要标志。能够表达意向性的语言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社交方式。
花时间和别聊天，帮助智人们建立了更多样化的社会关系。科学家研究发现，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说话约占了人类自发社交行为的2/3的时间。说话，或者说语言能力，成为人类社交进化史上的重要工具和必备的技能。
语言造就了人类。这句话本没有错，不过语言对人类的进化产生影响，必须是在社交过程中去完成的。脱离社交，语言无法发挥它的作用。
我们现代人看到的是语言促成了社交，但是，在远古时代，情况恰恰相反，是人类对社交和归属的极度需求，促进了人类对语言这个工具的开发和完善。对社交的渴求，是促进语言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力。
【手势语言】
迈克尔·托马塞洛认为，人类真正的有社交意义的沟通，不是从语言开始的，而是从人类的自然的手势，如以手指物，比画示意开始的。
人类对手势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运用，使得在语言出现之前，手势可以表达出请求、协助和共享等意图。时至今日，我们也常常用手势来表达意图。比如，酒吧里的人想要再点一杯饮料，他等酒保看着他时便指指自己的空杯子，示意杯子空了，请再倒点酒来。
人类第二种用于沟通的手势是图像式的手势，也称为比画示意。图像手势可以描述一件事物，也可以指出某件事物的特征，甚至是勾勒某一种行为的过程。通常图像手势模拟的不是当前正在发生的动作过程，而是通过手势和肢体的行为来模仿、模拟某种象征物。
比如，我在演讲厅前方准备演讲，听众席上有一位朋友拨弄着她的衬衫的扣子，对着我皱着眉头，当我低下头看时，发现自己的衬衫纽扣开了。听众席上朋友的手势是在告诉我，我需要扣上纽扣。
手势语言，对人类社交的技能和工具改善的最大的贡献，是它创造了能够被一个社群所有成员共同理解的认知基础，以及完整的社交互助的理解。在手势语言的社交过程中，这个共同的认知基础为语言的诞生做好了准备。
【语言交流的社交优势】
为什么语言成了人类这10万年来最重要，使用频率最高的社交工具和技能呢？
因为语言这个工具具有无可比拟的社交优势。相比梳毛的行为和手势语言，说话聊天，给人类的社交带来了五个优势。
第一，说话可以使一个人可以同时与多个人进行交流，信息可以同时向多人进行传递。这大大提高了社交的效率，也为群体社交提供了新的手段，使得个体交往更加有助于群体规模的拓展。
第二，通过语言，人们可以了解没有直接目击到的人、事和现象，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这些间接的信息，可以让个体对所处的群体有更全面的了解，使得人们可以更完整地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
第三，语言交流，不仅可以提供整个社群和周边环境的信息，也可以提供有关某个人样貌的信息和行为特征。交流的内容，不光是当下发生的行为，也可以是在其他时间、地点发生的行为。这些额外的信息有助于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是否可以成为自己的盟友。
第四，语言的交流，改变了原先以梳毛行为传达信息的方式，人们可以更有选择性地传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信息。梳毛的行为是直接接触行为，而语言的交流可以传递更多层次的信息，比如可以传递一些信息来操纵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看法，这种意义的复杂性是梳毛行为无法传递的。语言的出现，让人们开始关注语言传递的内容，对内容进行描述、编辑、选择或者篡改。人们从对自然环境和行为本身的关注，转而开始关注与人自身或群体相关的内容，这些内容超越自然属性，而抽象为社群社会的信息。语言的内容成为自然现象之外，人类新的关注点，为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符号学上的基础。
第五，说话花费的成本要比梳毛行为低很多，比如，在梳毛时代，人们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精力去为对方梳毛，现在可以通过语言交流，人们可以把节省下来的体力和时间，用于其他的社会生产活动。
语言以及后来的文字，逐渐成为区分两个个体和群体的重要标准，甚至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掌握文字和语言的人，比如巫师，在人类社会群体中，逐步成为群体的领袖和统治者。
【直接利他行为和平均分配】
将语言用于社交和交流，已经有至少10万年之久。在这10万年间，语言对人类社交行为有多大的改变呢？
事实上，直到1万年之前，语言并没有改变最初的梳毛行为塑造的社交本质——互利，而互利的前提就是利他，并理解利他的好意。人类早期社交活动中最大特点也反映了社交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直接的利他行为。
人类早期社交活动中，还没有文字，社交依赖手势、口语，也可能包括一些身体接触，人们花费时间聊天，也必须是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人们在有限的空间地域内，与有限的成员，进行直接的社交行为来维系感情和联络。
这些社交行为需要依靠个人的行动能力来完成，在规模有限的社群里，人们的社交利他行为，直接指向面前的具体个体，或者面前的群体。这个时期的社会处在一个“原始平等主义”的组织形态中，因为有限的食物会被立刻瓜分殆尽。在这个时期的部落或族群中，一个优秀的猎手捕获的猎物，会在族群内部进行平均分配，同样，女性采集来的果实，也会平均分配给族群内的所有人。
所以，在这一时期的群体里，一个人的行动能力和经验阅历，将决定他对群体的贡献和作用，同时，也决定了他在群体中的地位和权威，经验丰富的长老会成为一个群体的领导者，灵活矫捷的猎手会成为女性青睐的对象。
在这个时期，物物交换还没有发展起来，实际上，人们也没有很多剩余的食物，也没有完全属于个人的私人物品。在这样的状况下，族群内部的互助行为，不会经常性地给予物资上的回报，人们之间的交往，不同于我们现在高度依赖个人资源交换的社交行为。
在原始平等主义社会中，人类社交行为的丰富程度虽然因为语言而大大提高了，但是由于仍处在原始的分配方式下，语言对人类社交行为和关系的改变依然被维持在简单的生产和生活中。直到农耕文明极大发展之后，人类的社交形态才会有另一次大的改变。
熟人社会
人类首先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进入农耕文明，不仅仅体现为对禾本科植物的人工驯化，使得粮食生产得到了大的发展，也不仅仅是因为出现了制度性的社会组织方式，譬如奴隶制，出现了文化或宗法，还有一个更加基本的改变——那就是人类社交行为方式的改变。
在人类进入农耕作业后，人类的社交和行为方式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使得人类文明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呢？
【财富分配方式的改变】
社会组织方式和制度的改变，根本上说，是源自人们的社会交往行为的改变。在人类进入农耕文明后，物质的分配方式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在一个族群中，对每个人影响最大的，就是从“原始平均分配”，改变为个体之间的直接的“物物交换”。
大约在公元前34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城（Uruk）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记录——楔形文字。人们用楔形文字记录了拥有的土地、谷物和牲畜，还有苇席和陶器等物品，还记录了当时的交易契约和法律条文等。
当出现了剩余物资，族群内部产生了对剩余物资私人所有的共识，人们就开始了物物交换，或者基于某种货币（比如贝壳）的交换。于是，相较于狩猎-采撷时代更丰富的物资的交换，便成为人们社交行为中的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在5 000年前开始进入早期文明社会。约在黄帝、颛顼（zhuān xū）和帝喾（kù）这三个帝王时代，原始氏族社会走向衰落，出现了贫富分化，开始从氏族向国家演变。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剩余物资，出现了个人私有的物品，以及“物物交换”这种针对剩余物资的分配方式。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新的交换和社交关系，推动了私有制确立。《诗经》中有大量有关当时物品交易和交换的描述。
《诗经》“卫风·氓（méng）”篇中，对当时社会的货物交换，有这样的描述：“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意思是说，“憨厚的农家小伙，怀抱布匹来换丝。其实不是真换丝，是找个借口谈婚事。”
《诗经》“邶（bèi）风·谷风”篇中，也有描述货物买卖的场景，诗云：“不我能慉（xù：好，爱惜），反以我为雠（同‘仇’，仇人），既阻我德，贾用不售。”意思是，“你不爱我也就罢了，还把我当仇家。我的好心你不睬，就像货物没人买。”
交换和交易，成为人们社交生活中一个新的社交内容，它不断演进和完善，最终改变了人类的社交行为和社会组织样貌。
【长生产周期的影响】
长生产周期对社交模式有什么影响？
“交换”代替“平均分配”是物资产生大发展的结果。在农耕社会时期，人们可以通过社交收获更多的收益，除了秋收的谷物，精美的陶器，还有丝麻编制的衣物等。
这些农作物和器物需要经历长期的耕作和制作过程，靠个人的精力很难做到“面面俱到”，这个时期的文化、制度和群体组织，都在努力打造一个可以支撑这些长周期生产的社会关系。
春秋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鼓励职业分工和商品交易的人。他制定了“士农工商”四个职业分类，以及相关的制度政策，他将劳动进行职业化分工，并使之专业化。这让齐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提升，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孔子也在《论语·宪问篇》中评价说：“微管仲，吾其被（pī）发左衽（rèn）矣。”意思是说：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野蛮人了。
在传统农耕社会中，人们的社交关系，随着长周期的生产劳动，地域性的群体关系逐步趋向形成长期的、固定的社会交往关系。
【熟人关系】
随着人们狩猎-采撷的生存方式，因农耕技术的发展而定居下来，人类的社交关系，也开始进入一个地域性的、稳定的、长期信任的社交关系。农耕社会中，物物交换以及当时的人际交往，具有典型的熟人社交的特征。
据考证，在现今中东伊拉克的两河流域，早期的农业定居点的平均人数约为150人；在1086年，英国进行的土地人口调查中（《末日审判书》），发现村落的人数也是150人左右。当时的族群的人数平均在80人，不超过150人。
150这个“邓巴数”最早由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它是一个早期群体中可以进行直接社交的人数上限。当群体的人数超过150人时，就会出现不认识的陌生人，这时，这个群体内的社交秩序就可能发生混乱，就需要专职的人员，比如警察，来维持。
在现代军队的编制里，一个连的人数也是在120～180人之间；即便在当今移动互联时代，脸书（Facebook）的大多数用户真正有联系的朋友数目，也120～130人之间。
在这“150”个熟人中，是不是每个人都与其他149人都非常熟络呢？
罗宾·邓巴指出，人类社群的熟络程度符合“3倍法则”。一个人最亲密的人，比如父母，关系亲密的兄妹，或密友等，人数在5人左右，密友之间需要大量的社交互动，来维持亲密关系。还有一些交往频繁、关系密切的所谓“至交”，人数约在15人左右，而一个活动较多的交往“好友”约在50人左右。那些剩余的100人，只能称得上是认识的朋友，交往不那么多了。这“150”个有联络和交往关系的人，就是一个人的熟人关系。
【熟人社会下的间接信任】
那么，人们是如何处理那些不那么熟络的熟人之间的往来的呢？
这个时期的社交所需的信任，基于地域和血缘关系的信任机制，但可以不再依托两个人之间的直接信任关系。
在熟人社会中，社交和交易主要发生在熟人之间。社交和交易会更多地发生在熟人之间。商人这个群体，因为与当地人不熟悉，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社会，一直被视为一种不安定的存在。农耕社会下的社交和交易，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性。在联系那些不那么熟络的熟人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中间人”，他们担负起了社交中介的职责，并由他们制造了一种对他人的“间接信任”——人们可以通过中间人的介绍而相信另一个人。
“间接信任”是那些无法通过人们的直接社交行为来建立直接信任关系，而通过来自他人介绍的“间接信息”来建立的一种较弱的信任关系。相较于密友之间的“直接社交行为”，“间接信息”是一种对发生在他人他地的事的描述。
“间接信任”的出现，是因为“中间人”的信用做了担保。我如果认同中间人的介绍，那就意味着“我信任对方”。
于是，个人信用可以以“间接信息”的形式，通过中间人的传播，提供给其他不熟悉的人，在非直接社交的情况下，作为开展社交往来的社交信用。
通过中间人，扩大人与人的社交机会和社交范围，但是中间人仍然需要是熟人才行。个人信用，需要熟人的背书，在一个有限的地域内，如果个人信用坍塌，这个人就无法在熟人社会中很好地存活。这种地域性的信任和社交形态及其衍生的社会关系，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之前。
【对陌生人的联合】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组织规模不断扩大，部落的血缘关系和血缘组织，向非血缘的陌生人扩展，必然会面对将不同地缘关系的陌生人组织起来的问题。
将陌生人组织起来的方式，首先是一系列行为规范。东方的儒家文化，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佛教以及各种律法等，都是联合陌生人的行为规范。在中国，有系统地、大规模地突破陌生人的社交和信任关系的制度安排，莫过于“科举制”。
科举制增大了社会人口的流动，突破了基于血缘的社交系统。科举制打破了封建门阀势力的世袭、封闭的官僚系统，使来自不同地域的学士可以通过科举流动到上层阶级。
据郑也夫在《信任论》中指出，宝祐四年（1256年）登科进士中，三代皆不士的寒门子弟占总数的一半以上，父辈有一代为官（包括宗室）的进士人数占总数不到五分之一。
自汉朝伊始，掌权者就面临如何管理这么大疆土国家的问题。在科举制诞生之前，汉代的统治者有察举制，魏晋有九品中正制，它们都是举荐选材的选官制度。虽然有经由观察，量体为用的好处，但是经权贵门阀的操纵、请托或贿赂，举荐的“人才”仍然具有明显的地域和熟人的特性，未摆脱地域性。举荐制最终被科举取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无法摆脱门阀私人性质的信任属性，尤其对皇权来说，这些被举荐的陌生人，缺乏皇权可识别的信任标识。
所以，魏晋南北朝，经纷乱之后，所谓“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门阀势力被大大削弱。自隋唐起，由皇权主导的科举选官的制度正式启用。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使得皇权作为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可以摆脱封建门阀贵族势力的掣肘，而完全独立运行。
中国的科举制从开始至废止，一共历时1 30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改革高考制度，陆续完善了现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学历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信任标识，成为中国社会对一个人认同的新的标识。
科举制度号称是“中国人曾经建立的制度中最精致和完善”的制度，是为了保证选拔上来的人才符合皇权所用。
科举考试制度的规则明确，考试程序严格，这使得官僚系统能够被广大民众所接受，通过科举开放出来的上升通道，使得被社会分层的人口得以流动，这种开放性增加了社会的活力，也提供了社会运行的稳定性，使得原本封闭的、基于血缘的阶级和等级社会中，出现一道希望的空隙。
秀才、举人、贡士、进士、探花、状元等及第等级，在中国官场和社会中，逐渐固定为一种融汇更加广泛的人际关系的社交领域。科举制不仅建立起服务于皇权的集权式的官僚系统，还建立起了一个具有信任系统的非血缘的社会关系，对中国人的社交关系和社会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义，民间非血缘关系的扩展】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陌生人之间义结金兰，成为生死之交。“义”是如何成为民间非血缘关系的扩展？
“义”字最早来自具有血缘关系的部族仪式，是部族凝聚人心的仪式。
“义”在商代甲骨文中的字形，好像一把锯齿状长柄兵器，这种兵器是用在各种礼仪庆典中的礼器，表达“威仪”“仪仗”的意思。后来，逐步演化为繁体字中的“義”字，即上部是“羊”，下部是“我”，意“从我，从羊”。“义”可以理解为“从我者，为义”。
在中国士大夫那里，义气为“行正世之义”，是刚正之气，是一种明大义的态度和行为。远在江湖之地，“义气”表达的是生死弟兄之间的关系。
“讲义气”，就是把对方当成自己人，当成有血缘关系的人一样对待。这样，义和义气，就成为民间老百姓之间提供社交信任的行为品质了。
【农耕文化对社交的限制】
农业耕作需要长期的协作，基于长期生产协作需要长期的信任关系，将人紧密地捆绑在社会群体中，个体从社群中获得稳定的生存和生活资料，于是，农业社会就发展出要求个体服从这种紧密协作构建起来的牺牲文化。在这样的社会紧密协作关系中，人必须牺牲某些重要的利益，以符合社会所要求的共同协作。某些时候，这些牺牲，譬如指腹为婚、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剥夺了一个人的自由，剥夺了一个人的独立性。
农业社会中，人们为了突破社会交往的限制，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是，将人的独立和自由返还给个体，这要等到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发生之后了。它在还给人们独立和自由的同时，还打破了人们在一块土地上长期生存和生活建立起来的彼此稳固的信任关系，破坏了千年以来人们依赖的社会关系和社交行为模式，它重建了人们的社交关系，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交问题。
利己合理
【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机器开始取代人力，大规模工厂生产开始取代个体手工生产。机器的发明及运用是这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标志，史学家称这个时代为“机器时代”。
工业革命被分为几个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期，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事件，是英国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机。由此人类开始进入蒸汽时代。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人类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进入电气时代。这个时期，人类的数理化和宇宙科学发生了系统性、革命性的进步，以理论和系统化的科学体系开始大大地影响工业生产。
20世纪后半叶，差不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今天，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信息技术、生物科技、材料科学以及人工智能，在这70年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人类的信息科技的时代。
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利己合理”的理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下面我们将一探生产方式的变革带给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城市：陌生之地】
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形态的最大的影响，是人口的大规模的移动。工业革命带来了城市化，人口向城市转移。超大规模的城市，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逐步形成。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已经开始离开家乡谋生。但是，主要是少数商人在各地域之间流动，大多数人还是在自己的故土上务农。整个群体的社会关系依然是宗族的、地域性的。
但是，工业革命彻底打破了人原来的地域性，“圈地运动”彻底使农民丧失了土地，人们离开原来的土地，进入城市，进入一个陌生的社交环境。与此同时一起被打破的，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机制。人们的社交行为也从一个有限的地域性的熟人社交关系，逐步进入了跨地域的陌生人社交情境之中。
在较早阶段的工业革命中，人们被迫适应新的生活情况，从农庄搬到城市，几乎一生都在不同的工厂工作。许多人住在城市人口密集之地，面临城市的公共卫生不佳、住房困难、犯罪率高等社会问题。城市、工厂、居住片区，还有当时兴起的咖啡馆，成为陌生人必须面对的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内，陌生人之间缺少传统人际交往中所需的长期信任，这引发了人们社交行为的巨大变化。
【短期利益与竞争】
在陌生的城市里，人们的社交行为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工业化生产的背景下，长期信任的匮乏，改变了人们的一些行为。面对陌生人的社交环境，人们都急迫地追求短期利益。
首先，在物质上，工业生产制造了大量的即时可用的商品。在工业分工制造的体系下，一件大衣不必经历两个月的裁剪缝制过程，而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在商店里立刻购买到。工业分工生产，提供了可以即时满足短期利益的可能。
其次，因为缺少可信的中间人来介绍和担保，陌生人之间试图通过自发的相互帮助来建立个体间的信任，变得越来越困难。企业主与工人之间变成了短期雇佣关系，两个工人变成了对手。人们在原来的庄园经济下的长期雇佣与合作关系，在城市中，演化为短期的雇佣关系。
这就是早期城市化，在各个阶层，以及同一阶层内部，因为信任缺失，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主要是陌生、冷漠、相互竞争的社交关系，缺乏长期的私人的合作互助。
在城市的陌生之地，对短期利益的追求，以及雇佣合作关系的临时性，使得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愈加弱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竞争多于合作。
【回归自己】
摆脱了庄园主或地主贵族的人身依附，在陌生的城市中，成了自由民的人们，为了应对城市残酷的生存竞争，不得不关注自身的社会竞争力。变得愈发独立的个体，随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行为的变化，文化意识上寻找新的归属的群体。这个新的归属群体是什么？
资本主义通过工业革命，靠着它强劲的生产力，最终取代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的改变，并不像一些保守的社会学家描述的那样，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价值、社会美德的摧毁”，它使得人类从已经延续了千万年的牺牲文化中跳脱出来，重新看待和定义人本身。
在14世纪之前，人类一直认为自己受到自然和宇宙力量的控制和限制，在人类的心目中，大自然是人类的神明。自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世界观发生很大变化。哥白尼的“日心说”开启了人们对宇宙和宗教的重新认识。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开启了实证科学。笛卡尔那句最著名的话“我思故我在”，启动了“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
文艺复兴带来的最重要的社会贡献，是确立了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和文化。
【对利己的合理化】
当“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开始塑造那一代人的个人主义的认知和行为时，人们需要在道德上对自己的利己行为进行定性——利己行为是一种反人类的行为，还是一种人类群体认同的合理的行为？利己行为是如何被认同为一种合理的行为的？谁第一个证实了利己行为是一种普遍合理的社会行为？
真正将利己动机和利己行为视为合理的，是一个苏格兰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写过两本影响深远的书，奠定了他世界伟人的地位。一本书在1759年出版，叫作《道德情操论》，详细地论述了人具有同情心，并具有各种道德情感。另一本是被奉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国富论》，在1776年出版，亚当·斯密在这本书里揭示了人的利己和利他的关系。
亚当·斯密从人的利己行为中发现了利他的结果。
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这句话成为经济学最重要的一句话：“我们的晚餐，并非因为屠夫、啤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能够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他在描述商业社会时，还这样写道：“每一个人，不需要自己关心社会福利，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推动社会的福利。他只需要关心自己，追求他自己的福利就可以了。但是他在追求自己福利的过程中，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让他的努力转变为对公共事业的推动。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让他的自私自利推动社会福利的改进。”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动了人类市场经济的发展。
商业社会将个人的利己行为与服务社会的利他，视为一种行为的两种结果。正如亚当·斯密发现的，每一个人的利己行为可以形成对他人有利的结果，这是商业社会对利己行为具有的社会性的重新描述，也是将利己行为放置到社交网络的视野中来评价人与人之间关系。
商业社会将人性的利己性置于社会行为的中心，在社交关系中，将利己行为合理化，这“摧毁”了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牺牲文化和利他信仰。商业社会承认人的行为具有利己性，承认人具有利己的欲望，并将个体视为有独立行动意志的个体。
在1904—1906年，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创作的社会学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发表了。他将以新教禁欲主义伦理为基础，描述了利己主义下，什么是合理的个人行为，那些“不是通过抢劫、掠夺等暴力手段获得原始积累，而是以合理地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为特征”，是具有合理性的个人行为。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在亚当·斯密之后，进一步明确个人行为具有的道德能量。
利己行为在商业社会中，展现出对社会群体有益的利他结果，对利己行为中的合理化部分的认同，大大改变了人类的社交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发展。
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他们是利己主义的拥护者吗？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详细地论述了人具有同情心，具有各种道德情感。在他看来，人既有自私的一面，也具有爱心，并进而可以引发各自美德。
而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的禁欲主义，要求个体的行为以节俭克己为道德，以奢靡和浪费为不道德，在这样的前提下，利己行为才会给社会带来积极的结果。这是他眼中合理的人类行为。
尊重利己的合理性，以及尊重个体的合法所得，极大释放了人的自我驱动力。
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使人有机会摆脱对他人的直接依赖，个人开始不再依赖于有限的、特定的其他个体。人们把这种对利己诉求的合理化过程，视为人性的解放，追求独立和个体自主，人们得以摆脱封建时代中的人身依附。独立和自由，最终解放了人的行动能力和创造能力。
【假性利他行为的出现】
独立的个体也意味着对自己负责——利己先于利他。
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利己成为主要目的，利他是利己的副产品。在工业革命下，法律制度将遵守社会伦理和道德的利他行为，强制规定为人的义务，成为人们社交的新的法律共识。对这个共识的认同，成为工业分工体系下人们新的信任系统。而在这个系统之外，即便利己也是合理合法的。在商业社会，利己成为基本的道德信念，利己的权利总是高于对利他的行为要求。在市场中，利己是天赋的人权，而利他是被规定的责任。
这种被法律规定的利他行为，不再是自发自愿融入他人的利他行为，而是市场分工下的“假性利他行为”。人们不必苛求自己“无私地奉献”，而是认同在统一的市场规则下，负责任地履行应尽的义务，形成了亚当·斯密揭示的社交关系——即“我”需要履行被规定的利他行为，以便可以从他人处满足利己诉求。
利他行为被强制规定、强行履行，但是，这种利他行为并没有生产出社交所需的信任，没有人愿意真正相信一个从帮助中获利的人。事实上，你不需要相信，只需要去履行义务。这就是工业时代下的社交状况。
【夏洛克为什么没得到那磅肉？】
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的故事中，安东尼奥和夏洛克之间有一个契约的纠纷，于是他们对簿公堂。按照契约，安东尼奥以身上的一磅肉作为担保，向夏洛克借了一笔贷款，但是安东尼奥逾期后无法还债，于是，夏洛克坚持要求履行合约，要求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以示惩罚。
安东尼奥的好友巴萨尼奥提出愿意以数倍的贷款金额，偿还安东尼奥的借款，并请求法官同意把契约变通一下，但这个提议遭到夏洛克的拒绝，他坚决要求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来。同样的，法官鲍西娅也拒绝了巴萨尼奥的这个方案建议，她同意夏洛克的要求，要求坚持按契约执行。难道是鲍西亚也非要割下安东尼奥一磅肉吗？
这个看似残酷的决定，却透露出了作为社会行为底线的法律所具有的强制性和冷酷，安妮塔和迈克尔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跨文化商业》一文中，指出，“契约并不要求友谊，但它的确要求一定程度的信任。”群体的共识和约定成为一个群体的可以信赖的体系，是通过这种强制性来达成的。可执行的法律是社会信任系统中的最后的支持。
所以，法官鲍西娅要求契约双方履行自己的承诺，即呈现自己的信任。她要求夏洛克从安东尼奥的身上割下一磅肉，不能多也不能少，否则就要判定夏洛克违约，让夏洛克接受法律的惩罚。
当夏洛克处在两难的困境中时，他发现法律本身是不偏不倚的。正如他发现的那样，一个社会的信任系统，比如法律，是不能容许任何人来破坏的。如果有人可以通过权力、人情来干涉法律，无视普遍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那么，这个社会的信任系统就无法建立和维持。
可见，无论是收益，还是损失，只有人们相信并能够自己履行自己义务，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才可以建立。
【法律，强制性信任】
从社交的视角观察，法律究竟给社交带来了什么？简单地说，法律为商业社会下的社交，带来了强制性信任。
如果人与人之间只有冲突，没有信任，社会就会崩溃。人类需要为自己的生存和社交行为以及他人的生存和社交行为设定强制性的义务要求。这就是现代法律的强制性。
法律提供稳定的预期。法律是一套规则。其实，在大部分的时候，法律在生活里发挥的作用是提供一种确定性，也就是让自己或别人的行为变得可以预测。
比如我们有交通规则，所有的车都要靠右行，看到红灯要停下来，你说这个“靠右行”里面有没有什么是非、对错、黑白？有没有什么价值、正义的取舍？其实没有。法律的价值就在于所有人都遵守这个规则，这样我们所有人在行车的时候都有一种确定性可以依赖。
法律也是对人类社交行为的信任和等价的判断的基础。所以，它具有它的最终使命，就是明确正义，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正义。
对法律的强制性服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陌生人之间信任缺失的困境，人们的社交不必依托个人间的直接信任关系，只要认同并遵从法律系统的规定和规则，也可以实现社会合作。
在尊重个体独立和自由的思想下，法律成为陌生人相互依赖的信任系统。尊重个体平等、自由和独立的现代法律制度，在人类的社交史上，是与语言的出现同样重要的发明和工具。如同人们使用语言代替梳毛行为，提升了社交的效率，拓展人们社交的范围；法律将更多的陌生人纳入可以社交协作的环境中，拓展用语言和行为无法触达的更广大的社交人群。
【社会信任】
在现代社会的法律之下，一个人可以真正信任另一个人吗？
法律为了解决陌生人之间交往的问题而出现，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交信任是“假性”的，只有法律提供了强制性信任。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指出，社会信任来自自发性的社交关系，强制性不产生真正的信任。法律进一步将人群分离为只需依托法律，而不需依托信任的独立个体，这个问题在科技大发展的时代，显得尤为突出。
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如果纯粹通过法律来提供社交和交易的信任保障，一旦这种强制性信任动摇时，人们反而会肆无忌惮地、没有任何约束地、不择手段地获取外部的资源。这就是我们在现代社会的暴力骚乱中看到的：暴徒们冲击商店商场抢走日常用品，抢走汽车，甚至有的暴徒直接冲击银行。所有这些在正常的法律制度和秩序下被认为是犯罪的暴力行为，一旦法律不再出现，或者人们认为可以忽略法律的存在时，就会发生这种肆无忌惮的损人利己行为。这就是现代法律制度隐含的社会的脆弱性。
当一个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自发的信任关系不存在时，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只依靠像法律这样的强制性信任机制时，人与人之间的社交，更多会通过权力、暴力来获取资源。因为在这样体制下的人与人，其实更多体现为缺乏有效信任的陌生人关系。
在现代法制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建立在一种假性的利他行为上的。这些利他行为来自法律规定，是人们不得不履行的最小的牺牲行为，以便使自己能够以法律体系的最小代价，存在于这个社会中。当人们习惯于使用法律规定，来提供人与人之间的利他行为时，结果会把法律之外的真正的善意视为不必要，甚至认为是矫情的、不合理的，另有他图的。
当人们的对外依存关系所需的信任需要额外的法律制度作为补偿时，正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自发的信任关系正在弱化，不再发挥效力，甚至不复存在。假性利他的信任关系，即法律制度的被动约束，代替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利他的信任关系和情感纽带，法律机制看似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但实际上却暗含了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变得更加脆弱，合作变得更加难以自发进行的现状。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更加紧密了，而是更加松散和离散，这种看似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也说明人与人之间更加难以发生直接的情感维系。在这样的社会体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被放弃，而不会有人感到有情感的冲击。当任何一个人都是与“我”不相互归属的、独立的个体时，“我”没有动力或者要求去维护他人的利益或存在。换言之，当群体的归属感消失，每个人成为归属于自己的个体时，就不会再有群体的利益需要个体牺牲自己来维护，同样个体也不会为了不存在的“群体内”的其他的个体，牺牲自己或付出自己的利益和资源。
福山在他的《信任》一书中提到了美国社会正在扩大的非信任的社会分裂状态。分裂的社会无法进行有效信任下的合作，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成本，交易成本增加，进一步弱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交与合作，进一步扩大人群之间的分裂状况。
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后的三四百年的时间里，人类的科技水平突飞猛进，进一步将已经被空间割裂的社交和信任关系在时间上割裂开来，这种“脱域机制”，将人们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使得人们能够和“在物理上不在场或远距离的人发展关系”。人类的社交行为，因为科技的发展而发生了又一次重大的变化。
进化是不可逆的，它一旦发生就必须向前。面对法律和科技的现代社会，人们不确定，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还是一个让人彷徨的结果？
回归孤独
进化是不可逆的。当长臂猿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时，也永远地改变了它们的生活形态和行为方式，因为人的行为需要在认知上获得合理性，罗宾·邓巴说，“真正的一夫一妻制需要行为和认知上的重大改变，进而带来脑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旦成形就很难还原了。”
对于人类的社交来说，也是如此。当利己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价值（创造力的来源）时，人类的社交形态也会发生巨大的永久的改变。
科技的发展更加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行为和认识。其中一个改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加深，对情感的屏蔽和漠然，让人类回归孤独。
【科技时代】
自工业革命两百年后，人类社会进入科技时代，人们称之为“第三次科技革命”。
科技时代，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以香农的信息理论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因为它几乎改变了一切科学和认知的基础。
信息理论的创始人，美国数学家克劳德·香农，在1948、1949这两年内，相继发表了《通信的数学理论》和《噪声下的通信》两篇论文，提出了信息熵的概念，几乎一个人提出了完整的信息理论，涉及信息量、信息编码、信息安全、信道编码等。
信息是“创建一切宇宙万物的最基本单位”。“麦克斯韦妖实验”还进一步阐明了，获得信息是需要能量的，从而将信息与宇宙的基本存在（能量）形态联系在了一起。
事实上，信息理论是当今几乎一切科技大发展的基础。在计算机领域，发展出了计算机和芯片技术等；在生物科技领域上，发展出了基因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出了图像识别、语音识别、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在通信领域，则发展了数字通信、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在心理学领域，发展出了认知心理学和完形理论。统一的信息论，将人类至今的全部认知，统一到了“信息”这一单一的认知单元。
另外，香农还是第一个将布尔代数引入电路的人，开启了符号逻辑和开关理论。1938年，他的硕士论文《继电器与开关电路的符号分析》，开创了数字电路的理论基础，这在后来发展为集成电路和CPU等芯片技术。
因为信息技术和数字电路的大规模应用，在科技时代，工业和商业的分工体系，进一步联合了一切商品和服务的制造、运输和交付等工作，也将人类的行为数据化、信息化。因DNA和基因序列的发现，人们发现了生物遗传物质的信息属性。信息，不仅是人的行为和设备运行的结果，还反过来，指导人的行为，影响人的社会关系。
可以说，科技时代就是一个信息时代。
【碎片、多样、脆弱和平等】
科技带来了哪些社交上的变化？
信息时代下的社交行为，被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在时间上分割，在空间上隔离，呈现大规模、碎片化、多样化、弱信任的社交状况。
在碎片化的网络社交中，人们进一步放弃以生命、情感、财富，甚至人格作为信任的“抵押”，相反，人们以更为容易的通信符号来连接彼此。人与人之间的社交不再需要付出重大的代价，而是基于几乎无成本的言语和符号，网络环境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因为这些低成本的符号而变得轻松却又脆弱。
自工业革命以来，虽然科技使得人们的日常行为愈发碎片化、多样化，也呈现弱信任的状态。但是，长周期的生产仍然在继续并扩大，生产活动依赖的低成本交易，要求长期的信任关系。问题是，在这样的长周期的生产关系中，人与人的直接信任活动几乎降低到零。那种基于面对面、一对一的直接信任随着工业革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工业革命创建起来的法律信任制度体系下，其实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投资，它是更加宏大的社会化的信任关系。虽然没有情感浓厚的信任，但是，依靠法律赋予的权利的平等，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交，反而能够更加平等地进行，商业交易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人们知道，相互间的买卖交易，可以通过更加强力的法律权力来平衡单个交易中的权力不平衡。
【符号利他行为】
科技给社交带来的另一个便利之处，就是让社交可以随时发生，即便远在千里之外，人们的社交关系依然可以借助科技来联结。但是，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关系却逐渐变得淡漠了？
科技便利也带来了另一个特点，是科技社交媒体降低了人们的社交成本，这也减少了人们建立深度信任和深度社交关系的机会。
在信息时代，碎片化、多样化、弱信任的社交状况，降低了很多人的存在价值，也进一步降低人们的完整的信任价值。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只能在某些方面呈现信任，将更加依赖网络和信息，依赖网络中传递的文字符号，依赖数字化评价系统，将自己的信任也碎片化，散落在各个数字评价系统中。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社交行为不断地减少，通过信息化的符号来表达正在成为人们主要的表达形式，信任依托的利他行为也随之碎片化、符号化、数字化，从而在人与人的社交行为上，更多地表现为“符号利他行为”。
当人们的行为成为一组支离破碎的数字和符号时，人们也可能最终放弃现实世界中的直接利他行为，转而尽力维护自己的数字评价系统。这样，原本经由人与人接触形成的利他互助，如同几百万年前的梳毛行为，建立起来的基于情感的社交和信任，以及由此构建的信任体系，将会慢慢地消失。
【数字评价系统，新的信任系统】
数字评价系统，会成为人类新的信任系统吗？
当然，科技时代下的社会关系和社交行为，依然需要遵从法律规定的社会信任系统。个人间的信任关系的脆弱，会使得人们通过减少社交来减少可能的损失，或者进一步强化法律系统的强制性，从而将人们约束在法律体系下。
碎片化的社交行为，可能会引导人们进行低成本社交，这进一步降低每一次社交的信任价值，人与人之间形成更多的弱信任关系。陌生人之间并不排斥一次性交往，一次性的、非长期的社交行为会经常发生。这样，碎片化的社交，也会要求进行快速的信任价值——信用的评价。
社交关系的大规模和多样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多样的信息，让人无法以人力来完成信任的评价，数字化评价系统，可能会逐步成为科技时代下人们社交的信任系统。
【个体信任价值的模糊】
“数字评价系统”真的可以评价我们吗？如果不能，那么“我变成了谁？”
在信息时代，即便回到线下的现实生活，社交行为也会发生变化，数字化的信任评价也会成为人们线下生活的标尺，只要不在这个标尺下的行为都将不再成为人们信任的来源。
人们的社交行为，将完全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信任的信息化和数字化以及市场环境下的“假性利他行为”，使人们只需完成规定的利他行为，人们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在利己诉求的满足上。人们将无法感知哪些是真诚的利他，哪些是法律规定下的利他行为，将会漠视身边出现的帮助的行为。
这种碎片的、数字和符号形态的社交关系，在模糊了每个人的个体信任价值的同时，也在模糊人们对“自我价值”的评价，那个来自两千多年前的哲学声音——“我是谁？”，越发无法回答了。
【新的孤独】
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类发展起来的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正在面临挑战。人类也不再自视为宇宙的中心，人际关系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无法持久，社会关系可能面临进一步“颗粒化”的挑战。
信息化时代下的社交，将不再需要个体间的直接利他行为来建立和维持信任和情感。经历了千万年的人类社会化过程，以及借由信任来对抗生存风险的情境也在消失。这个时代下，个体拥有的信任和情感将面临脱离个体的可能，而不再视作一个人重要的社会资源，人类的社会性可能在科技的支持下被虚无化，这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和社交模式。
通过移动设备，我们在移动中彼此交谈，我们彼此联系得更加紧密，但奇怪的是也变得更加孤单，在这种亲密关系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孤独感。
人们的信任和情感，可能将在数字化评价系统中，被肢解、屏蔽和难以探寻。未来人类将以什么动力来探索前方的道路，寻找自己的归属之地呢？
重建自我
【如果可以活到150岁】
2005年，美国未来学家雷蒙德·库兹韦尔，出版了著名的《奇点临近》一书。在书中，他预测，到2045年，计算机的智力将赶上人类的智力，人类会因基因技术、纳米技术、机器人技术上的突破，实现“永生”，而严格意义上的生物学的人类将不存在。他预计，人的寿命在未来将超过150岁，如果能够预防90%的疾病，那么人类的寿命还有可能超过500岁；如果能够克服99%的医学问题，人类就可以活过1000岁。
如果未来这一切发生，那么人类的社交行为也一定会因为这些变革而发生巨大的改变。
【人机信任系统：我是谁？】
经历信息时代脆弱、碎片化的人类社交，不得不面临这个新的问题，正如《三体》中，幸存的“蓝色空间”号星际飞船，杀死了自己的同胞，逃离地球的那一刻，它就不再具有人类社会的属性了。那么，它们是谁？
当机器智能化，或者人机结合的新人类诞生时，信任也将不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信任会出现在人与机器以及机器与机器之间，所有出现智能交互的人或机器之间的行为，只要存在延迟满足的情形，都会需要发展出一套数字化信任系统。
这个“人机信任系统”是如何构建起来的，人们以及智能设备如何参与这样的社会系统，进行交互，将会是人类社交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当这个问题得以解决后，人类的社交以及社会关系，将发展出一整套全新的模式。
“人机信任系统”，将进一步将人类本身“肢解”，我们很可能要面临人类的新的伦理问题：我是谁？智能人类是谁？
在智能科技下，人类的社交行为会更加确定吗？当所有的机器和设备都以一系列的数字指令来完成交互时，社交就会成为“流程”，人类将获得对他人、社会生产和社会行为的极大的确定性，这个确定性由信息传递并认证，不需要人为的干预或介入，人类本身也会成为确定性的一部分，社会的运行效率将极大提升。在未来，“人机信任系统”会包含一个人所有的信任价值，成为人与人社交的重要界面。
【智能机器人】
人与人关系的脆弱性，使得人们不得不认真对待与他人的联系，以及在与他人关系中付出的努力。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与机器的关系可以变得越来越“真实”。“在机器人的陪伴下，人们是孤单的，但也感到与他人连接在一起，在这种孤单的环境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亲密关系。”
智能机器人的程序如果被设置成满足人类所提出的一切需要和欲望，那么它就像一个真的人一样尽心地为我们服务，而且没有一个真人的各种缺点。他可能像一位溺爱孩子的妈妈一样，让人类失去分辨正确是非的环境。当一个人能够从机器人那里得到食物、关心甚至情感等所有满足的时候，他就可能失去发展和进化的需要和动力。当机器人给我们带来良好的感受的时候，也可能是我们正在失去我们作为人的过程。
当然，机器人也可以设定成向我们索取关爱，他们会撒娇，会假装不开心，他们设定让我们为他们做些什么。机器人可能会运用社交行为的理论，让我们在付出的同时，帮助我们收获自身所需要的情感和自我价值。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一切是设定好的游戏，或当我们退出游戏时，我们是不是依然会感受到空虚和孤独？“当机器人被当作一名虚拟伴侣时，亲密与孤单之间的混淆可能表现得最明显。”
机器人并不会因为我们的付出而感受到真正对他们需求的满足，机器人毫无私心，没有任何利己的动机，但我们很可能感受不到因真实的需要被满足后产生的幸福感。我们可能失去了作为人类千万年来赖以形成社会归属的牺牲精神。在未来一个机器人服务我们的世界中，我们不需要牺牲自己，不需要付出与奉献，只需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要求，那么对人类来说，那将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人类还有未来吗？】
当哲学家在形而上地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会往哪里去？”这三个终极问题时，数学、物理学和化学也在从一个符号化的计算推演逻辑中，寻找这个世界的真相，寻找我们会往哪里去。
科学正在尝试为我们建立一个更加确定的未来，包括我们人类自己。如果这条道路可行，那么我们可以认定，未来一定会出现人类无法操控的智能机器人。
第一个采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进行推理的数学家是欧几里得，他的那本《几何原理》是第一个在严密的形式逻辑推导下形成的公理体系。这是公元前约300年发生的事情。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数学家希尔伯特，对欧几里得创立的公理体系做了进一步的形式化定义。他认为数学是自洽、独立和完备的公理体系。于是，只要数学体系是完备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人类至今获得的所有物理成果也是完备的，这就是说，物理体系和数学体系可以完全地解释并可以重建这个世界和宇宙。
但是，到了1931年，出生于捷克的年轻数学家哥德尔发表了一篇论文，他证明希尔伯特所谓的数学体系同时满足相容性和完备性的设想是错误的。
哥德尔提出不完备和不相容定理的缘由，是来自罗素的一个理发师悖论，就是要回答“理发师可以给所有人理发”这个命题的真伪性。
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证明，形式逻辑推理的体系无论有多么严密，比如数学体系和基于数学体系的物理学体系，总是存在一些命题是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命题，即没办法得到答案。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总会存在一些数学和物理这样的形式体系无法描述和解释的现象和内容。
1937年，英国科学家，被誉为现代计算机之父的艾伦·图灵，采用与哥德尔类似的思想，设计了一台著名的思想机器——“图灵机”。他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数是可计算的，事实上，绝大多数都是不可计算的。他因此回答了希尔伯特提出的“判定问题”：任何形式体系中必然存在不可判定的命题。数学是不可判定的，数学的这种不完备性来自一些数本身的不可计算性。
于是人们发现，由这样一个不完备的数学体系和物理学体系构建出的智能计算机，总会留下一些它们无法解决的问题，甚至是无法理解的问题。人类希望通过建造一个超级计算机来解决世界中的所有问题和判定决策，将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这个破灭的梦想也为人类在未来智能时代的世界中，留下了找到人类存活可能的一扇窗口。我们可以说未来的智能计算机可以在很多工作上超越人类的能力，替代人类的劳动，但是，这个世界总会存在一些空间，它们无法被任何智能机器人所涉猎，它们是留给人类去发现和创造新的事物和新的世界的净土。
在未来的科技社会中，最终会为人类留下一个我们可以创造新世界的空间。这是哥德尔和图灵告诉我们的：人类是有未来的。
【继续探索】
“我们将会是谁？”
这个答案，我们不知道。自然选择和进化的力量，似乎没有准备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在未来世界里，无论发生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还是发生人与机器之间的交往，当资源是有限的，资源是需要交换的，是延迟满足的，还有对意义的追求，那么，情感就一定会继续存在，信任的产生、识别和运用的体系及运作机制就必然存在。
只要人类仍然同时具有利己性和社会性这两种需求和特征，那么，信任和利他就一定会被要求、被需要，牺牲也一定还会继续是人类群体对社会美德的标尺之一，而情感就还会成为人类追求的归属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