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中国学术界对科学主义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科学的启蒙性和解放性力量在中国广受推崇，反思与质疑很少会指向科学。反思科学进而批判科学主义，得益于全面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教训的大背景，“科学主义概念被用于描述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总体论体征。”

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进程中，反思“文化大革命”历史。这一时期，一些不同以往的学术思想得以向中国读者开放，如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约瑟夫·本-戴维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郭颖颐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通往奴役之路》等著作陆续与中国读者见面。这些著作，或从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角度，或从科学家阶层诞生的社会机制角度，或从科学价值的极端扩张与极权主义的内在关联角度，启蒙中国学术界反思科学进而反思科学主义问题。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反思以及科学负面作用的彰显等多重因素，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始反思科学、探讨科学主义。

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的梳理，本研究将其分为三个部分：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以下逐一进行介绍和分析。

1.2.1 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

陈广仁的《科学主义的36种定义》、叶闯的《论对科学主义的批判》都着力介绍和分析西方科学主义的定义。陈广仁的《科学主义的36种定义》对西方科学主义定义做了最为细致的罗列，每一种定义都承载特定的科学文化观，如科学方法万能论、科学价值万能论、理想主义、扩张主义、物理主义、技治主义、还原主义等。

叶闯的《论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列举了10种最具代表性的科学主义定义，指出在西方科学主义成长的过程中，反科学主义的力量也在增长，对科学主义形成了必要的张力。费耶阿本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都认为现代社会“疾病”的根源是科学主义。

魏屹东的《科学主义：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评斯特马克对科学主义的分类与界定》、肖显静的《科学主义的内涵分析》以西方学者斯特马克（另译为斯坦马克）的文本为参照，对斯特马克的科学主义定义、科学主义类型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介绍。斯特马克强调科学主义不是科学，是对待科学的态度和立场，是“某些科学理论和某些特殊意识形态或世界观如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他将科学主义分为学术内的科学主义、学术外的科学主义和综合的科学主义，又具体分为方法论的绝对主义、认识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科学主义、本体论的科学主义、价值论的科学主义、存在论的科学主义以及它们的种种结合。

对西方科学主义本质、演化进行介绍的有曹志平和邓丹云的《论科学主义的本质》、魏屹东的《科学主义的实质及其表现形式》、李醒民在《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曾欢的《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历史轨迹——以科学统一为研究视角》、李侠和邢润川的《论科学主义的起源与两个案例的研究》、陈其荣的《唯科学主义：合理性、局限性及其超越》等。

学者对待西方科学主义的起源问题的态度并不一致，如李醒民的《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曾欢的《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历史轨迹——以科学统一为研究视角》认为科学主义萌芽和成长于17世纪，在18世纪因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而发展壮大。19世纪受益于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的盛行，科学主义逐渐形成统一的观念体系；进入20世纪，维也纳学派统一科学，科学主义的观念实现理论化和系统化，科学主义遂在逻辑经验论中迈入哲学思想的巅峰。

陈祖亮的博士论文《科学理性及其界限——关于科学主义的批判与反思》追溯科学主义如何在科学理性的发展与膨胀中起源和壮大。

李侠和邢润川的《论科学主义的起源与两个案例的研究》认为科学主义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并以两个批判案例论证自己的观点：一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尼采对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另一个是20世纪哈耶克和波普尔分别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学者们比较赞同西方科学主义在逻辑经验论哲学中达到极致的观点，其纲领性文件是维也纳学派的《科学的世界观》：科学是统一的；科学无限制；科学在解释、预测和控制方面极为成功；科学方法赋予科学结果以绝对的客观性；科学自始至终对人类有益。其核心在于以物理学语言统一所有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陈其荣的《唯科学主义：合理性、局限性及其超越》、魏屹东的《科学主义的实质及其表现形式》都做了相关介绍。

国内学者通常将科学主义看成一种与人本主义对峙的哲学思潮。对此，江天骥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一文指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并非水火不容，两者互有联系。

总体上，关于西方科学主义定义、本质、演化的介绍和分析，主要以索雷尔、欧文、斯坦马克、约瑟夫·本-戴维、哈耶克以及逻辑经验主义维也纳学派科学统一的纲领性文件等研究为理论资源。这一研究为中国人最初反思科学、理解科学主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科学主义提供了学理上的参照依据。

1.2.2 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

杨国荣的《科学的形上之维——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形成与衍化》、郭颖颐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李自强的《现代中国科学主义思潮》、段治文《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等都以科学主义在近现代中国形成和发展为考察对象，对研究当下科学主义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杨国荣的《科学的形上之维——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形成与衍化》认为科学主义在中国起源于近代，是中西方文化的因素共同促成的。

郭颖颐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五四时期强调科学启蒙的人士，批判现代科学对中国思想的教条影响，分析吴稚晖、陈独秀、胡适、任鸿隽、丁文江的科学主义思想。

以“科玄论战”来考察中国科学主义的还有林毓生的《民初“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含意——对“科学与玄学”之争的研究》，认为“科学主义”在现代中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根源在于西方文化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结构，导致人们急于寻求一种确定性的信仰。

与林毓生的观点类似，顾昕的《唯科学主义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指出“科玄论战”所表现出来的唯科学主义，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将科学意识形态化。科学意识形态化与后来政治形态的独断论和一元论有密切关系。

对于郭颖颐、林毓生和顾昕的观点，学界存在争议。如许良英在《为科学正名——对所谓“唯科学主义”辨析》一文中批驳，认为这是以否定五四运动为时髦、借“唯科学主义”贬斥科学、乱贴“科学”与“唯科学主义”标签的行为。

主张中国没有科学主义的学者所持的理由是“中国没有科学，何来科学主义”。对此，李丽在《科学主义在中国》一书中指出，虽然中国科学落后，但是并不妨碍中国人对科学主义进行价值化追求的心理倾向，中国的科学主义由中国人对科学价值的直接体认生成。显然，这一论述较为符合中国的现实。《科学主义在中国》一书颇为全面地论述了科学主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表现。《科学主义在中国》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科学主义在中国处于“蛰伏期”，这一看法受到西方主流科学主义概念的影响。

范岱年在《唯科学主义在中国——历史的回顾与批判》一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存在“科学主义的变形”，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这一科学主义主要以批判自然科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标志。

李侠的《断裂与整合——有关科学主义的多维度考察与研究》以文化结构变迁路径相符的原则，认为科学主义的演化路径和科学的传播路径一样，遵循着从器物层次向制度层次再向价值观念层次逐步升迁的路径。他将科学主义在中国演化分为：生成期（1860—1895）、建制期（1895—1915）和渐趋成熟期（1919—1923），每一个时期，科学主义的表现形态都不同。作者以百年中国文化史上的中体西用、洋务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为载体，分析这三次运动中传统文化和科学文化的思想碰撞与激烈交锋，进而验证上述结论。

华世平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后毛时代的两种文化1978—1989》在索雷尔科学主义定义的基础上讨论了中国1978—1989年之间的不同于西方科学主义的三种科学主义类型：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技术决定论和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对此，李侠认为，唯物论的科学主义没有为科学主义积累更多的理论贡献，而是得益于“文化大革命”后一些知识分子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命运的关系时进行的思想探索。经验论的科学主义最早源于五四时期的胡适，但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在思想基础上与胡适大相径庭。技术决定论的科学主义与中国的现实是相符的，在未来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依然有着巨大的空间。

肖显静的《在中国究竟要不要反对科学主义》提出中国存在科学主义，且需要建设性地反科学主义。

范岱年提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存在特殊类型的科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做了唯科学主义的理解，以辩证唯物论的哲学认识论批判自然科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作者认为这是历史的辩证观点，涉及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科学主义表现。本书将以相当大的篇幅在后文中对科学主义与科学批判的关系做进一步考察。

1.2.3 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

科学文化学者是指国内长期从事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等教学、研究和传播工作的学者。2002年至2007年，部分科学文化学者组织召开五次“科学文化研讨会”，反思科学主义与科学传播等问题。

研讨会从思想层面和实践层面定义科学主义。在思想层面，科学主义将科学视为绝对真理。在自然观，表现为机械论、还原论和决定论。在联系世界的层面，表现为技术主义，认为一切社会问题最终都能通过技术发展得以解决，对技术持无限乐观的态度。在无限乐观的态度基础上，认为社会是无限向前发展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认为人类完全有能力和权利对自然进行无限度开发。在实践层面，反思传统科普，主张以“科学传播”取代传统科普。“传统科普”在我国特定历史阶段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公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复杂，需要新形式的科学传播。传统科普是一种单向度对公众进行知识灌输的模式，而“科学传播”从公众如何理解科学这一角度出发，包含公众对科学的欣赏、质疑和批判。公众与科学之间是一种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关系。要实现科学传播，需要“平权”，主张所有的学科平等，没有孰优孰劣。当科学家、科学文化传播者向公众传播科学时，要去除科学主义的意识和思维，将科学知识产生的背景、过程以及科学技术的利弊等内容，以通俗化的方式向公众呈现。

江晓原的《温柔地清算科学主义》《看！科学主义》《科学外史》等著作，以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政治学、科学社会学等为理论背景，从反科学主义视角讨论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科学争议中的科学主义预设等问题，揭示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科学争议背后的利益维度、科学运作的真实机制，力图还原科学的真实面目。

田松的《警惕科学》提醒世人对科学与技术的内在属性和工业文明都要有清醒的认识，对于正在走生态文明之路的中国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吴国盛的《什么是科学》追溯希腊科学和近代科学的历史由来，指出数理实验科学、希腊理性科学与基督教唯名论的某种结合虽然是现代科学的主流，但博物学和技术也是科学谱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这对具有博物学传统的中国来说，在如何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论等方面具有启发作用。

1.2.4 进一步研究的若干可能的维度

综述以上文献，进一步研究中国科学主义，仍存在若干维度可供挖掘。

1.2.4.1 紧跟西方前沿理论，从中获得启发和参考

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的介绍和分析，理论来源主要集中于索雷尔、欧文、斯坦马克、约瑟夫·本-戴维、哈耶克以及逻辑经验主义维也纳学派科学统一的纲领性文件等。从西方科学主义的定义、起源和演化来看，即使在科学主义的发源地，也很难对科学主义的各种属性作简要的概括。科学主义诞生于西方的科学传统和人文传统之中，是西方历史文化演化过程中特有的一种现象。它有深厚的经验哲学渊源，并以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为基础。科学主义在西方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演进过程，也极为复杂。西方人虽然对科学主义有着第一手的理论贡献，但也没有形成理论上的综合，要想全面深入地了解科学主义，还必须从人文主义、反科学主义、反科学思潮、相对主义等多元文化的视角以及其相互参照的关系中，挖掘科学主义的丰富内涵和多种表现形式。

中国学界已经对西方“科学大战”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做了较多译介和研究，如三思文库·科学争鸣系列丛书、蔡仲的《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饰与权力》、郭贵春和魏屹东主编的《科学大战与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等，对于研究反思中国科学主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2.4.2 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考察科学主义问题

科学和科学主义对中国人来说，都是舶来品。科学主义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国人对科学主义缺乏理论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当我们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表现时，以西方科学主义理论为依据，有其合理性。但是，由于现代中国人在坚船利炮中见识过科学技术的威力，对科学技术的高度崇拜直接导致这片科学基础匮乏的土壤里也埋下了科学主义的种子。在科学本土化的过程中，科学主义也扎根在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中，这就必然要求不能囿于西方科学主义的主流定义来考察中国的科学主义。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表现，离不开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和社会现实。

范岱年的《唯科学主义在中国——历史的回顾与批判》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自然科学批判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论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存在的一种“变形的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科学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唯科学主义”。这一思路立足于中国历史现实思考科学主义问题。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将自然科学赋予阶级属性、自然科学被划分为“资产阶级科学”和“无产阶级科学”的事实，并以此为依据批判和否定西方自然科学的历史，范先生深有感触，认为这是必须值得反思的一种错误。

用唯科学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是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结果。教条化给我国科学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由于自然科学被赋予阶级性，在意识形态对立的历史岁月里，自然科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反动、腐朽的“伪科学”，必须批判、否定甚至取缔，目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和知识分子进行改造。这类做法，破坏了科学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有着丰富的表现形式，如“科学万能论”“技术至上论”“科学方法万能论”“哲学诠释的科学主义化”“实在论的科学主义”“唯上的真理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等，本书通过若干案例，对科学主义的多面性进行考察。

1.2.4.3 动态地把握科学主义的表现

当下，科学主义在中国较多地表现为技术决定论、科学万能论等。在科学价值认知层面，科学成为一种凌驾在其他知识体系之上的万能知识，科学技术能够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甚至能够解决诸如人生意义等问题；在科学方法论上，其他知识类型只有用效仿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取得作为知识的资格。这些科学主义表现虽然没有完整的理论，但是它们藏在人们的意识深处，在实践层面有着充分的表现。当下，科学与公众、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公众难免要卷入一些重大的科学争议。由于科学主义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加质疑的基本预设，公众和媒体在面对涉及复杂维度的科学争议问题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今天，越来越多的科学问题，成为我们生存背景的一部分。科学文化传播者以及学术界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公众对科学做出恰当的理解，在科学发展的变化中动态地研究科学主义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