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国词与词集的界定

民国词集与民国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就像水与冰一样，是无法彻底分开的。因此要研究民国词集，首先要对民国词作一个相对合理、准确的界定。

何谓民国词？这是一个很初级，但又很难处理的问题。二十世纪时，前辈学者也有从事民国词基础性研究的，如编纂《近代词钞》（其中相当部分是民国词）、撰写民国词人年谱等，但他们一般是将民国词视为晚清词的延伸，并没有刻意把它们从晚清词中区分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研究，因此基本上都不涉及这一问题。现在既然明确是对民国词集与民国词进行研究，这就有一个断代的问题，需要将民国词做两方面的区分：一是和晚清词做区分，二是和1949年以后共和国时期的词做区分。这种区分并非如想象的那么容易。事实上，任何断代的词学研究，如明词研究、清词研究等，都有词人、词作的朝代归属问题，只是明、清等朝代的时间跨度比较大，这一问题不是很突出。如清代历时二百六十七年左右，前面和明代相交，后面和民国相交，需要厘清的词人、词作、词集的数量和整个清代相比，比例不是很大；而中间二百余年是纯粹的清词，无需与其他朝代做区分。民国的情况则很不同，从1912年民国元年到1949年民国结束，连头带尾也就三十八年，前半与晚清交集，后半与共和国时期交集，绝大部分词人至少跨越两个时代，其中还有不少是横跨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个时代的词人，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民国词人几乎没有，因此民国词的断代问题十分突出。

这个问题直接影响了对民国词和词集的收集、整理。从我们目前从事的研究工作看，民国词的存在形态固然多样，但从搜集的角度看，最主要是两种，即词集和单首的词作。前者主要包括民国时期的排印本、石印本、刻本、油印本、稿钞本等，后者主要是发表在民国时期各类报刊杂志中的词作以及未结集的、保存在公私藏家手中的零星钞本和作品等，但两者都有同样的一个问题：是按创作时间来算，还是按发表时间来算？我们认为，发表在民国时期的词作未必创作于民国时期，如不少民国时期发表的词作事实上创作于晚清；同样，创作于民国时期的词作未必结集、刊刻于民国时期，或发表于民国的报刊杂志上，据我们所知，有相当一部分词人的词作在民国时期并没有及时刊载，直到1949年以后才陆续结集、刊刻或者发表。从理论上说，用创作时间来界定最为准确，创作于民国时期的就是民国词，反之则不是。如果按这种方法界定，民国词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是民国时期发表、出版的词作、词集，剔除其中作于晚清的作品；二是民国后发表的，但创作于民国时期的词作。但事实上，这种方法操作起来非常困难：且不说对一首一首词做甄别的工作量巨大，事实上在民国词家已经离世的情况下，很多词作即使花费了大量时间也难以甄别清楚。词不同于诗，离开小序和其他史料，光凭作品本身有时很难确定其创作时间。因此，用创作时间来界定，虽然准确，但操作起来非常困难。相比之下，按词的发表时间来界定，虽不很准确，但操作起来比较方便。从目前情况看，以第二种为主，兼顾第一种的方法比较妥当。也就是说，以民国时期发表、出版的词作、词集为主，尽可能剔除其中可以辨别的晚清作品，加上可以辨别确定的创作于民国时期但1949年后发表的作品，以此确定民国词的范围。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做法，也是相对科学，能够被大家接受的界定法。

但目前也有一部分学者采用以人定词的方法，将那些民国时期比较活跃的词人，如由清入民国的老辈词人朱祖谋、潘飞声、陈曾寿、张尔田等，或者由民国入新中国时期的下一辈词人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等列为民国词家，认为他们创作的词全都是民国词。这种方法值得商榷。比如朱祖谋《彊村词》三卷，定稿于光绪三十年，收录的是丁酉（1897）至乙巳（1905）间词作，如果因为朱祖谋被认定为民国词人，就将此三卷《彊村词》也视为民国词，这不仅不科学，而且也很不严肃。再如潘飞声，其词绝大部分创作于晚清，民国时期只有一些零星的词作发表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如果只是因“认定”潘飞声为民国词人，就将其所有词作视为民国词，同样非常不妥。又比如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等词人，他们有相当一部分词作是在1949年以后创作的，这在词的小序上写得清清楚楚，如果将这些作品视为民国词，无论如何都讲不过去。可见以人定词的办法虽然简便实用，操作性强，但实际上存在很多问题，科学性不够。另外还有一个再创作的问题，具体来说有两种情况：晚清时期创作，但民国时期修改后发表的，算不算民国词？同样地，民国时期创作，1949年以后修改、发表的，算不算民国词？这也是需要考虑的。

民国词集和民国词有区别，其界定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主要依据两条：第一条，必须是刊刻、出版于民国时期的刻本和排印本、油印本，或者是结集、抄写于民国时期的稿本和钞本；第二条，作者必须是1912年以后去世的，也就是说，必须在民国时期生活过。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比较容易理解，比如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类唐宋词集、明清词集，这些词集虽然刊刻、出版于民国时期，但作者是古人，自然不能算民国词集；另一种情况则具有一定隐蔽性，容易被混淆，如1912年之前已经去世的清人，他们的词作与词集，因各种原因，在生前没有及时结集或刊刻，直到民国后，他们的后代才加以刊刻、出版。这种情况在民国时期有不少，有的民国词总集不加区分就将这类词集或词作收入其中，其实并不妥当。这些词集中的词作不是民国词，作者也在民国成立之前就去世了，自然不是民国人，因此不管从哪方面着眼，这些词集均不能算是民国词集。

除了时间的因素外，民国词和词集的界定还有一个空间拓展的问题。民国时期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都不同，它的空间不是封闭的，从一开始就和海外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因此海外的词作是否纳入民国词的范畴加以搜集和研究，也应该加以考虑。这里有两种情况需要重点关注：

其一是民国时期词人在海外创作的词和词集。晚清以降，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加，不少文人因公因私出国，在海外创作了不少词作，并加以结集，比较著名的如廖恩焘、吕碧城等，他们就有不少创作于海外的词。目前这部分作品已经开始引起学界的注意。对于这部分作品的搜集和研究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这部分作品虽然创作于海外，但绝大部分发表、刊刻于国内。问题是还有一些作品不仅创作于海外，而且发表也在海外，对这部分词作应该如何处理？我们认为这里应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发表在中国港澳、台湾地区的词作，其毫无疑问属于民国词范畴，必须加以搜集、整理和研究；但如果是国内文人发表在海外华文报刊的词，或者是海外当地华人的唱酬与创作，是否也属于民国词范畴，则值得讨论。如果算得宽一些，国内文人发表在海外华文报刊的词可以划入民国词的范畴，因为作者是中国人，属于中国词人在海外创作、发表的词作；后者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虽然这些词写作时用的是汉语，采用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学样式，但由于词的作者是外籍华裔，或者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南洋各国的华侨，则这些词应该列入属地国的文学研究范畴。

其二是内地创作但流落到海外的民国词。这里也有两种情况：一是民国前后词人群体在向海外迁徙时被携至海外的词集，如江苏吴县潘氏家族在晚清历事四朝，其子弟善为倚声，各有专集，民国时潘氏有族人徙居日本，将不少词集带到海外，现日本某机构就保存了从晚清至民国潘氏家族诗词文集计百余部，其中词集有30余部，而且都是最好的本子；二是创作于国内，但结集、刊刻于海外的词集，如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的《洹上词》，大陆仅国家图书馆藏有一本民国二十七年（1938）的油印本。其实袁克文是民国词坛上非常重要的词家，与张伯驹并称“中州二云”，曾经与易哭庵（顺鼎）、何鬯威、闵葆之、步林屋、梁众异、黄秋岳、罗瘿公结吟社于南海流水音，请画师汪鸥客作《寒庐茗话图》，时人目为“寒庐七子”，盛极一时。但现在大陆都无这些词人的资料，而加拿大某图书馆则保存有步章五（步林屋）的《林屋山人集》一部，内附有相关唱和词作。至于创作于内地，结集、刊刻于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词集就更多了。如刘景堂曾入南社，黄花岗事起，移居香港，供职于华民署。1941年岁末，日军陷香港，他又迁居厦门，其后远走桂平，战后复回港定居，1963年病卒。刘景堂半世飘零，词负盛誉，论者以其与陈洵、黎国廉并称“近代岭南三大家”。但其词集《心影词》《海客词》《沧海楼词》《空桑梦语》，及词话《词意偶释》《沧海楼词话》等多为稿本、钞本，生前均未刻行。《心影词》《海客词》现藏香港，《沧海楼词》在中国台湾地区“中研院”文哲研究所、政治大学藏有钞本。直至1967年，香港东亚印务有限公司才将其《沧海楼词》付梓，名为《沧海楼词钞》。再如蒋继芳的《寄荒词草》，为其族侄蒋世德于中国台湾地区付梓；沤社成员袁思亮的《冷芸词》、袁思永的《茧斋诗余》、袁思古的《学圃老人词稿》直至袁思亮退居中国台湾地区后才一并刻入《湘潭袁氏家集》。我们认为，在搜集与研究民国词资料时，这部分民国词与词集也应该列入搜集范围。如果将这部分收藏在海外，或者收藏在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词集、词作遗漏，民国词集研究的完整性将受到明显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