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蜀中刻本：对“二窗”词的初步体认
据资料记载，周岸登早年在国子监时就专攻排偶声律之文，以辞章见称于南学诸生，也因此受到坐师翁同龢的器重(3)。同时，在国子监就读期间，周岸登也与王鹏运、朱祖谋等词坛大家有过交往，但当时他并未属意于词。周岸登的词体创作始于1913年至1915年在四川为官期间。1915年，他在四川蓬溪将自己这数年间的作品分为两部词集刻印，即《邛都词》与《长江词》（后附《和庚子秋词》）。
《邛都词》分两卷，收词138首。周岸登在词集序言中介绍了《邛都词》所收词作的创作时地，即癸丑（1913）四月至八月寓居四川邛崃时所作。在短短数月之内，初始填词的周岸登就创作了138首词作，其创作热情可见一斑。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周岸登还在序言中提及了自己“由诗转词”的原因：
不佞向不能词，亦少为诗。壬子浮湘归蜀，与长宁梁叔子俱，每有所触，辄寓之诗。癸丑复偕叔子南行，国忧家难，底于劳生，其情弥哀，志弥隐，诗所难达，壹托之词。行部鲜暇，恒于舆中枕上为之，自四月逾邛来，讫八月奉权会理，止得日百二十，得词百三十有八。嗟乎！鼎鼎中年，已多哀乐，悠悠当世，莫问兴亡。夫君美人之思，闲情检逸之篇，不无累德之言，抑亦伤心之极致。忆云生盖先我矣。排比既竟，乃付写官，叔子和作附焉。命曰邛都，读者但作游记观可也。(4)
据序中所言，在癸丑之前，周岸登主要是用诗歌来抒发怀抱，然而随着国家政局的持续动荡，以及人到中年的劳生之忧不断积累，周岸登的心绪发生了变化，许多隐晦难言之情横梗于喉，难以用诗歌吐露抒发，而更适合用幽微要眇的词体来寄托排遣，即所谓“情弥哀，志弥隐，诗所难达，壹托之词”。周岸登在序中特意以善写伤心之词、愁苦之音的清代词人项鸿祚为例，强调自己的词作乃是“伤心之极致”的表达，但同时又希望“读者但作游记观可也”。
周岸登的这段话，不仅是其个人创作经历的描述，也反映出清季民初特定时代背景下文人操笔填词的一种普遍心态，词作为一种以含蓄蕴藉为本色的文体，更适合抒写“诗所难达”的哀情隐志，更适合将无法言说的心绪不留痕迹地托寓其中，若遇解人，自然会意于心，若非解人，则“但作游记观可也”。因此在《邛都词》所收的138首词作中，虽然大多是登山临水、客游行役之作，但无不与当时时局有着潜在而密切的关联，往往别有怀抱，深含寄托。如《凤凰台上忆吹箫》一词：
误燕帘栊，簸钱庭院，昼长闲领芳阴。正袷衣新试，钗约休寻。小满余寒尚劲，风剪剪、乍袭罗襟。香初沁，蛮薰惹袂，山绿眠琴。 愔愔，春归不管，都为了、裁红写翠伤心。剩绮寮凄怨，哀玉清吟。吟到山香零落，天寂寂、碧海沉沉。低徊尽，冰魂暗销，远思难任。(5)
此词表面描写春归落寞之情，遣词典雅，意象凄迷，但在词作背后掩藏的是词人对时局的愤慨与忧虑。1913年3月，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共和政体岌岌可危，南北战端一触即发，这对一直赞襄共和的周岸登在心理上显然造成不小的冲击，其“国忧家难，底于劳生”之感也自然越发强烈，词中“春归不管，都为了、裁红写翠伤心”一句，正是为此而发。另外如《扬州慢·闻新津临邛变耗，依白石谱，自写愁怀》《河满子·用宋人韵伤乱》《定风波·次日湖韵寄意，时边帅相恶有为椎鄙之谋者》诸词，则更是对动荡时局、仕途险恶有较直接的表现。
此外，《邛都词》中还收有多首周岸登与蜀中词人的唱和之作，其中与之唱和最多的是梁正麟。梁正麟即序言中提及的“长宁梁叔子”，他是民国时期四川政坛的知名人物，曾历任广西军政府财政司司长、四川军政府参事、上川南道观察史、四川盐运使、眉山专区督察专员、省参议员等职。梁正麟与周岸登一生交往甚密，《邛都词》中不但收录了周岸登酬赠梁正麟的多篇作品，还附录了梁正麟的8首同题之作。
除了与蜀地词人交往唱和外，我们还可以在《邛都词》中发现，身居蜀中的周岸登与蜀外词坛保持着联系，他有数首次韵夏敬观的词作，如《夜游宫·客有以美人窥井便面索题者，为拈捉搦歌语，次吷厂韵成此解》：
玉虎牵丝汲井，立苔甃、微窥倩影。沉醉东风唤将醒。凭银床、照春妆、春意迥。 莹澈心神定。觑娇靥、梨涡漩冷。不见其余见斜领。试兰汤、郁金堂、愁夜永。(6)
又如《宴清都·东园暝坐，客感益深，和吷厂》：
画省喧笳鼓。边风急，穷秋烟暝催暮。蛮薰未试，吴棉已换，薄寒勤护。商弦也感羁愁，渐瑟瑟、偷移雁柱。更送冷、红叶随风，敲窗点点如雨。 相思写寄伊谁，巫云通蜀，巴水连楚。流波锦怨，孤衾绮梦，自抽离绪。寒声已度关塞，任捣碎、繁砧急杵。数宵筹、过了三更，乌啼未曙。(7)
周、夏二人的相识，应该是在光绪末年周岸登就读国子监南学期间，当时夏敬观因参加礼部会试等原因多次赴京，不过周岸登此时尚未留意于词，夏敬观与周岸登也并不熟稔。夏氏是在1931年《蜀雅》刊印之后才与周岸登熟悉起来，他在《忍古楼词话》中说：“威远周岸登道援，亦字二窗，又字北梦。昨年因姚景之，寄予所著《蜀雅》十二卷，《蜀雅别集》二卷。岸登虽曾官江右，予未之常共文宴也。”(8)因此，这几首次韵夏敬观的词作应该是身居蜀中的周岸登在读到夏敬观的《吷庵词》后的单方面次韵，而并非相互的酬答。同样，在《邛都词》中还有数首周岸登次韵朱祖谋的作品，如《西子妆·羁滞富林倏二旬矣，前临大渡，后负邛崃，左阻阿露，右限飞越，山川穷险，眼界尤蹙，客感益深，用上彊村人韵》《二郎神·忆梧州鸳鸯江次彊村韵》等，虽然周岸登早年与朱祖谋也有过交往，但这些词作应该与上引《夜游宫》《宴清都》一样，都只是周岸登单方面的遥和或次韵。
身居蜀中的周岸登对远在异地的朱祖谋、夏敬观等人遥和、次韵，说明他的眼光并没有完全局限于本地，初涉词体的他并不满足于和本地文人词家切磋词艺，而是希望与当时主流词坛的名家进行对话。
另外，在次韵宋人方面，《邛都词》中次韵周邦彦和姜夔的词作最多，各为11首，其次是周密（6首）、陈允平（5首），而次韵吴文英的词作只有2首，与次韵王沂孙、史达祖等人的词作数量一样。虽然次韵的多少并不能完全反映词人的词学好尚，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词人的关注对象与创作倾向。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周岸登后来自号“二窗词客”，表现出对周密、吴文英的特别喜好，但在创作初期却未必如此，他对周密的确较为属意，但是对吴文英似乎没有过多的关注。
与《邛都词》同年刊刻的《长江词》及其所附《和庚子秋词》收录的是周岸登1914年夏至1915年秋任蓬溪知事时的词作，其中《长江词》收词123首，《和庚子秋词》收词114首。周岸登在《长江词》自序中记录了这段时间里自己的创作心得：
《邛都词》既削稿，明年乃返成都，求词学旧书，渺不可得，华阳林山腴同年思进以万红友《词律》见贻，颇用弹正，未暇一一追改也。适再出知蓬溪，蓬兼有唐长江、唐兴、青石三县地，而长江以贾簿故最名。江山文藻，触感弥深，从政之余，引宫比律，倚双白之新声，无小红之低唱，自歌谁答，良用慨然。历秋涉春，亦复成帙。(9)
从序言可知，在《邛都词》结集之后，周岸登希望能对词学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尤其是在词的声律格调方面能够避免错误。在之前的《邛都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周岸登对一些词律问题存在不解和疑问，如他在《阳台路·初八晚红霞满天，渐散成绮，星斗灿垂，月明如昼，偕少白踏月次吷庵韵》的词题下就标有小注：“按此调‘遥想’句柳屯田原词作‘追念年时’，而此多一字，或剑公别有所本耶？”(10)周岸登的疑问其实很好解答，因为柳永此句不少版本作“追念少年时”五字，夏敬观应该是据此而填，但周岸登因为身边缺少资料，故而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因而林思进此时所赠送的《词律》便成为他创作时的重要参考。
也正因如此，我们在《长江词》中可以看到周岸登对词体格律问题十分关注，并多有思考，尤其表现出对僻调、僻体的兴趣。如他在《曲玉管》（桂魄胎云）一词下题道：“柳屯田《乐章集》词多难读，此调丰神婉约，律度整齐，与小山词之《泛清波摘遍》相似，惟前半平侧通叶，换头以下独不叶侧，是有遗音。为补二侧韵，依永和之。”(11)在《浣溪沙》（曲陌尘香春漠漠）一词中题道：“南唐后主赋是词有平侧两调，平韵盛行，侧韵世鲜为者。郑叔问《冷红集》有是作，依永和之。”(12)又在《小重山令》（好梦初回清漏歇）一词中题道：“此调作者皆用平韵，惟弁阳翁《浩然斋雅谈》所载失名一调独用入声，感音凄异，依永和之。”(13)
此外，与《邛都词》比较，《长江词》的另一个变化就是次韵梦窗的作品跃居第一，达到8首，这一变化最直观地说明周岸登的创作倾向发生了一定的转变，梦窗词在周岸登的词学视野中开始有所凸显。不过此时周岸登的整体词风还是偏向姜、张一路，他自己在词序里也强调说“倚双白之新声”，因而词作也较多清雅疏朗的一面，如《一萼红·乙卯人日，用石帚淳熙丙午人日韵，赋西园官梅》一词笔致含蓄，格调清雅，颇具白石神韵：
曲池阴。折横枝幽萼，华发不胜簪。槛脚苔皴，瓶眉石冻，还似春睡沉沉。照疏影、寒泉古甃，唤梦回、应有并栖禽。桂馆箫声，宣华龙影，谁与追临。 十载魂销无地，伴含章一卧，飞近眉心。姑射冰姿，罗浮蝶怨，遗事凄绝重寻。抚时序、匆匆灯节，贴春人、华胜簇祥金。只恐归来环佩，感慨同深。(14)
《长江词》后所附的《和庚子秋词》，卷前有周岸登自序云：
《庚子秋词》者，二氏于危城中偕临桂刘伯崇修撰福姚所同作，吾乡宋芸子检讨育仁间有和焉。变雅之嗣音，离骚之别子。每一展读，俯仰身世，回忆所经，弹指华严，都如梦影，后之视今更不知当作何语。兴怀及此，旧感同深，簿领余暇，篝灯和之……得日五十一，得词百有十四，随所得为先后，不复排次。(15)
《庚子秋词》是晚清词坛一部极具时代特征的词集。在国都沦陷、天子西狩的巨大创痛中，词体与时局、时事从未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这部词集具有了“词史”的意义。周岸登早年在北京时曾读到这部词集，并对他的心灵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但当时周岸登尚未留心于词，所以更多的只是情感的共鸣。而此时周岸登身处蜀中，开始专力为词，再加上当时虽然鼎革换代，但国家依然深陷动荡，干戈未熄，因此周岸登决定以赓和《庚子秋词》的方式来排遣自己的哀情隐志。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周岸登创作《和庚子秋词》也包含借此练笔的目的，毕竟《庚子秋词》本身也带有“程课”的性质，如王鹏运在《庚子秋词序》中说“偶于架上得丛残诗牌百许叶，犹是亡弟辛峰自淮南制赠者。叶颠倒书平侧声字各一，系以韵目，约三百许言。……乃约夕拈一二调以为程课，选调以六十字为限，选字选韵，以牌所有字为限。虽不逮诗牌旧例之严，庶以束缚其心思，不致纵笔所之，靡有纪极。”(16)而此时的周岸登正对词律、词韵产生浓厚的兴趣，我们在《长江词》中已经看到这一点，他在《和庚子秋词序》中也表示：
余于近世词家最服膺临桂王氏、归安朱氏。王氏由二窗进规石帚、片玉，朱氏专学梦窗，而皆致谨于律。半塘、彊村二稿词中四声无一字不与美成、君特合，益知万红友、戈顺卿龂龂雠校非得已也。……盖得万氏而词律始明，得戈氏而词韵始正，得张皋文氏而词道始尊，得二氏而词家始大。(17)
这段话反映出周岸登对词体的声律问题极为看重，他服膺王鹏运、朱祖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二人在创作上的“致谨于律”，乃至“四声无一字不与美成、君特合”(18)。因此这部由王鹏运、朱祖谋等“选字选韵”、精心创作的《庚子秋词》也正是周岸登研习词律的绝佳范本，周岸登在五十一天里就赓和了114首词作，可见其于词学用心之专、用力之勤。同时，周岸登在序中对王鹏运“由二窗进规石帚、片玉”、朱祖谋“专学梦窗”等创作特点的强调，也预示着他此后以“二窗”为祖，尤其力主梦窗的创作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