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保存国粹”思潮中的中国文学及其主流样式
传统文社,往往围绕士人中普遍习得的文体而成,或者诗、或者文、或者词、或者曲等等,文体较为单一,如因词而成的词社,“从词社的性质看,或出于骚人清玩的雅兴,或出于乡邑声势的渲染,或出于声律词法的探究,或出于志同道合的感慨,结社的宗旨并不相同。出于骚人清玩雅兴的词社所占的比例相当大,除了有词牌的要求之外,与诗社几乎相同,不外乎分题拈韵,咏物模景”(50)。文社非常纯粹,因相互切磋探讨而形成对文体某一方面的共同认知而形成词派、诗派、文派等等。但在报刊型旧体文社出现的时代,传统文化暨传统文学遭到来自西方、现代的冲击而形成了整体危机。传统文学和传统文化,因附载国家、民族的精神意脉,其整体性危机势必与国运、国魂密切相关。从这一大背景来判断,报刊型旧体文社与传统文社聚焦于某一文体形式不同,其观照的对象是旧体文式的全部,是“保存国粹”这一文化思潮在文学领域的直接表征。
1905年,邓实、黄节等人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发行《国粹学报》,宗旨是“研求国学,保存国粹”(51)。呼应晚清资产阶级革命风潮,后起的文学革命团体南社,“由政治宣传而寻求学术上的支援,由学术而文学,正是南社在成立前所经历的路程”,与“国粹派只是在意识形态不同领域的分支……始终保持着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52)。1909年10月17日,南社创始人之一的高旭在《民吁日报》发表《南社启》,曰:
国魂乎,盍归来乎!抑竞与唐虞、姬姒之版图以长逝,听其一往不返乎!恶,是何言,是何言!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夫人莫哀于亡国,若一任国魂之飘荡失所,奚其可哉!然则国魂果何所寄?曰: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而中国国学之尤为可贵者,端推文学。盖中国文学为世界各国冠,泰西远不逮也。而今之醉心欧风者,乃奴此而主彼,何哉?余观古人之灭人国者,未有不先灭其言语文字者也。嗟乎,痛哉!伊吕倭音,迷漫大陆;蟹形文字,横扫神州。此果黄民之福乎!人心世道之忧,正不知伊于胡底矣!
或谓:国学固不宜缓,然又奚必社为?曰:一国之事,非一二人所能为,赖多士以赞襄之。华盛顿之倡新国,非一华盛顿之力,乃众华盛顿之力也。社又乌可已哉!然而社以南名,何也?《乐》:“操南音不忘其旧”,其然,岂其然乎!南之云者,以此社提倡于东南之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原无分于南北,特以志其始也云尔。鄙人窃尝考诸明季,复社颇极一时之盛。其后,国社既屋矣,而东南之义旗大举,事虽不成,未始非提倡复社诸公之功也。因此知保国之念,郁结于中,人心所同,然岂待有所激而然哉!当是时,主盟者为张天如。余观天如,文学亦未有大过人者,所以能倾倒余子者,徒以其名位而已。一时风气所趋,吴门、金陵两次大会,莅会者,不下数千百辈,似亦可谓壮举。特余所深鄙者,科举痼疾,更甚曩时;门户标榜,在所不免。要其流弊,历史遗羞。艾千子,文学未必过人,而论文之见,实远出张、陈诸子上。千秋论定,当以鄙言为不谬。文章公物,无庸杂私意于其间。阿其所好,君子所大戒。欲知来,先知往。当世得失之林,安能不三致意耶!善哉,吕晚村之言乎:“今日文字坏,不在文字,其坏在人心风俗。父以是传子,师以是授弟子。子复为父,弟复为师。所以传授子弟者,无不以躁进躐取为事。”吕氏此言,诚感慨弥穷矣!
今者不揣鄙陋,与陈子巢南、柳子亚卢有南社之结,欲一洗前代结社之积弊,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余惟文学之将丧是忧,几几乎忘其不自量矣!试问今之所谓文学者,何如乎?呜呼,今世之学为文章者、为诗词者,举丧其国魂者也。荒芜榛莽,万方一辙,其将长此终古耶!其即吕氏所谓“其坏在人心风俗”者耶!倘无人也以搘柱之,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此乃不特文学衰亡之患,且将为国家沉沦之忧矣!二、三子有同情者乎!深望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与之同步康庄,以挽既倒之狂澜,起坠绪于灰烬。若是者,岂非我辈儒生所当有之事乎!《诗》有之曰:“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声?”鸟声耶,友声耶!世岂有不喜闻鸟鸣之嘤嘤者耶!“溯洄伊人,宛在水中央”。毋金玉尔音,令余踯躅而彷徨也。(53)
文内明确指出国魂所系在国学,国学尤为可贵者首推文学,认为“灭人国者,未有不先灭其言语文字者也”,因痛睹“伊吕倭音,迷漫大陆;蟹形文字,横扫神州”,由此发起南社。但南社立社的偶像不是历史上某一次文学雅集,而是以明末席卷天下的复社与几社为榜样,自觉承担历史使命,以文学实现保国重任。这里不厌其烦地引用高旭《南社启》全文,实则是因为后来的报刊型旧体文社大都与此精神相契。如,南社分社之一的同南社“复社继声,文坛树帜,扶轮国粹,潜化群风,此吾侪心肠,亦雅流旨趣。慨夫美雨欧风,淫浸神州之傀儡;虫书蟹字,折冲南国之文章。砥柱中流,书生有责;振聋末俗,吾道其昌。学子莘莘,原共振盲从之梦;群才济济,幸无贻独学之讥”(54);与南社没有关系的文社诸如希社、虞社、兢社等均总体与此相符,如以张扬孔教为目的希社“仿几、复二社之例,定名希社”,“扶翊圣教,保存国粹”(55);钱南铁言及虞社的基本宗旨曰:“不佞接办虞社,以保存国粹为惟一主旨,冀发扬美术化文学,兼以广订神交,欣赏无尽,非为标榜声华计也。……社友散在四方,多未一面,程度高下不齐,为不可掩之事实……丁此文化衰落之时,苗猺之舞,高列宾筵,佉卢之文,上祧仓圣,而一二青年志士,犹知研求国故,不废咏歌,深造虽或未能,洁己似宜与进,幸勿以曹郐之无讥,羞绛灌之与伍”(56);兢社提出:“窃维吾国文学高深,世界各国莫不重之。比年以来,异端迭出,正学沦亡,五千年圣贤相传之宝贵文学,几有萧梁道尽之忧……保存国粹,娱乐性灵为主旨”(57)。这些均表明,民国时期报刊型旧体文社无一不是希望通过结社来促进“学术群众运动”(58),张扬中国文学、保存国粹,从而张大民魂国魂,因而与斤斤计较于作法、意趣等等追求的传统社团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报刊型旧体文社借保存国粹之倡,凸显中国文学之价值,如刘哲庐《进社丛刊序二》曰:“中国文学,宇内哲学之至大者也。各国隽逸之士,莫不研究哲学,而中国士子,亦尤而效之,不知哲理,但求之于简册足矣,乌用钻研佉卢之文,而后始得谓明哲理欤?”(59)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文式,今天的文学研究将其划分为诸如诗、词、曲、小说、戏剧等等,然今天所谓的分类在古代语境中的呈现非常复杂。黄节说:“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60)如何从古代提炼特别的精神,这是保存国粹的应有之义;同理,清末民国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学术体系形成的重要时期,如何看待与认定中国文学的主流文体,从纷繁复杂的古代文体中抽绎出代表性文类并认定其为中国文学,亦是保存国粹思潮在文学领域中的必然表现。1907年羲人发表的《中国文学原论》说道:“中国文体甚为繁杂,约言之可区别为二纲,一有韵之文,一无韵之文,而每纲复析为数目。一一述其题材之由来如左。有韵之文:古今体诗(原于《诗》)、赋(同上)、词曲(同上)、颂(同上)、铭(原于《礼》)、诔(同上)、箴(同上);无韵之文:传记(原于《春秋》)、檄文(同上)、奏疏(原于《书》)、策对(原于《战国策》)、诏诰(原于《书》)、论说(原于《易经》《论语》)。”(61)分类标准一如传统,虽然纲举目张,但文式依然庞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62)对中国文体样式的分类更为混沌不清。保存国粹、张扬中国文学的报刊型旧体文社社刊,如《南社》将中国文学按文、诗、词三种文体分为文录、诗录、词录三部分,之后,南社地方支社社刊自不必说,体例仿照南社而行;其他如东社、进社、翼社、虞社、慎社、沧社、新社等的社刊亦是如此,以文、诗、词三类文体分部。文友社第二支部、亦社等等的社刊虽然载列其他旧体文式,但作为其核心内容的“文苑”部分亦是文、诗、词,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保存国粹的时代思潮中,报刊型旧体文社用编辑社刊的形式,凸显文、诗、词三种文体,从而使其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样式,自此奠定了后来中国文学学术研究的基本格局。
早期的报刊型旧体文社,高举保存国粹的大旗,文化态度取径旧式,但文社以及社友们的实际表现却呈现出颇为复杂的状态,如南社社友,“他们参加革命、办刊办报、兴办现代教育,是他们个人的事业(或职业),他们的这一部分,是激进的、现代的,代表着时代进步的方向。而他们属于南社的部分,则是另一个自我,喝酒、吟诗,沉醉古代经典,留恋传统文学艺术,坚持传统价值观,体现着中国旧文化落幕之时的最后光芒”(63)。当时,其他报刊型旧体文社社友的情形大致亦是如此。与他们同时代的同光体诗人,虽然写作旧体诗词,文化上也是守旧的,但与前者最大的不同是,同光体诗人的政治态度是守旧的,而报刊型旧体文社的使命则是新的,借旧体文式推动思想和文学的变革,如“南社的诗文,活泼淋漓,有少壮朝气,在暗示中华民族的更生。那时年轻人爱读南社诗文,就因她是前进的、革命的、富于民族意识的”(64),因此在早期的报刊型旧体文社中,社友基本上是具有旧学根底的新知识分子,难见同光体等极端守旧派诗词家的身影。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以南社为首的报刊型旧体文社受到来自新文学的批评,因此报刊型旧体文社开始吸纳相对极端保守的文人,如成立于1920年的“虞社内部的组成部分,无形中分成两派,一是老成派,一是少壮派……由于两派的目的不同,因此容易引起内部的纠纷”(65)。同样成立于1920年的慎社,后因林鹍翔的加入,并引入朱祖谋、况周颐评点社课,也有了旧派的影子,当时年轻的王季思对此的反映是这样的:“朱、况二老圈圈点点的社课卷子,总觉得不是味。特别是他们有一次到永嘉江心屿凭吊文天祥的诗碑,有些老辈就借南宋的亡国表现他们对清朝的怀恋,引起一些激进青年的反感。”(66)虽然有反感,但毕竟新旧两派还是走在了一起,晚清遗老朱祖谋、况周颐的词作出现在《慎社》中。南社解体后,自称继承南社的南社湘集,“同人为欲保存南社旧观,爰就长沙为南社湘集,用以联络同志,保持社事,发扬国学,演进文化,语其组织,别具简章。抑有进者,文学新旧之界,方互相诋,甚嚣尘上,同人之意,以为进化自有程途,言论归于适当,自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皆无当于言学。舍短取长,得所折衷,其殆庶几”(67),显示了较强的文化包容性。南社湘集对于遗老的态度出现了变化,“(柳)亚子是反对遗老的,但《湘集》期刊中,却有很多与遗老发生关系的,如陈石遗、陈散原、梁节庵、王憬吾、朱古微、况夔笙、樊云门、朱聘三、章一山、刘春霖、冒鹤亭、易实甫、许情荃等步韵及怀念诗。又把王闿运的《湘绮楼未刊稿》收入附录中。这些都和亚子唱反调。”(68)成立于抗战背景中的萸江诗社,为凝结更为广泛的民族力量,其社友中来自遗民的更多。由上可见,同样是写作旧体诗词,极端文化保守文人与报刊型旧体文社社友之间是存在着较大区别的,但在民国剧烈演变的社会氛围中,他们经历了从彼此分离到融合的过程。
近现代以来,西方的宪政理念慢慢在中国社会中弥散开来,伴随而来的是结社、言论自由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宪政,使前此已相继取得合法地位的各种社团得到根本大法的书面保障,这无疑刺激了以绅商为主体的社团组织活动的兴盛”(69)。在这一大环境下,各种文学社团应时而生,其中有纯粹继承传统文社的,它们在结社形式以及社团使命等方面均沿着传统的轨道;亦有在传统文社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因素形成的文学社团如报刊型旧体文社,它们在弘扬旧式文体,宣扬新式理念,社团组织形式等等方面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二重特性。在保存国粹的民众思潮中,报刊型旧体文社依靠报刊这一形式,发起了一场场声势浩大的结社活动,借高扬中国文学,宣扬传统文学价值,凸显主流文学样式。从一开始,报刊型旧体文社的文化态度就是保守的,但其使命是维新的,从而与同光体诗人们拉开了距离。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与深入,报刊型旧体文社文化理念中守旧层面凸显,逐渐呈现出与极端保守文人合流的趋势。
(1)袁志成:《晚清民国词人结社与词风演变》,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2)袁志成:《晚清民国词人结社与词风演变》,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
(3)“新知识群”概念,参考桑兵:《20世纪初国内新知识界社团概论》,《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4)高旭:《南社启》,《民吁报》1909年10月17日。
(5)郑逸梅:《南社丛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6)周葱秀、涂明:《中国近现代文化期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7)周庆云:《希社中兴续编序》,《希社中兴续编》,1925年。
(8)《本社特别启事》,《希社丛编》1913年第1期。
(9)邹国丰:《希社中兴续编跋》,《希社中兴续编》,1925年。
(10)郑逸梅:《南社丛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11)杜尔梅:《叒社沿革志略》,《叒社》1917年第4期。
(12)公羊寿:《东社雅集序》,《东社》1915年第2期。
(13)金凌霄:《东社宣言书》,《东社》1914年第1期。
(14)刘哲庐:《进社丛刊序二》,《进社丛刊》1917年第1期。
(15)程癯鹤、陆孟芙:《虞社小史》,《常熟文史资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739页。
(16)梅冷生:《慎社与瓯社》,梅冷生著,潘国存编:《梅冷生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17)梅冷生:《慎社与瓯社》,梅冷生著,潘国存编:《梅冷生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93—97页。
(18)梅冷生:《慎社与瓯社》,梅冷生著,潘国存编:《梅冷生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93—97页。
(19)曾文英1924年3月4日向政府递交《为组织泉州兢社请予立案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泉州市地方志编委会、鲤城区地方志编委会编:《民国时期泉州地区档案资料选编》,1995年版,第242页。
(20)《泉州兢社章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泉州市地方志编委会、鲤城区地方志编委会编:《民国时期泉州地区档案资料选编》,1995年版,第243页。
(21)《段瑞翔启事》《胡远尘、唐印先、何善垣启事》,《湘南》1924年第1期。
(22)《社章》,《湘南》1924年第1期。
(23)《本社临时职员表》,《湘南》1924年第1期。
(24)《编辑部启事》,《湘南》1924年第1期。
(25)吴东园:《浙江塘栖棠社周岁祝词》,《乐天报》1922年第43期。
(26)《棠社月刊》1925年第2期。
(27)《巽社社章》,《巽社丛刊》1925年第1期。
(28)汪维藩:《弁言》,《棠声社刊》1927年第1期。
(29)《凡例》,《萸江吟社辛巳春夏季合刊》1941年。
(30)兑之:《述社》,《东方杂志》1931年第28卷第5号。
(31)莫立民:《晚清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32)孙之梅:《南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33)俞鸥侣:《虞社志》,《虞社》1936年第219期。
(34)何振球:《虞社初探》,《常熟文史论稿》,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35)何振球:《虞社初探》,《常熟文史论稿》,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36)《社章》,《湘南》1924年第1期。
(37)柳亚子:《南社纪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38)《希社简章》,《孔教会杂志》1913年第1期。
(39)《南社湘集》1924年第1期。
(40)《社章》,《湘南》1924年第1期。
(41)《沧社简章》,《中医杂志》1922年第4期。
(42)《进社》1917年第1期。
(43)《虞社》1928年第146期。
(44)《新社草刊》1925年2月第4期。
(45)《新社草刊》1925年3月第5期。
(46)《沧海》1924年第5期。
(47)万柳:《清代词社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113页。
(48)《会计部启事一》,《亦社》1919年第3卷第2期。
(49)《本社启事三》,《虞社》1928年第145期。
(50)孙克强:《清代词社研究序》,万柳:《清代词社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51)《国粹学报略例》,《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
(52)孙之梅:《南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
(53)高旭:《南社启》,《民吁日报》1909年10月17日。
(54)《同南社约第三次修订》,《同南》1915年第1期。
(55)《希社简章》,《孔教会杂志》1913年第1期。
(56)钱南铁:《答李审言先生书》,《虞社》1930年第170期。
(57)曾文英:《泉州兢社请予立案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泉州市地方志编委会、鲤城区地方志编委会编:《民国时期泉州地区档案资料选编》,1995年版,第242页。
(58)傅熊湘:《南社湘集导言》,《南社湘集》1924年第1期。
(59)刘哲庐:《进社丛刊序二》,《进社丛刊》1917年第1期。
(60)黄节:《国粹保存主义》,《政艺通报》1902年第22期。
(61)羲人:《中国文学原论》,《科学一斑》1907年第1期。
(62)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63)卢文芸:《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与南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64)曹聚仁:《纪念南社》,柳亚子:《南社社集》,中学生书局1936年版。
(65)程癯鹤、陆孟芙:《南社小史》,《常熟文史资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740页。
(66)王季思:《一代词宗今往矣》,《王季思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页。
(67)傅熊湘:《南社湘集导言》,《南社湘集》1924年第1期。
(68)郑逸梅:《南社丛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69)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