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报刊型旧体文社的新旧二重性

文社作为文人的组织团体，其形式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民国时兑之详细考查“社”之历史来源，撰《述社》一文，认为“社”最初的意义乃“土地之主”，后“唯社为遍及人群，于是社为人民结合之所，为饮食宴乐之资，则宗教性渐移入政治性，又渐移入社会性矣。汉代以来，社为人民活动最有力之表现，始为社交团体，继为文艺结合，为乡里自卫组织，为自治机关”(30)。在传统社会中，社从土地神祭祀到各种团体组织、文学社团，虽然含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社依托土地形成的地域观念则一直存在。即使到晚清时期，虽“词社数量可观”，但社依托地域，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地域相对集中”(31)的特征，这是因为在传统社会中人员流动少、通信不便等现实情形的制约下，难以支撑跨地域社团组织的形成。这些不利因素，对于清末民国的新知识群体而言已经不再存在，现代邮政以及报刊为跨地域的社团的形成提供了有力保证。对于报刊型旧体文社而言，并非在成立甫始即是跨地域的社团，而是如传统文社一样，最初由来自同一地域的几个同人发起成立，之后发行社刊，通过社刊的流动向全国召集社友，从而成为跨地域的社团。如南社正式成立时，也就是来自苏州地区的陈去病、高旭、柳亚子三人，第一次雅集也只有17人参加，且多数来自苏州及周边；但随着《南社》的风行，《南社》上刊登的社章以及通信地址就成为吸引广大社友的有效媒介，因乎此，南社社友数最高达1170多人，覆盖了全国的21个省市(32)，不可谓不广。虞社成立于常熟，最初发起人金病鹤等均为常熟人，然“四方闻风兴起，得以称盛一时”(33)，“虞社社员遍布全国18个省市，甚至还有不少东南亚、日本、西欧、美国等地的中国外交人员和留学生也参加了虞社”(34)。南社地方支社如越社、广南社、南社湘集等等虽然义属地域分支，但实际上亦面向全国广纳社员。在湖南新化成立的萸江吟社，吸收了来自其他地方的诸如杨寿枏、郭则沄、杨圻等文化名人。一人同时参加不同社团的现象亦不少见，如醒旧诗文社主编郭竹书为泉州兢社的编辑；岭南壶社的蔡竹铭亦同时是常熟虞社的社友；萸江吟社社长宗子威亦同时是虞社社友等等，如此情形，不一而足。除此之外，这些社团有的还谋求在其他地方建立分支社，如南社支社有淮南社、辽社、广东分社、长沙分社等等；“虞社在各地社员中聘请了一些有声望的人物担任名誉社长或顾问。在创办阶段，虞社在社友较多的北京、上海、山东、无锡、南京、苏州等地用推选再取得本人同意的方法聘请了10位名誉社长”(35)；湘南文社在《社章》中明确规定：“分社，设立中国各省县区，及海外各国华人侨寓地，其办法依总社章程执行之，不得违背抵触”(36)；《棠社月刊》第5期《编务部启事》云：“江西分社社长郑醉厂近迁居湖北老河口湖南街码头，凡分社友诸社友通信处，亦随之转移”，分社之设表明报刊型旧体文社没有以一隅自限，在保留地域性的同时，实现了跨地域的集合，亦即这些文社虽以地域相召而立，甚至更以地域命名，但实际上以报刊为媒介，实现了现代社团与报刊集团的双重功能。

传统文社囿于地域有限的限制，其文学作品的产生不外乎雅集酬唱。雅集酬唱时，社友往往聚集一处，一人首唱，其他则同题、同调、同韵等等严依原唱唱和，体现了社友趣味的相似性。报刊型旧体文社与此既有类似，也有不同的地方。类似之处是它们均保留了传统的雅集形式，雅集之时也创作诗、词、文等形式作品，如《南社第三次修改条例》规定：“各社友散处，每以不得见面为恨，故定于春秋佳日，开两次雅集。其地址、时期，由书记于一月前通告”(37)；《希社简章》曰：“雅集：每月开社之后，继以文酒言欢，由司社拟发课题，俾社友雍容唱和，于尊崇道德之中，寓提倡风雅之意，社友无论远近，一概发题，惟应课与否，亦各听便”(38)；《南社湘集简章》规定：“本社每年上巳、重九各举行雅集一次，地址及雅集费由书记先期通告”(39)；湘南文社《社章》规定：“每年春秋两季，邀集社员，公同研究，以联友谊，而策进行，并摄影以留纪念，其资临时相集”(40)。《沧社简章》亦有雅集之规，曰：“雅集：本社每年以上巳、重九二日为雅集常期，或遇四时佳日、乐事赏心，得再临时邀集同人，其时期及地点，临时通告之。”(41)雅集时文人都有斗酒作诗、文、词之习，因此产生了相关社作，如亦社开辟专门版面“雅集墨缘录：亦社雅集”登载雅集社作，其他雅集社作散见于各自社刊之中。雅集作为社作产生的一种途径，在这点上报刊型旧体文社与传统文社无异，但报刊型旧体文社雅集产生的诗词作品，往往不再拘泥于同题、同调、同韵、同体等等，对于创作的限制程度大大降低，强调自由抒发，不拘体式。报刊型旧体文社社作产生有一途径是传统文社所不具备的，即有时是以社友个人名义在社刊上发布题目，面向全体社友征题，如《进社》所载：“心存征求题词。题目：乘风破浪图题词；格式：不拘诗文词赋，一律欢迎，但须用精美笺纸缮写，双款盖章，违格不录；期限：本刊出版日起一月截止；赠品：文房应用品物；投寄：常州西沄里王恒大号内顾第王心存收；揭晓：本丛刻第三集。”(42)《虞社》曾载醉云窝主周蝶魂《未是草》，并以之“征求和章：蜜月吟录呈诸大吟坛郢政”(43)。有时是以社的名义征题，如新社在《新社草刊》上辟“嘤求”一栏征题：“诗题：送春词，不拘体韵；完卷：三月二十日前，本刊第五期披露”(44)、“题黄慵叟先生岩谷驻颜图，不拘诗词、不拘体韵，来稿请寄本社或上海南市上海医院西首多稼里十四号江宁黄寓”(45)；《沧海》第5期发布“沧社诗题”“沧社诗钟题”“烈妇张叶氏微言小启”(46)，以社刊为平台，先征题，后发布，事实上成为雅集之外社作产生的另一种途径。社友日常所作登载在社刊之上，即可视为社作产生的方式之一，而这个部分产量是最大的，因为作为跨区域的大型社团，空间距离遥远的社友是无法参加雅集等常会类的活动的。以社友名义、以社的名义征题，如一般社友对相关题目不太熟悉，往往存在心里隔膜，不便和作。而每个人有每个人独自生活的空间，会因生活生发出独特情感，所以更多社友往往不拘束缚，自抒性灵，写作较多的旧体作品揭载于社刊之中。

传统文社因社友雅集，同题、同调、同韵、同体进行创作，产生的作品多以雅集的前后顺序编排，形成社集，这是传统文社社作结集刊行的典型表现。如举于嘉庆年间由邵广铨发起的樽酒消寒唱和，社作刻成《樽酒消寒词》，以诸如“第一集”“第二集”等顺次排列，清晰地展现词社社集以及社作的情况(47)。这种情形即使是到民国，依然有具极端文化保守色彩的旧体文社在坚持，诸如天津的须社社集《烟沽渔唱》、沤社社集《沤社词钞》等等，均以雅集前后为纲来编辑社作。传统文社受限于有限时空，人员相对较少，其社集的编撰呈现出作品来源的单一性、纯粹性。但是，报刊型旧体文社因组织模式已经发生了改变，传统文社社集承载的功能相应地转到社刊上面，因而社刊的呈现状态相应地与原来的社集大不相同。报刊型旧体文社打破了传统文社的狭小时空，借助于现代报刊、通信等方式形成了较大的跨区域的社团，社员来源多样、素养亦参差不齐，显然，如传统文社那般全体社友聚合一处进行雅集并严格限制创作条件是不现实的；同时，由于地域远近不同，形成收到作品的时间前后不一等原因以及报刊出版的周期性要求，使得作为旧体文社的社刊不再以雅集作品作为唯一社作来源，而是兼采社征、社友征作、社友自作的形式，即使是雅集、征作等，也不采用严格的创作条件来限制。这些作品登载于报刊，遵从的不是雅集前后顺序，而是收稿时间的先后。传统社集所收基本上是一次完成的产品，社集的完成代表社事的结束，而现代报刊周期性出版的特点决定了其社团并不会随着某一期社刊的出版完成而结束，除非是社刊停刊才意味着文社的解散。传统文社社集的刊刻经费主要出自社友，而报刊型旧体文社社刊的出版费用来源多样，一部分来自社友的社费，如亦社登载于社刊上的《会计部启事一》曰：“本社一切开支需费浩繁，诸君如未缴社费，请即日掷下以济眉急。再，已缴第一、二年社费诸君，亦希续交，谨祈注意”(48)等；一部分来自社友捐款，如虞社《本社启事三》云：“本社经费支绌颇难维持，如蒙同社诸君特别捐助，俾固基础而规久远，尤所祷企”(49)；更有一部分来自社刊销售以及广告收入，如《虞社》第145期“本期四张售大洋二分”；等等，这些都是传统社集根本没有涉及的。

综合以上所述，民国时期报刊型旧体文社从结社时空、社作产生以及社作发表等等方面呈现出既传统又现代的特性，依托现代报刊形式拓宽了文社的空间，生发了新的功能。值得提及的是，现代报刊因公共舆论而生，先天带有公共文化产品属性，虽说报刊型旧体文社及其社刊似仅因旧体文式而聚，但结社的终极关怀以及客观效果则溢于文外，影响至公共文化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