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民国词集研究的回顾与现状
所谓民国词集，是指作者曾生活于民国时期，且于民国时期出版的词别集、总集、选集等，包括排印本、石印本、刻本、油印本、稿钞本等。民国词集的全面搜集、著录与研究属于民国词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建设，除了其本身不言而喻的文献价值之外，也可为民国词研究乃至近现代词学研究打下更为稳固的基础。
总体而言，对民国词集的研究属于一项草创性质的工作。虽然学界最近几年对民国词集文献搜集与整理工作已经展开，但由于时间紧迫，工作量大，加之有些词集的版本情况颇为复杂，可以说，我们至今对民国词集还缺乏一个完整、清晰的把握。这一工作已经成为当下民国词研究方面亟须完成的任务。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为我们对民国词集进行专门研究提供了合适时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除了社会因素、思想观念等外部条件外，学术界已经出现了较为丰富的相关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或许并非以搜集、著录、研究民国词集为专门目的，但为我们的专门研究提供了较为扎实的基础。下面，我们对近三十年来与民国词集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略作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
一、有关民国词集的著录、叙录工作
到目前为止，明确以“民国”为断限的词集著录、叙录的专门性著作尚未出现，但一些大体相近的研究成果已经产生。其中，以王晋光等编著的《1919—1949旧体诗文集叙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为代表。该书所收为“1919年至1949年大陆出版的，而且其作者在1919年以后仍在世的诗集、词曲集、文集以及合集的提要”，其中涉及21部词集，另有部分为诗词合集如《病鹤诗词稿》《碧栖诗词》《云在山房骈文诗词选》《香榭诗词稿》《双照楼诗词稿》等。书中的提要内容包括书名、卷数、作者、出版者、出版时间、书籍特征、内容介绍、创作背景、总体风格、作品品评等。该书所著录的词集大体属于民国范畴，可以看成是对民国词集搜集、著录的一次初步尝试，但由于该书并非以词集为专门对象，且时间上也并未涵盖整个民国，因此所著录词集的数量极其有限，相对于民国词集的实际存世量而言，几乎未到一成。
马兴荣等主编的《中国词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词集要目”对部分民国词集作了析释，如总集《戊午春词》《乐府补题后集》《夷门乐府》《午社词》《雍园词钞》《瓯社词钞》《烟沽渔唱》《六一消夏词》，别集《香宋词》《海绡词》等多种，分别论及卷数、作者、刊印时间、版本情况以及相关序跋。
中国台湾地区黄文吉编《词学研究书目（1912—1992）》（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提供了二十世纪八十年间词学研究的诸多资料，其下册“民国”部分，先综论这一时期的词学研究及词集、词作状况，然后一一著录了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梁启超、冒广生、王国维、吴梅等词家的相关信息。林玫仪《词学论著总目（1901—1992）》（“中研院”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版）一书，收录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法国、苏联、德国、意大利、瑞士及匈牙利等地出版之词学资料，在篇幅容量上比黄著还要多出一倍，全书分为词学总论、词籍、词学杂著、词家与词作四大类，其第二、四类中均著录有为数不少的民国词集。
邹颖文编《香港古典诗文集经眼录》（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版），著录香港开埠以来共514位作家所著808种古典诗文集，分别介绍作者生平、出版数据、诗文数目、题签、序跋、题辞者姓名及学者评论。在808种诗文集中，含词集67种，另有诗文集中收词者383种，其中不少属于民国词集。
一些清代诗文集目录著作中往往包含有民国词集的信息，如吴熊和、严迪昌、林玫仪合编的《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中研院”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版），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柯愈春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等。另外，刘荣平在《闽江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发表的《清代至民国闽词集编年（1644—1949）》一文，对清代以及民国时期福建的词集作了著录，也提供了一些民国词集的信息。
朱惠国、吴平主编的《民国名家词集选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选录、影印了近百种民国词家词集，每种之前撰有提要，内容包括：作者简介，包括姓名、别名、笔名、字号、其他常用称谓以及简要生平等；词集基本信息，如书名、卷帙、编次上的分类、附录、编成或出版的时间、收词数量以及增删情况（增删情况主要出现于重编或再版以后）等；版本和馆藏情况，其中版本主要介绍其形态，如何时何地形成之刻本、钞本、稿本、铅印本等情况，以及各种版本的演变、流传情况，也包括词集的题款、印章等信息；词集资料，包括序跋、题辞，或词题、夹注中透露之信息等，其中序跋、题辞本为版本特征之一，但对词集的文学研究更为重要；内容提要，包括作者的词学活动，词作的形式、题材、内容、语言、修辞等情况，以及对词集风格所形成的影响等。
余意的《晚近名家词集考叙》（《词学》第3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和欧阳明亮的《晚近名家词集考叙》（《词学》第36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分别考述了活跃在清末民初著名词家的词集。前者记录民国词人词集共计21家，以词人生年为序，就可考的生卒年、生平事迹、词集的编纂情况、馆藏地等作了介绍。后者对民国时期另外11位词人的词集作了考叙，体例与前者一致。另外，徐燕婷《晚近女性词集考述》（《词学》第39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现代女性词集考述》（《词学》第40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专注于民国女性词集的著录，体例与《民国名家词集选刊》相仿。这是近年民国词集著录方面比较集中的学术成果。
二、民国词作总集的编纂
民国词集文献的整理是一项工作量大、任务繁重，需要广泛参与的课题。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批以“近代”“当代”或“二十世纪”为名的总集先后问世，其时间跨度或与民国相当，互为交集，或涵盖民国在内。施议对所编《当代词综》（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虽然问世较晚，但编纂历程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该书旨在“将清季四大词人之后名家代表作汇为一编，以补词史之阙”，并将入选作者以生年为序进行编排，其中第2卷（1890—1899年间出生者）、第3卷（1900—1905年间出生者）、第4卷（1906—1911年间出生者）涉及民国词人最多。在编选过程中，编者多方寻访探求，共征得词人自刊词集及稿本一二百册，而且入选之词大多为未刊之作，入选之人既有名家巨擘，也有无名之士，由此保存了大量不为前人所知的民国词人、词集相关资料。刘梦芙所编《二十世纪中华词选》（黄山书社2008年版）也具有同等的文献价值，该书以二十世纪为断限，涵盖民国在内，而且民国时期的遗民词人与南社词人是其收录的重点。严迪昌所编《近代词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在时段上横跨晚清和民国，且每位词人都附有小传，考辨其生平行迹、词集刊刻等情况，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民国词人、词集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他还另编有《近现代词纪事会评》（黄山书社1995年版），该书以纪事会评的形式，对近现代词学资料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搜集，“时限大致为一百年左右，即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1)，故而包括部分民国词人、词集的资料在内，且该书在采编史料的同时间作考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还有毛谷风所编《二十世纪名家诗词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王蛰堪主编《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词部》（巴蜀书社2009年版）等，这些总集虽然重在选人、选词，并非以民国词集的搜集、著录为鹄的，但其中涉及大量有关民国词人、词集的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近些年来，专以民国为断限的词总集开始出现。先有朱惠国、吴平编选的《民国名家词集选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问世。是书选取了作者曾生活于民国时期，且于民国时期出版的名家词别集91种加以影印，包括铅印本、石印本、刻本、油印本、稿钞本等等，既考虑了词人本身的影响力，又兼顾了词集的实际成就，大致上反映了民国时期包括晚清遗民、大学教授、报人编辑、政府官员、书画家等在内的不同作者群体的分布情况和创作成就，可谓民国词集之“精华”。书中每一词集之前都附有提要，对词集的馆藏地、作者、版本及内容风格等作了精当的介绍和评述，颇具参考价值。随后有曹辛华的《民国词集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出版。该书收录了249位词人的289部词集，规模上更大一些；但细察之下，有不少晚清词集误收其中，前述《民国名家词集选刊》收录者，该编则不再收录。
此外，作为汇集多人诗词作品的合集，社集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总集之一种。近年来，通过马大勇、南江涛等学者的努力，所考得的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社团数量已有近千，其中许多都有社集保存下来，亟须集中力量进行搜集与整理。目前这方面的文献汇编主要有《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和《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前者收录与旧体诗词社团相关的诗词结集、同人传记等近百种，涵盖了包括沤社、午社、瓯社、如社、潜社、著涒吟社、武进兰社等著名词社在内的各地诗词社团数十个，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后者在此基础上继续选辑了50多种文献，其中以南社的相关文献为多。值得注意的是，编者于社集之外，尚收入了众多与结社相关的制度、名录、宣传文献，如《文学社题名录》《允中学社宣言》《甲子社人文类辑部档案细目》等，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二编皆为影印本，搜罗较广，为辑佚近现代名人诗词，研究近现代旧体诗词文学创作及诗词社团活动等提供了有益资料。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还将陆续影印部分重要的民国诗词别集，这些词集将以历史原貌展现于世人面前，既避免了今人整理时的舛误，也能够保存原集的版本特征，对于民国词集的校勘、考释和叙录等工作具有重要价值，值得期待。
三、民国词人别集的整理、出版
近三十年来，民国词人别集的整理出版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相对于囊括一代、纵览全局性的总集、选集，民国词人别集的整理、出版更能体现研究的深度。这些成果以对作家的研究为基础，以整理作品、附录序跋、传记资料为主要形式。可以说，每一部民国词人别集的整理、出版，都有助于我们描绘民国词集的历史全貌，为民国词集全面系统的搜集、著录工作提供实在的助益。
二十世纪初，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夯实近代文学研究基础”为目的推出“近代文学丛书”，旨在网罗近代文学重要大家、名家的诗文别集，而这些作家的词集也多附于内。在现已刊行的诗文别集中，涉及到的民国词集有杨圻《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金天羽《红鹤词》（《天放楼诗文集》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陈曾寿《旧月簃词》（《苍虬阁诗集》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等数种。该丛书在整理方面不仅版本讲究，标点、校勘精审，而且大量搜集传记、序跋等相关资料，并附有作者年谱简编，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另外，由中华诗词研究院主持、黄山书社出版的“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致力于保存、整理晚清民国以来诗词名家的专集文献，其中包括不少民国词集，如寇梦碧《夕秀词》（黄山书社2009年版）、沈轶刘《繁霜榭诗词集》（黄山书社2009年版）、张珍怀《飞霞山民诗词》（黄山书社2009年版）等。黄山书社还出版有“安徽近百年诗词名家丛书”，已出版的诗文别集中，包含丁宁《还轩词》（黄山书社2012年版）、汪石青《黟山新籁》（《汪石青集》附，黄山书社2012年版）等词集，在民国词别集的整理方面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近年来还可一提的成果是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丛书系列，在现已出版的11卷55册中，其“词学整理与研究卷”“词学家文集卷（一、二）”涉及16位民国词人或词学家的作品集，其中徐乃昌、陈锐、张尔田、吴虞、蔡嵩云、叶恭绰、陈匪石、佘磊霞、汪东、刘麟生等十人的著作中皆收有词集，包括《冰弦词》《袌碧斋词》《遯庵乐府》《朝华词》《柯亭长短句》《遐翁词赘稿》《倦鹤近体乐府》《珍庐诗词集》《梦秋词》《春灯词》等，都是最新的整理本。
除了以上几部丛书之外，近三十年来整理、出版的民国词集数量也颇可观，这些词集或单独成书，或附于诗文集之后，其中既包括一些知名词人的词集，如沈祖棻《沈祖棻诗词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龙榆生《忍寒庐词》（《龙榆生词学论文集》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夏承焘《天风阁词集》（《夏承焘集》附，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吴梅《霜崖词录》（《吴梅全集》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刘永济《诵帚词集》（《刘永济集》附，中华书局2010年版）、王国维《王国维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张伯驹《丛碧词定稿》（《张伯驹集》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徐自华《忏慧词》（《徐自华集》附，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赵熙《香宋词》（《赵熙集》附，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姚亶素《姚亶素词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黄咏雩《芋园诗词钞》（香港春秋出版社2015年版）、赵尊岳《珍重阁词集》（《赵尊岳集》附，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等，还包括一些并非以词名世的文化名人或政治人物的词集，如谢觉哉《谢觉哉词钞》（《谢觉哉诗词选》附，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丰子恺《丰子恺诗词》（《丰子恺文集》附，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周作人《知堂集句词》（《周作人诗全编笺注》附，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马一浮《芳杜词賸》《芳杜词外》（《马一浮全集》附，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张大千《张大千词集》（李永翘编《张大千诗词集》附，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庞俊《养晴室词录》（《养晴室遗集》附，巴蜀书社2013年版）、溥儒《凝碧余音词》（《溥儒集》附，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徐兆玮《棣秋馆词录》（《虹隐楼诗文集》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此外，还有一些民国词集的校笺、校注本，更具有学术价值，如《吕碧城词笺注》（吕碧城著、李保民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海绡词笺注》（陈洵著、刘斯翰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朱自清旧体诗词校注》（朱自清著、常丽洁校注，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彊村语业笺注》（朱祖谋著、白敦仁笺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廖恩焘词笺注》（廖恩焘著、卜永坚等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等等。
四、资料性、史料性著作的出版
民国词集的全面搜集和著录工作，离不开大量资料和史料，近三十年来，一系列资料性、史料性著作竞相问世，以下分为三类予以介绍：
（一）年谱、日记、书信集。词人年谱与词人书信是词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但保存了民国时期的大量词作，也提供了与民国词集的成书、结集以及版本情况密切相关的背景资料，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近三十年来，有关民国词人、学者的年谱、日记、书信手札陆续出版，如《冒鹤亭先生年谱》（冒怀苏编著，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龙榆生先生年谱》（张晖著，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顾随年谱》（闵军撰，中华书局2006年版）、《夏敬观年谱》（陈谊著，黄山书社2007年版）、《夏承焘年谱》（李剑亮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徐有富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朱彊村年谱》（沈文泉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况周颐年谱》（郑炜明、陈玉莹著，齐鲁书社2015年版）、《汪东年谱》（薛玉坤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叶遐庵先生年谱》（焦宝、周翔整理，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樊增祥年谱》（程翔章、程祖灏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及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吴梅日记》（《吴梅全集》附，王卫民编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郑孝胥日记》（劳德祖整理，中华书局1993年版）、缪荃孙《艺风堂友朋书札》（顾廷龙校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刘承幹《嘉业堂藏书日记抄》（陈谊整理，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等。此外，张寿平辑释、林玫仪校读的《近代词人手札墨迹》（“中研院”文哲研究所2005年版）将龙榆生旧藏的书信手札影印出版，信札作者均为近代著名词人、学者，为民国词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二）书目类著作。从操作层面上看，要对民国词集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和著录，必须要对民国的词集文献有一个基本的把握，知道民国总共有多少位词家，出现过多少部词集。即使我们一时无法得出准确的数字，但也应该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接近历史原貌，而书目类著作显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工具。近三十年来，民国时期书目的编纂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其中尤以《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为代表。《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以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馆藏为基础编纂而成，其中著录中国文学书目15 687种，涉及不少民国词集。《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则进一步补充了《民国时期总书目》的不足，尤其是补充了不为其所收的线装书，其中又增添了相当数量的词集书目。另外，《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丛书综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丛书广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也著录了一些近代书目，提供了有关民国词集的丰富信息。此类著作还有《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时期图书总书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近代专题文献目录汇刊》（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民国时期公藏书目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民国时期宁波文献总目提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民国皖人文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也提供了不少民国词集的信息。此外，已出版的一些国内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也有不少民国词集的收藏信息，如《安徽省馆藏皖人书目》（黄山书社2003年版）、《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民国文献珍本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福建省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等。正是伴随着这些书目类著作的问世，一大批原本不为人知的民国词集得以进入当今学者的视野。
（三）民国史料文献的汇集、出版与数字化。有关民国词集的结集、刊印与著录信息，还散见于浩如烟海的民国史料文献之中，其中尤以文教、出版、笔记类史料为夥。近年来，有关民国史料文献的汇集、整理、影印也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一些大部头的文献丛刊、汇编印行于世，对我们全面、深入掌握民国词集的相关资料有重要的帮助。如山西古籍出版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陆续出版的《民国笔记小说大观》，当中包括一些有关民国词人、词集的稀见材料。又如张研、孙燕京主编的《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及其《续编》（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对民国稀见基础史料进行了收集影印，虽然该丛书并未收录民国时期的文艺作品，但其中所收录的“文教”类史料亦足资参考。江苏凤凰出版社2014年以来推出了“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其中包含《近代珍稀集句诗文集》《赵尊岳集》等多种诗文集，同时提供了大量的民国日记史料。北京朝华出版社2017年推出的“清末民初文献丛刊”中有《湘绮楼诗文集》和《吕碧城集》。中国台湾地区文海出版社于1966年陆续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收入了民国时期的笔记、日记、手札、电文、年谱、诗文集、经世文编、传记（碑传）等大量史料，尤其是影印了袁荣法《玄冰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90册）、袁思亮《冷云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03册）等几部民国词集，更显珍贵。此外，出于构建地域文化的需要，近年来出现了一大批地方文史丛书，如上海社科院出版社所出《温州文献丛书》、福建人民出版社所出《福建文史丛书》、岳麓书社所出《湖湘文库》；卢桂平主编的《扬州文库》，李圣华、万吉良主编的《宁海丛书》，南京出版社所出《金陵全书》等，其中收有许多文学典籍，若能细加甄别，当亦不乏民国词集的线索。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民国文献的数字化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近年来，国家图书馆以及上海、南京、重庆等各大图书馆，基本上已经完成馆藏民国文献的数字化转化，大量民国词集也包括其中，这既有利于文献保存，又方便学界利用。此外，民国时期的图书期刊全文数据库建设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出现了大成老旧期刊全文数据库、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读秀学术搜索，以及“CADAL”项目（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爱如生晚清民国大报库等一批民国文献数字资料库，其中包含了大量散见于报刊杂志的民国词作，以及分藏于海内外的民国词集。这些数据库的建立，为当前的民国词人、词集的研究提供了前人无法想象的便利。
五、相关的民国词集研究
近年来，有关民国词集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些成果或以时代为线索，或以地域为角度，或以社团为对象，或直接着眼于民国词人、词集本身，从不同方面考察了民国时期的词人交往、词坛活动以及词集的版刻、源流、内容、风格等问题。
（一）编年、词史类著作中的词集
杨柏岭《近代上海词学系年初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以年代为经，作品为纬，比较细致地勾勒了1840年至1919年间上海词坛的概貌，涉及民国前期的大量词作、词集、序跋以及词坛活动资料。傅宇斌《现代词学的建立：〈词学季刊〉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词学》（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一书以《词学季刊》为基点研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词学，对民国时期刊刻的总集、选集、郡邑词集、家集、闺秀词集、唱和词集多有梳理，且在书后附有《词学季刊》词人小传。马大勇的《二十世纪诗词史论》（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围绕着“二十世纪诗词史”的构想进行阐发，并对近百年词社、词文献的情况予以考述；下编则主要是个案研究，涉及到王国维、易顺鼎、吴梅和卢前等民国词人及其作品。他的《晚清民国词史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则是从清末起笔，自然延伸到民国。该书将民国前期词坛的研究重点放在南社词，将社员细分为情志派、格律派、情格兼重派三类展开论述；民国中后期词坛则选择以大家切入、兼及小家的方式，重点叙述了吴梅、龙榆生、夏承焘、詹安泰、唐圭璋、刘永济等人的词创作。此外，莫立民《近代词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对清代嘉庆初年至民国早期的词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一番考察，对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清末词人进入民国之后的创作活动作了一定的描述。胡迎建《民国旧体诗史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虽然以论诗为主，但民国文人大多诗词兼擅，所以其中也保存有不少民国时期词人的资料。
（二）地域词学维度下的词集
巨传友《清代临桂词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附录《临桂词人活动年表》将临桂词人活动年限追踪至1941年，已经跨入了民国后期。谢永芳《近世广东词坛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涉及到民国时期部分广东“学人之词”“词人之词”和“诗人之词”群体。袁志成《晚清民国福建词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通过对晚清民国福建词坛的整体状况以及词社与词风演变进行系统的考述，展现出了晚清民国福建词坛的原生态，在福建词人、词集的研究方面贡献良多。袁志成、曾娟所著《晚清民国湖湘词坛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同样以概况与个案结合的方式，对民国湖湘词坛的创作情况进行了研究。论文方面，谢永芳《历代广东词人综录》（《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通过勾稽史料、方志、总集、别集等资料，对五代至民国时期的384位广东词家进行了考述，其中包括潘飞声、陈洵、汪兆镛、吴树勋、李朋杜等多位民国词人。谢永芳的另两篇论文《历代湖北词人及其地域分布》（《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历代湖北词人知见词集简目初编》（《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4期）分别对历代湖北籍词人、词集进行了清查，其中涉及大量民国词人、词集。此外，袁美丽《清代金陵词坛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附录《清代金陵词人词集存目初编》，“举凡清代以至民国原籍为金陵而离金陵流寓者、祖籍为金陵而非生于金陵者、原非金陵籍而生于金陵或长期流寓金陵者，均予著录”，提供了许多民国时期金陵词人词集的著者、版本、馆藏信息。谢燕的《近世京津词坛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详细考察了从嘉庆初年到民国中期京津词坛的词学风尚、词坛样貌和士林风会，其附录《近世京津词坛词人活动年表》和《近世京津词坛词人词集馆藏书目》也包含着丰富的有关民国北方词坛的词人、词集资料。
（三）词社研究与词集
词人结社也是民国词坛的重要内容，相关的词社研究都离不开社集。民国时期的词人继承了传统词人结社填词的习惯，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结成了诸多词社。学界对于民国词社研究已投入了较多精力。宏观层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尹奇岭《民国南京旧体诗人雅集与结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袁志成《晚清民国词人结社与词风演变》（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查紫阳《晚清民国词社研究》（南京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等，万柳的《清代词社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也涉及到一部分民国初年的词社，其他的如马大勇《近百年词社考论》（《文艺争鸣》2012年第5期）、查紫阳《民国词人集团考略》（《文艺评论》2012年第10期）等，多以广搜博取的方式对民国词社的时间、人员、地点、社集等基本情况作了考辨。个案层面的研究，有关南社的研究相对较多，如汪梦川《南社词人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对南社词人的交游行迹、创作情况、词学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陈国安的《南社旧体文学著述叙录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对南社90余人的旧体文学集作了梳理和著录，并且对作品进行了点评。其他词社也渐渐受到关注，如杨柏岭《舂音词社考略》（《词学》第18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徐有富《吴梅与潜社》（《古典文学知识》2011年第5期）、李桂芹《如社与民国金陵词学》（《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6期）等，都对具体的民国词社作了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已有一些年轻学者将民国词社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对重要的民国词社作了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如马强的《沤社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吴晗的《舂音词社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等。
（四）词人研究与词集
词人研究和词集研究关系十分密切，民国著名词人一般都有词集，研究他们的词学活动和词学成就，自然会涉及到他们的词集，因此在民国词人研究论著中词集的信息量非常大。如果仔细分析此类论著，又可将其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以词人研究为主，涉及到词集信息。如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收于钱仲联《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齐鲁书社1983年版）、刘梦芙《“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收于刘梦芙《二十世纪名家词述评》，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在对近现代词坛的重要词人进行论列、评骘的同时，著录了不少民国词集。朱德慈《近代词人考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对“始自嘉、道交替之际，终于民国二十年”之间的一批近现代词人的生年、卒年、字号、科举年份、终官何职、词作结集与刊刻状况进行了初步清查，对于民国词集的研究也不无助益。从群体研究来看，林立《沧海遗音：民国时期清遗民词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从文化记忆和身份建构的角度探讨了清遗民词，兼及对《沧海遗音集》《烟沽渔唱》等文本的研究。李剑亮《民国教授与民国词坛》（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则是选择了民国词人中的教授群体，分析他们的身份特征、地域分布和创作背景，解读他们有关读书、题画、爱情等日常生活的词作，同时考察了高校迁徙、社团活动、学校教学等对其词创作的影响，也为民国词集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用的史料与信息。谭若丽《民国学人词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同样以民国时期在高校任职的学人、教授为对象，研究了他们词集的版本、内容、风格等特点。另外，杜运威的《抗战词坛研究——以晚清词史相关现象为背景》（吉林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和赵郁飞的《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吉林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分别关注了民国时期的抗战词人群体和近现代女性词人群体，其中也有涉及民国词集的内容。词人个案研究方面的论文较多，但同时也有黄阿莎《沈祖棻词作与词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和郑炜明等《况周颐研究论集》（齐鲁书社2011年版）、《况周颐研究二集》（齐鲁书社2016年版）这样的专著。前者对民国女词人沈祖棻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对其《涉江词》的创作历程和创作主题进行了探讨；后者则用校勘学、训诂学、考据学等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对况周颐的词学活动以及相关问题作了细致的考述与研究。
第二类，以词集为核心的民国词人研究。此类研究以李剑亮《民国词的多元解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最有特色，也最具规模。此书分论刘永济、沈祖棻、周庆云、杨圻、袁克文、陈方恪、唐圭璋、卢前、江芷、夏承焘等十余家民国词人，但研究思路比较有特色，作者以所论词人的词集为核心，分别论述其词学成就，既是词人研究，也是词集研究。但目前像这样主要以民国词集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极少，现有的成果中，大部分都是专题论文。以《词学》集刊为例，该集刊近五年来刊登了不少专事词集文献考辨的论文。如，徐燕婷的《许禧身〈亭秋馆词钞〉探论》（《词学》第3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许禧身的《亭秋馆词钞》为考察中心，就许禧身的生平和《亭秋馆词钞》的成书过程以及词作风格作了论述；欧阳明亮《卢前〈中兴鼓吹〉与民国词坛的“词体革命”》（《词学》第38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则以卢前的个人词集《中兴鼓吹》为考察对象，尝试将卢前的创作放置在“词体改革”的背景下，对其在技法、词韵、词乐复兴等方面的努力进行分析与评价。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硕、博士学位论文中涉及民国词研究的也在逐渐增多，其中与民国词集文献联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有：求洁《民国词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周银婷《民国报刊与词学传播》（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徐燕婷《民国女性词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等。前两篇虽还存在一些疏漏，但分别将民国词集和民国报刊上刊载的词作作了初步的排查，颇有创获；后者立足于民国女性词集的个案研究，对女性词进行了总体观照。总的来看，硕、博士学位论文中数量最多的还是对民国词人的个体研究，涉及徐珂、陈匪石、吕碧城、龙榆生、夏承焘、袁克文、周庆云、吴梅、姚鹓雏、顾随、张伯驹、陈小翠、郭则沄、陈柱、陈洵、潘飞声、赵熙、胡先骕、易孺、汪东、张鸿、汪兆镛、王易、徐蕴华、夏敬观、向迪琮、詹安泰、李冰若等诸多词人，这些点状的个案分析为民国词的深入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也为民国词集的全面搜集和著录提供了帮助。
六、民国词集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近年来，随着民国词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学者对当前民国词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整体性的思考，尤其是对民国词集的整理和著录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看法和建设性的意见。如朱惠国《民国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强调了民国词集搜集、整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对民国词集的保存形态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从操作层面论述了民国词集搜集、整理工作的特点、难点和重点。马大勇《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望与前瞻》（《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也分析了包括民国词集在内的二十世纪诗词文献的特殊性，并期待一部“可靠的、全面的编目”的出现。然而，单独对民国词集的整理和研究进程进行详尽论述的文章暂时阙如，因而有必要对该问题作一具体的审视。从前文所作的文献梳理来看，当前关于民国词集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存在如下不足：
第一是词集收集与整理方面的不足。首先，在总集的编纂上，与“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明词”“全清词”等其他断代词相比，尽管“民国词集专题研究”“民国旧体诗词编年”“现当代诗词研究”等大型项目和课题已经陆续启动，但民国词集的搜集和整理才刚刚起步，离“全民国词”的规模尚有很大的差距。其次，在别集的整理上，相对于现存数量庞大的民国词集而言，目前的整理、出版工作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还有大量的民国词集有待于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另一方面，在现已整理的民国词集中，除了少数知名词人的词集外，多数词集目前普遍缺乏高水平的校勘和笺注，尚未充分体现其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再次，迄今为止，缺乏翔实可信的民国词集著录、叙录类专著，现有的对民国词集的著录或与清词著录混杂在一起，或仅局限于一时一地，对民国词集的实际存量还缺乏整体的认识。
此方面的问题虽然已经为民国词研究者所认识，相关的文献收集、整理工作也一直在进行，整体情况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此项工作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难以完全解决，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至少从目前看，还存在诸多棘手问题尚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兹举两端：
其一，如何求“全”的问题。民国时期新式的机器印刷术已经推广，加之出版机构较多，出版的门槛较低，词集的印刷与出版十分方便，因此留下一定数量的词集。这些词集现在大部分都保存在各大图书馆，查找应该比较方便，但在实际操作中也有一些困难。首先是这些词集收藏得比较分散，加之之前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与重视，要彻底查清这些词集的分布情况与收藏情况，编出一份相对齐全、清楚的知见目录，其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其次是还有一些民国词集当时属于私人刻印，作者带有较强的自娱自乐性质，并没有打算公开传播与流传，这些词集当时的印量就比较小，主要在朋友、亲属、师生等小范围赠阅，流传范围比较狭小。这类词集比较复杂，有一些整体上没有什么价值，其最终结果是自生自灭；有一些总体水平不高，但个别作品有一定价值；还有一些作品本身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由于作者有一定的知名度，作品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另外还有一些作品，作者没有什么名气，但实际创作水平不低，作品具有一定文学价值。这些词集由于流传不广，只被个别图书馆收藏，有的甚至未被收藏，收集起来就比较困难。再次是还有一些稿本，当时并没有刻印。这类稿本有些已经被一些图书馆收藏，查找起来还比较方便，但有些则未被图书馆收藏，至今还保存在私人手里，要查找、收集就相当困难了。从我们的工作情况看，这部分词集稿本又可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种是保存完好，其后代近几年已作了整理，准备出版或者已经出版的，如近年出版的夏孙桐的词集就属于此种情况；第二种是因为后代不甚重视或者处境不佳，词集的保存情况也比较糟，处于无人关心的境地；第三种情况是作者的直系亲属早年移居海外，联系十分不便，导致词集保存状况以及相关信息难以知晓。从总体上看，这部分资料的保存情况都不太乐观，散佚比较严重。近几年随着民国词人子代、孙代亲属的相继去世，这种情况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其二，如何获取的问题。大部分民国词集收藏于公立图书馆，应该不难获取，但一些收藏单位出于奇货可居的心理或保护文物的需要，对于词集文献的使用也制定了一些限制性规定，如何克服这种困难往往是研究中必须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民国词集，尤其是稿钞本，是由私人收藏的，收藏者有的是作者的后裔，有的则与作者没有关系，词集是通过商业等途径获得的，对此类词集的获取一般存在两方面的困难：一是获得信息难。由于是稿钞本，又是私人收藏，往往既不见于工具书的著录，也不见于图书馆的藏书目录，要获得收藏信息，除了多方打听、主动征集外，有时还要靠机缘，不确定因素较多。二是词集寓目难。有时即使获得了收藏信息，但也不一定能看到书，更不用说复制，其原因，有的是收藏者身在海外，且并不从事文史工作；有的则是收藏者出于各种考虑，不愿词集面世，这些也会增加获取的难度。
第二是词集研究方面的不足。从研究对象来看，目前的研究总体上仍然是以名家、大家的词集为主，对二、三流词家的词集关注不够；至于对那些非以词名世的政治、文化名人的作品，如张大千、吴湖帆、溥儒等的词作，关注就更少了。这样的研究格局，不仅有偏狭之陋，而且长此以往还容易形成一种不合理的遮蔽，使人无法窥见民国词集，乃至民国词坛的全貌。从研究观念来看，当前的研究或立足于古代文学学科，把民国词视为清词的延伸，甚至是附庸；或立足于当代文学，从“二十世纪”的视角对百年词学作追述。这两种研究视角，均没有把“民国词”当成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来看，这当然也会对民国词人、词集的研究形成一定的制约。此外，“贵古贱今”的观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这一点从当前从事民国词研究的学者人数和结构就可以看出来：首先是专门从事民国词研究的学者不多，与词学研究者的整体数量相比，比例过小；其次是人员结构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刚刚接触词学的博士，甚至硕士，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成果的数量和研究的质量。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目前最严重最需要改变的，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气方面。从这几年民国词以及词集研究的情况看，明显存在着求数量、轻质量，重立论、轻考辨的不良倾向。受这种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气的影响，当前民国词以及词集的研究存在较多问题，总体显得非常粗糙，比如在对民国词集与词人的研究中，如何真实地还原历史事实，如何准确地把握民国词集的整体状貌，就有许多工作要做。
就民国词集的事实还原而言，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原始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此项工作的意义已在前面作了较多的分析，无须再赘言。但由于民国词集以及相关资料的数量十分庞大，收藏也比较散乱，因此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将面临诸多困难。估计此项工作将延续较长一段时间。二是资料的辨析和事实的考证。民国词集资料在收集过程中有许多辨析和考证工作要做，如许多民国词集的作者除了词集之外，在报刊杂志上也发表词作，在对这些作者的研究中，同样要关注这些散见于各处的作品，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作品发表时作者往往用的是别名或者笔名，而这些别名或者笔名不仅数量相当多，而且使用也比较随意，一人多名或者两人甚至多人同名的现象也比较多，这就使我们对词作者的认定产生一定的困难。我们曾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报刊上的词作是用别名发表的，但这个别名曾有三个甚至四个民国人物用过。这些人物有的是词人，有的尽管不是，但也写有词作，这时就很难确定作者的真实身份。这种情况在民国词中并不少见。另外，由于民国距离当下比较近，大部分词作无论优劣都保留了下来，其词人群体与古代相比显得更为庞大而芜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草根词人，他们的生平资料较少，搜集与考证也十分困难。至于一些重要词人，虽然生平资料较多，但一些具体词作的创作背景也非常模糊，需要进行深入考察，以便正确解读作品。这些考证的工作量较大，有的难度也较大。解决如何准确把握民国词集的整体状貌问题，必须建立在资料收集以及词人、词作真实性考证的基础之上，通过对每一部词集细致的叙录、解读、评价和对民国词集总体的分析、归纳来实现。只有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真实还原民国词集的诸要素，如词集作者群体的成分构成与地域分布、词集总量的年代分布、词集的结集与刊刻状况、词集内容的定量与定性分析等，才能准确把握民国词集的整体状貌与基本特征。
总之，民国词集的研究现在才刚刚起步，虽然有时间近、资料散失不多、收集与考辨相对容易等优势，但也有因为时间近反而看不清晰的劣势。文学史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许多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现象都要经过时间的发酵才能显示其独特魅力，其文学价值才能被后人所认可。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目前最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基础性的资料收集与考辨，而研究只能是一种初步的探索而已。
(1)严迪昌：《近现代词纪事会评例言》，严迪昌编著：《近现代词纪事会评》，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