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民国玉澜词社及其社作

辛亥革命后，前清遗孑多将天津作为栖息的首选，后逊帝溥仪逃往天津，更是加剧了他们这一选择趋势。政治、文化身份双重失落，遗老们秉深厚传统文化修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通过结社，借诗词言志抒懑，此一情形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几达顶峰，声名显赫者当属以郭则沄为领袖的须社(1)。“九一八”事变后，溥仪逃往东北，成为日本人控制下的满洲傀儡皇帝，前清遗孑随之相继散离，自此天津一地以流寓遗民为主角的结社潮流逐渐被本地文化人士所代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天津本土人士结社风气不减，有“冷枫诗社与城南、玉澜三社，为华北三大文坛，人才济济，尽多知名之士，每月向有雅集，诗酒唱和，逸兴盎然”(2)。三社似乎于文体各有分工，其中玉澜词社专注于词。天津文人结玉澜词社的消息传到千里之外的南京，龙榆生特意在1941年4月20日出版的《同声月刊》中刊发一则简短消息，曰：“天津词流，近有玉澜词社之集，当推杨味云、向仲坚两先生，主持风会。社友有周维华公阜、巢章甫诸君，颇极一时之盛云。”(3)借此推扬，玉澜词社广为学界所知。今曹辛华教授经过研究，对玉澜词社的考述为：“1939年由林修竹字茂泉，寓居天津期间，与诗词好友结成。社员有林修竹、寇泰逢、查莲坡、郭则沄、杨寿枏、冯孝绰等”(4)。然经过发掘原始文献进行深入考察，发现玉澜词社的实际情形与《同声月刊》的介绍以及曹文考述存在相当大的出入。另外，关于词社命名以及如何成立、大体进行了多少次社集、前后存续了多长时间、词社成员具体有哪些人、词社组成性质和主要理念以及最终情形如何等很多原来不明确之处，亦可借助相关文献作出较为清晰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