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词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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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瓯社词钞》与社集、社作

传统的文人雅士,登高作赋、临流吟诗,因声气相应而聚集结社。降至民国,虽说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社团最为重要的一项活动仍是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社员雅集,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为诗词唱酬。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社员雅集,就有时间与地点的选择,诗词唱酬也有同题、同调、同韵的讲究,在这种情形下因社集而产生了社作,进一步产生了以社命名的作品集。传统社作集往往能够清晰地呈现社集的前后次序,每一集参与人员的作品等等,然而分析《瓯社词钞》中收录的作品,它们似乎与传统的词社作品集所呈现的状态有非常大的区别。

既然瓯社以词文体为尚,自然在其存续期间应该有词社集、有词社作,这点得到瓯社社长林鹍翔的印证,他曾云:“余在瓯时,曾于东山书院隙地,建永嘉词人祠,并集同人举词社,月课一词。”(12)社员夏承焘亦云:“予之获闻绪论,始于辛酉、壬戌之交。师时观政瓯海,暇尝举瓯社以道词学,唱酬之雅,无虚月也。”(13)这也表明瓯社以词唱酬是非常频密的。研究者曹辛华、李艺莉均透过《瓯社词钞》对瓯社的唱酬活动进行过研究。前者认为:“由社作《瓯社词钞》可知,此社进行过两次社集,一以《百字令》《满江红》,一以《高阳台》。”(14)后者认为:“瓯社的关系可谓融洽,在成立之后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共有过十六次唱和。”(15)对同一文本的研究,却得出差别如此大的结论。我们如果用上文林鹍翔以及夏承焘所述来衡定,后者当为可信。但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瓯社词钞》的作品并非全部来自瓯社社作,其作品来源存在三种情形:慎社雅集、瓯社唱和以及社员独立创作。下面,以此为基础来理解词钞辑录原则,再现词社社集、社作的产生过程,希冀能更好地理解瓯社。

林鹍翔于1921年初抵任瓯海道尹,很快便加入了慎社,其名字《慎社交信录(三)》有载。道尹作为当时地方上的最高行政长官,无疑是社中重量级社友。梅冷生说:“林鹍翔于视政之暇,笃好文学,且工于填词,是词学专家朱祖谋彊村、况周颐夔笙的大弟子,著有《半樱词》。入社后与我等少数社友每月均有书词叙谈,我正有意接近他。林的本意在于教我们填词,他认为温州在南宋时词学很盛,如卢祖皋蒲江、薛梦桂梯飙等人均有极大成就,应在这时重振风气。我偕王渡向林献策,建议再创立一个词社。”(16)也就是说,瓯社应是专以词为尚的专门社团,然而慎社本来设有词部,《慎社》从第一集起也辟有“词录”专类,慎社与瓯社社友的两属性质,以及《慎社》第三、四集“词录”部分的编者为林鹍翔等等因素造成了慎社与瓯社社集、社作彼此不分的情形。不仅《慎社》第三、四集“词录”部分收录瓯社社集社作,而且《瓯社词钞》中也收录慎社社集社作。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林鹍翔的特殊身份,《慎社》第三、四集“词录”部分中瓯社社集社作的比重加大了。

《慎社》第一集载有社约,其中第六条规定“雅集常年两次,择春秋佳日举行(临时雅集无定)”,既然有雅集,必定有社作产生,不管是常年两次的雅集还是临时的雅集。然作为专门以词为尚的瓯社,其社作集《瓯社词钞》并不天然排斥词作是否出自慎社社集,即使是也依然收录。如《瓯社词钞》中有以“仙岩纪胜”为题,调寄《百字令》的一组词,关于作词缘起,林鹍翔曰:“辛酉(1921)春仲,与王梅伯年兄游仙岩,梅伯旋录示此调新词,并慎社诸君子和作,属为审定。雨窗不寐,倚此奉酬,藉志一时唱和之盛。”(17)这也就意味着,这组词的产生背景乃是源于慎社的一次游历,毫无疑问只能算是慎社的社集,是属社约所说的临时雅集之类。另有《八声甘州》组词,林鹍翔说词因“辛酉(1921)季春,孤屿文丞相祠祀事礼成,集慎社同人澄鲜阁禊饮”而作;社友王理孚说词因“辛酉(1921)上巳,铁尊道尹与慎社同仁公祭孤屿文丞相祠,即集澄鲜阁禊饮”(18)而作;梅冷生也说这次是“慎社在江心屿举行第三次雅集”(19),因此认定这组《八声甘州》词缘于慎社社约所规定的一次常规雅集是没有疑义的。《瓯社词钞》收录慎社社集社作的取向,显示了作为专门的词社瓯社与慎社之间复杂的关系。

《瓯社词钞》共收录词作134首,除去慎社两集唱和词作25首之外,其余109首多数为瓯社社友彼此唱和之词。李艺莉《瓯社研究》已将《瓯社词钞》中16次唱和情况进行统计并列表(20),除去慎社2次唱和之外,尚剩下14次瓯社社集。和传统的社集不同,瓯社社集没有刻意选择一个有特别意义的地点或时令节日等,社作题目往往因时、地而产生。虽然在上文中林鹍翔说“余在瓯时,曾于东山书院隙地,建永嘉词人祠,并集同人举词社,月课一词”(21),梅冷生亦云“永嘉词人祠堂建成后,即在此设立词社,取名为‘瓯社’”(22),似乎说永嘉词人祠为词社的雅集地点,但夏承焘1922年12月13日日记却说“接瓯报,许笃人任教温州师范学校。林铁尊先生近于东山筑永嘉词人祠堂,报端见联语颇多”(23),林鹍翔在《瓯社词钞序》中亦说“自二月间举瓯社”,这说明永嘉词人祠堂建成于1922年下半年,在夏承焘离开温州之后,而这显然与1921年2月间林鹍翔举瓯社时间冲突。如此只能说明,瓯社大部分雅集地点不可能在永嘉词人祠堂。永嘉词人祠堂的奠立应是温州词人群的一件大事,如果雅集于此,一定会在某一次词题中有所反映,但遍阅《瓯社词钞》,其中竟无一次社题涉及此事,这也只能说明瓯社社集地点不可能在永嘉词人祠堂(24)。我们先来看瓯社社集社作的词题。《瓯社词钞》中仅慎社社集的词题涉及地点,其中无一关涉永嘉词人祠堂。瓯社社集词题的产生多或因事、或因物,因事有:“浙人重葺白文公祠,附祀樊谏议”“广仓学会于辛酉(1921)春三月举行乡饮酒礼……爱俪园主即为罗友兰、友山昆仲,行婚礼,先期修冠笄之典,酌古准今,厘然悉当,词以颂之”“左园赠宋木感赋”“陈子万孝廉赠杨梅并媵新作,倚此酬之”“纪陈节妇及其女燕姑事”;因物有:“茶山桃花”“题白石道人像”“题半樱簃填词图”“梅伯为绘莼菜鲈鱼隐囊纱帽小幅,欲题词其上,适彊村先生寄示新作,属和,走笔成此”“题三游洞,六一题名、山谷题名墨榻”(25)、“题朱晓岩面壁图”“题风雨填词图”“和灵峰摩崖词”(26)、“唐花”等,纪事纪物,根本不涉及某一特定时空,以此可知,将瓯社雅集地点定为永嘉词人祠堂,显然与《瓯社词钞》词作的创作背景不符。在词钞所录14次社集中,社长林鹍翔有7次参与,首唱6次,参与唱和1次,如果雅集遵循传统上实在的社聚形态,考虑到林鹍翔地方首长的特殊身份和职务之繁忙,可能很难做到。因此,这里面只有一种可能,即瓯社社集不是传统的那种实在的社聚形态,而是虚拟的社集,即可能只是某一人首唱,有兴趣的社友赓作唱和而已。从唱和方式看,社集社作限题不限调、不限韵,诸如“题白石道人像”这一主题,即有《卖花声》《暗香》《烛影摇红》《疏影》《琐窗寒》《石湖仙》《风入松》《绿腰》等,这和传统上狭义的词社限题、限调、限韵等唱和方式相比也有着很大不同。

《瓯社词钞》中还有第三种类型的词作14首,词题、词调独一无二,无和作,呈现为独立无和的情形,如王渡《月上海棠》(楼头已听三更鼓)、《蝶恋花》(柳絮依依风欲起);林鹍翔《绛都春·章味三以细君张夫人所作百花图卷属题》;等等。但在实际中,在《瓯社词钞》中呈现为独立无和的作品是有和作的,如王渡的《月上海棠》,至少有林鹍翔同调和作《月上海棠·和梅伯见怀之作》(27)。《瓯社词钞》中出现独立无和的词作,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编辑者主观上放任和作散离。放任和作散离在《瓯社词钞》之外,这样的事例可能不在少数,使得作为社作集的《瓯社词钞》与严格按照社集社作来编辑的社作集相比较,具有一些非典型性特征。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作为瓯社社作集的《瓯社词钞》的编辑方式与传统社作集具有很大差异,遵循的逻辑是社友原则,即只要是瓯社社友之作,即使是在另一社社集中产生的作品,即使是一些独立无和的作品均可以录入;传统词社词集往往以社集前后的顺序进行编排,而《瓯社词钞》编辑时依据的是词题原则,即将同一词题词作聚为一处,前后词题之间并没有严格的或意义、或时间上的先后次序。由《瓯社词钞》呈现的一些特点可以推断,瓯社社集组织形态较为松散,社集唱和无固定地点,社题产生往往因日常文艺生活中某一话题而起,社友自发唱和,唱和时并不严格遵守同调、同韵的原则,据此可以说瓯社是一非典型性词社,《瓯社词钞》亦是一非典型性的词社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