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传统方法
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是中国传统的文艺批评方法，前者强调从作者的经历、思想等方面来理解和考察文学作品，后者要求以读者的阅读感受去探求和理解作者的本意。两者虽然接受路径不同，但都要求读者（批评者）对作者比较熟悉。词集序跋和一般的文学作品有所不同，是主要产生于师友、同道之间的文字，撰写者和词集作者之间的关系大都比较亲密，相互之间比较了解，因此一般都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批评方法。这点在朱祖谋的词集序跋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朱祖谋一些重要的词集序跋大都系为师友所撰，他往往能从对方的经历着手，揭示其词的主要情感色彩和艺术特点。先看他为王鹏运《半塘定稿》所写序言中的两段：
君天性和易而多忧戚，若别有不堪者。既任京秩，久而得御史，抗疏言事，直声震内外，然卒以不得志去位，其遇厄穷，其才未竟厥施，故郁伊不聊之概，一于词陶写之。(8)
始，予在汴梁纳交君，相得也，已而从学为词，愈益亲。及庚子之变，欧联队入京城，居人或惊散，予与同年刘君伯崇就君以居。三人者，痛世运之凌夷，患气之非一日致，则发愤叫呼，相对太息。既不得他往，乃约为词课，拈题刻烛，于喁唱酬，日为之无间。一艺成，赏奇攻瑕，不隐不阿，谈谐间作，心神洒然，若忘其在颠沛兀臲中，而以为友朋文字之至乐也。比年君客扬州，予来粤东，踪迹乖阻，书问时月相往还，每有所作，必以寄示。予谓君词于回肠荡气中仍不掩其独往独来之概，君乃大以为知言。(9)
这两段文字以往主要被作为词学史料来看，其实换个角度，它们也是运用知人论世批评方法的经典型案例。第一段序文结合王鹏运在清廷任职的经历，揭示其词的情感意蕴和主要表达方式。王鹏运在京担任御史期间，曾公开上书反对慈禧太后、光绪帝驻跸颐和园，并提出请办京师大学堂等主张，屡次“抗疏言事，直声震内外”，但“卒以不得志去位，其遇厄穷”，加上其“天性和易而多忧戚”，积郁在心，故“一于词陶写之”。这段文字清晰地描述了王鹏运的人生经历和其词创作的密切关系，对于理解和评价其词集具有重要价值。龙榆生在谈到王鹏运词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表述，他比较了王鹏运和文廷式两人的词，说：“半塘直逼稼轩，而道希径入东坡之室，其系心宗国，怵目外侮，一以抑塞磊落不平之气发之。”(10)这些评价均着眼于词中蕴含的“抑塞磊落不平之气”。第二段文字则具体描绘《庚子秋词》的写作情况和人物心境，重点对“君词于回肠荡气中仍不掩其独往独来之概”的特点以及形成过程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而“君乃大以为知言”则表明王鹏运对朱祖谋上述批评文字的认可和赞许。
朱祖谋之所以能十分熟练地运用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准确揭示《半塘定稿》的情感意蕴和精神面貌，主要基于他对批评对象的熟悉和了解。朱祖谋的词学生涯即开始于和王鹏运的交往，据他自己说：“予素不解倚声，岁丙申，重至京师，半塘翁时举词社，强邀同作。翁喜奖借后进，于予则绳检不少贷。”(11)龙榆生也回忆说：“彊村先生尝语予五十后始学填词，实出半塘翁诱导。”(12)而精于清代文坛掌故的徐珂则写得更为详细：“朱古微少时，随宦汴梁，王幼霞以省其兄之为河南粮道者至，遂相遇，古微乃纳交于幼霞，相得也。已而从幼霞学为词，因益亲。”(13)两人的关系在师友之间，十分密切。至于八国联军进京，两人与刘伯崇一起困守京城，相约作词的经历，更进一步强化了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增加了对各自词创作旨趣的了解。朱祖谋自己说：“会庚子之变，依翁以居者弥岁。相对咄咄，倚兹事度日，意似稍稍有所领受。”(14)长期的交往和交流，使两人彼此十分了解，朱祖谋曾明确表示：“翁（王鹏运）生平旨趣，余不敢谓不知。”(15)正是基于这种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当他们的创作有了一定积累，考虑结集时，想到的均是请对方为自己的词作进行最后的评判，决定去取，因此相约互为对方的词集定稿。朱祖谋《彊村词自序》曰：“明年秋，遇翁于沪上，出示所为词九集，将都为《半塘定稿》，且坚以互相订正为约。”又说：“予强作解事，于翁之闳指高韵，无能举似万一。翁则敦促录副去，许任删削。”(16)“强作解事”“于翁之闳指高韵，无能举似万一”自然是一种客套，但透过文字，可见朱祖谋对王鹏运及其词集的深入了解和准确阐发。而他对王鹏运词的“作解事”，阐发词中的“闳指高韵”，全部凝聚在他所作的《半塘定稿序》中。可见，朱祖谋通过序文对半塘词的批评，完全基于他与作者几十年的交往，对其词旨的透彻了解，是知人论世批评方法的一种自觉呈现。而王鹏运“敦促录副去，许任删削”，则是对知音的肯定和信任。以后朱祖谋在刊刻自己词集时也用了王鹏运的删定本：“复用翁旨，薙存拙词若干首，姑付剞氏。即以翁书弁之首，以永予哀云。”(17)
王鹏运的友人钟德祥受朱祖谋之邀(18)，也为《半塘定稿》作序，曰：“今再读其遗词，幼眇而沉郁，义隐而指远，腷臆而若有不可于名言。盖斯人胸中别有事在，而荦然不能行其志也与仆同。脱幼霞能稍濡忍，事或未可知。乃决然侘傺以去，宁流落至死，一瞑而不视，岂谓非慷慨扼腕、独立不屑之士也欤。”(19)钟氏同样看到了王鹏运词中的“义隐而指远”，指出其“腷臆而若有不可于名言”，惜未能充分展开。但其欲言之语，在朱序中得以表达。可见王鹏运词集因朱祖谋的词序而益加彰显于世，其“闳指高韵”也得以清晰阐发。钟德祥在《半塘定稿》题识中说：“其严冷之气不可传，而章疏又不欲于自传，勤以生平劬嗜所谓长短句者，遥托诸侍郎之老友。”(20)由此看来，朱祖谋也可谓不负所托了。
朱祖谋为其他人的词集题序时，也同样注意结合人的生平经历来分析和评价词作。如他为《笤雅余集》作序时，就非常注重郑文焯由富贵而贫困，由七次会试不中而绝意进取，最后以遗老自居，特立独行的人生经历，以为“君以独行之志，胥疏江湖，固墨墨以词自晦者，至是而仅仅以词显欤？惟其名益高，其志益苦，其诣益进，而其遇益穷”。并感叹：“岂词果不祥之音，而于穷者尤验邪？抑昔人所谓昌其身，不若昌其文邪？”(21)序文对郑文焯《笤雅余集》的情感意蕴和表达手法等作了分析，在结尾处再次对其人生遭际发出感叹：“嗟乎！君何不幸而以词传，不佞更何忍以词传君？”语气十分沉痛。他又说：“顾廿余年同调之雅，自半塘翁下世，惟君能感音于微。世变靡常，金玉永
。思有以稍稍慰君生平，而抚卷低徊，所得于风雨鸡鸣者，亦如是而已夫。”(22)由人到词，又由词而感叹人；分析词细致而到位，感叹人则沉痛而凄婉。
除了在词集序跋中运用知人论事的手法，朱祖谋还注意用自己的人生体验来感受和理解所序词集，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在论词过程中注意感受并揭示词中的沦落之感和黍离之悲。朱祖谋鼎革后寄寓上海，以遗老自居，往来也较多前清遗老，并辑有遗民词集《沧海遗音集》。同为遗民，有相近的人生经历和相似的心路历程，因此他很能感受其他词人在词集中流露出的沧桑之感。王国维《彊村校词图序》云：“遇先生于上海，同时流寓之贤士大夫，颇得相从捧手焉。”在谈到彊村为朱祖谋故里时，强调“先生少长于是，垂老而不得归，遭遇国变，惟以作词刊词自遣”(23)。况周颐在其《餐樱词自序》中也说：“壬子以还，避地沪上，与沤尹以词相切磨。”(24)“遭遇国变，惟以作词刊词自遣”的人生况味，使朱祖谋在阅读词集时往往对其中的遗民情怀特别敏感，并与同为流人的作者产生心有戚戚焉的共鸣。
如甲子（1924）春，朱祖谋为冯煦《蒿庵词賸》作序。冯煦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官至四川按察使、安徽巡抚，鼎革以后，寓居上海，以遗老自居。冯煦与朱祖谋在京师即有接触，以后朱祖谋从王半塘学词，冯煦“已之官皖中”，两人一别就是十年。但“辛亥国变，后先侨海上，同作流人”，再次相遇，心境大变，相互酬唱，不乏遗民的沧桑之感。该序虽然不长，但颇能扣住所谓“忧离伤生”之感，发抒遗民“无涯之悲”。序文专门提到冯氏“与孝臧唱酬为独多”，并说“逃空谷者闻足音而喜，君与孝臧殆有同感矣”，这表达了同为海上流人的内心感应。正是这种感应，使他对冯煦的《蒿庵词賸》有较为深入的理解。
又如辛未（1931）初秋朱祖谋为周庆云《梦坡词存》作序也是如此。周庆云别号梦坡，浙江吴兴南浔人。周氏虽为前清秀才，并以附贡授永康教谕，例授直隶知州，但均未就任。后主要从事实业，为南浔富商，因此并非冯煦一类的遗民。周庆云颇爱诗词书画，收藏文物古籍，并与吴昌硕、朱祖谋、王文濡多有交往。他在词学方面的著述有《历代两浙词人小传》《浔溪词征》等，曾参与舂音词社、沤社的创立，是其中的骨干词人，在当时词坛，尤其是海上词坛有一定影响。周庆云词集《梦坡词存》由朱祖谋删定(25)，并由朱祖谋、王蕴章作序。朱祖谋在序中叙其经历，评其词作，重点突出其在创立两个词社中的作用，流露出较浓的遗民意识：“（周庆云）辛亥后蛰居海隅，郁伊善感，抱琴孤啸，以予为知音，同集舂音词社，欲以进复古之音，兴举世之废。谁无哀乐，聊写襟怀。”又说：“于是海上流人，重有沤社之课，行吟菰蒲之中，与鸥鹭为伍，亦云凄矣。”(26)对于两人在词社中的交往，以及词社酬唱中哀乐之感，王蕴章在《梦坡词存序》中有所提及：“国步既更，海上一隅，词流云集，吟事斯盛。沤尹以灵光一老迭主敦槃，先之以舂音，继之以沤社，感兴遣时，补题乐府，比于汐社之诸贤。”(27)王蕴章以南宋末“补题乐府”“汐社”相比，可见其中的遗民情怀。
除了为关系较密、有相同人生感受的词人词集撰序时流露遗民情绪，并以此论词外，朱祖谋在为其他词人词集作序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遗民的伤感情绪。如他寄调《寿楼春》，为葛金烺《竹樊山庄词》题辞，其下阕曰：“桑海幻，人琴亡。换旧游、惊秋沧江。怕辽鹤归魂，行吟未忘离黍伤。”其中黍离之感充溢纸上。葛金烺晚清时曾任刑部主事等职，但1890年即已去世，朱祖谋抒发的其实是自己的沧桑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