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词社活动与社集出版

民国词坛有个重要特色，就是词社数量众多，且活动非常频繁。词社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宋以后，尤其是清代，各地词社活动很频繁，但这些词社由于受交通不便的限制，一般都有地域性，规模和活动范围也不是很大。晚近以后，由于交通工具的改善，加之词人纷纷迁居中心城市，词人之间的交往顿时方便许多，这为词社活动的展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各地词社，尤其是中心城市的词社一下子繁荣起来，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为历史上所少见。从晚清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段时间堪称词社活动的黄金时期，也是词社社集出版的高峰期。

民国词社与词学刊物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从1933年《词学季刊》创刊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的十余年间，当时一些大的词社大都与词学刊物有联系，不仅这些词社的活动和社集情况被刊物连续报道，而且词社的成员也往往是刊物的作者。《词学季刊》创刊之初，上海影响较大的词社是沤社，《词学季刊》创始人之一的叶恭绰曾在《全清词钞后记》中提到“（朱祖谋）与夏剑丞、冒鹤亭、黄公渚、龙榆生诸君及余结词社”(12)，从时间（1929年之后不久）和人物（朱祖谋、叶恭绰、夏剑丞、冒鹤亭、黄公渚、龙榆生）来判断，叶氏所言词社当是指沤社。《词学季刊》主编龙榆生亦为沤社成员，因此《词学季刊》与词社关系十分密切。《词学季刊》创刊号的“词坛消息”即有题为《沤社近讯》的报道：

沤社成立于十九年冬，为海上词流所组织，每月一集，集必填词。初有社员二十余人，以后续见增益，亦有散之四方者。自前年彊村先生下世，一时顿失盟主，又值淞沪之变，颇现销沉气象。近时局稍稍安定，社集照常举行，盛况仍不减于往日云。(13)

沤社由周庆云、夏敬观等人倡议成立，如上述报道中所言，每月集会一次。社集《沤社词钞》共有20集，因此一般认为沤社集会也是20次；但马强在参考周延祁《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后认为，20集后，沤社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民国二十二年（1933）另有两次活动(14)。本则报道所谓“近时局稍稍安定，社集照常举行，盛况仍不减于往日云”就是一条很好的旁证材料。《词学季刊》创刊号的出版日期是1933年4月，在时间上与民国二十一年（1932）、民国二十二年（1933）的两次活动相吻合。报道简单介绍了沤社的情况，并分析了衰弱的原因：一是朱祖谋下世，一是战乱，即“淞沪之变”。此处“淞沪之变”是指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并非1937年的“淞沪会战”，当时日本军队向驻守上海闸北地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攻击，旋又攻打江湾和吴淞。这场事变对沪上词坛影响较大，这在《吴梅日记》、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均有记载。报道虽然说社集“盛况仍不减于往日”，但事实上沤社此时已渐趋消歇，再无大的社集活动。可是《词学季刊》对沤社依然兴趣不减，下一期，即第1卷第2号，又刊出《沤社社友新刊词集》的消息，说“沤社同人之刊行词集者，近又有歙县洪泽丞先生汝闿《勺卢词》、澹圆居士刘廉先生肇隅之《阏伽坛词》。洪先生往居北平，恒与邵次公、陈匪石诸先生相唱和，风格甚高。刘词以长短句说佛理，亦别具一格云”。但这只是报道沤社成员洪汝闿、刘肇隅出版词集，已非词社活动的本身。

除了沤社，当时影响较大的另一个词社是天津的须社，两社一南一北，分别活动于江南词坛和津京词坛。与沤社一样，须社也早在《词学季刊》创刊前就已成立，主要成员有陈恩澍、陈曾寿、郭则沄、李孺、查尔崇、周登皞、林葆恒、唐兰等20人，此外陈宝琛、樊增祥等名流也会间或参与。须社的活动是月三集，比沤社频繁。从1928年创社至1931年春天散社，历时三载，社集盈百。1933年须社刊刻社集《烟沽渔唱》，《词学季刊》第2卷第2号以《须社唱酬之集结》为题，报道社集《烟沽渔唱》出版的消息，并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须社：

国内频年丧乱，士大夫多流寓于外人租借地，冀得苟全。南有上海，北则天津，并为畸士文人栖身息影之所。藉文酒之会，以遣忧生念乱之怀。“感于心而发于言，言不可以遂，乃托于声。声之幼眇跌宕、悱恻凄丽，言近而指远，若可喻、若不可喻者，莫如词。天津之有须社，上海之有沤社，胥此志也，而须社为之先。”（袁思亮《烟沽渔唱序》）须社社友，计有蕲水陈恩澍、宛平查尔崇、汉军驻防李孺、长洲章钰、侯官周登皞、满洲京旗白廷夔、金匮杨寿枏、侯官林葆恒、清苑王承垣、长沙郭宗熙、吴县徐沅、商丘陈宝铭、建德周学渊、济宁许钟璐、开州胡嗣瑗、蕲水陈曾寿、宜兴李书勋、侯官郭则沄、遂安唐兰、黄陂周伟等二十人。月三集，限调与题，起戊辰夏，讫辛未春，凡三年，得集盈百。后因社友有以事散之四方者，爰将社课，次第请朱彊村、夏闰枝两先生，选定若干阕，合刊为《烟沽渔唱》。顷经出版，分订四册，足与上海之《沤社词钞》后先辉映云。(15)

报道对须社的结社缘由、结社时间、成员组成、活动情况以及社集《烟沽渔唱》的编辑、刊刻情况都做了清晰的介绍。

沤社和须社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国内两个影响较大的词社，《词学季刊》对其加以报道，虽然有“社集照常举行”和刊刻社集《烟沽渔唱》的新闻角度，但毕竟都带有追忆的意味。《词学季刊》以及后起的《同声月刊》，更关注的是当下的词社，其中介绍较多是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一些比较知名的词社。《词学季刊》第2卷第4号有一条《京沪词坛近讯》的消息：

往年津沪各地，并有词社之组织，以倚声之学相切磋，既因人事推迁，渐归沉寂。近闻京沪词人，复先后创立词社，月必联吟。其在南京者曰如社，主其事者为乔曾劬大壮、夏仁沂晦翁、仇埰述庵、陈世宜小树、林鹍翔铁尊、邵启贤莲士、石汉凌弢素、吴梅霜厓、汪东旭初、廖恩焘忏庵、程龙骧木安、唐圭璋等十二人，社外作者则有夏仁虎蔚如、向迪琮仲坚、寿鑈石工、吴徵铸、孙浚源太狷、吴锡永夔厂、蔡宝善师愚诸人，近已举行至第四集云。其在上海者曰声社，以本年六月十八日，成立于沪西康家桥夏吷庵宅。主其事者为夏敬观吷庵、高毓浵潜子、叶恭绰遐庵、杨玉衔铁夫、林葆恒讱庵、黄浚秋岳、吴湖帆丑簃、陈方恪彦通、赵尊岳叔雍、黄孝纾公渚、龙沐勋榆生、卢前冀野，亦以十二人为限云。(16)

这则消息分别介绍南京的如社和上海的声社。如社1934年由廖恩焘、林鹍翔等倡议成立，成员以大学中的教授居多，月一集。从1935年3月举行第一次社集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词社解散，活动持续了两年多。《词学季刊》第2卷第4号的出版时间是1935年7月，此时如社已经“举行至第四集”，这与如社“月一集”活动规律相吻合。消息介绍了如社主要成员12人和社外作者7人，提供了一份比较准确的名单。1936年9月底，《词学季刊》第3卷第3号以“南京词坛近讯”为题，再次发布有关如社的消息：“南京原有如社，为诸词家之游宦或教授于京中者所组织，历时数载，迄未少衰。年来海内词流，四方流转，沪津各社，嗣响无闻。惟金陵为人文荟萃之区，如社遂成仅存之硕果，并已刊有《如社词钞》云。”这可以看成是后续报道。此则消息强调如社历时数载，始终未衰，以与“沪津各社，嗣响无闻”形成对比。消息同时透露了《如社词钞》出版的消息，也具有一定的新闻性。上海的声社无论规模还是持续时间，都无法与此前的沤社比，加之没有印行社集，影响力也比较有限。现存记录声社情况最为准确的文献中，这是主要的一份。消息明确记载声社成立的时间是1935年6月18日，地点是沪西康家桥夏敬观的家，另外还提供了12人的成员名单。从名单看，除了黄浚和卢前，其余10人全部来自沤社，并且是沤社的骨干成员。考虑到声社的主事者和成员情况，再联系以后午社主事者和成员情况，可以认为声社基本上就是沤社至午社之间的一个过渡性词社。

1940年创办的《同声月刊》是《词学季刊》的后续刊物，设有“词林近讯”栏目，也较多地关注和报道词社活动。《同声月刊》创刊号有一则题为《燕沪词社近讯》的消息：

历年变乱，词人多集北京、上海，联吟遣忧。上海方面，自沤社解体后，复有午社之集，旋因林铁尊先生鹍翔病殁，社友分散，已渐阑珊。惟闻现仍续举，并将社作汇印，不日出书。北京方面，近有延秋词社，作者为袁文薮毓麐、夏枝巢仁虎、陈莼衷宗蕃、郭蛰云则沄、张丛碧伯驹、林笠似彦京、杨君武秀先、黄碧虑孝纾、黄缃庵襄成、黄君坦孝平诸人云。(17)

这则消息分别介绍北京、上海两地的午社和延秋词社。午社成立于1939年6月，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上海租界相对安静的环境，吸引一部分滞留上海的词人结社唱和。据焦艳研究，午社主要成员前后有廖恩焘、金兆蕃、林鹍翔、林葆恒、冒广生、仇埰、夏敬观、吴眉孙、吴湖帆、郑午昌、陆维钊、夏承焘、胡士莹、龙榆生、陈运彰、吕贞白、何嘉、黄清士等18人。“到1942年4月人员四散，词社罢弃，共举行26次社集。午社第一次集会，并未确立名号。之后林鹍翔征求众人意见为词社取名。而在第二次社集时，便已确定社名为午社。”(18)《同声月刊》创立于1940年底，这时午社已经活动了一年半，举行了大约16次社集，从消息看，词社活动在该年1月林鹍翔去世后“已渐阑珊”。消息主要介绍午社的活动情况，并预告午社社集即将汇刻。1941年4月，《同声月刊》第1卷第5号再次发表《午社词集出版》的消息，说：“沪滨午社词人，近多散处四方，所有社作，经汇刊成集，闻已出版云。”消息说午社词人星散，似有词社已经罢弃的况味，但事实上词社活动依然在进行。就在刊物出版前的3月22日，午社刚刚在林葆恒家举行了第20次社集。《同声月刊》之所以不能对此进行准确报道，可能与《同声月刊》不在上海，龙榆生本人也已赴宁任职有关。这和当年《词学季刊》的情况相比，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同声月刊》1941年9月出版的第1卷第10号再次发布一则《午社近讯》的消息，算是小小的纠误，消息说：“午社出版消息，本刊前经简单发表。兹悉集中作者为：惠阳廖恩焘、嘉兴金兆蕃、吴兴林鹍翔、闽县林葆恒、如皋冒广生、江宁仇埰、新建夏敬观、镇江吴庠、吴县吴湖帆、嵊县郑昶、永嘉夏承焘、万载龙沐勋、德化吕贞白、嘉定何嘉、川沙黄孟超等十五人。除林鹍翔氏已于前岁病逝，又因事他往者若干人，现仍隔月举行社集云。”午社在此之后还举行过3次集会，但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进入租界等原因，于1942年4月3日下午在林葆恒家举行最后一次社集后，不再活动。

相比南方词社，词学刊物对除须社之外的北方词社的介绍并不是很多，这可能与《词学季刊》《同声月刊》均设在南方有关。这条消息介绍北京的延秋词社也偏于简单，仅列出词社成员的名单。《同声月刊》第1卷第5号又有一则《玉澜词社近讯》的消息，报道天津的玉澜词社，说：“天津词流，近有玉澜词社之集，当推杨味云、向仲坚两先生，主持风会。社友有周维华公阜、巢章甫诸君，颇极一时之盛云。”消息对玉澜词社的介绍也比较简单，但从这两条消息看，当时京津词坛词社活动频繁，还是比较繁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