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各类官员群体

官员也是民国词集重要的作者群体，这一群体的人数不少。此群体与其他群体在人员上有一定的交叉，但区分还是比较清楚的，即此群体人员的主要身份是官员或退职的官员。由于科举和出仕是中国传统社会文人的进身正途，词人中的官员群体历来就存在，并且往往是最大的一个群体。但民国时期科举已经废弃，知识分子的出路更加多元，加之社会形态发生变化，官员的构成和职能也有所变化，因此同样是官员群体，民国时期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其中，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出现了具有职业特点的外交官词人。中国传统社会自然也有外交使节，但由于中国中心论的观念以及交通的限制，对外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周边的国家。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驻外使节的人数多了起来，并出现了带有职业性质的外交官。这些职业外交官中有不少人是词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廖恩焘和林葆恒。

廖恩焘是廖仲恺之兄，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系，曾任晚清政府的外交官。入民国后，廖恩焘代表中国政府先后出使古巴、朝鲜、智利、巴拿马、菲律宾等国，其中在古巴时间最久，给他留下的印象也最为深刻。廖恩焘自谓五十岁始致力为词，但收入词集的词作则为其六十岁之后所作。相比其他民国词人，其作词时间并不算太早，但其域外词，尤其是古巴词则斐然词坛，特色鲜明。其词集有《忏庵词》八卷，民国二十年（1931）铅印本；《忏庵词续稿》四卷，民国二十三年（1934）刻本；《半舫斋诗余》一卷，民国二十九年（1940）铅印本。此外还有《扪虱谈室词》《影树亭词沧海楼词合刻》等。《忏庵词》八卷，录词人第二次出使古巴时以及归国后所作词，创作时间从1926年至1931年秋。八卷各自成集，包括卷一《初航集》、卷二《梦彊集》、卷三《柳雪集》、卷四《啸海集》、卷五《拜梦庵集》、卷六《读山海经集》、卷七《知稼集》、卷八《咏而集》。据作者自识，词稿原共有150余首，经朱祖谋汰存为128首。朱祖谋评其词“胎息梦窗”“惊采奇艳”(9)。其词由于多作于域外，且多因国际情事而发，故朱祖谋激赏道：“得于寻常听睹之外，江山文藻，助其纵横，几为倚声家别开世界矣。”(10)《忏庵词续稿》主要为其归国之后所作，创作时间从1931年至1934年，大致写于上海、南京、广东等地。四卷也各自成集，包括卷一《鸣蛰集》、卷二《枌榆集》、卷三《秣陵集》、卷四《教箫集》。词作总体风格上追踪梦窗，吴梅称其“学梦窗而不囿于梦窗者”(11)。《半舫斋诗余》一卷，主要收录作者1936年至1940年在南京、上海两地的词作。当时中日处于战争状态，局势极为紧张，词中经常表现出作者对时局的忧思，与前期追踪梦窗词风的作品比，笔触更显深沉。另外，《扪虱谈室词》1949年印本，收录其壬午（1942）后、己丑（1949）前作品；《影树亭词沧海楼词合刻》则是其1949年后旅居香港时的作品，刊于民国后的1951年，严格来说已不算民国词集。词集《半舫斋诗余》之“半舫斋”得名于其驻节古巴时所筑园亭，后《扪虱谈室词》出版时，作者将之作为“半舫斋词集之三”，并有意将《扪虱谈室集外词》作为“半舫斋词集之四”。可见在词人后来的意识中，有将一生词用“半舫斋”进行总体编名的意图。显然，出使古巴的经历，对其一生创作有重要影响。夏敬观《忍古楼词话》有“廖忏庵”条，录其词作多首，并云“海外奇景，古今人罕以入词”(12)。

林葆恒是民国时期另一个比较著名的外交官词人。林葆恒为林则徐侄孙，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民国元年（1912）任中国驻小吕宋（今菲律宾）副领事，一年后离职，民国三年（1914）初复署，至民国六年（1917）开缺。后于民国十一年（1922）、民国十四年（1925）分别出任驻温哥华领事和驻印度尼西亚泗水领事，直至民国十六年（1927）因北洋政府解体，才失去了在政府的职位。和廖恩焘一样，林葆恒学词也较晚，据他自己说“余夙不工填词，戊辰（1928）夏，徐丈姜庵、郭君啸麓结须社于析津，强余入社，遂勉学为之”(13)，但他却是民国词坛比较活跃的词人。如其所言，他1928年与郭则沄、徐沅等一起在天津参与创立须社，成为该社的重要成员；1930年南下上海，又与朱祖谋、程十发等人发起创立沤社，参与词社的酬唱活动。须社与沤社，一南一北，是当时规模较大，影响也较大的两个词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上海租界与夏敬观、林鹍翔等人发起午社的酬唱活动，并利用其生活比较优渥的条件，为词社活动提供便利。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在午社可考的20余次活动中，有11次的地点选在林葆恒家中（另有8次是在另一外交官词人廖恩焘的家中，还有几次是在公共场所）。抗日战争后期他还参与了瓶社的活动。其先后辑有《词综补遗》《闽词徵》《集宋四家词联》等。叶恭绰编《全清词钞》，也得其襄助。词集《瀼溪渔唱》为民国二十七年（1938）刻本，所收主要是其在须社与沤社的词作。徐沅以为其词得东坡之法，是“以诗为词者”(14)，对其评价颇高。夏敬观《忍古楼词话》有“林子有”条，则以“清声逸响，饶有韵味”(15)称其词。其词被《广箧中词》收录。

外交官词人最具民国特色，但人数不多。至于一般意义上的官员或退职官员写词并有词集问世的，就比较多了，比较著名的有叶恭绰、汪兆铭、夏敬观、夏仁虎、三多等等。如果粗略划分，大概又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曾任官员，赋闲后对词用力颇勤，且确有成就的。如叶恭绰，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等，后将较多精力用在词学活动上。除了和龙榆生一起创办《词学季刊》外，还主持《全清词钞》的工作，并编有《广箧中词》，自己的词集有《遐庵词甲稿》，民国三十二年（1943）铅印本；后又刊出《遐翁词赘稿》石印本。又如夏敬观，早期入张之洞幕府，办两江师范学堂，任江苏提学使，后又兼上海复旦公学、中国公学等校监督。民国后不以遗老自居，曾任浙江省教育厅长。1924年辞职后闲居上海，将最主要精力用之于词学活动，是继朱祖谋之后民国词坛最有声望的词家之一。他撰有《忍古楼词话》，先在《词学季刊》上连载，后被单独辑出，收入唐圭璋先生所编的《词话丛编》；还撰有词集《吷庵词》四卷，上海中华书局民国二十八年（1939）铅印本。又如郭则沄，曾任北洋政府的铨叙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侨务局总裁等职。直奉战争后去职，遂将主要精力用于传统学问及诗词创作上。除编有《清词玉屑》十二卷外，他先后撰有词集9种，其中8种收入《龙顾山房全集》，分别是《潇梦词》《镜波词》《絮尘词》《苹雪词》《冰蚕词》《沤影词》，以及后加的《护春词》和《瓶花词》；另有一卷《独茧词》为全集刻印后所作，附于《龙顾山房诗赘集》，有民国三十三年（1944）铅印本。再如夏仁虎，他从二十五岁以拔贡身份到北京参加殿试开始，官宦生涯长达三十载，民国后历任国务院政务处长、财政部次长、代理总长和国务院秘书长。北洋政府垮台后，夏仁虎弃官归隐，专事著书和讲学。他是北平蜇园律社、瓶花簃词社的中坚人物，也是民国词坛比较活跃的人物。撰有词集《啸庵词》，内含《淮波词》《和阳春词》《燕筑词》《梁尘词》，即甲、乙、丙、丁稿四卷，刊于民国二年（1913）秋；民国九年（1920）重刊时，又增入《零梦词》一卷。整个民国时期，此类因政治变动而赋闲的官员词人甚多，其他如撰有《听潮音馆词集》《沧浪渔笛谱》的蔡宝善等等。如果将曾经在幕府或政府部门任职，后闲居著述吟咏的词人，如著有《雨屋深镫词》《雨屋深镫词续稿》《雨屋深镫词三编》的汪兆镛、著有《味莼词》的汪曾武等等都算上的话，则人数就更多，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

另一类则是政府在任官员，他们喜爱诗词创作，有的还颇有造诣，但总体上说，其主要精力用在官场事务上，词的创作只能算是业余喜好。这类官员词人大约可以汪兆铭和廖仲恺为代表。汪兆铭是职业的政治家，且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留下可耻的一笔，但他在诗词创作上却颇有天赋，取得较高成就。他和民国时期的诗词界交往较多，与一些词人结有私人情谊，甚至还会为一些词集作题跋，如廖恩焘《忏庵词续稿》就有他的跋识；另外，有一些词学活动也往往得到其推动与支持，如《同声月刊》的创刊，一般就认为曾得到他的支持。汪氏有诗词合集《双照楼诗词稿》，该书民国时期版本众多，仅就部分图书馆的馆藏目录看，就有民国十九年（1930）民信公司铅印本、民国二十一年（1932）泽存书库刻本、民国三十年（1941）大北京社铅印本、民国三十年（1941）中华日报社铅印本以及民间的各种钞本等等。这众多版本的产生当然和他的政治地位有关，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其诗词集在当时的确流传颇广，影响较大。廖仲恺的情况和汪兆铭有所不同。他虽然喜爱诗词，有时也会创作，但和大多数官员词人一样，他在创作上所花精力比较有限，因此与汪兆铭在诗词创作上的名声和实际成就均有一定程度的差距。廖仲恺撰有《双清词草》，集名“双清”，取其妻何香凝《念奴娇》词“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之语，可见伉俪相得，且均能作词。《双清词草》兼收诗词，但词作数量远胜诗作。集子由廖氏生前编定，在其遇刺身亡后的第三年，即民国十七年（1928）由上海开明书店按原稿本影印出版，集前有汪兆铭民国十四年（1925）所作的《廖仲恺先生传略》。和廖仲恺相似的词人还有胡汉民。胡汉民早在1905年9月即加入同盟会，任《民报》主编，从此成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他在孙中山逝世后主持编写了《总理全集》，曾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立法院院长等。胡氏同样喜好诗词，每有所感，往往发为吟咏，有《不匮室诗钞》八卷，诗余一卷，在其患脑溢血病逝的当年，即民国二十五年（1936），由国葬典礼委员会刊印。这三人是当时政治地位比较高的词人，至于官职次一等的词人就多一些了，比如任援道，政治上声名狼藉，却也能写词，有《青萍词》一卷，民国二十九年（1940）金陵刻本。但相对而言，这部分在任官员在词学上不能专心用力，无论实际成就还是影响力，都不能与落职后赋闲的官员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