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遗民词人群体

民国词集，尤其是前期的词集，晚清遗民是比较庞大，也比较有特点的一个作者群体。这一群体不仅创作数量在整个民国词中占有不小比例，而且创作成就也非常突出。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词是一种传统文学样式，比较适合传统文人的特性有关，更与民国存在时间较短的特殊情况有关。中国历次的改朝换代，基本上都会产生一个比较庞大的遗民群体，但如果朝代存世时间较长，遗民作品的数量则不会在整个朝代作品中占太大的比重，如民国之前的清代存世二百六十余年、明代存世二百七十余年，明、清早期遗民群体的创作虽然也比较兴盛，但延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从整个朝代的创作看，无论作品数量还是作者数量，所占的比重都不是很大。可是民国不一样，从创立到消亡，连头带尾，总共也就三十八年。清道光以后出生的词人，基本上都入民国，并在民国初期占据词坛的主流地位，他们不仅人数众多，实际创作成就和影响力也远高于其他词人群体。如晚清四大家中，除了出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王鹏运外，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三人均入民国，成为民国初期词坛的主要词人，尤其是朱祖谋，无论是名声还是实际作用，被公认是民国早期词坛的祭酒。至于王鹏运，总共活了五十六年，如果天假之年，照样可以在民国词坛从事创作活动，并产生特有的作用。其他三人，郑文焯去世于民国七年（1918）、况周颐去世于民国十五年（1926）、朱祖谋去世于民国二十年（1931），除了郑文焯，朱、况二人差不多参与了民国词坛一半时间的活动。因此，遗民词人群体在民国词坛占据的比重之大、名声之显，均是宋以来其他朝代所未有的。

遗民词人的词集中，最为瞩目的自然是晚清四大家中入民国三位的集子。三人的创作均由晚清延续到民国，词集版本较为复杂，但都在民国时期有重要的结集和刊刻。朱祖谋的《彊村语业》《〈彊村语业〉卷三手稿》《彊村词賸稿》《彊村集外词》均在民国时期刻印。《彊村语业》托鹃楼本是朱氏于民国十三年（1924）在《彊村乐府》的基础上删订而成的；《彊村语业》卷三则主要收录朱氏癸亥（1923）后词作，由龙榆生将其与前二卷合刊，编入《彊村遗书》，并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将手稿交付开明书店以《〈彊村语业〉卷三手稿》之名影印出版；《彊村词賸稿》二卷、《彊村集外词》一卷，则收录《彊村语业》删余之词以及其他未刊手稿。郑文焯《樵风乐府》九卷也在民国二年（1913）由仁和吴昌绶双照楼刊刻。郑氏于南下苏州后开始大量作词，渐次编成《瘦碧词》《冷红词》《比竹余音》《苕雅余集》诸集，《樵风乐府》即在此四部词集的基础上删存而成。可见郑文焯词主要创作于晚清，但民国时期刊刻的《樵风乐府》却是其生前认定的精华本。况周颐《第一生修梅花馆词》中，《餐樱词》《菊梦词》《秀道人修梅清课》三种均在民国时期创作并刊刻。至于民国十五年（1926）上海中国书店印行的“蕙风丛书”《第一生修梅花馆词》，则是收录况氏词作较为齐全的集子。另外，其二卷本的《蕙风词》也在民国时期由武进赵氏惜阴堂刊刻出版。由此可见，晚清最重要词人中的三位，都在民国时期有创作活动，他们一些重要的词集也都在民国时期结集与刊刻。他们的词学活动构成民国前期，乃至中期词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此外，晚清遗老中冯煦的《蒿庵词賸》一卷，也是在民国十三年（1924）刊刻的。冯煦早年曾自编《蒿庵词》，被陈乃乾收入《清名家词》，而《蒿庵词賸》则主要收录其民国之后创作的词，且多为与朱祖谋唱和之作，有较浓的遗民情绪。词集卷前有朱祖谋甲子年（1924）所作的序，专门提到这一点：“辛亥国变后先侨海上，同作流人，忧离伤生，往往托之谣咏，以遣其无涯之悲，而与孝臧唱酬为独多。逃空谷者闻足音而喜，君与孝臧殆有同感矣。”(1)这种“忧离伤生”的“无涯之悲”是遗民词人词集中较为普遍的情绪，也往往是他们创作的重要动力。清亡后以遗老寓居上海的沈曾植，其《曼陀罗寱词》一卷也在民国十三年（1924）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出版。据沈曾植之子沈颎介绍，沈曾植生前手定的词稿有四种，“曰《词》，曰《海日楼余音》，曰《东轩语业》，曰《曼陀罗寱词》。经朱古微丈删定，统题为《曼陀罗寱词》”(2)，由商务印书馆铅字印行，收词105首。该集后复经朱氏删削去取，1933年刻入《彊村遗书》。商务本虽比遗书本早出，但有10多首词遗书本并未收入，另编次顺序上二者也有不同。其他遗民词人，如魏元旷的《潜园词》《潜园词续钞》、李绮青的《草间词》、李孺的《仑闇词》等等，也都有民国时期的刊本。至于朱祖谋所编《沧海遗音集》，包括沈曾植《曼陀罗寱词》一卷、裴维侒《香草亭词》一卷、李岳瑞《郢云词》一卷、曾习经《蛰庵词》一卷、夏孙桐《悔龛词》一卷、曹元忠《凌波词》一卷、张尔田《遯庵乐府》一卷、王国维《观堂长短句》一卷、陈洵《海绡词》二卷《海绡说词》一卷、冯幵《回风堂词》一卷、陈曾寿《旧月簃词》一卷，共计有11位遗民词人别集，可谓遗民词人词集的一次集中展示。这些遗民词作多寓故国之思、世变之慨，正如李绮青《草间词自叙》所云：“生际承平，晚遭末季，牢愁山谷，无补于国，莫救于时。一以黍离之思，托之歌词，百世之下，犹想见其怀抱。余于昔贤辨律辨韵，实未能窥其一二也，而无补于国，莫救于时，空山偃蹇，假托咏歌，排遣永日，则与昔贤有同慨焉。”(3)至于为何“一以黍离之思，托之歌词”，沈曾植《词自序》则有所提示：“其不可正言者，犹将可微言之；不可庄语者，犹将以谲语之；不可以显譬者，犹将隐譬之。微以合，谲以文，隐以辨，莫词若矣。”(4)

遗民词人词集是民国早期词坛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来看，这些词集表现出来的末世情怀和黍离之悲只是遗民对前朝消亡的悲叹，是他们特殊心态的反映，但这些内容毕竟反映并记录了那个时代一类人的思想感情，具有一定文学和史学价值，其艺术性则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可以说达到了民国词的较高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