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第三

齐桓公的霸业

公元前651年，东周第六位君主周襄王即位次年，也是齐桓公在位的第三十五年。此时东周已经过去近一百二十年。是年，齐侯与鲁、宋、卫、郑、许、曹诸国在葵丘举行了会盟，这是齐桓公九次(1)约见诸侯中最为隆重的一次。新即位的周襄王也派周公忌父与会，赐予齐桓公祭庙所用的胙肉、主征伐的红漆弓矢和天子所用车马(2)，以对他带头支持襄王继位表示感谢。周王甚至允许齐侯不行跪拜礼，但齐桓公还是遵循了向周王使者跪拜的旧礼。

这次会盟是齐桓公三十多年“尊王攘夷”(3)事业的巅峰。他在会盟上以“天子禁令”(4)的形式，明确了各国间需要遵守的相互原则，其中前两条就规定，相邻国家间不应侵害、不应见死不救。而这就是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所奉行的“存亡继绝”基本原则的写照。

三十五年前，齐桓公还是一个几乎遇袭身亡的争位公子，种种机缘使他一步步成为周天子之下最有权威的诸侯，也将齐国从一个（与卫、宋相仿）几乎沉沦于权臣弑君的国家，转变成为屈指可数的强国。这一方面离不开桓公与贤臣管仲的紧密合作，“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5)，另一方面也源自齐国在面临来自西部人群的压力时，顺势将其吸纳、夯实为自身实力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行动。齐桓公在志得意满想要前往泰山封禅之际，曾将自己的成绩概括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6)

这些事迹具体来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齐桓公早期，与“诸侯伐宋，齐请师于周”（前680年）和“败卫师，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还”（前666年）。第二阶段，包括但不限于：伐山戎以救燕（前664年）；败狄救邢（前661年）；联合宋、曹之师败狄救邢，帮助邢国迁国（前659年）；帮助被狄人攻灭的卫国重新建国（前658年）；以及联合诸国伐蔡攻楚，与楚国盟于召陵（前656年），成功阻止后者东进之势。这两个阶段中，齐国先是以周师、凭王命与宋和卫作战；但之后通过结盟化敌为友，与宋、卫联合阻击更远方的敌人，避免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7)的局面。

而齐侯之所以独得周襄王的青睐，除了上述事迹外，还由于昔日齐侯对襄王（为太子时）的鼎力支持，巩固了其在王室的地位。齐桓公曾在“止首之盟”上直接讨伐了半途逃离的郑国（因为这次会盟的宗旨就是为了确立太子地位），让他实至名归地享有了“尊王”之名，并完成了父亲齐僖公当年未完成的事业（仅仅试图以婚姻之盟拉近与周室集团中的郑昭公的距离(8)）。当然，种种迹象表明，齐桓公的殷勤王事并未赢得襄王父亲周惠王的满意，这点详见后文。

如果进一步留意，齐桓公在管仲协助下取得的所有成就还存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都是对齐国西部事务的积极参与。以齐国的位置为中心，除山戎略偏西北一些外，无论宋、卫、郑等国，甚至包括周室，还是齐国视野中的南夷（楚国）与北狄（狄人），都位于齐国的西方。那么，齐桓公的所有事迹，无论是早期的与宋、卫交战，还是后期的救援诸国，裂土为亡国重建都城(9)，以及齐国本身的“富国强兵”之路，都有着基本一致的轨迹可循。

从上一章已知宋、卫的东移，事实上其压力源自他们背后的周、郑。而齐国在其强大过程中，却又屡次针对西面用兵，努力保存西部国家，似乎恰与周、郑东迁的潮流大相径庭。阻周向东，也与齐桓公大举的“尊王”旗号有所相悖。要从更客观的层面，弄清齐桓公和管仲真实的实践与意图，需要我们先把关注的视角重新回放到齐桓公一生中最危急的时刻，回到那个“不听国政，卑圣侮士”的时代。

(1)　《史记·齐太公世家》：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2)　《史记·齐太公世家》：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

(3)　《公羊传·僖公四年》：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

(4)　《穀梁传·僖公九年》：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

(5)　《史记·管晏列传》。

(6)　《史记·齐太公世家》。

(7)　《公羊传·僖公四年》。

(8)　《左传·桓公六年》：北戎伐齐，齐使乞师于郑。郑大子忽帅师救齐。……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大子忽辞。

(9)　《史记·齐太公世家》：齐率诸侯城楚丘而立卫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