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郑一体

当我们将周与郑、虢视为一个人群共同体后，再看“郑伯克段于鄢”及其后续引发的人群互动的三个阶段，就能从中觅得不少新意。传统上看，周人讲求分封，每一个周王的子弟原则上都有封地。后来诸王封国有限，封地还是有的，比如王子多父作为周厉王之子、宣王兄弟就有封地，加上郑桓公自身努力，还有国于成周以东。但是，当新近东迁、还在夹缝中拓展的郑国想要延续这一文化制度时，就遭遇了现实的瓶颈。

过去周室地广，每个王子可以依照旧例分得独立的土地，但这套文化法则显然无法适用于眼下的郑国。当郑庄公遵照母亲的意思，将本来就不大的国土，分给亲弟大叔段后，就面临疆域锐减、实力减半的窘况。大叔段所采取“命西鄙、北鄙贰于”庄公的行为，只是过去郑桓公时代将封地转为封国的再现，但在这个国土日渐逼仄的时代，则被表述为“叛乱”和“谋反”。“郑伯克段”客观上避免了刚成规模的郑国再复缩小的局面，真实反映了春秋初期郑国狭小的状况。至于“掘地见母”的插曲，即便当作戏谈，似乎也能让人从中感觉到郑国地表面积不广，容不下有不同政见的母子，只能向地表之下开拓空间——不怪郑伯无情，只怨郑国地狭。

郑庄公的“无情”并非他所独有，这种“无情”在其父亲郑武公身上已经有所体现。前763年（郑武公八年），也就是郑国东迁不久，郑国就曾攻取胡国。当时，郑武公将女儿嫁给胡君，结果趁此姻亲之国不备，“郑人袭胡，取之”(1)。从方位来看，胡国是郑国东南方的小国，袭胡取地之后，郑就和更大的蔡国接壤，预示着更大纠纷的开始。当然郑国没有灭胡，只取了部分土地（胡国后来是被楚国并吞）；而且看得出来，这些土地也不很大，而郑国之后还将携“王师”卷入诸侯国间更大的土地纠纷。

虽然有关郑国的这两个事件，远不足以概括周人在东迁之后半个世纪中的情况，但已为东周的历史发展趋势奠定了基调。我们可以发现，周人东迁之后，并没有就此作罢，而是将由渭河平原开始的迁移浪潮继续沿着黄河向中游、下游推动。周、郑在成周的领土并不宽裕，以至于不得不拉下脸面，寸土必争地向本地诸侯略地，并打破了以往分封子弟采邑的文化规则。

《左传》等文献中大部分时候看到的是郑国活动，实际上正如之前所言，在“王室之矛”背后还有周室的身影：因为，一旦郑国东扩遇阻，身后为之压阵的“王师”便会亮出旗帜。从这个角度看，由“共叔段”父子所牵引的郑国东部国家的骚乱，恰好展现了周与虢、郑这个“三位一体”的周人共同体与“郑东”国家这两组上、下游人群在东、西方向的博弈关系与策略。

首先，郑国要拓地，不能侵犯西边的王土，只有向与其东鄙相邻的卫、宋、陈、蔡、曹，和南边的许国开拓。其次，与郑国相邻的这几个国家基于其自身的立场必然无法令郑国（及其背后的周室）如愿。他们一方面接纳郑国的反叛者，试图分裂、削弱郑国，打击其拓地企图，另一方面，又组织起多国联军，主动攻打郑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拿回被郑占据的土地，维持西周末年的旧疆。这就使得“郑伯克段于鄢”之后，引发了卫、宋等国联合伐郑的后续结果。

由于郑师阵列中“王师”“虢师”的存在，加上郑伯出征时还有另一个“（周）王左卿士”的身份，并常常以“王命讨之”，使得郑伯总是胜券在握。而东部各国对郑无能为力（只能围困东门、抢割谷物），在失败之后，只能默默让出西部的土地，向更东部的小国施压。东部小国（如邾国）不满受迫，又向郑告急，这就给了郑国继续东侵的借口(2)。到前715年，在齐国的主持下，郑国和卫国终于讲和，“郑伯克段于鄢”这一事件引发的结果终告一段落。然而，郑与卫盟，仅止于此；当年参与伐郑的还有陈、宋等国，报“东门之役”依然成为周、郑之师继续向东略地的借口。略地对象，还包括当年并未参战，但被贴上莫须有的“许不共（贡）”罪名的许国。

周、郑一体的另一个证据来自两国易田，此事就发生于郑国侵占许国大半领土之后。周桓王以黄河北的土地，交换郑国西部靠近王畿的土地，相当于扩大了王室的领地，而把郑国在空间上向东（原许国西部）、向北（黄河北）实现了推移。王畿的扩大，郑国的东扩，加上郑庄公所一并统帅的周师与虢师，种种迹象都表明，郑师威武的背后，其实是周、郑之间联袂出演的一场攻略东土（并在内部重新分配）的大戏。

然而，作为“王室之矛”的郑国与背后不动声色的周室心中，却各有盘算。周王对郑伯长期免费动用“王师”，早有不满。而郑伯为王室驱策的积极性，则因此屡遭打击。这一切都在暗中酝酿着王室的分裂。

(1)　《韩非子·说难》。

(2)　《左传·隐公五年》：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郑曰：“请君释憾于宋，敝邑为道。”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