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1 下议院的晚餐
1965年2月的一天晚上，一名男子走进英国议会下议院的餐厅。此人喜欢穿马海毛西装，脸上皱纹多得出奇，长相隐约有点像亨弗莱·鲍嘉(1)。他就是彼得·贝塞尔，自由党议员，所在选区是康沃尔郡的博德明。贝塞尔当选议员仅仅六个月，对这个地方还有点心存敬畏。他在下议院没什么熟人，所以习惯了独自进餐。但今天晚上他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询问能否一道用餐。
问话者是自由党另一位议员杰里米·索普。索普虽然比贝塞尔小8岁，但却从1959年起就当选议员。他今年36岁，是党内后起之秀，被公认为下一任党首的最佳人选。虽然党内一些大佬觉得索普有点鲁莽毛糙，但他对选民富有吸引力这一点毋庸置疑。索普性格外向热情，面容虽然没什么血色，却不失帅气，反而令他徒增无穷魅力，在北德文郡选区大受欢迎。
北德文郡以连绵的沼泽和幽深的峡谷著称，本来也算是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但此地居民收入微薄，所从事的不是农耕就是渔业。索普和他选区的选民毫无共同之处。他是不折不扣的老伊顿，对衣着服饰品味独到，喜欢穿绒领开士米大衣。更古怪的是，他还喜欢戴一顶棕色圆顶高帽，不过这些丝毫没有影响他迅速征服此地的选民。
索普既具有领袖气质，又能体恤民情。他还有个神奇的本领，能记住许多选民的名字，让人觉得他们的问题总是令他牵肠挂肚。他总爱张开双臂，面露灿烂笑容，兴冲冲地奔向他的潜在选民，仿佛与他们的会面将会帮他实现最疯狂的梦想。如此魅力实在是很少有人能阻挡。甚至当索普取笑当地人西部乡村口音时（从少年时起索普就是个出色的模仿者），这些选民也不以为意，依旧喜爱他。
在1959年的选举中，索普只以多出对手362票的优势险胜。但到了1964年，他的当选优势就扩大到5 136票。作为对他胜选的奖励，最近索普被推选为自由党英联邦事务官方发言人。索普和贝塞尔第一次见面，是十年前在托基的补选中。当时贝塞尔代表自由党参选，却失利了。虽然二人并不熟，但贝塞尔始终确信，他们关系非同一般。从外表看，他们身高相仿，皆是黑发，面容都瘦削沉郁。在政见上，两人也经常不谋而合。但最令贝塞尔称奇的是，两人性格惊人地相似：我们都固执任性，爱得罪人，自高自大，感情用事到不可救药的程度。
除此之外，两人还有另一个相同点，而且这一点将马上凸显出来，即两人都堪称投机家，虽然各自投机的方式不一样。贝塞尔16岁就辍学，去公理会当一名平信徒传道士，后来在佩恩顿的德文镇开了一家小裁缝店，并投身自由党的政治活动中。贝塞尔加入自由党，部分原因是出于政治理念，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想为他本已放浪形骸的风月场生活再增加一点刺激。
贝塞尔看上去不像那种传统的登徒子。他曾经把自己的脸比作棋盘石路面，而他那一身马海毛西装，只要一靠近电灯，就令他浑身闪着微光。不过这些和他沙哑粗重的嗓音比起来就统统不算什么了。这个嗓音使他说起话来活像个爱德华时代通俗剧里的好色之徒。贝塞尔确实很有女人缘。在结发妻子死后没多久（她是死于肺结核），他就再婚了。他和第二个妻子葆琳娜育有一儿一女。结婚生子并没有使他在拈花惹草上有所收敛。不过贝塞尔私生活上的寻欢作乐，和他在生意场上的折腾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这些年来，他设想众多发财的计划，包括销售投币式热饮机，开一家全英连锁汽车旅馆。但这些计划无一给他带来财富，大多数都是有始无终，让他欠下一屁股债。
根据贝塞尔的叙述，他和索普后来在餐厅自由党议员专区的一张长桌旁坐下。那天整个餐厅几乎空无一人，不用担心附近有人偷听他们的谈话。议员餐厅不是一个适合传播小道消息的场所。这儿的一切，无论是花格木质天花板，挂在门上的皇室徽章，还是墙上那些庄重的维多利亚式肖像画，都营造出一种肃穆的氛围。两人的交谈一开始也和周围的环境一样，聊的都是常规话题，关于本党尤其是党首乔·格里蒙德。格里蒙德在过去八年间领导自由党，为自由党的复兴立下汗马功劳。在1964年的大选中，自由党获得三百多万张选票，和上次大选相比大涨超过百分之五。
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最终赢得1964年的大选。威尔逊面色苍白乏味，一口约克郡口音平淡无奇，言谈举止不像是个具有强烈抱负的政治家。偏偏他还宣称英国已经站在新时代的门槛，新时代要终结经济特权，消除贫困。不仅如此，“英国还要怀着民族使命感，重新成为世界的领头羊。”
可惜这种流俗的乌托邦愿景遥不可及。工党在议会只有四个议席的领先优势，再加上经济不断沉沦，想要保住执政地位，面临着持续不断的挑战。幸运的是，对手保守党新选出的领袖爱德华·希思也没什么魅力，对选民毫无吸引力。作为议会的第三大党，自由党议员就成了理想的坐收渔利者，可以收获对前两大党都感到失望选民的选票。自由党内部甚至有人确信，他们有希望五十多年来第一次赢得大选。
乔·格里蒙德只有51岁，不过从这次大选以来，下议院就盛传他要从党首的位子上退下来。虽然贝塞尔觉得索普是理想的接班人，但他惊讶、甚至可以说惊骇地听到一些有关索普私生活的传闻。贝塞尔和索普是自由党在西部地区唯二的两名议员。他觉得在党首竞争时，可能有人会咨询他关于索普的情况，所以自己对索普的情况知道得越多越好。至少他在内心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不过就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贝塞尔还有不那么高尚的动机。他其实热衷于搜集这类八卦传闻，喜欢搞清楚这些事到底是真是假。
为了在有关性的话题上套索普的话，贝塞尔故意主动开始谈他的女秘书戴安娜·斯泰顿。索普对这种话题的转变显然兴趣不大，只是随口问问这个女的有什么好。
“噢，棒极了，”贝塞尔道，“尤其在床上。”
索普盯着贝塞尔看了片刻，然后大笑起来。他告诉贝塞尔，自己原以为他是个幸福的已婚男人。贝塞尔坚持说自己的婚姻确实很幸福，但和这个是两码事。
“我觉得姑且可以称之为一种嗜好，”贝塞尔说，“有些人喜欢集邮，有些人爱打高尔夫或养马。我喜欢床笫之欢。”
聊到这儿，贝塞尔已经吸引了索普的全部注意力。不过贝塞尔也知道，总是聊这些内容，索普很容易听腻。为了引诱他放松警惕，贝塞尔需要进一步出招。
“当然，”贝塞尔说，“年轻的时候玩这种事更困难一些。那时候漂亮的女孩子只有结婚后才和你上床。”
“那你怎么办呢？”索普问。
“噢，”贝塞尔故作愁眉苦脸的样子，“那时我还有同性恋倾向。”
其实贝塞尔纯粹是在胡扯。他是不折不扣、完完全全的异性恋者。他这么说是为了试探索普的口风。接下来发生的事极富戏剧性。索普像通了电一样，身体前倾说道：“你过去是同性恋？快跟我说说。”
贝塞尔有些吃惊，信口开河地说自己曾经在维也纳夜总会和同性恋者纵情玩过一阵子。贝塞尔说完后，索普一开始并没有说话，而是示意侍者过来。
“彼得，我们喝一杯吧。你想喝点什么？”
贝塞尔要了一杯波尔多红酒。
“太好了，”索普说，“我也来一杯波尔多。”
两人在等待上酒时，贝塞尔发现话题已经打开，决定乘胜追击。
“那么你呢？”他问索普，“你肯定不会过着特拉普苦修僧的生活。”
索普听了这话似乎紧张起来，一度令贝塞尔以为他是否有点操之过急。
“我当年在牛津的时候，也有同性恋倾向，”索普谨慎地说道，“当然这早就是陈年往事了。”
这时侍者送来酒水。两人碰杯后，贝塞尔继续说道：“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人不可能彻底戒掉，对吧？”
又是短暂的沉默，接着索普抿嘴一乐。“彼得，”他用低半调的声音说道，“我俩就是一对男同……告诉我，”两人一边小酌一边继续聊，“你属于什么程度——五五开？”
“不，”贝塞尔赶忙答道，“要我自己说，我是二八开。”
“那你的同性是二成还是八成？”索普问。
贝塞尔以前从未听过同性这个词特指男同性恋。他思索片刻才反应过来索普指的是什么。
“我想我八成是喜欢异性的。”贝塞尔说。
“是吗？那正好和我相反，”索普说，“我八成是同性。”
这时贝塞尔觉得他和索普之间的共同点要多于当初的设想。正如他后来大言不惭地回忆道：“和杰里米一样，我出色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就是用来满足征服欲的。”或者换句话说，哪怕面对一丁点性诱惑，两人都毫无抵抗力。
索普接下来又说，如果他的性倾向被选民得知，那就大祸临头，不仅会立即终结他的政治生涯，还会让他遭受牢狱之灾。毕竟1965年时，同性恋还属于刑事犯罪。
“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干得不错，”索普说，“议会里没人知道我这事。”
“会有人关心这种事吗？”贝塞尔问。
“有这样的人，”索普阴沉着脸答道，“如果这种事让人知道，我俩谁也做不成党首。”
这时餐厅要打烊了，索普让侍者结账。
“嗯，”贝塞尔说，“那我们就要确保不让人知道。”
“没错，”索普语气突然激动起来，“上帝啊，彼得，我们一定不能让人知道。”
四周之后的一天上午，贝塞尔位于克拉格斯街的办公室电话铃响了，是索普打来的。他问贝塞尔能否一起吃午餐。贝塞尔察觉索普的声音显得紧张不安，不像平时那么轻松欢快。显然出什么事了。
应索普的建议，他俩前往里茨大酒店。选这个地方也让贝塞尔觉得奇怪，因为他和索普都是自由党全国俱乐部会员，俱乐部离下议院又不远。不过贝塞尔什么也没说。等他到了里茨大酒店，索普正不耐烦地在大堂来回踱步。两人草草寒暄之后，径直前往酒店的餐厅，坐在临窗可以眺望格林公园的一张桌子旁。
现在正是春季，花朵绽放。贝塞尔向来对自己的审美眼光颇为自负。他觉得格林公园实在是太美了。可是索普根本无心欣赏公园的美景。简单看了一眼菜单后，他点了鞑靼牛排。侍者一走，索普就从西服的内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贝塞尔。
“快读。”索普说。
贝塞尔看到信封上的收件人是索普的母亲厄秀拉，地址是她在萨里郡奥克斯泰德的家。信是用蓝色信纸写的，虽然长达17页，字迹又潦草不清，但贝塞尔还是很快就看明白大意。在信中，写信者先是为自己打扰索普夫人感到抱歉，但又提醒索普夫人，自己曾到过她家做客。接着他宣称自己和索普过去是情人关系。
“您大概也知道，在过去五年里，我和索普保持一种同性恋爱。这种事说得过细对我们大家都没什么好处。我是去斯通沃斯（厄秀拉的家）时第一次遇见索普的。虽然他跟您会说一些关于拍电视和马耳他之类的话，但那不全是事实。反正那天和杰里米相遇后，我就坠入这种深藏在每个人内心的罪恶之中。”
写信的这名男子宣称，索普答应会养活他。可是两人关系一结束，索普就食言了。他后来几次三番想和索普联系，都联系不上。该男子现居住在都柏林，需要帮助，尤其希望索普归还他的国民保险卡，因为没有这个卡，他就无法找工作。他还希望索普夫人行行好，先借他30英镑以解燃眉之急。
“我憎恶这种张口求人的事，因为会引起矛盾和不快。但我也知道你们母子二人关系密切，所以才冒昧地给您写信。杰里米什么也不欠我，也可能我欠他很多。不过总的来说，我们是两清的。我现在不是作为一个弃友来写信抱怨，而是希望他能发发善心帮我一把，因为我现在确实很困难。我保证一旦我重新站起来，会把借的每一分钱都还上的。请相信我，我说到做到。”
在信的末尾他再一次道歉并恳求帮助。“您能理解吗，索普夫人？我真的很抱歉。请相信我的话，我真的走投无路了。”
信的署名是诺曼·利安奇·约西弗。
贝塞尔抬头发现索普正全神贯注地盯着他。
“这是真事吗？”贝塞尔问。
索普缓缓地点点头。
“你母亲是怎么想的？”
“她不相信这件事。”索普道。
接着索普又拿出一封信。这封信短得多，只有两页。索普告诉贝塞尔，这是一封律师函的草稿。他打算让他的律师寄给约西弗。在律师函里，索普断然否认和约西弗发生过任何性关系并警告约西弗，如果继续纠缠下去，他将诉诸法律：“我的当事人坚决反对这种无中生有、对其名誉造成损害的指控，现委托我致函于你，今后如若获悉一丝一毫诋毁其名誉的不耻行为，将毫不犹豫地向英格兰或爱尔兰的法院提起诉讼。”
信里还有其他内容，但大致意思差不多。贝塞尔读完后，强烈建议索普不要把这封律师函寄出去。
“为什么？”索普不解地问道。
“你忘记奥斯卡·王尔德了吗？”贝塞尔提醒索普。
令贝塞尔吃惊的是，索普好像对王尔德的事一无所知。贝塞尔只好告诉索普，王尔德就是因为一桩同性恋官司而毁了。当年王尔德主动上法院去告昆斯伯里侯爵，指控后者骂他是“鸡奸者”（原文如此）。
“那他妈的我该怎么办？”索普咕哝道。
贝塞尔说如果自己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没法给索普什么更好的忠告。索普沉思着，接着告诉贝塞尔此事说来话长。那好吧，贝塞尔道；反正今天下午他也没什么事。
贝塞尔肯定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决定日后会毁了他的一生。
(1)亨弗莱·鲍嘉（1899—1957），美国著名影星，以饰演《卡萨布兰卡》男主角里克闻名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