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是一个在日本出生、长大的美国孩子，在东京一所招收外国籍学生的学校上学，那所学校后来被叫作日本美国人学校，是一所包括初等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十二年制学校。我在读时，学生总数大约在一百三十人左右，如果学生人数由多至少排列的话，顺序应该是美国人、日本人、加拿大人、中国人、英国人、欧洲人、亚洲人和拉美人。
看到这么多不同种族的孩子聚集在一起，来学校访问的客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谈到国际理解的重要性，鼓励我们“要成为一座横跨太平洋的桥”。听到这番话，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一幅图景，一个个排列的桥墩从日本不断地向大海延伸出去，最终消失在遥远的大海尽头。当然听到更多的话是“隔海手牵手”。
这些话在我和我的伙伴中间并没有起到激励作用，只是引起一阵闹腾，或许是因为我们觉得国际理解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而后来我决心把推进国际理解和合作定为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我想这一定是同自己出生在日本并度过的少年时期有关。
年轻时，当我看到其他国家的人们对日本一无所知或表现出丝毫不感兴趣时就会感到莫名的气愤。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日本被当成是月球另一面的国家，极少有人了解日本，他们所知道的也只是图片上看到的樱花、艺伎和富士山，而且仅有的这些知识也是错的，他们不能正确地理解艺伎，富士山的称呼也会搞错（把Fujisan说成Fujuyama）。我和我的伙伴们对那些来日本旅行只是加深他们先入之见的西方观光客是嗤之以鼻的，对生活在亚洲其他国家的西方人也抱有强烈的反感，他们往往把日本人视作暴发户，认为日本人傲慢无礼，只是像猴子一样模仿西方的技术和军事，对白种人恭恭敬敬，俯首帖耳。有时甚至我们的父母也会对日本的事物表现出不应该有的麻木和迟钝。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养成了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即从日本人的角度和我们自己国家的角度去观察事物的习惯。这一点是决定我一生的关键，后来这种观察事物的视角扩展到世界范围，由此使我得以看到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生存下去的希望所在。
在进入大学学习历史专业时，我选择了当时几乎无人问津的日本历史以及更广些的东亚研究领域是极其自然和顺理成章的，虽然东亚研究当时还不为人所认识。我曾经有一个奢望，要唤起美国对东亚这一地区更多的关注。东亚地区居住着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依我看来，东亚是值得开展研究的，至少在大学课程里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但是，1930年代前期，当我在哈佛大学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东亚研究时，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竟然是无法实现的幻想。当时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都鲜有为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可资知识准备的课程，后来在欧洲游学的两年间，那儿的大学也几乎没有同日本和东亚研究有关的课程。
其间，太平洋上空的战争阴云密布，这是1930年代世界范围内大萧条的产物，不仅导致了德国纳粹的崛起，而且促使日本转向独裁统治和军事扩张。日本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欧洲帝国主义和太平洋的美国海军霸权的挑战。日本粗劣的廉价产品在亚洲各地泛滥，直接威胁了欧洲列强在亚洲殖民地的垄断和势力范围内的影响。日本和西方如同在同一条轨道上疾驰的列车，它们各自都确信自己行走的路线是正确的。
在东亚研究这个尚未被认可的领域里，像我这样稚嫩的研究者想要阻止这场日益迫近的悲剧是不自量力的。美国政府和它的国民对日本的情况一无所知，而且也不感兴趣，所以是不可能认真考虑日本的利益和态度的。我认识到，如果要避免正在临近的战争和未来的悲剧，人们必须学会各自从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这是一件极具重大意义的事，虽然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但我已清醒地意识到，这将成为我一生为之献身的事业。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美之间的战争风暴终于爆发并持续了将近四年，这场战争扩展到整个北太平洋地区直至印度边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被卷入战争之后，美国才开始关注日本，美国的领导人痛感到更多地了解日本人和学习日本语的必要性，由此美国开始兴起对日本及其东亚邻国的研究。我们在哈佛大学以及其他美国大学极少数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阵容迅速发展壮大。作为最早的东亚研究的专业学者，我感到自己像一个冲浪者踏在波涛汹涌向前的浪尖上。我同哈佛大学休戚与共长达半个世纪，目睹了日本及东亚研究犹如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茁壮成长起来的过程，对此感到十分欣慰。同时我也目睹了美国从藐视日本及东亚其他各国转变为重视这些国家并深怀尊重的过程。
随着对日本的关注度的提高，在美国，我被当作一个日本通开始崭露头角，而在战后的日本，我则作为两国关系的沟通者被广为人知。事实上，我已把通过更多地传递双方的知识从而推进国际间的理解作为终生事业矢志不渝了。我始终小心翼翼，避免让人产生要成为“横跨太平洋的桥”和“隔海手牵手”的印象，但我所传递的信息与此无异。
战争爆发之初，美国从事日本研究的专业人才寥如晨星，当时我正专注于古代中国史与日本史的研究，后被调往华盛顿去从事更为紧迫而有现实意义的工作，并在战争的末期参与了规划日本未来的工作。这些经历无疑对我在1960年代被遴选为驻日大使起了重要作用。从一个专事古代史研究的学者转身成为在一个关键岗位上供职长达五年半的大使，使我想起一位中国古代哲人庄子所谈到的困惑，梦中化蝶的庄子不知自己是人化为蝶还是蝶化为人。带着巨大的惶恐和不安，我接受了大使这个职位，因为这给了我一个可以帮助加深日美两国相互理解和亲善友好的绝好机会。我决意要为日美两国结成真正的伙伴关系打下牢固的基础，这是迈向世界和平的最为重要的一步。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在少年时代曾经嗤笑过“隔海手牵手”的人走过的人生历程。在这一时期内，日本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从一个落后的国家一跃而在世界领导者中占有一席之地。日本在精神上也从闭关锁国的状态逐步转为努力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其相应的作用。而美国则在对这个超乎寻常的敌人的密切关注中，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不屑一顾转为赞赏和尊重，并把日本当作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伙伴与盟友开始紧密的合作。这些正是构成我这部自传框架的主题，在这部自传中，我的整个人生经历只不过是一些附属的图解材料。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度过的，当时浓厚的白人至上的气氛伴随19世纪西方列强的统治还笼罩着整个欧洲。我早期政治意识的萌发始于1920年代，这一时期日本正努力争取要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日本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对抗也正日益加剧。1930年代，当我开始东亚历史研究时，日本已经走上帝国征服的道路，并开始向美国和欧洲挑战，接着就是可怕的战争时期和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之后，日美双方之间还有一段并非一帆风顺的合作。1960年代，我有机会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为加强两国合作并建立内涵丰富、完全平等的伙伴关系竭尽绵薄。如今，当逐渐淡出自己曾经参与其中的活动舞台时，我欣喜地看到，自己曾经始终为之奋斗而建立起来的日美关系已成为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至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并充满勃勃生机。美国对日本的关注早已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想。今天日美关系已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工业化贸易国之间的关系，是两大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具意义的是，这是西方最为强大的国家同非西方文化背景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我在写作这部自传时，绝大部分内容没有可资参考的日记或其他文字材料，我不像嗜好写日记的日本人，从未想到要把自己日常的生活记录下来。只是在日本担任大使的那几年，每周会给我的家人写信。有一段时间，还为自己作了一些相对零散的备忘录。除此之外，这部自传的其余部分依靠的便是依稀朦胧的记忆，而这完全是靠不住的。
我可以举出1947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生的事作为对读者的一个提醒。当时我与同届的同学、现为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马里昂·利维（Marion Levy）比肩而坐，聆听国务卿乔治·C. 马歇尔(1)的纪念讲演。就在那次讲演中，马歇尔首次提出了改变历史进程的马歇尔计划(2)。在马歇尔的讲演过程中，我记得当时自己提醒利维说国务卿的讲话具有非等寻常的重大意义，而利维却说他记得当时我贴近他说了一句：“你不觉得，马歇尔的讲演并不怎么地吗？”
(1)乔治·C. 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 1880—1959），美国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陆军五星上将。早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参加过一次世界大战。1924年夏到1927年春末，任美军驻天津第15兵团主任参谋，其间学习了汉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帮助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出谋划策，为美国在二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5年退役后，曾作为杜鲁门总统特使来华，在国共之间主持军事调停以避免全面内战爆发，后军事调停失败。1947年1月出任国务卿，后任国防部长。在国务卿任上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该计划的实施在战后欧洲的复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译者
(2)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官方称为欧洲复兴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援助欧洲的计划。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讲演首先提出援助欧洲经济复兴的方案，故名马歇尔计划。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四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西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5%。马歇尔计划是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最成功的计划，其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共同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对欧洲的经济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