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为人，为何而战

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第三十一章）

《孙子兵法》中的用兵思想恐怕是脱胎于《道德经》的。有兴趣的朋友，读完本章倒是可以接着读读《孙子兵法》，你会发现就像读了大纲再读正文，毫无违和感。

兵，甲骨文的字形是两只手拿着一把大斧，指杀人工具，引申为战争。所以说兵器是不吉利的，不光是人，万物都厌恶它。为什么厌恶它？因为兵器就是用来杀伐破坏的，见到树要砍，见到兽要杀，万物怎么能不“厌恶”？当然这是拟人的修辞，我们不要过度的联想解读。既然没人待见它，所以追求道的人当然不会与战争为伍。

君子，就是古代贵族，后来成为一种对他人的尊称，老子、孔子这个“子”就是从这来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需要人才去争霸，原有的贵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所以平民就有了上升通道。想上升就需要教育，孔子把平民教育规模化、体系化了，同时也把君子这个词引申了，这才有了我们现在与“小人”相对的那个“君子”。当然，小人原本也是与君子相对的，但是并没有贬义，就是指被统治的那些人，这个词也是后来才被发展出了贬义。老子讲的这个君子，就是指当时的统治者，也就是贵族，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引申义。

贵族以左为贵，古人是讲阴阳的，通常左为阳，所以贵左。当然，这种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实是一种风尚。老子那个时候正好是流行贵左，但是兵器肯定是要右手拿着，毕竟左撇子少，所以军队中是尚右的。

为什么这样呢？老子解释了，因为兵器不吉利，不是贵族的器具，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用的。恬，意为安静。所以，君子对待战争应以平心静气、淡然处之。即便得胜也不可洋洋自得，那些享受胜利的人，就是嗜杀之人。嗜杀之人，是不可能实现自己志向的。

吉利的事情崇尚左，凶险的事情，则崇尚右。偏将军，也就是副将，站在左边，而上将军，也就是主将则站在右边。谈论战争时，就如同参加丧礼，心情沉重。既然杀人多，就应该以悲痛、哀伤的心情哭泣，即便胜了也应该如同举行丧礼一般，以沉痛之心对待。

有人以为老子是反对礼的，看看本章说的是什么？全篇讲的就是用兵之礼。礼这个东西的核心其实就是公德，是所有社会个体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任何一个文明、民族、国家都必然有一个价值内核，而这个价值内核的外在表现一是语言，二就是“礼”，也就是对行为举止不成文的规定。所以，我们注意老子对礼的阐述方式，是不是跟孔子如出一辙？

为什么军队里面要有这种礼？为什么贵右？为什么副将在左、主将在右？因为凶事都尚右。例如丧礼，就是以右为尊。为什么用兵跟丧礼等同？因为用兵就要杀人，杀人就有丧礼，丧礼是凶事，要悲痛哀悼，所以用兵自然也是凶事。还不只是一般的凶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一场战争就相当于几万场丧礼，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凶事了吧？所以，战争就是破坏，没有任何一个人、一种植物、一种动物，甚至一种东西希望自己被破坏吧？这就是道。

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破坏特别容易，但是建设特别难。例如，一杯清水，我们想把他弄脏，只需要往里面滴一滴墨，整杯水就变成黑色，容不容易？但是，如果再想把这杯黑水变成清水，那可就难喽！又要过滤，又要蒸馏，没个几小时肯定搞不定。所以你看，破坏是一秒钟，建设是几小时，明显不对等。为了描述混乱，人类发明了一个概念，叫作“熵”，代表封闭系统的混乱程度。系统越混乱，熵就越大。经过观察，人们发现，封闭系统总是倾向于保持熵增的趋势，几乎所有系统都向着混乱无序发展。这确实够让人绝望的，甚至直接引发过虚无主义狂潮。不过刚才说的是几乎，那就说明还有例外，没错，引力系统就是个例外。所以，感谢万有引力吧，它以一己之力把徘徊的人类从虚无主义深渊拉了回来。

作为人类文明，从古至今始终坚持不懈在做的事其实只是一件，那就是制造“负熵”，也就是使万事万物变得更加有序。而秩序，正是人类审美的根源。我们需要食物维持生命，所以产生了食欲；我们需要配偶维持基因的延续，所以产生了性欲；我们需要把杂乱无章的信息变为有序的知识，而知识维持了我们的精神生命，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所以我们产生了求知欲；个体的精神组成了文明，个体精神之间的交互方式叫作共鸣，共鸣的介质则是“美”，所以产生了美欲。更确切的说法是，正是因为有了这四种基本欲望，人类受它们共同驱使，不停地劳动，生物基因和文明基因才得以在自然选择的优胜劣汰中存活至今。这四种欲望缺一不可，所有的其他欲望则都是这四种基本欲望的综合，所以说“人欲唯四，生性知美”。

这四种欲望最终其实只是一种欲望，那就是追求秩序的欲望。人类在追求秩序的道路上步履蹒跚，这很难但我们不得不做。因为我们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我们在追求秩序。追求秩序，便是“德”的内核，也就是我们价值观的核心。而极致的秩序，便是“道”。

既然千辛万苦建设秩序尚如履薄冰，我们怎么还能有勇气去破坏呢？这就是为什么老子说“有道者不处”。

“礼”是人类文明的秩序，所以老子既然追求“道”，追求“秩序”，又怎么会反对“礼”这种秩序呢？这一点，后面我还会讲到，老子反对的“礼”只是那种刻意为之的礼，是一种表面的有序，而表面有序遮掩的恰恰是内部的混乱，那些假仁假义，才是老子反对的。

我们批判孔子的封建礼教时，实际上批判的是什么呢？只是他那个时代礼的内容而已，并不是礼的本身。而且，就算批判内容，也只是批判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瑕疵，然而终究瑕不掩瑜，其主要内容直到现在我们仍在身体力行，只是嘴上不说了而已。例如父慈子孝、尊师重教、尊老爱幼、扶危济困。这些东西不论到了什么年代都不会变。

今日之中国需要的不是破坏“礼”，而是建设“礼”。旧的已经被推倒，可新的还没建立起来，以至于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无所适从，各种土洋结合，显得不伦不类、滑稽可笑。例如，婚礼，本来是庄重温馨的仪式，现在被搞得如同低俗演出一般；丧礼，本来是悲伤肃穆的仪式，现在被搞得像得了失心疯一般。往小了说，日常吃饭抢着买单这种事，看起来像是在打架；进电梯两个人谦让半天，堵住一大堆人……这些都是“礼”的缺失导致的后果。如果没读过《礼记》，大多数人可能想象不到，早在几千年前，我们就有关于这些大事小事的规矩。谦让第一次叫辞，第二次叫固辞，这就已经很坚决了，除非极特殊情况，否则就不能再谦让了，再谦让就是失礼。就算事情特殊，最多也只能辞三次，例如受禅让的皇帝……如果大家现在都按规矩来，就可以做到适可而止，生活岂不是更轻松了？

对于创业者而言，不论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其核心必然是创造某种秩序，秩序产生某种价值，价值的表现形式对内就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对外就是公司的品牌形象。而这种价值就是公司的价值观，而公司价值观的主体部分则来自作为创始人的个人价值观。

所以，作为企业创始人，我们什么都可以不管，什么都可以不做，唯独两件事一定要亲自抓，一是企业文化，二是品牌形象。当然，这两件事归根到底其实只是一件事，那就是价值观，以及由它生发出来的那个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