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幻想虚构，语言的多样性（1957年）

《与卡尔维诺的会面》，朱塞佩·马扎利亚采访，《一周要点》第II期，总第46期，1957年11月16日，第13页。关于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的第二个问答，在文字上几乎与演讲稿《小说中的自然与历史》的一个章节（§5）一致，1958年3月24日在圣雷莫第一次朗读此演讲稿，后来收录在《文学机器》中。

1957年11月5日卡尔维诺在给马扎利亚写信回复访谈的时候，他另外还写道：“我删除了您提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关于为什么‘童话是真的’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第一个问题中已经做出了回答，并且除了我在童话的序言中写的那些内容，我也不知道我还能补充些什么。”

存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现代的现实在艺术领域引起了反响，同时在旨在探索研究的神秘主义范围内，在感性世界里（比如在记忆深处、更高的未知世界的抽象符号深处），使得充满神奇理想、晦涩模糊且具象征意义的诗歌变得充实。您对这一观点做何评价？您是认为趋于童话的、超越了理智与理性界限的思想状态已经枯竭，还是认为，虽然形式不同，甚至是在现实主义文学的背景下，思想状态仍然活跃，并且将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代表的特性持续下去？

幻想的、童话的、寓言的、抒情的文学与神秘主义或者未知世界的符号研究没有必然联系。要我说，往往恰恰相反。即使当您认为存在那种思维方式，如果真的是诗歌，它的符号也从不会模糊晦涩，而是非常具体的、理性的、与生活相连的形象，是细节完全物化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形象，是从经验中得出的环境符号的形象。[1]

同样可以说，最忠实于现实的客观效能的文学的真正意义是毫无价值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是在积累了巨细靡遗，并构建了完善的真理框架之后，在关键部位进行敲击，向我们展示这之下是空的，发生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那部伟大小说《情感教育》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数百页流淌的全是法国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直到最后你感到指间握着灰烬般的解脱。甚至是托尔斯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在《战争与和平》这部有史以来最充分的现实主义力作中，如果不是从王宫大厅的喋喋不休到军营里的只言片语的转变，就像这些话来自太空，来自另一星球，就像一只蜜蜂在空蜂巢里的蜂鸣，那么那磅礴的气势真正想赋予我们的是什么？我要说的是，总是将他对现实的忠诚带入极端后果的人，甚至会达到一种形而上学的张力。

有的人写作是因为相信并重视世间万物，有的人坚持阐释生活，有的人有自己的一场仗要打——这恰恰是一场为了现实主义而战的斗争，也就是说，不抽象，不盲目乐观，就像斯威夫特或者伏尔泰，或者为了告诫我们某物有摧毁我们理智的威胁，就像果戈理、卡夫卡或者毕加索——他们总是诉诸奇幻的虚构手段，对现实数据进行简化以及荒谬和暴力的组织。事实上，民间诗歌一直都是幻想式的：对世界的伟大阐释总是看起来像童话或乌托邦。

我们可以说，接受世界本身状态的作家将是自然主义作家，不接受世界本身状态但希望对世界进行阐释并将其改变的作家将是童话作家。

托尔斯泰是悲天悯人的；伏尔泰、布莱希特、毕加索是冷酷无情的。

您这种区分，尽管有效，但似乎太死板，我们脑海中会涌现出很多我们不知如何对其进行界定的名字。例如，司汤达，再比如康拉德抑或海明威。

我曾期待这种异议。所有基于悖论的推理都可以在眨眼间产生，但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需要阻止做出悖论推理；要理解事物需要不断碰壁。碰巧的是，您刚提到的三人都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在大千世界之中的这种个人无与伦比的感受——司汤达、康拉德、海明威所拥有的感受，在历史、工作、爱情、社会变迁、人类义务、死亡之中的个人感受，他们的清晰性勾画出了由意志决定的命运、有魄力的失败、雄心与过错，这些一起专注于生活经验的苦涩，并准备对生活经验施以暴力来讲述一个有意义的故事（正如每个人活着都必须对生活施以暴力，以便过上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这也许是最好的写作方式，它拥有两种方式的优点，悲天悯人中的冷酷无情和冷酷无情中的悲天悯人。

但是理解文学的两种方式存在对立，我们认为，这种对立在您的作品中也存在。您是近年来最受热议的两本小说的作者；我们指的是《分成两半的子爵》和《树上的男爵》。关于第一本，在谈论完现实主义承载即寓言式小说飞跃的基础之后，埃米利奥·切基如此写道：“脱离更紧迫更苛刻的社会和政治要求，进入自由幻想的主题，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写作技巧更富有成效地与自身传统相结合。”关于第二本，这位佛罗伦萨的评论家现在更明确地指出在您的写作技巧中有两种不同的灵魂和两种不同的文艺思想共存的问题，我们把其中之一归为《树上的男爵》和《分成两半的子爵》中的幻想与一点唯美主义的虚构；另外一个，则是诸如《通向蜘蛛巢的小径》、《最后来的是乌鸦》和《进入战争》的长篇和短篇小说，它们理所当然跻身我们新现实主义文学最有意义的作品榜，即所谓的“倾向文学”。您对关于您的作品的这些评论以及其他评论有何见解？

我认为在我的作品中不只能找到两种灵魂和文艺思想，而是能找到很多。《分成两半的子爵》和《树上的男爵》是两部幻想类小说，但是属于不同级别的幻想。两者中的任何一部（尤其是在《树上的男爵》中）的不同章节之间可以发现这种级别内的差别（重大区别）。在《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和《最后来的是乌鸦》中的某些篇章中对现实的聚焦与《最后来的是乌鸦》中的其他篇章是不同的，与《进入战争》更为不同。[2]这同样适用于我零散发表的其他短篇小说。我最近的一部短篇小说，《房产投机》，拓展了我经过深思熟虑的非小说的叙事倾向，这似乎与我那些为人熟知的作品中的那种客观的快速的叙事大相径庭。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语言多样性为基础，尤其是以这种多样性意识为基础的文学文化中。有且只有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并且总是对这种方式感到自信和满足的人是幸福的。但毕加索也是幸福的，他在一种独一无二的自由兴奋中同时运用最多样的语言，并且他始终是毕加索。[3]在我的作品中，如果想要用一种方式来对比另一种方式，就会发现，有时我的想象力以机械的、几何的、封闭的方式运转，以此作为幻想的或现实的小说内容，而有时我的想象力又以开放的方式运转，自由地接近它的（真实或虚构的）数据并且在故事情节中将数据展现出来，它们获得自发的和谐，以此作为自然表现形式的内容。需要做的是，能够成功地以第二种方式更加努力地运转，它也是最“现实的”，而前者是更为“理性的”。

我们的周刊对意大利最主要的出版商展开了一次调查，旨在查明书籍危机的原因。我们希望作家们也能够对这一话题做出评价。特别是要问您，您是否认为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认为小说的危机与大范围的书籍危机相关？

书籍危机？我还没有发现。我的书肯定没有。我的出版商的书也没有。

注释

[1]次年，在回答关于长篇小说的九个问题中的第五个问题（您如何看待叙事文学中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时，卡尔维诺表达了更为激进的理念：“革命文学向来是幻想的、讽刺的、乌托邦式的。‘现实主义’通常本身携带着一种历史中的不信任背景，对过去的偏爱，这种偏爱或许是反动的，甚至在词语的最积极的意义上讲是保守的。或许永远无法实现革命的现实主义？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有足够说服力的例子。”（《关于长篇小说的问题》，《新话题》第38—39期，1959年5—8月，第6—12页；随后收录在《散文集》，第1521—1529页；之后又收录在《文字世界和非文字世界》，马里奥·巴伦吉主编，米兰：奥斯卡·蒙达多利出版社，2002年，第26—35页。）

[2]卡尔维诺文件中保留的手稿里的具体回答只是部分与媒体刊登的文本相吻合，他是这样开头的：“我一般不会介入通常对我的作品所做出的两个方向（即现实的和幻想的）的讨论。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补充一点，实际上不止两个方向，因为我运用多种不同的童话或幻想的方法以及多种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的方法。我还将会用其他的方法，这会让评论家发疯的。”

[3]手稿中的详细回答如下：“……我的最重要的参照就是毕加索，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多元化现实，他从来没有停止尝试用新的手段来剖析现实，他以各种方式对它进行模仿、赞扬、讥讽，变得越来越自我。也许我的作品的统一性远远超出人们的理解，甚至，可能永远无法理解，因为我所有的作品是一套无序的篇章的集合，如果说它们有价值的话，它们只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而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