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编者的话

亲爱的阿尔巴西诺，日前在整理我的文件时我遗憾地发现，我回复的采访（大部分是手写稿）加上调查问卷的回复等构成了近几年我的大部分作品。明智的是，这一年我推掉了所有的采访，无论是周报的还是电视台的。（不过，我又打破了这个禁欲主义规则，我接受了《快报周刊》的采访。）此外，我看到你在考虑逼供式采访，从而发现我过去的作品、发掘现在和未来的作品。现在我才明白作家的伟大秘诀在于自我掩饰、逃避、掩盖踪迹。

伊塔洛·卡尔维诺写给阿尔贝托·阿尔巴西诺的信

1963年2月23日

伊塔洛·卡尔维诺自己也承认，对于传记和自传，他多次，有时甚至是以粗暴的方式表现出抵触和厌烦的情绪，这种情绪是矛盾且“神经质”的。面对记者、评论家和读者要求谈论他自己以及他的作品，即使他不反对，也通常表现出不耐烦或不自在。[1]

无论是关于“自己的相貌”，还是更甚，关于“自己的灵魂”，卡尔维诺都要求简洁精练，因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沟通和了解的方式”，“延续了利古里亚我的父辈们、从不张扬的家族”的特征的结果。[2]另一方面，作为作者，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最后来的是乌鸦》中的一些自传体短篇小说的不满意，他评论说自己“不是很满意”，对《进入战争》三部曲（1954年）尤为不满意，他本想通过这部小说写出“具有明确自传性，带有理性、非小说的节奏，并且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回忆文学’的抒情的叙事文学”。[3]多年之后，英国的意大利语言文学研究专家约翰·R.伍德豪斯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卡尔维诺的书，1968年9月6日他就在给伍德豪斯的信中说道：“当然，作者是存在的并且是必要的，但是我觉得通过作者研究文学这条路越来越难以走通。作家的公众形象、人物——作家、对作家的‘个性崇拜’，我越来越无法忍受别人身上的这些东西，所以也无法忍受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类事情。”[4]

然而最后几年，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我们会发现他的态度有所不同，内心更加痛苦，饱受煎熬，他的英年早逝几乎让这种态度成为他的遗嘱；并且叙事的虚构与传记的真实即使不一致，也趋向一致。此外，有证据表明，他有意收集一些他没有来得及发表的成熟的基本自传文本。1979年在接受尼科·奥伦戈的采访时，卡尔维诺说：“总有一天我会下定决心直接写一本自传，或者至少收集一些‘经验’点滴。”[5]这不能不让人想起，他的未竟之作《必经之路》正是一些个人笔记，在他去世后以《圣约翰之路》为题发表。几年后，在1985年1月接受米凯莱·内利的采访时，他说：“不过，过去和记忆的诱惑力依然对我发挥作用，在我已经开始写的和从未写的很多书中也有我的自传。但是因为我是在记忆文学和普鲁斯特的范例都非常流行的时候接受的文学教育，所以我总是试图忽略这条道路，因为已经有那么多的作家走过这条路了。但我毫不怀疑，总有一天，在我的过去彻底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之前，我也要跟我的自传来个了断。”在1985年3月18日写给格拉齐亚娜·彭蒂奇的那封感人的信中，他回忆了战后在都灵与她和阿方索·加托之间的友谊，他如此吐露心声：“一段时间以来，我打算写一个关于那些年的自传体的漫长故事，其中一部分我已经一字一句成竹在胸，从文章开始就有你们二人的身影。不甘依赖于自传体回忆的推动致使我至今没有动笔，但每年我仍然把它作为待办事情之一。”[6]数月后，1985年7月27日，作家去世前夕，他给克劳迪奥·米拉尼尼写信说：“每当我回首我那固定化、具体化的一生，我就感到极度苦闷，尤其是当涉及我提供的一些资料时[……]换句话说，我总是希望回避我与自传之间的神经质般的关系。”[7]

卡尔维诺十分清楚，每一个传记，其中也包括作家的传记，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资料；而正如作者在1964年和1965年的信件中谈到贝内代托·克罗齐时所说，这些资料并非是真实的，或者只是部分真实，“对作者来说只有作品才是重要的”。一个作家的自传以明确或岩溶般的方式贯穿其作品，尽管体现需要时间、方法以及只有作家才知道的记忆，但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在1973年接受费迪南多·卡蒙的漫长采访时，卡尔维诺说：“如果我现在写一部关于游击队员的短篇或长篇小说的话[……]应该是近几年我构建故事的某种抽象的、演绎的方式与积累经验细节以及对描述对象、地点和行为的方式的交汇，后者是我时常感到必要的写作方式，尽管我很少能将其付诸实践。当然，这需要一种比我的记忆更精确更具逻辑分析的记忆。”1974年5月，在一封信中他回忆起1945年3月17日发生在巴亚尔多的游击战，他写道，在《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和他的早期短篇小说中“情节和人物都完全改观。只是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之后，我觉得需要绝对诚实地进行讲述……不过我能记起的不多了”。[8]九年之后，在同佩萨罗的大学生的长谈中，在回答是否会再回头写抵抗运动时，他说：“很可惜有很多东西已经不记得了，我已经开始写的一个关于抵抗运动的文本，也许我会继续下去，并使其成为我正在准备的众多新书中的某一本的组成部分。要回忆某个片段真是需要与自己的记忆缠斗，尤其是力图复原记忆中真实的样子。我向来担心如何去重现某段经历的真实情况，尤其是这段经历在某个历史、庆典、媒体或政治情境中被表述，而我又试图让其返璞归真的时候。”

访谈和回复调查问卷，与创造性写作相比，都是一种作者主动性更少并且表面上更为客观的表达，是卡尔维诺不得不披露关于自己、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的作品的大量信息的必然场合。正如读者所见，大部分涉及的资料是脑力劳动方面的自传；或者更确切地说，涉及的是对自己作品不断的、及时的、广泛的自我评判。[9]尽管每次自我评判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控制”解读，但这种做法对更好地理解和分析他的文学活动、他的诗学以及作者的自我意识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从狭义上讲，也包括他的传记。查阅卡尔维诺保存的文件可以证明并证实，在很多时候，接受采访时，他更喜欢把回答甚至是问题写下来。[10]在文学期刊进行问卷调查的情况下，事先把问题交给受访者，他们只能以书面形式作答，如果说这是正常情况，那么就不得不说卡尔维诺也倾向于以书面形式答复日报和周刊的记者和提问者的快速采访。不仅如此，有时同一个文本在内容和发表时间上稍作更改，就可以用于多种目的和多个期刊。这种做法——似乎在六十年代初建立起来并得以巩固，当时他已经完全意识到自己是一名作家——让我在某些适当的情况下，可以根据他准备且保存的原版手稿或打字稿，与媒体发表的采访稿进行对比、修改和整合。

1963年3月，在沉寂了三年半之后，卡尔维诺发表了短篇小说《观察者》。于是他写了一篇作品介绍，既用于意大利主要的日报，也用于主要的周刊：文章第一部分刊登在3月10日的《晚邮报》上，只有一个问题；而第二部分几乎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改动，同一天在《快报周刊》一篇署名为安德烈·巴尔巴托的采访文章中刊出。在1965年和1967年《宇宙奇趣》和《零时间》出版时，这种情况以更系统更广泛的方式不断重复出现；1972年秋这种情况再次出现，随着《看不见的城市》的出版，卡尔维诺准备了一系列问答，既用于《快报周刊》，也用于当地的多家报纸。这种以采访的方式进行自我介绍的策略在《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和《帕洛马尔》出版时得到更加纯熟的运用（也同样运用在散文集《文学机器》和其他性质的作品上）。

当然，这部访谈录中并不乏其他类型的访谈，事实上这些类型占了大多数，它们与他的作品没有关联，而是自由地谈及了各种话题：只谈生平（时间上相距甚远的两个例子，1956年《咖啡》和1982年《正片》杂志上刊出的采访；1960年接受卡洛·博的采访和1985年接受亚历山大·斯蒂尔的采访）；对意大利和外国文学的形势和命运的分析、评估和反思，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态度由年轻时的鞭辟入里的自信逐渐转变为更加谨慎且困惑的态度；关于电影；关于美国和纽约（1960年和1984年）；关于自己的政治经历（1977年贝尔纳多·瓦利的采访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普通的政治话题；关于七十年代的恐怖主义（1978年凡蒂的采访）；关于八十年代的“新个人主义”；关于他喜欢的经典作家（阿里奥斯托、伽利略、莱奥帕尔迪、司汤达、爱伦·坡、史蒂文森、康拉德、福楼拜）或者当代作家和诗人（蒙塔莱、帕韦塞、维托里尼、费诺利奥、帕索里尼、夏侠、曼加内利、瓦莱里、川端康成、博尔赫斯、纳博科夫、格诺、佩雷克、蓬热、维达尔）；关于书面用语和口头用语；给卢恰诺·贝里奥做编剧的经历；关于城市和城市的未来：威尼斯、“欢欣且外向的米兰”与“有条不紊且小心谨慎的都灵”之间的截然不同（1975年克劳迪奥·马拉比尼的采访和1985年玛丽亚·科尔蒂的采访）；关于宇宙和人类的未来（1981年阿尔贝托·西尼加利亚的采访）；以及很多其他话题。

在1951年至1985年间，卡尔维诺留下的以及在报纸、杂志和书籍上刊出的采访多达两百多篇，这部采访录选取了其中的一百零一篇。每十年选取的访谈篇章数与实际进行的采访次数成正比，尤其与卡尔维诺越来越高的声望成正比：五十年代十篇（几乎是媒体刊出的全部采访），六十年代二十多篇，七十年代三十多篇，1980年至1985年短短六年间四十一篇。我从笔记中恢复了一些访谈中删减的段落，这些段落都是我认为极为有意义的、与其他内容相呼应的、具有一定功能性的。

我认为，这个访谈集的兼容并包的标准——有时有些访谈总是回到同一话题上——有助于提供反思意识和话语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意识逐渐丰满且清晰起来，但保留了一系列恒量和固定观点：尽可能尽善尽美是所有工作所固有的道德准则；相信重大的社会变革是漫长的过程，这更接近于生物进程的节奏而不是政治的捷径；坚定的唯物主义意识，即自然的现实、“非文字世界”不能被译成文学和“文字世界”；要求的约束（修辞和文学的约束及规则，预定人的要求、外部制约）成为创造性活动的有效推动力。

在外国媒体上刊出的不计其数的访谈中，我主要选取了在法国杂志和报纸上刊登的访谈，因为卡尔维诺精通法语，几乎可以像意大利语一样进行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其中四篇“英文”访谈，我的翻译宗旨是为读者提供卡尔维诺的回答的原意，但并不奢望能再现原来的节奏和用词。1967年马德琳·桑茨奇的采访和1985年4月与德国杂志《杂谈录》编辑们的对话是两个幸运的例外：在这两种情况下，其实我都可以用卡尔维诺的文件中保留下来的他撰写的或修订的意大利语原稿。

我放弃了一些访谈，这其中既包括1980年卡尔维诺收录在《文学机器》中的一些访谈（《两个关于科学与文学的采访》《极端主义》《领域的界定：奇幻》），也包括收录在他去世后出版的《巴黎隐士》和蒙达多利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中的一些访谈。[11]而我决定选用其他的访谈，包括他去世之后再刊的一些访谈，因为我认为，对于本书实际上所描绘的自画像来说它们是必不可少的。经常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我放弃了意大利国家电视台陈列室以及外国（尤其是法国档案馆中保存的）电视台的大量采访，也是因为只有在发言者的影像存在的情况下，才可以充分理解以及鉴赏对话的近似内容。这类访谈中，我唯一选用的是1979年6月尼科·奥伦戈的采访，它简明扼要，近乎完美。

对照原稿，重读转写的文本，我默默地修改了那些明显的印刷错误。我在注释中标注出了极为少见的有疑问、错误和失误的情况，以及我对文本的非常罕见的介入。在一些情况下，我省略了采访者的一些介绍段落以及连接句，这些对理解卡尔维诺的回答无关紧要。

在此衷心感谢奇奇塔·辛格·卡尔维诺的信任、回忆和反讽；感谢弗朗切斯卡·塞拉的不断鼓励；感谢迪迪·马尼亚尔迪对文本草稿的宝贵校对。另外还有很多友人在不同的阶段和很多方面给予我帮助，在此我无法一一列举。

带着对菲亚马·比安奇·班迪内利的深深缅怀，我完成了这项工作。她伴我度过了我生命中的最美好的年华，直到她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她依旧给予我帮助、建议和支持。

卢卡·巴拉内利

注释

[1]1964年6月9日写给杰尔马纳·佩希奥·伯蒂诺的信对此也有提及（《其他作品集——1947年至1981年书信集》，主编乔万尼·泰西奥，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91年，第479页），1966年的一段手稿将其内容概括如下：“伊塔洛·卡尔维诺不愿意提供他的个人资料，因为他说作家唯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写的书，而他们的生活只有被创作之后才有趣。但是因为他还没有写过创作性的自传，所以我们只能满足于一些非常基本的数据。[……]有些时候他就失去了踪迹；只留下一些作品题目和出版日期，也就是学者们所说的‘书目提要’。”也可参见1965年10月5日写给詹吉安·卡罗·费雷蒂的一封长信，信中卡尔维诺表示，与传记的复杂化相比，他更倾向于简历的简单低调，并且他强调“可以允许没有作者的成功作品”的重要性（《卡尔维诺书信集》，第883—886页）。在弗朗切斯卡·塞拉的精彩评论文章《敌国的死者之夜——战争中的卡尔维诺》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卡尔维诺既受自传体回忆录的吸引，又对其排斥，《文学比较》第LXI期，总第90/91/92期，2010年8—12月，第125—134页。

[2]参见1954年3月13日写给多梅尼科·雷亚的信（《卡尔维诺书信集》，第397页）。

[3]卡尔维诺接受詹安东尼奥·奇博托的采访，《文学展会》第IX期，总第27期，1954年7月4日，第5页。

[4]参见《卡尔维诺书信集》，第1012—1013页。

[5]参见《卡尔维诺：柳德米拉就是我》，《图书总汇》第V期，总第29期，1979年7月28日，第3页。

[6]参见《卡尔维诺书信集》，第1531页。

[7]参见《卡尔维诺书信集》，第1538页。

[8]参见《卡尔维诺书信集》，第1240页。

[9]在这一点上，需要指出的是，直到1983年，他的作品出版商只有一个，即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同时很长一段时间他还是这家出版社的编辑和顾问，在这些采访中他多次展现出编辑式的自我介绍和批评式的自我反思的双重性格。

[10]这种做法在1979年接受马尔科·德拉莫的“口述”采访中可以找到道德上的和风格上的诠释：“事实上，我痛恨一般化、近似的词。现在我听到我说这些词，说这些普通的东西，我就对自己有一种厌恶感。这些从口中说出来的单词是一种软弱无力的、不成形的东西，这让我无比恶心。我试图在写作中，将这些总是有点恶心的单词变成一种准确的、精确的东西，这可能是生活的目标。”在1974年2月5日卡尔维诺写给埃多阿尔多·圣圭内蒂的一封信中，他对他的这种“虚构的口头回答”的做法做出了解释（《卡尔维诺书信集》，第1226—1227页）。

[11]这些访谈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真正的自传证明，其中对杂志《矛盾》的调查的答复集合成一部题为《青年政治家回忆录》的作品，尤其是题为《法西斯统治下的童年》的第一部分最为有意义，收录在“子午线”系列文丛的题为《自传篇章》的作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