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学的出现

哲学伦理学有好几十年的时间都不愿意反思实践问题（至少在英美世界是这样），反而集中关注概念的意义和分析。但是从1960年代开始，医学领域的新问题（比如知情同意的要求和人体实验）为医学伦理学这一古老的分支学科带来了新的生机，而核武器的扩散则重新引起了对战争伦理学的反思。

这就为1970年代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的出现铺平了道路，也为将哲学运用于环境概念与问题的相关尝试铺平了道路。直到20世纪初，哲学始终被认为可以运用于实践问题（想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洛克和康德的政治哲学）。应用哲学的各种分支现在正在着手拯救这一悠久的传统，让它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1973年在保加利亚召开了一次世界哲学大会。澳大利亚哲学家理查德·劳特立（后改名为理查德·西尔万）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题为《需要一种新的伦理学即环境伦理学吗？》。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断然肯定的。在他看来，传统的西方观点认为，唯有人类的利益才重要，我们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自然。他基于一些思想实验来拒斥这个观点。比如，如果“最后一人”作为一场核灾难的幸存者向自己周围乱打一气，尽其所能地消灭剩下来的一切生命，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那么在传统观点看来，他的所作所为是可以被允许的，但是根据大多数人的直觉判断，他的行为是应该被谴责为错的。劳特立主张，这样的思想实验（他提出了好几个思想实验）揭示出，有一种与传统观点不一致的新兴的环境伦理学，这种伦理学更好地回应了人类对自然界的侵犯。因此，我们应该拒斥只考虑人类利益的立场（这种立场很快就被叫作“人类中心主义”），而采纳其他生物同样很重要这一立场。

对劳特立思想实验的一个普遍反应就是，它们涉及如此极端和特殊的情况，以至于人们对它们的直觉判断不再可靠，更不能说它们表明了我们所需要的原则。批评者认为，在判断“最后一人”的行为时，我们不经意间把适合于更正常情况的一些假定偷偷地置入了劳特立所设想的情境中。我们假定（他们说）其他人或未来人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其行为之害，即便劳特立所设想的情境在设计时专门排除了所有这样的假定。

然而，劳特立可能回应说，他有必要提供这样一种情境，以便我们可以对一种情况作出一些判断，在那种情况下，完全没有剩下任何人类利益（我们可以想象，“最后一人”也很快就会死去），唯一相关的利益就是动物和植物这些非人类的利益。此外，他还可以坚持认为，即便在显然没有人类利益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大多数人仍然认为摧毁其他生命是错的。

因此，劳特立用来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支持一种新环境伦理的论证被广泛认为很有说服力。至少，它似乎表明，动物这样的非人类也应该在人类的决策中得到考虑。如果把他的思想实验加以调整，从而使得动物的利益也不再存在（比如，假设附近所有的动物也被这一场核灾难杀死了），那么人们也会普遍认为，“最后一人”尽其所能地摧毁幸存植物也是错误的行为。这就表明，从一种伦理的视角来看，植物的利益也应该被认为是与人类和非人类动物的利益一样重要的。

但是，劳特立对西方传统的描述正确吗？他是在回应约翰·帕斯莫尔对西方传统的描述。帕斯莫尔的书《人对自然的责任》于第二年（1974）出版。他主张，多数人的观点是以人类为中心，而且并没有为对待自然设定任何伦理限制。

然而，他也看到了两个少数人的传统。根据其中一个传统，人类是自然界的管家或受托人，负责照顾自然界（因此他的书名叫《人对自然的责任》）。这个传统有一个宗教版本，根据这个版本，他们的托管行为要向上帝负责。根据第二个传统，人类的作用是通过与自然界合作，挖掘其潜能，以便提升或完善自然界。这两个“少数人”的传统都被认为具有古老的根源，在西方文化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因而，帕斯莫尔建议，要提出一种环境伦理，没有必要完全拒斥这些传统（这些传统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加丰富），相反，完全可以采取这些不同的传统立场。

劳特立坚持认为，帕斯莫尔所谓的“少数人”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本身也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而且，由于这些观点被认为没有把非人类的利益考虑进去，所以需要加以拒绝和取代。不过，这些说法也是可以质疑的，因为有证据表明，帕斯莫尔提到的这两种“少数人”的传统在基督教早期的几个世纪里都为人广泛持有和提倡，因而很难说是少数人的传统。同样，也可以某些方式来诠释它们（而且很久以来已经有人这样诠释），这些方式承认人类的利益和非人类的利益在伦理上都很重要。（克拉伦斯·格拉肯已经收集了很多这类证据，见第七章。）

因此，对于所需要的这种伦理来说，劳特立的贡献很重要，但是他对西方传统及其资源的狭隘看法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比如说，很多圣徒在关心和友善对待野生动物与家养动物方面都很著名；因此，对西方传统有一个更广泛的视野更为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