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起源

环境问题

自然正在迅速消失，或者我们被引导去相信这一点。在海洋里遨游的鲸更少了，在孟加拉孙德尔本斯国家公园里徜徉的老虎也更少了。许多珊瑚礁正在褪色，它们多彩的群落岌岌可危。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的褐猿栖息地也受到了威胁。反常的飓风肆虐加勒比海并摧毁其树木。从更近处说，花园里的鸟和蝴蝶数量正在减少。在英国，据说风铃草和华兹华斯的野生水仙花都濒临灭绝。我们可能会想，究竟是怎么回事？

自然界早已不再是人类生活的可靠背景，可以不受人类活动影响。若干世纪以来，通过狩猎与耕作，通过建筑、采矿和工程，也通过旅行和贸易，我们一直在改变它。我们可能仍然认为，自然界是我们永不停息的、持久的环境，就像我们头顶上的星辰一样亘古不变。但是，我们的孙辈所继承下来的环境将会与我们的祖先所处的环境大相径庭，甚至与我们自己出生时所处的环境也大为不同。我们再也不能把自然界看作理所当然的了，即便我们曾经可以这样。

鉴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很多人将现在的时代称为“人类世”，他们造出这个术语来模仿始新世和更新世这样的地质年代。他们的意思是，人类的影响已经遍及整个地表。

他们并没有就这个时代何时开始达成共识。它开始于船的发明？工业革命？还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再者，这是否意味着保护自然界已经太晚了？我们是否可以随心所欲自由地重塑地球的面貌（对于这种观点的一个版本，见第六章关于社会生态学那一节）？或者，我们是否应该利用我们的知识与技术把世界恢复到前人类的状态？对于这些问题，他们也没有达成共识。但是他们一致认为，人类已经成为影响我们星球表面的主要因素（见图1）。

森林滥伐和土壤侵蚀都是人类改变自然界的方式。与城市建设这样的正面发展相伴随的是一些负面效应，包括物种灭绝、沙漠扩大、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以及我们最近几十年已经发现的气候变化。这些事情过去常常不被看作环境问题，因为自然貌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些事情会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害，并想办法来解决或至少是缓解它们时，问题才被看作问题，就像约翰·帕斯莫尔在《人对自然的责任》一书中所评论的那样。

柏拉图是最早意识到土壤侵蚀和森林滥伐的哲学家之一（在他的对话《克里底亚篇》中），但他并不为这些事情所困扰。他的门徒亚里士多德也是这样。亚里士多德在其《天象论》中把自然描绘成永恒的，而且从根本上说不会发生变化。直到19世纪，才有人——比如乔治·珀金斯·马什，见其《人与自然》（1864）——认为自然非常容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同时人类生活也很容易受到自然及其变化的影响。

图1　从遥远的太空看我们的星球（美国宇航局提供）。我们只有这一个地球

20世纪兴起了生态科学，以及相关的认为自然是由诸多相互作用的自然系统构成的研究，不过，保护诸如河流与森林这类系统的理由，一直要等到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1949）才提出来。利奥波德提倡把伦理学加以扩展以便涵盖生态系统，但是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利奥波德二者都不是）仍然无动于衷。可能起到了改变氛围作用的是蕾切尔·卡森的著作《寂静的春天》（1962）。这本书揭示出，可以在南极企鹅的肉里面找到在欧洲使用的DDT这样的杀虫剂。

另外一个起到改变氛围作用的因素就是，美国军队在越战期间（1961—1975）使用落叶剂这一惊人之举，以及美军的一系列企图，包括企图暗中发动生化战争，企图占领甚至根除中南半岛中部的自然界。由于开始意识到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具有预想不到的副作用，以及人类的行为会危及整个物种和生态系统，伦理学家们才更加勇敢地关注起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