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导言
十五年后，当重读我在1968年为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所作的导言时，我不禁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当时我部分地是靠着一种在黑夜里吹口哨的冲动来鼓舞自己的。我仿佛觉得，在讨论知识社会学从马克思—曼海姆—舍勒的德国传统到以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塞尔·莫斯为代表的法国传统的各种不同观点时，为了争取读者，使他们关心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必须强调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即使在实际的研究成果仍然相当少的时候也应如此。尽管我曾信心百倍地试图向人们表明，知识社会学充满生机，在国内外日趋活跃，但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我的评价过于乐观。总的来说，这一研究很有希望，但是实际进展却不大。
这并不是说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就没有实实在在的进展。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的《参悟柏拉图》[1]、赖特·米尔斯的大部分著作，[2]以及我自己的《理念的人》[3]证实了下列事实：知识社会学能够唤起作者的灵感，使他们写出具有重要意义的论著。
在70年代和80年代，对知识社会学的兴趣开始复兴，这一现象表明，米尔斯和古尔德纳等人的著作并非昙花一现，它已经为知识社会学传统的真正复兴翻开了历史的篇章。首先，迟迟才得以出版的卡尔·曼海姆的某些早期著作，[4]对知识社会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与所谓的《巴黎手稿》在30年代的出版相媲美，后者可以用来重新评价卡尔·马克思的著作。
其次，由于罗伯特·默顿[5]及其弟子们的开创性工作，以及托马斯·库恩[6]对这个学科的创造性贡献，科学社会学迅速发展，明显地激发了人们对其他文化现象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兴趣。
再次，经过诸如斯蒂芬·图尔明（Stephen Toulmin）和伊姆利·拉卡托斯[7]（Imre Lakatos）等学者的努力，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得到了发展，这为接受曼海姆和涂尔干的思想创造了可能性，而在传统逻辑实证主义一统天下的时候，后两人的思想在科学哲学领域几乎是完全缺席的。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不再觉得科学思想的起源——不同于科学思想的证实——是相当偶然的，因而不大容易进行社会学分析。相反，他们现在主张，科学思想的起源与证实在很大程度上都可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加以解释；思想并非产生于社会真空。
除了思想界的这种变化，最近出现了几部杰出的著作，充分显示出人们对知识社会学产生了新的兴趣。米尔斯和古尔德纳的工作成了年轻一代社会学家的典范，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向古尔德纳创办的《理论与社会》杂志投稿。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在《纵向分类》[8]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论证道，“高”与“低”、“之上”与“之下”，以及“上”与“下”这些概念，除了具有空间含义之外，也是附有道德意义的精神构成，因此，所谓“之上”或“更高”，意指一种道德优越感。同样，埃维塔·齐鲁巴维尔（Eviator Zerubavel）在他的《隐秘的韵律》和《七天一周》[9]两本书中，富有启发性地向人们表明，在构造社会世界时，时间与时间推算是如何成为中心参量的。他们制定了一些明确的标志，以识别所有社会生命。涂尔干肯定会赞同他们。在人类学中，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10]在社会分类方面的工作，以及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11]等人的几乎所有结构人类学著作，都建立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严格地说，这些观念可以在涂尔干和莫斯的《原始分类》[12]及《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3]中找到。
我很愿意向人们指出，兹纳涅茨基的《知识人的社会角色》所播下的种子，在瑞雪之下经过长时期的蛰伏之后，同样开始破土而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茁壮成长。默顿早就熟悉兹纳涅茨基的著作，并在几种作品中讨论和应用过他的理论，[14]我想，黛安娜·克兰（Diana Crane）在她的科学社会学[15]及对其他文化现象的分析中，也可能受到了兹纳涅茨基的影响。但是在美国，兹纳涅茨基的理论显然没有曼海姆或涂尔干的理论兴盛。不过，至少社会学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ociology）在努力形成或重建兹纳涅茨基在知识类型与接受这种知识的集团类型之间做出的某些区分方面，一定程度上是步兹纳涅茨基后尘的。[16]
我希望这一新版将有助于扩大兹纳涅茨基作为一位提出和接受思想的理论家的声望，并在不久结出果实，可以同紧随涂尔干和曼海姆而结出的果实[17]相媲美。兹纳涅茨基在美国合作写出的第一本重要的社会学研究专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是一项重要的成就。我认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具有与之相媲美的价值。现在是时候了，那些长期以来在公开场合诋毁而在实际工作中却使用知识社会学，尤其是使用兹纳涅茨基成果的人，应该从密室中钻出来，像莫里哀的《资产阶级贵族》那样坦率地承认，他们一直在使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尽管他们还没有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