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顾问与技术知识的肇始
只有当执行一定功能的人开始意识到,他们面临一种不知如何定义的情境,因为它无法纳入任何熟知的模式之中时,困难才出现。这种意识可能以两种方式出现:一种方式是,在其中执行职业功能的环境条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重大变化;另一种方式是,由于与其他共同体的文化接触,或者本共同体内产生了创新,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引入了新的定义情境的方法,连同新的成功与失败标准。
第一种扰动的来源有如下案例:出现了一种症状不太为人熟悉的疾病;猎物和鱼未曾预料地变得稀少;一种未知的毒虫正在残害庄稼;难以获取迄今在手工中使用的物质材料或工具;以一种不熟悉的武器武装起来的敌人的入侵;国家对某一共同体征收新税或加重其他负担。
第二种扰动的来源有下列例子:外商带进来新的商品正在取代当地的公众消费品;移民或归国旅游者引进一种新的手工艺品;治疗疾病、耕种或施肥、手工艺、持家的新方法(仿自国外,或通过个人的创造力慢慢进化而成);引进新的谷物或家畜品种;发现了共同体外部所需求的、未曾开发的矿藏。
在这些情况下,即使是最高的职业权威也会困惑,该如何用恰当的方式定义这些不熟悉的情境,并解决由此产生的实际问题。最终,他们开始认识到,工艺知识已不够用了,于是寻求从那些拥有高级知识的人那儿得到启发。这一选择——坦白承认他们的实用技能缺乏效能——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从主观上都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他们的困难是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一旦他们知道了该做什么,他们就以为能够开干了。我们发现,对于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来说,承认无知要比承认无能明显来得容易,并且似乎不太会丢面子。考虑到下列事实这就不足为奇了:社会圈子所需要和所期望的主要是工艺技巧,而对作为技能之基础的工艺知识相当不感兴趣。
于是我们发现,在共同体中,在那些原有职业模式受到意想不到的变化冲击的地方,需要顾问,以便让那些执行职业角色的人遇到疑难问题时可以请教。对于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来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技能而是知识,因此他们要在顾问那儿寻求知识而不是技能。最好是——并且通常是最本质性的——顾问不要参与到向他求教的人的实际角色中去:他必须处于竞争圈子之外,这样,参加行动的人才能相信他的劝告是公正超脱的。一旦与顾问发生意见分歧,他们就顺从顾问的判断,使自己的意见屈从于顾问的仲裁。
我们发现早期有两类顾问。一类是牧师,他的主要功能当然是实用的:他被认为能代表共同体及其成员,直接控制巫术力量,并影响宗教的威力。除此之外,有些人在执行职业角色过程中,遇到未曾意料到的、实在无法理解的情况时,也向他求教,尤其在工艺进化的较低级阶段,每当遇到困难的或危险的自然条件时,经常出现这种情况:那时的生命充满萨姆纳(W. G.Sumner)在《民俗论》(Folkways)中所说的“随机元素”(thealeatory element),即不可预见的事件,现存工艺知识无法解释。恰恰在这里,牧师所具有的(向他人隐蔽的)神秘知识便流行起来。在一些重要事件,尤其是那些影响整个群体的事件上,人们要求他按照他的宗教功能亲自表演,在许多情况下,却是希望他提供别人在解决困难时所缺乏的知识。他向猎人、战士、水手和农民解释降临于他们头上而他们不能理解的事实的本质与来源,他诠释神灵的神秘预兆并预测未来;他劝告人们应该向哪位神灵祈求,应该用什么方法赎罪。[45]
虽然牧师过去(甚至现在)在较简单的、保守的共同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牧师并没有得到像世俗顾问那样的重大发展,随着技术的进步,牧师的价值极大地减小了。一方面,牧师的忠告难以在实际上检验,因为它以俗人经验之外的事物的神学知识为基础,在讨论牧师学者的神圣训诫时我们将返回到这一问题上来。另一方面,牧师有他自己的实际职业角色,不可能具备其他职业角色——猎人、农民、工匠——可能急需的所有专门知识;他只能对不平常情境中的巫术或宗教因素提供咨询,而对其他因素无能为力。当然,牧师可能具备本质上与非宗教的职业相联系并且具有十足世俗特征的专门知识,如埃及、巴比伦和希腊的医学。但是,如果他以这类知识为基础向人们提出职业角色方面的忠告,他的功能就与世俗顾问相差无几了。
世俗顾问主要是老年人,他已退休,退休前曾经是那个领域的权威。有时,他是一位游历极广的人,像奥德修斯,“见过众生芸芸的城市,知道这些人脑子里想些什么”,但他也许不像奥德修斯那样专注于自己的烦恼。偶尔,这个人是一个外来者,人们并不希望他与当地人一比高低。或者,他的地位可能要比与之竞争的人高,像某一农民共同体中巨富的拥有者,农民从个人角度信任他。但是无论如何,他必须能提供忠告,尤其作为实践权威间争议的仲裁者,这样的人必须比向他求教的那些人具有广博得多的知识。他的知识不能限于个人的职业经验(无论多么长久并且多么成功),而应该包括大量的对于不同角色的人的职业活动的可靠观察。
这意味着人们希望他不只是知道如何实际处理专门的工艺问题,还要知道不同的人以哪些不同的方式定义他们职业活动过程中遇上的情境;他们还被人们认为,不仅在一个职业,而且在几个相关的职业中,不仅在一个共同体,而且在各种各样共同体中,考察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各种工具和方法。换句话说,不仅是工艺行动所创造并使用的价值,而且工艺行动本身也构成了知识的对象;他不是一个实施工艺的人,而是研究工艺的人,他所具有的知识被称为技术知识(technological knowledge)。
在原来的技巧性问题中,执行者的知识与技能不可分离地相互包容,当他向顾问求教有疑问的情境定义时,执行者的知识与技巧在其中不可分隔地缠绕在一起的工艺问题就被分成了两部分:理论部分和实用部分。仲裁人的首要任务在于理论方面——诊断任务。他必须界定情境资料,发现情境资料的基本元素及其相互关系,发现它是如何产生的。当人们在职业角色的执行过程中,对自然界、人类机体生命或文化生活中发生的某些事情理解不了时,顾问就以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广博的知识为他们解决这些理论问题。
有一个实际问题仍有待解决:如何在被工具限定的现实所判定了的条件下实现既定的目的。然而,在行进到工具性阶段之前,必然有一个对所指向的结果进行反思性决定的过程,并有一个对达到这一结果的可能最令人满意的过程进行智力选择与组织的阶段。在一个常规的情境中,可以由角色执行者按照自己的能力去定义并研究情境,这些都容易做到:目的之确定已包含在情境定义之中,固定的规则表明如何处理这类情境。
但是,在一个只有拥有技术知识的人才能理解的非常规情境中,目的必须适应新的不熟悉的情况;预先设计出或多或少新的行动方式,替代惯用的技巧性规则,以便预见并克服获取成功遇到的障碍。诊断的理论问题解决之后,还有两项任务有待完成:制订计划,这是一个应用知识的问题;执行或实施计划,这是一个技巧技能的问题。
现在,具有技术知识的人面临重要抉择。他可以在做出诊断之后制订计划,让行动者去仿效执行;这意味着他为行动后果承担责任,并使作为计划之基础的知识经受实用的检验——当然,假定行动者不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或者,他对诊断的实际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最后的责任仍然由做出并执行计划的行动者去承担。
当职业角色的执行者提出咨询时,在早期,顾问的作用只是提供自己的意见,在任何具体例子中,这些意见部分依据执行者的需求,部分有赖于他自己的意愿,而不论这些意见是包括诊断和计划,还是仅仅是一个诊断。然而,最终两者中总会有一个被以具有技术知识的人为中心的社会圈子视为常规习惯。从规模较小、比较简单的共同体到规模较大、比较复杂的学会,可以发现有两种不同的技术角色(technological roles):技术领导,他们定义情境并为技术人员制订计划;技术专家,他们专门进行诊断。当这两个角色最终稳定下来时,已经有人为获取这两个角色而做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