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导引：不确定性的本质
第1章 未知的未来
我们所能知道的是我们一无所知。这就是人类智慧的总和。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1867年）1
未知的未知
1812年9月，拿破仑大军在博罗季诺击败俄国军队，为攻占莫斯科扫清了道路。法国人进入那片现已荒芜的首都，并将这个木结构的城市夷为平地。但这场徒劳的占领也标志着法兰西皇帝征服战争的结束。饥寒交迫、疾病缠身的拿破仑“大军团”自此开启了漫长的撤退。大多数士兵最终没能回到家。2拿破仑也于1814年4月退位。
拿破仑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权力和成就达到顶峰，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军队的指挥官3，但是他对博罗季诺的状况几乎一无所知。时至今日，我们也无法真正了解他为何卷入那里的麻烦。其实两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俄罗斯和西欧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仍悬而未决。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从西班牙启航，希望找到一条通往西印度群岛的新航线。考虑到路途遥远，船只无法携带充足的食物和水，当时大多数有经验的海员认为西行的路线行不通。他们是对的。但当时的西班牙王室不听劝谏，还是赞助了此次探险。哥伦布不知这段旅程结果如何，不知要花多久时间，他在加那利群岛进行补给后，在巴哈马群岛登陆。他甚至不知道后来被称为“新世界”的那个世界的存在，在发现“新世界”之后他也不知道自己发现了什么。他坚称自己确实抵达了亚洲，这就是为什么美洲（America）以他同时代的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名字命名，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更清楚自己的探险方向和自己抵达的土地就是美洲。不管西班牙王朝如何计算哥伦布这趟探险的成本和收益，他们都没有考虑过发现“新世界”的可能性，他们当时也不太可能预见到这一结果。
1972年2月，尼克松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会面。这是一次尼克松总统及其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暗中筹谋已久的会面。尽管尼克松正竭尽全力使自己的国家从越南战争中解脱出来，尽管中美领导人都希望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之间保持距离，但此次出访的目的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特别清晰。这场备受争议的会谈以一纸全球峰会式的、平淡无奇的公报结束。同年，5名男子因闯入华盛顿水门大厦而被捕，随后的丑闻掩盖举动导致尼克松在1974年辞职。两年后，毛泽东病逝。
没有人清楚知晓尼克松和毛泽东会面的后果是什么，甚至尼克松乘坐的飞机何时抵达，毛泽东本人能否会见美国总统在当时也是不确定的。而且近半个世纪之后，也没有人真正知道后果是什么。此次会谈的作用仅仅是象征性的吗？是一名政治境况糟糕及一名健康状况不佳的领导人的一次媒体活动，还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一个关键里程碑（这可能是随后半个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成果）？
帝王、探险家、总统做出决定时，并不完全清楚自己所面临的处境和行动之后的效果。我们想必也是如此。
全球金融危机
2007年8月9日，法国巴黎银行宣布暂停旗下三只基金的交易。投资者的基金配置在与美国房地产市场相关的证券产品上，也被实际冻结。一小部分对冲基金的失败本身只是小事件，但是几天之内，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席卷而来。雷曼兄弟倒闭使得危机在2008年9月达到高峰，世界各国央行依靠非常规措施才最终阻止了西方金融体系的崩溃。然而，随之而来的金融市场失灵还是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工业世界最严重的衰退。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银行资金头寸状况的恶化，我们随后目睹了几代人都未曾经历的情形。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已成过去的信任危机会发生在银行系统？危机过后，便应反思，本书的两位笔者希望在此解释这场突如其来之祸的背景。默文·金是《金融炼金术的终结》一书的作者，约翰·凯著有《别人的钱：真正的金融生意》一书。从不同角度看，我们达成了共识。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叙事正在瓦解。人们曾以为，市场上不断更新的金融工具是为了确保风险由最有能力承担风险的人承担。这个叙事已经过时。全球金融危机继续演进，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叙事，我们需要意识到人类对创新将带来的后果并非全然了解。市场并没有让最有能力承担风险的人承担风险，不了解风险的人才是风险的承担者。出售金融工具的机构虽对风险有所了解，但市场枯竭之时，它们还是无力面对风险。
25个标准差事件
2007年8月13日，法国巴黎银行暂停其三只基金赎回交易4天后，高盛首席财务官戴维·温尼亚尔告诉英国《金融时报》：“我们看到这一情况的概率就好比连续几天出现25个标准差的概率。”4从字面而言，温尼亚尔的说辞是不可信的。25个标准差事件是指概率小于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的事件5，我们宇宙存在的时间尚未久远到允许连续几日发生25个标准差事件的情形。温尼亚尔先生拥有美国联合学院的经济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商学院的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如果他还记得大学基础课程内容，他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但事实是，统计术语掩盖了他真正的意思：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比他的风险管理经理经历过的或以为的要大得多。
高盛和其他金融机构使用的风险模型无法应对2007年的市场压力，到了2008年，它们愈加手足无措。各国央行和其他机构的经济学家用来预测经济的模型，也未能预测或解释这些事件。专家无法预见这场危机，这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其无能或故意视而不见，反映的是人们理解风险和不确定性方面更深层次的问题。今天，我们可以发射火箭让人类登上月球、探测水星，但对于地球上发生的那些更直接、看上去更简单的问题，诸如下周纽约会不会下雨，今天大选的结果是什么，或明年的石油需求有多少等，我们无法掌控。为什么谋划未来给在位的决策者造成如此大的挑战（无论这些决策者来自银行等私人机构，还是军队、政府等公共机构）？
反恐战争
本·拉登策划了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曼哈顿世界贸易中心的袭击，之后美国几乎立即开始了入侵伊拉克的军事准备。次年2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些报道称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与恐怖活动有关联，拉姆斯菲尔德被问到对此做何评论。他的著名回应遭到很多人嘲笑：“有些事情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有未知的事物，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还有未知的未知事物——我们不知道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6
其实拉姆斯菲尔德的话藏有深机。7对拉姆斯菲尔德此番谬论的追问已淡出公众的记忆，但引发这一追问的事实更引人注意。有人问拉姆斯菲尔德，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属于哪一类情报：是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还是未知的未知？拉姆斯菲尔德的回应是“我不打算告诉你它们属于哪一类”。8其实，伊拉克与“9·11”恐怖袭击事件之间没有关联，在伊拉克也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入侵伊拉克是军事上的成功：美军迅速抵达巴格达，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以后见之明来看，这是情报、判断和应急预案意义上的全面失败，重挫了美国政治，与金融危机对经济的破坏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政府在认识到此次失败后，要求情报部门在向总统提供建议时采取更合理的流程9，还规定情报分析师应能够量化其判断的置信区间，并以概率的形式表述出来。
10年后，2011年春，奥巴马总统在白宫战情室与他的高级安全顾问会面，他即将做出其总统任内最关键的决策。情报称本·拉登藏身于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一栋建筑物中，奥巴马应不应该批准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进行突袭？奥巴马心里十分清楚，1979年的吉米·卡特也面临着同样的抉择——营救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人质。那次行动以惨败告终，可能也葬送了吉米·卡特的总统连任。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小组负责人“约翰”
认为本·拉登有95%的可能性在该建筑物中。但其他人不太确定，大多数人估计有80%的可能性。有些人认为把握只有40%，甚至只有30%。
最后，奥巴马开口了：“现在的情况是五五开。大伙听着，这其实就像抛硬币。我不能凭借可能性的大小来决定。”10奥巴马并不是说本·拉登在建筑物中的可能性是50%，也不是说他真的要抛硬币来决定是否行动。他的意思是他必须在不知道恐怖分子首领是否在建筑物中的情况下做出决定。11奥巴马在后来的一个采访中回忆当时和幕僚的这次讨论：“这种情形之下，你得到的是掩盖了不确定性的概率，而不是能提供实际帮助的信息。”12
本·拉登要么在里面，要么不在。尽管这个计划涉及很多其他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军事的，有技术的，还有政治上的，但结果只有两种。奥巴马如果对他的幕僚说，“如果你们能告诉我本·拉登在里面的概率超过60%，我就下令行动”，那么就把决策所需承担的责任从总统办公室转移给了情报机构，而事实上，决策责任应该在总统而非情报机构。奥巴马没有这么做。但是，类似的责任转移的确发生在金融领域，银行家们（例如温尼亚尔）确实将管理不确定性的责任交给了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及其模型。奥巴马懂得这个道理，温尼亚尔和他的同事不懂。
在全球金融危机酝酿之时，就像准备阿伯塔巴德袭击一样，不仅仅是政策顾问自己想用概率来表述不确定性，有人还要求他们这样做。监管机构规定了金融机构使用的风险模型，一如当初美国国会坚持根据情报对判断予以量化。在金融和政治领域，这种对不确定性的描述往好里说是毫无用处，往坏里说是误导决策。呈现给温尼亚尔和奥巴马的数字的准确性是不可靠的。奥巴马明白，他必须依据有限的信息做出决定，事后看来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他并非依据概率推理做决策，而是去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撰写本书时，我们在理查德·鲁梅尔特的著作《好战略，坏战略》中的一个故事里找到了灵感。一定程度上，这是过去10年最好的一本商业战略著作。鲁梅尔特在书中描述了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同事约翰的一段对话，这位同事听过他的MBA案例教学课程。
当时我们在聊教学法……约翰侧过头看了我一下，说：“在我看来，貌似你的每个案例都在讲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从没听过有人这么评论我的教学，但我立刻意识到，这个评论显然很准确。大量的战略工作都是在搞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决定要做什么，还要明白更加本质的问题，才能理解当时的情境。13
“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再平常不过，但其实并不平常。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我们不断看到人们沉溺于技术细节，日复一日地忙于工作，却不曾抽身问一句：“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经常犯这个错误。
退休规划
大多数读者永远不需要做出像奥巴马和温尼亚尔那样的抉择（尽管他们也会评价奥巴马和温尼亚尔等人所做决策的好坏）。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为未来做打算。买房和为退休做准备是大多数家庭最重要的财务决策，但是很少有人在有计划地做这些事。很多人会很快决定购买哪幢房子，这样的决定是基于当下的反应，而不是基于对事实的调查。人们可以选择要不要往养老金计划里面投钱，可以选择投资一种基金还是另一种基金，但人们更倾向于逃避选择。无需任何选择的“默认选项”往往最受欢迎。14
少数家庭采用更系统的方法处理退休问题。他们会用一些软件程序做计划，有的资产管理公司15愿意提供免费咨询，有的经济学家编写了商业软件来帮助他们计算。16这些方法都能预计个人或家庭应该存多少钱，以及他们现行的方案能否让他们安享晚年。要用好这类计算程序，你必须掌握很多信息，包括当前的实际情况，如年龄、婚姻状况，以及自己未来的情况，如退休年龄、退休后每年的开销。你需要向计算程序披露目前薪资、若干年后的期望薪资，你还需要预测自己的寿命。奥巴马面临的不确定性只有两个：本·拉登在阿伯塔巴德的建筑物里面，本·拉登不在里面。相比之下，判断自己能活多久则要更难。你知道自己大概率不会活到125岁，你还可以参考保险精算师精心构建的寿命预测表。计算程序可能还要你对未来的经济金融市场发表看法。你看上一大堆关于通货膨胀和投资回报的文献之后可能会略知一二。计算程序还要让你勾画出一系列概率，但其实你很难做到，这样做也很草率。
计算程序不会允许你回答“我不知道”。但是，这些计算程序的编写者，也就是那些伴随我们一生的职业经济学家，面对问题时经常说“我不知道”。说实话，我们认为，这也是你应该给出的回答。世界上有很多问题，比如“阿伯塔巴德建筑物里的那个人是谁”，我们唯一明智的回答是“我不知道”。现在是如此，将来更是如此。即便我们不知道20年后我们的收入或通货膨胀是什么水平，我们所有人还是必须规划退休金。如果我们知道了计算程序所有问题的答案，我们便有可能确切了解现在需要存多少钱才能享受退休生活。但我们并不能靠着我们不知道且无法知道的知识来做决定。这些程序能告诉我们的是，哪些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能不能做点什么来减少我们的无知。
智力上的挫败
显然，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的溃败。虽然经济学家承认这场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代价，但是他们普遍不愿接受自己的理论框架需要修改的现实。经济学家（曾经）将“风险”和“不确定性”区分为“可以用概率描述的未知”和“不能用概率描述的未知”。他们已经通过数学技术给“风险”这个术语赋予了与日常用语截然不同的意思。我们将在本书中描述，若无法认识到“风险”“不确定性”“理性”的经济学含义与日常含义的不同，将带来怎样的混乱和经济损失。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济学家一直企图忽略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这种巨大差异，用概率解决所有不确定未来的问题。
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是人们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时期激烈争论的话题。两位经济学大家——美国芝加哥的富兰克·奈特和英国剑桥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皆认为，区分这两个词具有重要意义。奈特认为“可度量的不确定性，或更确切地说‘风险’一词，与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有很大差异，后者实际上根本不算一种不确定性”。17
凯恩斯对这两个词的区分也类似。他在一篇概述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文章中写道：
让我解释一下，我所说的“不确定”信息并不仅仅是为了区分确定的事实和只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轮盘赌不属于“不确定性”，能否赎回战争国债也不属于“不确定性”。同理，预期寿命只是“轻微不确定”，甚至连天气预报也只是“中度不确定”。我说的“不确定”通常是指欧洲战事的走向是不确定的，20年后铜的价格、利率水平是不确定的，某个新发明是否会过时或是1970年私有财富所有者在社会体系中的立场是不确定的。上述所有事例无论如何都缺乏建立可计算概率的科学基础，我们不知道就是不知道。18
本书的书名是《极端不确定性》，这也是本书的中心概念。“不确定性”是我们对这个世界一知半解的结果，或指我们当下的行为与其未来结果之间的关系。这种一知半解可能让人烦恼，也可能让人愉悦，这取决于这种不确定性的性质。我害怕听到法官做出的判决，但对即将到来的假期中的新经历充满期待。我们或许有时希望自己未卜先知，这样无论未来发生什么都不会让我们措手不及，但转念一想，这样的世界就会变得平庸无奇。
我们将奈特和凯恩斯提出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别替换为“可解决的不确定性”与“极端不确定性”的区别。可解决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可通过查询来解决（比如，我不确定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在哪里）或通过展示所有结果的概率分布来表达（比如转动一次轮盘的结果）的不确定性。但是，对极端不确定性来说，并不存在解决不确定性的类似方法——我们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极端不确定性存在诸多维度：晦涩、无知、含糊、模棱两可、不明确的问题，以及我们可能在某些时候希望（却并不是每次都希望）在未来能修正先前不知道的信息。如此种种的不确定性，是我们每时每刻都会面临的。
概率术语可以用来描述赌博游戏，却无法描述极端不确定性，因为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更因为我们甚至不清楚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当我们描述极端不确定性时，我们不是在说“长尾”，即可想象的、明确的、可以估算出低概率的事件，比如在赌博中一直手气不好。我们也不只是说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提出的“黑天鹅”事件，即没有人能预想到的、令人惊讶的事件，虽然这些“黑天鹅”事件确实是极端不确定性的例子。19我们强调的是能用概率分布描述的小概率事件与不可想象事件两者之间存在的大量可能性，即一个充满不确定未来和不可预测后果的世界。人们必然对这个世界产生猜测，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分歧，而且这种分歧通常永远没有答案，这个世界才是我们经常面对的。由此看来，极端不确定性的后果远远不只发生于金融市场，还延伸至个人和集体决策、经济和政治决策，大到政治家所做的影响世界的决策，小到本书读者所做的日常决策。
对奈特和凯恩斯来说，认识到极端不确定性的广泛存在对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如何运作至关重要。奈特认为，正是极端不确定性为企业家创造了盈利机会，也正是企业家在极端不确定性中披荆斩棘的技术和运气推动了技术和经济进步。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的15年前出版了《论概率》，了解他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观点演变对读懂《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来说很有必要。但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以他特有的夸张文学笔法将奈特的思想重新表述了一番：“倘若物种的灵性褪去、自发的乐观消失，我们只能靠数学上的期望值维持生计，那么一切事业也将消失殆尽。”20比起微观经济上的创新驱动力，凯恩斯更关心大萧条背后的宏观经济因素。在他看来，（非数学的）期望值，即“置信水平”是导致难以实现或恢复古典经济学家描述的均衡的原因。
然而，凯恩斯和奈特却未能成功将极端不确定性置于经济学分析的核心（我们将在第5章具体解释）。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顶多在口头上承认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极端不确定性的问题恐怕早已被概率推理征服，这种观点还侵袭了包括统计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法学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
因此，银行和企业不会承认极端不确定性，不会采取那些比其他选择更胜一筹的政策和战略，而是选择依赖模型维持运作——这些模型声称掌握了未来信息，但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且永远不可能掌握这些信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这些模型试图将商业和金融风险分析比作轮盘赌。我们不知道转动一次轮盘的结果是什么，但如果我们反复操作轮盘就能知道转一次的可能结果及其频率。然而，不确定性形式多样，没有多少能通过反复操作的方式表达出来。
本书主要包含三个观点。第一，经济学界、商界及金融界是“非平稳的”，不受永恒不变的科学定律的主导。这些领域中的大部分重大挑战属于特殊事件，因此智力上的反应即是一种判断，反映出对某一具体情形的解读。不同的个体和群体会做出不同的评估，得出不同的结论，无论是在事件发生之前还是之后，问题通常都没有客观正确的答案。由于我们观察的不是一个平稳过程的结果，我们很少能用上传统的数据工具，预测产生的基础通常也千变万化。
第二，独立的个体无法做最优选择，也不会这么做。他们并不是非理性者、“偏见”的受害者、偏离“理性”行为者。理性行为的含义取决于具体情境，而且理性在总体上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区分了经济学家使用的公理型理性和人们践行的演化型理性。许多所谓的“偏见”是对极端不确定的复杂世界的回应。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进化使得本属于适应性的特征变成了人类推理的理所当然。人类虽然能够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但尚未进化出针对明确问题进行快速计算的能力，计算机才擅长快速计算。因为无论是在晚餐聚会的谈话中博人眼球，还是进行国际贸易谈判，人类面临的问题都不是能通过快速计算解决的明确问题。
第三，人类是群居动物，沟通在决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依靠对事件的叙事形成自己的看法。无论是在商界、政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才干的领导者在面临个人和集体抉择时，都会与他人交谈，听取意见。人类是唯一能制造精密复杂艺术品的物种，而且只有成功构建起信任、合作和协调的网络才能获得成功。市场经济只有在嵌入社会的大环境中才能运转。
要想得到合理的、能适应复杂情况的公共政策和商业战略，靠一伙专业建模者利用概率推理给政策和项目做量化评估是行不通的。在本书中，我们揭示了为什么那么多聪明人误入歧途以及他们犯错的原因。我们重申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并提出，如果我们能掌控风险，就不仅能处理不确定性，而且绝对可以享受其中。如果你觉得这么说有些自相矛盾，不妨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