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绿色：有机棉的财务成本

说到“有机”，你会想到什么？也许是“对我更好”“对地球更好”“可持续”，甚至也许是“绿色”。鉴于这些属性看起来都如此高大上，我很奇怪为什么没有更多像卡尔这样的农民将他们的土地用来种植有机作物？事实证明，其中某些属性在某些时候可能是正确的，但正如科米蛙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一点也得到了卡尔的证实），无论是环境还是金融，变绿都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容易事。大自然也许是有机的，但今天的服装业对此并没有那么在意。在接待我的过程中，卡尔解释说，如果农民种植有机作物，他们必须承担额外的成本，尤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你所购买的美国生产的有机牛奶或有机棉，必须要带有美国农业部（USDA）监管的标签。根据美国农业部有机标准生产的产品，通常不使用合成化学品（尽管有一些例外），其种子也必须是非转基因种子。不过请记住，有机棉从农场收上来之后是否会使用化学品或是使用多少化学品，并不会影响有机棉制成品的认证，这个环节我们稍后再谈。

农场获得有机认证至少需要三年时间，认证费用约为1500美元。美国农业部需要为期三年的土地耕作记录，表明在此期间没有使用过限制性除草剂或杀虫剂，借此证明化学物质已从土壤中充分去除。三年零一天之后，从那片土地上收获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获得有机认证。在转换土地的过程中，农民需要对新的方式和做法持开放态度，例如农作物轮作，让地力得到自然恢复，另外还需要更多人手，人工拔除杂草。虽然在三年过渡期中农民的成本会增加，但是他们并不能加价出售他们的产品来帮助收回投资。卡尔在寻求有机认证时，他第一块土地的化学品使用量已经相对较低，因此他在改变耕作习惯和适应反复无常、未经化学品处理的作物方面付出的努力相对较为温和。但是，大自然“清理”其自身所含化学物质的速度仍然过慢，无法满足像卡尔这样小企业主的需求。

即使棉农愿意为学习新技术付出心血，并承担财务风险，他们的付出也不一定就能获得回报。相对于传统棉花，有机棉的市场价格已经出现振荡下滑的趋势。卡尔解释说，大多数有机产品的价格是非有机产品的两倍。1992年，当他刚开始种植有机棉时，有机棉遵循同样的规律，每磅售价1美元（传统棉花的价格约为每磅0.58美元）。“哈，我以为我要发家了，”他粲然笑道，蓝色的眼睛微微眯起，眼角处挤出几丝皱纹。90年代的干旱使有机棉价格降至每磅80美分左右，但到21世纪初，有机棉的价格飙升至每磅1.5美元，这让卡尔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从而有财力完成了棉仓的设备升级。

但时代在变化。由于美国国内其他农场陆续转型，同时来自印度和土耳其的有机棉大量涌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有机棉价格再次被压低至1~1.1美元。与此同时，尽管有机棉在棉花总产量中的占比很小（仅占0.7%），服装、化妆品和个人护理行业也没有足够需求将之完全消化。

我开始意识到，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向有机农产品的转型之路绝非坦途。后来，卡尔还向我介绍说，农业产业总体而言存在很大的固有风险。变化莫测的市场并不是导致农民收入受到有机农产品影响的唯一原因，大自然本身也同样不可靠。2018年10月我拜访卡尔的时候，他正饱受旱灾之苦。通常，每年5~9月的雨季会带来大约18英寸的降雨，但2018年的降雨量减少了约4英寸。卡尔的平均产量是每英亩500磅棉花，但那一年他每英亩只能收获50磅，使他当年收入较预期缩水了90%。

自从农业出现以来，农民一直在与不可预测的产量和不可预测的利润做斗争。卡尔说，这是农民的宿命，而这也正是会有如此多农民借酗酒和吸毒来缓解压力的部分原因。美国17个州的男性农民自杀率是一般人口的两倍。鉴于所有这些固有风险，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农民不会立即抓住机会将他们的土地转向有机生产。尽管如此，卡尔的态度仍然是以苦为乐，并相信终会苦尽甘来；年景好的时候，他就抓紧落实其他项目，比如修理和升级设备，而在干旱之年，他“只能耐心等待，咬牙坚持，勉力维持”。在这种时候，他会提醒自己记得“停下来环顾四周，并告诉自己，‘谋事在人，成事在谁？肯定不在我’”。

棉铃是棉花植株的果实，这是棉花的花

为了应对价格和产量的变化，棉花行业成功通过游说获得了农产品补贴，自1995年以来，政府平均每年向棉农支付21亿美元。补贴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提供棉花保底价格，当全球市场的棉花价格低于保底价格时，政府就按保底价格向农民收购棉花；第二个是提供由政府资助的保险，以抵御变幻莫测的大自然。补贴很好地提醒人们，当人们（如棉农）将他们的政治势力汇聚起来时，他们就可以让政府制定有利于他们的政策。这些补贴是这里还能种植棉花的重要原因，毕竟世界上还有其他很多地方的棉花价格更便宜。

先进的技术加快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无论是有机还是传统，而且我承认，技术还让农业变得很酷。我把参观卡尔农场的时间安排在收获季，以便我能够看到实际的棉花采收过程。在得克萨斯州南部，农民最早可以在7月采摘棉花。而在得克萨斯州西部，收获季节一般在9月底或10月初开始。高大的棉花采摘机看起来像巨型真空吸尘器，从棉株上摘下棉铃。这项工作曾经由美国南部的奴隶完成；现在，在劳动力成本极低的国家，仍然由手工完成。棉花从棉株上剥离后，就被收集到一个大笼子里，这个笼子构成了采摘机的主体。装满后，采摘机将其负载倾入另一台机车中，后者会将来自采摘机的棉花打成一个长圆棉包，好像是一条巨大的长面包。每个棉包的重量可达25000磅。有了这些机器，卡尔只需4名工人就可以在三四天内完成大约4000英亩土地的收获工作。

西得克萨斯州的棉花采摘

正在送入轧棉机的棉包

接下来，农民负责用半挂拖车将棉包运至邻近的轧棉厂，在那里将纤维与棉籽分离，再分别将棉纤维和棉籽出售。棉籽用于生产动物饲料，或压榨棉籽油供化妆品或烹饪使用。你知道Crisco这个烹饪品牌吗？Crisco是“crystallized cottonseed oil”的缩合词，意思是“结晶棉籽油”。轧棉完成后，棉纤维储存在轧棉厂的仓库中，直到出售给棉纺厂，再在那里将纤维纺成不同的纱线，用来织成牛仔布或是针织T恤的面料。虽然距离轧棉厂不到5分钟路程的利特菲尔德过去曾经有过一家棉纺厂，但它在2015年被以2.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家牛奶加工厂。所以卡尔的大部分棉花现在先是通过铁路运到加利福尼亚，再通过那里的港口运往墨西哥和亚洲。

对大多数传统农民来说，棉花运到轧棉厂后就与他们无关了。在拉伯克，当地农民都习惯于聚在轧棉厂喝上两杯，那里成了除教堂以外的另一个社交场所，一旦棉包被卸下，农民都乐得眼不见心不烦，同时这种交易方式也导致在服装生产的整个流程中，体系“透明度”早早地被蒙上一层阴影。因为许多农民都是棉花交易所的会员，而棉花交易所通常会将棉花交易过程毫无必要地拆分成许多环节。参与买卖的农民不知道他们的棉花在进入轧棉厂后会发生什么：也许它们最终会变成一条牛仔裤或一双婴儿袜子，也许会与某种完全不同品类的纤维或有机棉/传统棉混纺。构成交易大三角的轧花厂、仓库和营销商可能不是同一家实体，每一方都会切走部分利润，这导致农民的整体盈利减少，棉花产品的价格上涨，同时棉花种植者和棉花购买者之间的信息共享被切断。

这套体系本来是为了简化以及改进棉花的种植和销售，但其设计本身导致了适得其反的结果。为了确保农民只需要关心多种棉花即可，我们采取了越来越多的措施，但结果却削弱了整个系统，使其日益复杂。你们猜猜这些最后会由谁来买单？其实是种地的农民。

事实证明，合作社成为卡尔的救星。它最初的构想是把产品归集在一起，稳定价格并向制造商营销（卡尔的哥哥负责这块业务），从而维护有机棉农的长期和短期利益。合作社可从两方面发挥作用。首先，皮棉入库，合作社负责客户营销和交货；因为没有外部经纪人，成本立竿见影地下降。这个体系还有助于棉农和客户之间保持更好的沟通。有些客户关系可以追溯到20年以前或更久，虽然他们大多是专攻特定领域的企业，但这种长期关系很有价值。农民们全都认识并熟悉他们的客户，能够分享有关特定收获季节的产量和质量的预测，从而使他们的客户更容易制订计划。来自这些客户的订单规模较小，交易金额不大，因此需要开拓更多的客户。但这也是农民的一种长期防御机制，正如任何优秀的财务顾问都会说的那样，多样性是稳定的关键。

几年前，合作社的董事会成员曾与一家大公司会面（卡尔要求我不要透露它的名字），而这证明了合作社的多元化战略是成功的。那家公司的高管们乘坐私人飞机而来，派头十足。他们说，“我们会买下你们的所有产出”，为合作社描绘了一幅无比美好的画面，让任何人都不禁怦然心动。但在签约之前，他们发现这家公司与附近的一些黄瓜种植户达成了一项生产腌制黄瓜的交易，以类似的大笔现金买断承诺诱使农民上钩，结果该公司每加仑罐腌黄瓜只卖一夸脱的价格，然后将折价销售的成本全部转嫁给农民。不用说，这次交易把农民害惨了。谈判的时候饼画得很大，而在腌黄瓜滞销的时候，他们跑路的步子迈得也很大，最后留下几乎一无所有的农民。有鉴于此，尽管那家公司表现得极其热情，合作社仍然决定不与他们合作。合作社成员决定永远不向任何一个客户承诺超过50%的收成。因为一旦你拥有一半以上，你基本上就拥有了全部。

最近，我又联系了卡尔，想看看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面对疫情造成的经济不确定性，他的农场境况如何。从健康方面看，每个人都很好。他告诉我：“在保持社交距离成为常态之前，我们就已经率先做到了这一点。”我上次去他那里时，困扰这片土地的干旱状况仍然没有完全缓解，不过他并没有遇到需求不足的情况。也许是因为他通过合作社与自己的代销商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也许是因为他的大多数代销商都不是服装公司，需求变化较小。

作为消费者，如果想要鼓励棉花产销模式的完善，我们就需要在实际行动上让天平向卡尔这一方倾斜。我们需要在购买服装时选择采用这种模式生产的产品，并以其他方式表达我们的愿望，从而让品牌明白，我们希望采用更有利于农民的模式。我们也可以学习最初针对补贴进行游说的农民，采取和他们相同的策略，要求通过立法，为农民提供经济激励，鼓励他们向更可持续的模式转型。有了政治领导人对更可持续农业实践的支持，我们和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才有可能放手一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才不会去尝试主宰自然但最终徒劳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