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小言

古今最大著述

余尝数古今最大著述，不过五六种。汉则司马迁之《史记》、许慎之《说文解字》，六朝则郦道元之《水经注》，唐则杜佑之《通典》，宋则沈括之《梦溪笔谈》，皆一空依傍，自创新体。后人著作书，不过赓续之、摩拟之、注释之、改正之而已。然《史记》诸书，皆嵬辑旧闻为之，犹不过组织考核之功。惟《笔谈》皆自道其所得，其中虽杂以琐闻谐谑，与寻常杂家相等，然其精到之处，乃万劫不可磨灭，后人每无能继之者，可谓豪杰之士矣。

（《二牖轩随录》）

《史记》记六国事多取诸国国史

《史记》一书，虽以《左传》《国策》诸书为本，然其记六国事，亦多取于诸国国史。所谓金匮石室之书，自刘向校书，盖已不及见矣。《赵世家》一篇，多记神怪梦幻事，行文奇纵，当本于赵国之史，非后世小说所能仿佛也。兹列举之……此六事迷离惝恍，史公记他国事，皆不及此等事，疑皆仍列国旧史也。

（《二牖轩随录》）

佛法入中国

佛法入中国，在汉明帝之前。明都穆《两听记谈》：“秦时纱门室利序等至，始皇以为异，囚之。夜有金人，破户以出。”其言固不足信，然《汉书》“霍去病获休屠王祭天金人”，鱼豢《魏略·西域传》“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卢受大月氏使伊存口传附图经”，《隋书·经籍志》“张骞使西域，盖闻有浮屠之教”，皆其证也。又隋释法经《上文帝书》：“昔方朔睹昆明下灰令问西域取决。刘向校书天禄阁，已见佛经。”方知前汉之世，圣法久至。

（《二牖轩随录》）

《木兰辞》之时代

乐府《木兰辞》，人人能诵之，然罕知其为何时之作。以余考之，则唐太宗时作也。其诗云：“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按，隋以前，但有官品，未有勋级，唐始有之。）《唐六典》：“司勋郎中掌邦国官人之勋级，凡十有二等。十二转为上柱国，比正二品。”则此诗为唐时所作无疑。又，诗中可汗与天子杂称，唐时惟太宗称天可汗，当是太宗时作。前人疑为六朝人诗，非是。

（《东山杂记》）

杜工部诗史

杜工部《忆昔》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此追怀开元末年事。《通典》载：“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五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正此时也。仅十余年，至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工部自京赴奉先县，作《咏怀》诗，时渔阳反状未闻也，乃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又云：“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盖此十年间，吐番云南，相继构兵，女谒贵戚，穷极奢侈，遂使安禄山得因之而起。君子读此诗，不待渔阳鼙鼓，而早知唐之必乱矣。

杜诗云“终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此至德初长安酒价也。“岂闻区绢直万钱”，此广德蜀中绢价也。“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此天宝间渔阳海运事也。三者史所不载，而于工部诗中见之，此其所以为史诗欤？

（《东山杂记》）

唐代诗文书籍平浅易解

唐代不独有俗体诗文，即所著书籍，亦有平浅易解者，如《太公家教》是也。《太公家教》一书，见于《李习之文集》，至于文中子《中说》并称。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亦称其书。顾世无传本。近世敦煌所出凡数本……观其多用俗语，而文极芜杂无次序，盖唐时乡学究之所作也。

（《东山杂记》）

《望江南》《菩萨蛮》风行之速

上虞罗氏藏敦煌所出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有唐咸通间人所书《望江南》二阕、《菩萨蛮》词一阕，别字甚多，盖僧雏戏笔。此二阕，唐人最多为之。其风行实始于太和中间，不十年间，已传至边陲，可见风行之速矣。

（《东山杂记》）

小说与说书

通俗小说称若干回者，实出于古之说书。所谓“回”者，盖说书时之一段落也。说书不知起于何时，其见于记载者，以北宋为始。高承《事物纪原》（九）云：“仁宗时市人有能谈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许作影人。”《东坡志林》（六）云：“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眉蹙；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载：崇宁大观以来，京瓦伎艺，则讲史有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五人；小说有王颜喜、盖中宝、刘名广三人；又有“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则北宋之末已有讲史、小说二种。说三分与卖五代史，亦讲史之类也。南渡后，总谓之说话。宋无名氏《都城纪胜》谓说话有四种：一小说，一说经，一说参请，一说史书。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粱录》所记略同。《纪胜》与《梦粱录》并谓“小说，人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则小说同说史书亦无大别，然大抵敷衍烟粉灵怪，无关史事者。说经则说佛经，说参请则说宾主参禅道等事，而以小说与说史为最著。此种小说，传于今日者，有旧本《宣和遗事》二卷，钱曾《也是园书目》列之宋人词话中。钱目作四卷，误。后归黄荛圃，刻入《士礼居丛书》。荛圃以书中避宋光宗讳，定为宋本。然书中引宋末刘克庄诗，又纪二帝幽奎辱事，往往过甚，疑非宋人所为。若避宋讳，则元明人刊书，亦沿宋末旧习，不足以是定宋本也。又曹君直舍人藏元刊《五代平话》一书，中阙一二卷，体例亦与《宣和遗事》相似，前岁董授经京卿刊之鄂中，尚未竣工。吾国古小说之存者，惟此二书而已。

（《东山杂记》）

通俗小说源出宋代

今之通俗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诸书，大抵明人所润色，然其源皆出于宋代。《三国演义》与《西游记》，前条既言之矣。《水浒传》亦出《宣和遗事》。又《录鬼簿》所载元人杂剧，其咏水浒事者，多至十三本。其事与今书多不同，盖其祖本亦非一本。又元杂剧中《摘星楼比干剖腹》，乃演封神榜之事；《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及《吴天塔王孟良盗骨殖》，乃演杨家将之事；他如《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智勘后庭花》《包待制智赚灰阑记》《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糊突包待制》《包待制判断烟花儿》，则《龙图公案》之祖也；《秦太师东窗事犯》，则《岳传》之祖也。《梦粱录》载南渡说史书者，或敷衍《复华编》《中兴诸将传》，则《岳传》在宋时已有小说。至戏曲小说同演一事者，孰后孰先，颇难臆断。至其文字结构，则以现存《五代平话》《宣和遗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观之，尚不及戏曲远甚，更无论后代小说。然则今之《水浒》《西游》《三国演义》等，实皆明人之作。宋元间之祖本，决不能如是进步也。

（《东山杂记》）

周邦彦《诉衷情》一阕为李师师所作

曩撰《清真先生遗事》，颇辨《贵耳集》《浩然斋雅谈》所载周清真与李师师事之误。然清真《片玉词》中有《诉衷情》一阕，曰：“当时选舞万人长。玉带小排方。喧传京国声价，年少最无量。花阁迥，酒筵香。想难忘。而今何事，佯向人前，不认周郎。”（按，玉带排方，乃宋时乘舆之服。亲王大臣赐玉带者，以方团别之，复加佩玉鱼金鱼。）且有宋一代，人臣及外戚之赐玉带者，不过数十人，其便服玉带，虽上下通用，然不知倡优何以得服此，且用排方，与天子无别。颇疑此词为师师作矣。（按，师师曾赐金带，见于当时公牍《三朝北盟会编》。）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圣旨：“应有官无官诸色人，曾经赐金带，各据前项所赐条数，自陈纳官，如敢隐蔽，许人告犯，重行遣断。”后有尚书省指挥云：“赵元奴、李师师、王仲端，曾经祗候、倡优之家，曾经赐金带者，并行陈纳。”《老学庵笔记》亦言：“朱家奴数十人，皆服金带。”宋制亦三品以上方许服金带，乃倡优奴隶皆得此赐，则玉带排方或出内赐，亦未可知。僭滥至此，真五行传所谓服妖者矣。

（《东山杂记》）

赵子昂

文人事异姓者，易代之际往往而有，然后人责备最至者，莫如赵子昂。元僧某《题赵子昂书（归去来辞）》云：“典午山河半已墟，搴裳胄逝望吾卢。翰林学士宋公子，好事多应醉里书。”虞堪胜伯题其《苕溪图》云：“吴兴公子玉堂仙，写出苕溪似纲川。回首青山红树下，那无十亩种瓜田。”周良右题其画《竹》则云：“中原日暮龙旗远，南国春深水殿寒。留得一枝烟雨里，又随人去报平安。”沈石田题其画《马》则云：“隅目晶梵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黄姿。千金千里无人识，笑看胡儿买去骑。”王渔洋题其画《羊》则云：“南渡铜驼犹恋洛，西来玉马已朝周。牧羝落尽苏卿节，五字河梁万古愁。”诸家攻之不遗余力，而虞胜伯一绝，温厚深婉，尤为可诵。虽然，渊渊玉俭，彼何人哉，如赵王孙者，犹其为次也。

（《东山杂记》）

元剧之三期

予尝分元剧为三期：（一）蒙古时代。此自太宗取中原之后，至至元一统之初。《录鬼簿》上所著之五十七人，大都在此期中。其人皆北方产也。（二）一统时代。则自至元一统后，至至顺后至元时。《录鬼簿》下所谓“已亡名公才人，与余相知，或不相知者”，皆在此期中。其中以南人为多，否则北人而旅居南方者也。（三）叔季时代。则顺帝至正间人，《录鬼簿》所谓“方今才人”是也。此三期中，以第一期为最盛，元剧之杰作皆出于此期中，其剧存者亦多。至第二期，除郑光祖、乔吉二家外，殆无足观，其曲存者亦罕。至第三期则存者更罕，仅有秦简夫、萧德祥、朱士凯、王哗五剧，其视蒙古时代之剧，衰微甚矣。就元剧家之里居考之，则作杂剧者六十三人中，北人得五十，南人得十三人。又北人之中，则中书省所辖之地，即今之直隶、山东西产者，又得四十五人。而其中大都二十人，平阳当大都之半。（按，《元史·太宗纪》：七年，“耶律楚才请立编修所于燕京，以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至世祖至元二年，始徙平阳经籍所于京师。则北方除大都外，以平阳为文物最盛之地，宜杂剧家之多出也。

（《二牖轩随录》）

杂剧之作者

蒙古人中有作小令、套数者；然作杂剧者，则惟汉人（中李直夫为女真人）。大臣之中有作小令、套数者；然作杂剧者，大抵布衣，否则为省掾令史之属。盖自金人重吏，自掾史出身者，其任用或反优于科目。至蒙古灭金，而科目之废，垂八十年，为唐宋以来未有之事。故文章之士，非刀笔吏无以进身；则杂剧家之多出于掾史中，不足怪也。

（《二牖轩随录》）

杂剧发达之原因

明沈德符《野获编》、臧懋循《元曲选序》，谓元初灭金时，曾以词曲取士，其说固妄诞不足道。余则谓元之废科目，却为杂剧发达之原因。盖唐宋以来，士人竞于科目，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斥，彼其才力无所用，而一于杂剧发之，且金时就科目者，其业至为浅陋，观《归潜志》所载科目事可知。此种人士，一旦失其所业，固不能为学术上之事，而高文典册，又非其所素习也。适有杂剧新体出，遂多从事于此；而又有一二天才出于其间，充其才力，而元之杂剧，遂为千古独绝之文字。然则由杂剧家之时代爵里，以推元剧创造之时代，及其发达之原因，如上所陈者，固非想象之说也。

（《二牖轩随录》）

关马白郑

元代曲家，昔称关、马、郑、白。然以时代与其所诣考之，不如称关、马、白、郑为妥也。关汉卿一空傍倚，自铸伟词，而其词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白仁甫、马致远之词，高华雄浑，情深文明。郑德辉清丽芊绵，自成馨逸，均不失为第一流。其余曲家，均不出前四家范围内。惟宫大用瘦硬通神，独树一帜，其品当在关、马之间。明人《曲品》，跻马致远于第一，而抑汉卿于后。盖元中叶以后，学马、郑者多，而学汉卿者少故也。

（《二牖轩随录》）

钱牧斋

冯巳苍《海虞妖乱志》，写明宁王大夫之谤张贪乱，几于燃犀烛牛渚，铸鼎像魑魅。实代之奇作也。书中于钱牧斋无一恕词，且不满于瞿忠宣。巳苍虽牧斋门人，然直道所见，亦不能为之讳也。顾此书，则牧斋乙未后之事，乃此固然，毫不足怪，其为众恶所归，又遭文字之禁，乃出于人心之公，非一朝之私见。尤可笑者，嘉道间，陈云伯为常熟令，修柳夫人冢，牧斋冢在其侧，不过数十步，无过问者。时钱梅溪在云伯幕中，为集苏文忠公书五字，曰“东涧老人墓”，刻石立之，见者无不窃笑。又吴枚庵《国朝诗选》以明末诸人，别为二卷附录，其第一人为彭捃，字谦之，常山人。初疑无此姓名，及读其诗，皆牧斋作也。此虽缘当日有文字之禁，故出于此。然令牧斋身后，与羽素兰同科，亦谑而虐矣。

（《东山杂记》）

《日知录》中泛论多有为而为

顾亭林先生《日知录》中泛论，亦多有为而为。如“自古以文辞欺人者莫如谢灵运”一节，为钱牧斋发也；“嵇绍不当仕晋”一则，为潘稼堂发也。

（《东山杂记》）

国朝学术

国朝三百年学术，启于黄、王、顾、江诸先生，而开乾嘉以后专门之风气者，则以东原戴氏为首。东原享年不永，著述亦多未就者，然其精深博大，除汉北海郑氏外，殆未有其比。一时交游门第，亦能本其方法，光大其学，非如赵商张逸辈但知墨守师说而已。戴氏礼学，虽无成书，然曲阜孔氏、歙县金氏、绩溪胡氏之学，皆出戴氏。其于小学亦然，书虽未就，而其转注假借之说，段氏据之以注《说文》，王、郝二氏训诂音韵之学，亦由此出。戴君《考工记图》，未为精确，歙县程氏以悬解之才，兼据实物以考古籍，其《磬折古义》《考工创物小记》等书，精密远出戴氏其上，而《释虫小记》《释草小记》《九谷考》等，又于戴氏之外，自辟蹊径。程氏于东原虽称老友，然亦同东原之风而起者也。大抵国初诸老，根柢本深，规模亦大，而粗疏在所不免；乾嘉诸儒，亦有根柢，有规模，而加之以专，行之以密，故所得独多；嘉道以后，经则主今文，史则主辽金元，地理则攻西北，此数者亦学者所当有事，诸儒所攻，究不为无功，然于根柢规模，逊于前人远矣。戴氏之学，其段、王、孔、金一派，犹有继者；程氏一派，则竟绝焉。近惟吴氏大澂之学近之，然亦为官所累，不能尽其才，惟其小学，所得则又出程氏之上，亦时为之也。

（《东山杂记》）

清诸帝相貌

奉天崇谟阁中藏《太祖高皇帝实录》，以满、汉、蒙古三种文作三层书之，每层皆有图。其中太祖大王（即礼亲王代善）、四王（即太宗文皇帝）诸像，皆极魁伟丰腴；而敬典阁所藏高宗、仁宗、宣宗像，则皆清癯如老诸生。世传高宗为海宁陈氏子，世宗生女，适以易之。语虽不经，然此说遍天下。盖因高宗骨相，与列祖微异故也。

（《阅古漫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