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号屠场

1

故事中的一切，或多或少都发生过。至少，关于战争的部分是相当真实的。我认识的一个家伙真的因为拿了一把不属于他的茶壶，在德累斯顿[1]被枪决。另一个我认识的家伙真的威胁要在战争结束后雇杀手除掉他的仇人。如此等等。只不过我都没用他们的真实姓名。

我也真的在1967年获得过古根海姆基金会[2]的资助（真是天大的好事），重返过德累斯顿。德累斯顿看上去很像俄亥俄州的戴顿，但比起戴顿，城市中有更多的空间。地底下一定埋着数以吨计的人骨肥料。

与我同往的是一个叫伯纳德·维·奥黑尔的战时老伙伴。我们重访了夜间关押我们战俘的那个屠宰场，与带着我们前往的出租车司机交上了朋友。他的名字叫格哈特·米勒。他告诉我们他曾一度是美军的俘虏。我们问他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如何，他说开始非常糟糕，因为每个人不得不辛苦劳动，因为当时住的、吃的、穿的都十分稀缺。但现在情况好多了。他有了舒适的小套间，女儿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他的母亲在德累斯顿的那场空袭中葬身火海。事情就是这样。

他在圣诞节给奥黑尔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这么写着：

我祝愿你和你的家人以及你的朋友圣诞快乐新年好，还希望我们如果机会巧了，还能在一个和平自由世界的出租车里相见。

···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说法：“如果机会巧了。”

我真的不想告诉你这本倒霉的小书耗费了我多少钱和时间，带来了多少烦恼。二十三年前，当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到家中时，我本以为，写一些关于德累斯顿大毁灭的文字，对于我而言轻而易举，因为我只需报道我所目睹的一切即可。而且我还认为，由于主题如此重大，这将成为一部传世杰作，或者至少可以为我挣得可观的经济收益。

但那时我头脑中挤不出多少关于德累斯顿的文字——无论如何不足以凑成一本书。直到今天，儿子们都已长大成人，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老家伙，沉湎于忆忆旧事、打打门球，时过境迁，但我头脑中出现的文字仍然非常有限。

我感到自己记忆中关于德累斯顿的部分全然于事无补，然而德累斯顿又极具诱惑，让我难以搁放。我想起了一首著名的五行幽默打油诗：

伊斯坦布尔有个小青年，

对着自己的家伙开了言：

“你毁掉了我的健康，

你花光了我的金钱，

现在还不尿，你这个老浑蛋。”

我还想起了一首歌，是这样的：

我的名叫扬·扬逊，

工作就在威斯康星，

木材场里我工作。

遇到路人来打听，

“你叫什么名和姓？”

我答道：

“我的名叫扬·扬逊，

工作就在威斯康星……”

循环往复，永无终止。

这些年来我遇见的人常常问我在干些什么，我往往回答他们说主要的事情是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

有一次，我就是这么对电影制片人哈里森·斯塔尔说的，他扬起眉毛问道：“是一部反战作品？”

“是的，”我说，“我觉得是。”

“听到有人写反战作品你知道我会怎么对他们说吗？”

“不知道。您究竟会怎么说，哈里森·斯塔尔？”

“我会说：‘您为什么不写一本反冰川作品呢？’”

当然，他的意思是，战争不可避免，试图阻止战争就像去阻挡冰川形成那样徒劳无功。这一点我也同意。而且，即使战争不像冰川那样应时而来，衰老和死亡仍然不可避免。

···

我还比较年轻，还在写那本关于德累斯顿的名作时，我问一个名叫伯纳德·维·奥黑尔的战时老伙伴，是不是可以去拜访他。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当地方检察官。我成了一名作家，家住科德角。战争期间我们都是当兵的，是步兵侦察。那时我们从未指望战争结束后能挣到钱，但我俩都干得不错。

我通过贝尔电话公司的帮助找到了他。在这方面他们非常出色。有时候在深夜，我会得一种毛病，与酒精和电话有关。我喝醉酒，呼出的口气像芥子气[3]和玫瑰的混合体，将我的妻子熏走，然后对着电话用凝重而优雅的声音，请求接线员帮我与多年没有音讯的这个或那个朋友连线。

用这种方法我与奥黑尔通上了电话。他是个矮个子，我个子很高，就像战争中的默特和杰夫[4]。我们俩在战争中一起被俘。我在电话里告诉他我是谁。对此他毫不怀疑。他还没睡，在看书。屋子里其他人都已入睡。

“听我说，”我说，“我在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我想让你帮着回忆回忆过去的事情。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过来见你，我们可以一起喝酒、聊天，谈谈往事。”

他热情不高。他说他记不起太多东西，但他还是跟我说让我过去。

“我觉得故事的高潮部分应该是处决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我说，“真是巨大的讽刺。整座城市被大火烧塌，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然后这个美国步兵却因在废墟中拿了一把茶壶而遭到逮捕。在对他进行了常规审判之后，他就被交给行刑队枪决了。”

“是啊。”奥黑尔说。

“你不认为全书的高潮应该在这里出现？”

“这方面我一窍不通，”他说，“那是你的行当，我是外行。”

···

作为干这种勾当——设计高潮和情节、塑造人物、编写精彩对话、安排悬念和冲突——的人，我已经多次为这个德累斯顿的故事编排过提纲。规划得最好的提纲，至少看上去最漂亮的，写在一卷墙纸背后。

我使用女儿的彩色蜡笔，每个主要人物用一种颜色。墙纸的一头是故事的开始，另一头是结尾，然后是所有的中间部分，居于墙纸中间。蓝线遇到了红线，又遇到了黄线，然后黄线中断，因为黄线代表的人物死了。如此等等。德累斯顿大毁灭由一个橙色交叉线组成的垂直色带代表，所有还活着的彩色线都穿过这块色带，从另一端出来。

所有线条都停止的终结点，是哈雷郊外易北河畔的一片甜菜地。当时天正下着雨。欧洲的战争两个星期前已经结束。我们排着队列，由俄国士兵看守着——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南非人、新西兰人、澳大利亚人，成千个列队等候的人马上将不再是战俘了。

甜菜地的另一侧站着成千个俄国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等，由美国士兵看守着。战俘交换在雨中进行，一个对一个。我和奥黑尔同其他许多人一起爬上了一辆美国卡车的后部。奥黑尔没有带上任何纪念品，而其他每个人几乎都有些小玩意儿。我有一把纳粹德国空军检阅军刀，现在还保存着。在书中我称之为保罗·拉扎罗的坏脾气小个子美国人，带着大约一夸脱的钻石、翡翠、红宝石之类。这些东西是他从德累斯顿地窖的死人身上找来的。事情就是这样。

一个不知在什么地方弄掉了所有牙齿的英国白痴，把他的纪念品装在一个帆布包里。帆布包搁在我的鞋面上。他不时朝包里偷偷张望，转动着眼珠，扭动着细瘦的脖子，试图逮到任何企图偷看他包中之物的人。他提起包在我的鞋背上颠动。

我以为颠动是无意中发生的，但我错了。他必须找个人展示他的藏品，并认定我是个可信任之人。我俩眼神相遇时，他对我挤挤眼睛，把包打开。包里是一座埃菲尔铁塔的石膏模型，漆成金色，上面有一只钟。

“这里头可是个好东西。”他说。

我们坐飞机来到法国的一个整休营地，喝上了巧克力麦乳精，吃上了其他富有营养的食品，直到浑身填满了婴儿脂肪。接着我们被送回家。我与一位同样浑身填满婴儿脂肪的漂亮姑娘结了婚。

我们生了几个孩子。

他们现在都已长大成人，而我也变成了让人讨厌的老家伙，忆忆旧事，打打门球。我的名叫扬·扬逊，工作就在威斯康星，木材场里我工作。

有时在深夜，等我妻子上床睡觉后，我会尝试打电话给我过去的女友：“接线员，不知你们是否可以替我找到某某太太的电话。我想她住在某某地方。”

“对不起，先生。名册上没有这个人。”

“谢谢，接线员。还是非常感谢。”

我有时放狗出去，有时让狗进来，我们说说话。我让它知道我喜欢它，它让我知道它喜欢我。它并不在意芥子气和玫瑰的混合气味。

“你很好，桑迪，”我会对狗说，“你是不是知道，桑迪？你很不错。”

有时我会打开收音机，收听波士顿或纽约的谈话节目。如果酒喝多了，我就受不了录制的音乐。

或迟或早我上床睡觉，妻子问我几点了。她总是要知道时间。有时候我不知道，就说：“你问我，我问谁？”

有时候我会想起我所受过的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在芝加哥大学待过一阵子。我是人类学系的学生。在那时，他们传授的思想是人与人之间绝对没有任何区别。今天他们也许仍然传授着同样的思想。

他们传授的另一个认识是，没有人是怪僻的、邪恶的或者可憎的。我父亲在去世前不久曾对我说：“你知道吗——你从来没写过一篇里面有坏蛋的小说。”

我告诉他，那是战后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之一。

···

我一边学习人类学的课业知识，一边在著名的芝加哥城市新闻署当警务记者，每周可得二十八美元的报酬。有一次他们将我的夜班换成日班，于是我一口气工作了十六个小时。我们得到城里所有报刊的资助，还有美联社和合众社等。我们的报道范围包括法庭、警察局、消防局和密歇根湖上巡航的海岸卫队等。我们通过铺排在芝加哥街道下面的压缩空气动力管道，与这些资助我们的机构取得联系。

记者通过电话将新闻故事口述给戴着耳机的记录员，记录员刻写在油印蜡纸上。油印后的新闻稿被塞入铜和丝绒做成的管状盒里，送入压缩空气推动的管道。最心狠手辣的记者和记录员都是女性，男人上战场后她们接管了工作。

我不得不通过电话将我负责报道的第一篇新闻稿口述给这群可恶的姑娘中的一个。写的是一个年轻的退伍军人，他找了份工作，在一幢办公楼里开老式电梯。一楼的电梯门是由铁镶边装饰的，铁制常春藤从孔眼中缠来绕去。一根铁枝条上停栖着一对铁制的情侣鸟。

退伍兵决定将电梯厢开到地下室，关了门，开始下降，但他的结婚戒指钩住了门上的铁镶边。于是当电梯厢的地板开始下降，离开他的脚底时，他被悬在了空中，电梯厢顶部砸碎了他的脑壳。事情就是这样。

于是我发了事件的电话稿，准备打蜡纸的女人向我提出了问题：“他的妻子怎么说？”

“她还不知道呢，”我说，“事故刚刚发生。”

“给她打个电话，要个说法。”

“什么？”

“告诉她你是警察局的芬恩警长，你有不幸的消息要通知她。让她知道这件事，听听她怎么说。”

于是我照办了。她说了些你能想到的话。家中还有个婴儿。如此等等。

我回到办公室时，女打字员问我，说她只是自己想知道，那个人被砸碎时是什么样子。

我如实相告。

“这种事让你感到不安吗？”她问，口中嚼着“三个火枪手”牌糖果。

“见鬼，不，南茜，”我说，“在战争中我见过的场面比这糟糕得多。”

···

即便那时我仍琢磨着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在当时的美国，知道那场空袭的人并不多，没有多少美国人知道它比广岛大爆炸更惨。我本人也不知道。公布的消息不多。

在一个鸡尾酒会上，我碰巧同一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谈起我亲眼看到的空袭，以及我计划写的那本书。他是一个叫作“社会思潮委员会”[5]的成员。他对我讲起关于集中营，还有德国人如何用犹太人尸体的油脂做肥皂和蜡烛诸如此类的事。

我所能说的只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

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让每个人变得韧性十足。我成了纽约斯克内克塔迪通用电器公司的公关员，也成了我购买的第一套房子所在地阿尔普罗斯村的志愿消防队员。我的老板是我所遇见的人中韧性最足的一个。他曾是巴尔的摩负责公关的中校。我在斯克内克塔迪的时候，他加入了荷兰改革派教会，一个绝对韧性十足的教会。

他曾几次不无嘲讽地问我为何当不了军官，就好像我犯过什么错误。

我和我妻子身上的婴儿脂肪消失了。那些年是我们干瘪的年代。我们的朋友中有很多干瘪的老兵和他们干瘪的妻子。我认为在斯克内克塔迪，最可爱的老兵，那些最善良、最滑稽、最憎恨战争的人，是那些真正上过战场的人。

那时我曾写信给空军，索要德累斯顿空袭的详细资料：谁下的命令？出动了多少架飞机？为何要轰炸？取得了哪些预期的效果？如此等等。一个同我一样从事公关工作的男性给予了我回复。他说很抱歉，此类信息仍属绝密。

我把信大声读给妻子听，然后我说：“绝密？我的天哪——向谁保密？”

···

那时候我们是世界联邦主义者联合会的成员。现在我不再清楚自己属于哪类人。也许是电话使用者，我估计。我们打很多电话——不管怎样，至少我打，在深更半夜的时候。

···

在我给我的战时老伙伴伯纳德·维·奥黑尔打电话的两周后，我真的动身前去与他见面。那应该是1964年左右——反正前一年是纽约世贸会。唉，一年又一年[6]。我的名叫扬·扬逊。伊斯坦布尔有个小青年。

我带了两个小女孩一同前往，我的女儿南妮和她最要好的朋友艾丽森·米切尔。此前她们从来没有离开过科德角。如果我们看见一条河，就得停下，这样她们可以站在河边，稍作思考。她们此前从未见过这么长、这么窄，又没有盐分的水体。这就是哈德逊河。河中有鲤鱼，我们能看见它们，大得像核潜艇。

我们也观赏了瀑布，像无数溪流从悬崖跃入特拉瓦河谷。可以驻足观看的东西有许许多多——然后到了该上路的时候了，总是有该离开的时候。两个小女孩穿着社交聚会时穿的白色连衣裙和黑色皮鞋，陌生人一看就知道她们有多么可爱。“该上路了，姑娘们。”我说。然后我们离开。

夕阳西下，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吃了晚饭，然后我敲响了伯纳德·维·奥黑尔家漂亮石头房子的前门。我手握一瓶爱尔兰威士忌，像提着通知就餐的手摇铃。

···

我遇见了他可爱的妻子玛丽，我的这本书就是题献给她的。我也将此书题献给德累斯顿的出租车司机格哈特·米勒。玛丽·奥黑尔是个受过职业训练的护士。当护士对于女人来说是个很好的职业选择。

玛丽非常喜爱我带来的两个女孩，让她们同自己的孩子一起在楼上玩游戏、看电视。只是在孩子们上楼以后，我才感觉到玛丽不喜欢我，或者说不喜欢那天晚上某方面的事情。她彬彬有礼，但十分冷淡。

“你们的屋子真是可爱，很温馨。”我说。这不是奉承。

“我收拾了一个地方，你们可以去那边聊聊，免受打扰。”她说。

“好。”我说。我想象的是一间墙上有镶板的房间，壁炉旁放着两把皮座椅，两个老兵可以坐着喝喝酒、谈谈天。但她把我们带进了厨房。她在白色瓷面厨房桌子旁放了两把直背椅子。头顶上是一盏两百瓦的灯泡，桌面的反射光直刺眼球。玛丽准备的是一间手术室。桌上只放了一只玻璃杯，是给我的。她解释说自战争以后奥黑尔不能喝高浓度酒。

于是我们坐下。奥黑尔有点尴尬，但他不告诉我问题出在何处。我无法想象我哪方面有过失，使得玛丽如此大动肝火。我是个顾家的男人，没有离过婚，没有喝醉酒，在战争期间也没有对她丈夫使过坏。

她给自己倒了一杯可口可乐，在不锈钢水槽上敲打制冰块的盘子，制造了不少噪声。然后她走到屋子的另一处，却不安安静静地坐下。她满屋子走来走去，开门关门，甚至把家具拖来拖去，发泄愤怒。

我问奥黑尔，我说错做错了什么，使她有如此举动。

“没事，”他说，“不用担心。这事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他出于好心，没说实话。事情与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于是我们不理会玛丽，回忆战争中的事。我喝了两口自己带来的烈酒。我们有时谈笑风生，就好像战争中的故事正渐渐重现，但我俩谁也回忆不起任何有价值的片段。奥黑尔记得有个家伙灌饱了酒，我们在德累斯顿遭到空袭之前不得不用一辆独轮车把他送回家去。这类素材不足以写成一本书。我记起两个俄国兵抢了一家钟表厂，他们的大马车上装满了钟。他们酩酊大醉，兴高采烈，嘴里抽着用报纸卷的巨大烟卷。

能回想起来的大致就是这些，而玛丽还在制造噪声。她最终又一次走进厨房，再倒一杯可乐，从冰箱里取出另一个冰格盘子。虽然冰格盘外已经有不少冰块了，她还是不停地在水槽上敲打。

接着她转身对着我，让我看清她有多么生气，让我知道她的怒气是冲我而来的。她自言自语在说些什么，因此我听到的只是整个对话中的一块残片。“那时候你们只不过是些不懂事的娃娃！”她说。

“什么？”我说。

“战争中你们只是些不懂事的娃娃——就像楼上的那些娃娃！”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这样的说法。战争中我们的确是些涉世未深的娃娃，正处于童年的尾声。

“但你写的东西不会实话实说，对不对？”这不是一个问题。这分明是谴责。

“我……我不知道。”我说。

“但我可知道，”她说，“你会假装你们不是些娃娃，而是男子汉，让弗兰克·辛纳特拉[7]、约翰·韦恩[8]或者其他一些魅力十足的、好战的、有一把年纪的无耻之徒在电影中表演你的故事。战争看上去无比美好，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战争。送去当炮灰的是些娃娃，就像楼上的娃娃们。”

我终于明白了，是战争让她如此愤怒。她不想让自己的或任何人家的孩子到战场上去送死。她认为书和电影起的作用是为战争推波助澜。

···

于是我举起右手向她保证。“玛丽，”我说，“我觉得这本书也许永远不会完稿。到现在为止我肯定都已经写过五千页了，但都扔掉了。如果真的完成了，我以名誉向你担保，书中不会出现弗兰克·辛纳特拉和约翰·韦恩的角色。”

“这么说吧，”我说，“我把书名叫作《童子军圣战》[9]。”

自那以后，她成了我的朋友。

···

我和奥黑尔走进客厅，聊些别的话题。我们对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童子军圣战产生了好奇，于是拿出他的一本藏书进行查阅，是法学博士查尔斯·麦凯写的《特殊流行幻觉与集体疯狂》。这本书1841年在伦敦首次出版。

麦凯对所有圣战都不怀好感。对他而言，与其他十次成年人的圣战相比，童子军圣战只不过略微更加卑鄙了一点。奥黑尔大声朗读了下面精彩的一段：

历史庄严的书页告诉我们，十字军圣战者只不过是些无知野蛮的人，其动机来源于绝对的偏执，其历程浸透着血泪。而另一方面，浪漫作品放大了他们的虔诚和英雄主义，用热情洋溢、慷慨激昂的语气描述他们的美德和气度，赞颂他们为自己赢得的永久的荣耀，以及为基督教做出的巨大贡献。

奥黑尔接着往下读：

所有这些争斗的显赫结果是什么呢？欧洲以上百万的财富以及两百万生命的鲜血为代价，一小撮好斗的骑士拥有了对巴勒斯坦一百年左右的控制权！

麦凯告诉我们，童子军圣战始于1213年。两个僧侣突发奇想，在德国和法国招募童子军，到北非再把他们当奴隶出售。三万娃娃志愿报名，以为将前往巴勒斯坦。显然他们是些大城市中到处可见的游手好闲的弃儿，生活的困境使他们深陷罪恶、胆大无比，麦凯写道，他们无所顾忌。

教皇英诺森三世也以为他们将向巴勒斯坦进发，异常激动。“我们仍在昏睡，而这些孩子觉醒了！”他说。

大多数孩子是在马赛乘船离港的，其中大约一半人因航船失事而葬身鱼腹。另一半人到达北非后被卖掉。

由于信息错误，有些孩子来到热那亚报到，但那边没有前来接送的奴隶船。热那亚的好心人给他们提供吃住，亲切地询问事由——然后给了他们一点钱和很多忠告，送他们回家。

“向热那亚的好心人致敬。”玛丽·奥黑尔说。

···

那天晚上我被安置在一间孩子的卧室过夜。奥黑尔在我的床边放了一本书，是玛丽·恩德尔写的《德累斯顿：历史、剧院和艺术画廊》。书是1908年出版的，序言这样开始：

希望这本小册子能对您有所帮助。本书为英语读者提供一个整体图景：德累斯顿的建筑如何逐渐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德累斯顿的音乐如何通过几个天才的出现发展至今天的繁荣；德累斯顿还有一些成为永恒艺术里程碑的珍品，它的许多画廊因此成为让人难忘的艺术胜地。

我继续读这座城市的历史：

1760年，德累斯顿处于普鲁士人的包围之下，7月15日炮轰开始。绘画艺术馆起火。许多馆藏绘画此前已经被转移到了哥尼斯坦，但还有一些被火炮弹片严重损坏——其中著名的一幅是弗兰西亚的《基督洗礼图》。此外，曾用于日夜监视敌军动静的雄伟的克鲁齐亚塔楼也被火焰吞噬，后来倒塌。与克鲁齐亚塔楼不幸命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圣母院，普鲁士人的炮弹在它的石穹顶上像雨点一样被弹回。最后弗里德里希[10]获知他新征服版图中的要塞格拉茨被攻陷的消息，不得不放弃围攻。“我们必须向西里西亚进发，不然我们将失去一切。”

德累斯顿遭受的摧残难以估量。当还是个青年学子的歌德来到此地时，该地仍然满目疮痍：“从圣母教堂的穹顶，我看到横卧在美丽而井然有序的城市中间的这堆令人厌恶的瓦砾。恰在此时，教堂司事对我夸赞起建筑师的技艺，教堂和穹顶被建造得如此坚固夯实，早就为意料之外的轰炸做好了准备。随后，心地善良的司事又引我看了教堂四周的废墟，并忧心忡忡地附上一句话：这都是敌人干的！”[11]

···

第二天上午，我和两个小姑娘渡过了乔治·华盛顿曾经跨越过的特拉瓦河。我们来到纽约世贸会，通过福特汽车公司和华特·迪士尼的展示，了解过去的历史，又通过通用汽车公司的展示，看到将来的世界。

我向自己提出了关于今天的问题：今天有多宽，有多深，有多少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可以留存。

···

自那以后我在爱荷华大学著名的作家学习班任教，教了两年文学创作课。我卷入了一些绝对甜美的麻烦，又从中得以解脱。我下午去学习班上课，上午写作。我不让任何人打扰。我伏案笔耕的是我那本关于德累斯顿的名作。

正是在爱荷华大学的日子，一个名叫西摩·劳伦斯的大好人向我提供了一份三本书的出版合同，我说：“好的，三本中的第一本将是那本著名的关于德累斯顿的书。”

西摩·劳伦斯的朋友叫他“山姆”。我现在可以对他说：“山姆——书稿给你。”

···

书不长，杂乱无章，胡言乱语，山姆，因为关于一场大屠杀没有什么顺乎理智的话可说。可以说每个人都已经死了，永远不再说任何话，不再需要任何东西。大屠杀以后一切都趋于无声，永久沉默，只有鸟儿还在啼叫。

那么鸟儿在说些什么？关于大屠杀所能说的也只是“叽——啁——叽”？

···

我告诉我的儿子们，任何情况之下他们都不能参与大屠杀，即便是对敌人进行大屠杀的消息，也不应该给他们带来满足和欣喜。

···

我还告诉他们不要去那些制造屠杀武器的公司工作，对那些认为我们需要那类武器的人，我们要表示鄙视。

···

我说过我最近与朋友奥黑尔一起故地重游，再访德累斯顿。我们去了汉堡、西柏林、东柏林、维也纳、萨尔茨堡和赫尔辛基，也去了列宁格勒，一路笑声不断。此行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看到了许多可供我以后创作虚构故事的真实背景，这些作品是《俄罗斯巴洛克》，另一篇是《不准接吻》，另一篇是《一元酒吧》，另一篇是《如果机会巧了》，如此等等。

如此等等。

···

汉莎航空公司有一趟航班从费城飞往波士顿，再到法兰克福。原计划是奥黑尔在费城登机，我从波士顿出发，一同前往。但波士顿机场因大雾关闭，于是航班从费城直飞法兰克福。在波士顿的大雾中，我成了个多余的人。汉莎航空公司将我同其他多余的人领上一辆大型轿车，送到一家旅馆度过多余的一天。

时间不愿朝前走。有人在玩弄计时器，不光是电子钟表，也包括使用发条的那些。我手表上的秒针颤动一下，要等上一年，才会再次颤动一下。

对此我无能为力。作为地球仔，我只能相信钟表上——还有日历上显示的时间。

···

我随身带了两本书，打算在飞机上阅读。其中之一是西奥多·罗特克的《给风的话》，在其中我读到了这样的词句：

我醒来又入睡，把苏醒放慢。

我感觉命运，不会惊恐。

我行必行之路，学习人生。

我带的另一本书是伊丽加·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塞兰尼和他的幻觉》。塞兰尼是一战中一名勇敢的法国士兵——直到他的头颅被打裂。自那以后，他无法入眠，脑中不断有噪声轰响。他成了一名医生，白天给穷人看病，夜晚写怪诞故事。“没有经历与死亡共舞，就不可能产生艺术。”他写道。

真理就是死亡，他写道，我尽我之所能与它长期巧妙周旋……与它共舞，为它装饰花彩，伴它优雅地四处飘荡……为它披上彩带，让它兴高采烈……

时间使他着迷。奥斯特洛夫斯基小姐引导着我走入了《分期支付死亡》中的奇妙场景，在其中，塞兰尼试图让街上忙忙碌碌的一群人停止不动。他在小说的书页中喊道：让他们停下……别让他们移动一步……就这样，让他们凝固……永远永远！……这样他们才不再会消失！

···

我在旅馆房间里翻阅基甸国际[12]赠送的《圣经》，在其中寻找大毁灭的故事。当罗德进入琐珥时，太阳已在地球上升起，我读着。然后，主从天外之主那里引来硫黄与火，降落在所多玛和蛾摩拉；他摧毁这两座城市，所有的平原，所有城中的居民，以及一切地面上的生物。

事情就是这样。

两座城里住的都是坏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没有他们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当然，罗德的妻子被告知不能回首观看她的同胞和家园所在之处，但她还是回首了。我很欣赏她的举动，因为那是人之常情。

她变成了一根盐柱。事情就是这样。

···

人们不应回首往事。我当然不再如此。

现在这本关于战争的书我已完稿。接下来我要写一本好玩的书。

这是一部失败之作，非如此不可，因为它是由盐柱写下的。书是这样开头的：

听我说：

比利·皮尔格林从时间链上脱开了。

书是这样结尾的：

叽——啁——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