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朝鲜事变：中华宗藩体系行将崩塌

1．天津条约：为日本出兵朝鲜埋下伏笔

甲申易枢的同一年，中国的藩属国朝鲜局势不妙。

1884年12月4日，朝鲜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开化党的领袖金玉均，策动了“甲申政变”，挟持国王高宗李熙，杀害多位朝廷重臣，企图推翻皇室政权。随后，开化党以国王“谕旨”的形式颁布了他们的十四条政治纲领，试图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制，建立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发展资本主义，使朝鲜成为繁荣富强的国家。

开化党的背后有着日本军方的秘密支持，他们之所以选择在1884年底动手，是瞅准了中法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为了增兵对付法国，将驻朝鲜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吴长庆的庆军三营调防离开朝鲜这一有利时机。

政变发生后的第三天，驻朝鲜的袁世凯在未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下，就利用有限的兵力，果断出击，强攻朝鲜王宫，迅速平定了这场政变，金玉均等人也不得不逃亡日本。甲申政变既是朝鲜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国内事件，也是中国和日本在东北亚影响力的一次角逐，虽然日本早就拟定“征韩论”，对朝鲜磨刀霍霍，但此时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还不足道哉。日本支持的开化党被袁世凯率领的清军打败，不但使朝鲜的改革派挫败，也让日本在朝鲜的影响力暂时削弱。

当然，日本支持开化党，绝非是为了帮助朝鲜推翻腐朽落后的封建政权，建立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府，改善朝鲜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的悲惨生活。日本只是想借助开化党来控制朝鲜政权，将朝鲜变为自己控制下的国家，以此将自己的触角伸向亚洲大陆。日本的狼子野心，开化党并非不知道，但是他们能利用的力量，也只有这个邻国。

驻朝清军为什么要干涉这场朝鲜国内的政变？因为开化派主张废除同清朝的封建藩属关系，他们“欲离中国，更思他图”。这种公然挑战清朝宗藩体系的行为，怎么可能会得到清政府的允许？要知道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藩属国越南，都不惜倾举国之力与法国打得你死我活。

对法国这样的西方列强，清政府都敢拼死一搏，日本这样的区区岛夷，清政府当然不会放在眼里。

在平息这场政变的过程中，清军和日本公使馆警卫队之间发生冲突，日本民众和军人都有伤亡。日本政府趁机在这件事上跟中国不依不饶，胡搅蛮缠，最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天津条约》，才让日本人不再上蹿下跳。条约之一规定：“今后朝鲜国若有重大变乱事件，清日两国如要派兵，须事先相互行文告知。”这一条款为日后日本合理出兵朝鲜埋下了伏笔。

我们无法理解清政府为什么会同意这样一则条款——不对，不是同意，而是主动给予。李鸿章在谈判中认为，伊藤博文还算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就一时冲动、郑重其事地告诉对方：“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中国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争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皆当派兵救护。缘朝鲜关系我两国紧要藩篱，不得不加顾虑，目前无事，姑议撤兵可耳。”(24)

伊藤博文喜出望外，想不到李鸿章会送给他这样一份大礼。

问题在于，既然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那么就只有中国有权力派兵进入朝鲜，日本算是哪门子亲戚，也有这种权力呢？正如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所言：“签署了具有如此条款的这一条约，对于中国可谓是一大打击，多年来中国所主张的属国正当性无疑也就大为降低了。”(25)是啊，早知如此，清政府就干脆让朝鲜脱离宗藩体系，获得完全独立的地位，岂不是更好？李鸿章一生精明，却在此下了一步贻害国人百年的臭棋。

2．清政府的“拧巴”思维：荒诞为体，胡闹为用

清政府的这种思维，只能用“拧巴”来形容，它来源于中国精英阶层既要学习西方，融入世界潮流，却又心有不甘的矛盾心理。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未曾中断的文明，中国文化的惯性极其强大，当西方文明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之时，中国人很难心甘情愿地低下头来向西方学习。而且，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重视祖宗之法的民族。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的开创者，都会根据自己夺取政权的经验以及当时的社会情形，创造出富有创新精神的开国纲领和政治体制，他们会成为新王朝巩固政权、凝聚民心的有效手段。然而，在一个讲究孝道的国家，这个王朝的后代统治者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勇气，去对祖宗之法做出任何修正和改变。于是，顽固到底的人，选择决不跟西方学习；而相对开明的人，则选择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习原则。

然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运用到具体的事务中，就变得不伦不类，荒腔走板，变成“荒诞为体，胡闹为用”，显得很“拧巴”。最典型的莫过于唐胥铁路的马拉火车，明明已经铺好了铁轨，却不用火车牵引，而用马来硬拉，创造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经典案例，《百年孤独》都要甘拜下风。

“拧巴”还体现在外交上，就是清政府在中华宗藩体系和现代西方国际秩序之间首鼠两端，举棋不定，从而做出一系列错误的决策。美国学者罗兹曼指出，“体现在（中国）官方意识形态规范理念中的中国世界观，确实有碍于中国人的灵活应变性。由于清朝统治者的专制独裁主义和文化自卑心理，这些理念在清代尤为刻板和武断”，“中国若有一个能干且富有想象力的领导集团，要找出对付西方挑战的措施，无疑是并不困难的。问题恐怕不在于中国世界观本身，而应归咎于那些导致死抱着这种世界观不放的思路”(26)。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自认为是天朝上国，是人类真正文明的唯一代表，理应接受万邦朝拜，以这种“中国中心主义”的天下观为基础，建立起中华宗藩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几个小兄弟，例如朝鲜、越南、缅甸等，一直毕恭毕敬，堪称藩属国中的模范生。如果这几个模范生脱离班级，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体系的轰然坍塌。

中国对藩属国的内政，基本上放任自流，自认为，只对其外交关系与安全保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当法国要侵略越南时，清政府拼了老命也要跟法国人死磕；这也是为什么当朝鲜开化党发动政变，金玉均意图跟日本金兰结义之时，清政府的驻朝官员要迅速出兵镇压。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在坚船利炮的掩护下，强行向中国推销他们那一套国际法秩序。这个秩序是以基督教文明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用以规范西方世界的国际秩序。国家必须包含人民、领土、政府和主权四大要素，对内它对领土和主权拥有最高的统辖权，对外则表现出至高无上的独立权，所有国家“主权对等”，地位平等。而在中华宗藩体系中，中国皇帝作为天下共主，绝不能认可其他民族的平等存在。

所以，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访问时，就是因为马戛尔尼不肯对乾隆皇帝三跪九叩，双方最后不欢而散；所以，鸦片战争后，道光帝任命两广总督兼任管理五口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就是为了避免“夷人”跟中央政府打交道；所以，《天津条约》签订后，咸丰帝宁愿以全免一切海关关税和鸦片开禁合法输入为代价，来换取“夷人”放弃公使驻京的要求。但没想到“夷人”头脑里只有一根筋，坚持公使要在北京互换《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并且要按照西方礼节觐见中国皇帝，亲递国书。

这个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既然双方谈不拢，那么“夷人”正好以此为借口，扩大在华侵略利益，战争又要开始。这一次，英法两国出动了两万多大军，这种规模，在整个西方殖民史上都极为罕见。英法联军一直打到了北京城，还把咸丰皇帝心爱的圆明园给烧了，并抢走了无数的奇珍异宝。为了将这些奇珍异宝迎回国内，中国人至今还在努力追回流失在海外的文物。

英法联军做的这种缺德事，几乎把咸丰皇帝活活气死。咸丰皇帝至此心灰意冷，制服不了洋人，也制服不了太平军，他对自己当皇帝的能力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再也不想回到北京城，去面对那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他只想留在避暑山庄，欣赏宫廷戏班的精彩表演，享受民间美女的妩媚风情。他把朝政都交给了留在北京的六弟奕䜣打理，自己则躲在山庄自我麻痹、自我放纵、自我堕落。一年之后，他就驾鹤西去了。

3．无可奈何花落去：中华宗藩体系即将瓦解

早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文报纸《中国丛报》的一位作者就天真地认为：“从今以后，古老封闭、高踞在上的天朝——中国，终于坠入了凡尘，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

他不知道，大清帝国要真正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前提条件必须是宗藩体系的彻底瓦解。想通过一个条约就把大清帝国拉下凡尘，实在是低估了天朝上国腾云驾雾的飘飘仙气。

前文说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夷人”取得了公使驻京的权力。然而他们得寸进尺，开始在中国周边暗中使坏，破坏中国的宗藩体系。1885年，法国将越南并入其殖民帝国；1886年，英国将缅甸并入其殖民帝国。而在此之前，东方的“夷人”就给他们做了榜样，1879年，日本派兵占领了琉球，将琉球变为日本治下的冲绳县，清政府对此无可奈何。琉球王国堪称是个“小中华”，琉球的居民，除了岛上的原住民，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大陆福建、广东的移民。根据一项不完全统计称，闽人三十六姓目前在该岛的后裔人数大约有2万人。在明清时代，琉球国不断向南京和北京的国子监以及福州的琉球馆派遣留学生，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因此岛上通用的也都是汉语汉字。琉球王国对外文书都是使用汉字书写的，只有对日本的文书是用日本语书写的。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曾说：“吾人读古琉球王国老档案，可以说无一字不识。琉球在民族文化上，实在是和中国血肉相连的一部分。”(27)

琉球被日本侵占后，岛上民众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痛苦。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日本政府禁止琉球人使用琉球语，强逼琉球人放弃旧名，刻意贬低琉球本土文化，禁止进行旧有文化习俗活动等。种种粗暴的做法，使皇民化政策失去民族共融的弹性，难以驯服琉球人进入日本帝国的怀抱，双方之间的反抗与镇压从未断过。

光绪亲政后，中国的藩属国中，名副其实的也就只有朝鲜了。只要还有朝鲜这个藩属国，那么中华宗藩体系虽然已经残破不堪，但是还能佯装门面。因此，甲申政变之后，清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指示他对朝鲜加强全方位的干涉和控制，巩固清朝与朝鲜之间的宗藩联系。

袁世凯在朝鲜形同太上皇，作威作福，让朝鲜当权者闵妃非常不快，但是她又敢怒不敢言，于是便跟同样对朝鲜半岛垂涎三尺的俄国眉来眼去、暗送秋波。袁世凯发现闵妃集团跟俄国政府的“暧昧”关系之后恼羞成怒，他在1886年9月30日和10月7日向朝鲜政府呈送了自己的大作《朝鲜大局论》(28)，对闵妃集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他们回头。

袁世凯将朝鲜比喻为中国的“孺子”，认为“孺子”跟“爹妈”住在一起有六大好处：

中、韩毗连，水陆相属，天津、烟台、旅顺、吴淞之兵轮，一二日可达各口；奉天、吉林、珲春之旌旗，十数日可抵汉城。朝发夕至，缓急能通，其势可恃。此利一也。

中国视天下为一家，待藩封以一体，一有变乱，立矛削平。命将出师，不爱兵费，不责供给，壬午、甲申已历行之前事俱在，其惠可恃。此利二也。

中国以大字小，仁至，义尽，不郡县其国，不租税其地，但期唇齿相固，人民相安。外托附庸之名，内有土地之实，子子孙孙，永保无疆，其心可恃。此利三也。

中国抚恤朝鲜，已数百年，上下依赖，臣民悦从。若率由旧章，诚心服事，则朝野安堵，政令易行，其泽可恃。此利四也。

强邻环伺，耽耽其欲，苟见中、韩固结，无隙可乘，知韩惟依中，中必助韩，自消其虎视之气，而泯其蚕食之心，其威可恃。此利五也。

中信韩而不疑，韩恃中而为固，内乱不作，外侮无恐，及是时修明政令，任用贤能，图治励精，富强徐致，其机可恃。此利六也。

如果“孺子”叛逆，离开“爹妈”，那么将后患无穷。

不思旧好而结新交，是亲者渐疏，疏则必疑。疏者欲亲，亲而愈忌，疑忌互生，祸不旋踵。其害一也。

背中国而自主，势必引欧洲以为援，欧洲残忍成性，呑噬为计，币重言甘，百般欺诱，得间而入，必先夺其吾利之权而后，据其土地之要。其害二也。

中国密近朝鲜，一朝为他人有，必不甘心，水陆并进，捷足先登，指顾之间，大兵压境，纵欧洲有援救之师，而已迫不及待，朝鲜已亡。其害三也。

朝鲜朋党方兴，内忧不解，倘一背华，则上下交疑，人心离衅，不待中国兴师问罪，而内乱已作。其害四也。

针对朝鲜想要独立自主的愿望，袁世凯苦口婆心：“假使朝鲜民殷国富，精兵数十万，称强亚洲，欲图自立，或可希冀。方今上下解体，国弱民贫，如求一至近、至大、至仁、至公之国，以庇荫之，舍中国其谁与归？谨依中国，以图自存，犹有他虑，况他国乎？”

但问题是，袁世凯在朝鲜完全没有帮助朝鲜政府改革内政，师夷长技，徐图自强，而是任由其一如既往地腐化堕落。朝鲜半岛本就山多地少，土地贫瘠，老百姓个个穷得叮当响。朝鲜政府的官员虽然治国无方，但是在盘剥百姓的技术上熟能生巧。后来赴朝作战的清军将领聂士成在《东游纪程》中记载他在庆兴府的所见所闻，“所到之处城镇荒陋至极，一目便知民之困苦。庆兴府虽乃重镇，然府城墙不过八尺乱石堆砌而成，城内无规划格式街道，民居仅是草屋茅房，门前污秽不堪”，“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居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谈时务辄加菲薄，可憎可怜”(29)。

宗主国派来的“太上皇”没能带领朝鲜自强，任由朝鲜政府不思进取、鱼肉百姓，那么朝鲜就永远是东西方列强们眼中一只待宰的羔羊。而且，饥肠辘辘的朝鲜民众也不可能永远忍耐下去，他们迟早要揭竿而起，反抗腐败无能的朝鲜王室。而当后者发生政治动荡、局势不稳，就是给列强提供干涉的机会之时。也正因如此，朝鲜半岛上的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内因大于外因，对事件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归根结底，大清国作为宗主国的失职，没能引导朝鲜走向富强之路，才是引起甲午战争爆发的深层原因。而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前政治体制的僵化、财政系统的落后、国际观念的陈腐等原因，最终将帝国推向万丈深渊。

(1) 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50页。

(2) 袁世凯：《朝鲜大局论》，转引自（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972年，第2161页。

(3) 山西，越南省份，法国占领之前涵盖今天的河内市西部、和平省东北部、富寿省东部、永福省大部和宣光省南部；北宁，越南省份，位于红河三角洲；太原，越南省份，位于越南东北部；兴化，越南省份，涵盖今天的奠边省、莱州省、山罗省、老街省及和平省西部、安沛省大部、富寿省西部。

(4) [美]费正清编：《剑桥晚清中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880页。

(5) 翁同龢精通医学，他在日记中明确记述同治皇帝的死因是“天花”。

(6)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一辑，（中国台湾）正中书局，1952年，第136页。

(7) 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2008年。

(8) 《寄译署转呈醇邸》（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三日辰刻），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9页。

(9) 《禀清帅》（光绪十二年六月廿四日），谢忠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丁汝昌海军函稿》，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第126—128页。

(10) 徐建寅：《欧游杂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页。

(11) 《复吴春帆京卿》（光绪三年八月十五日），李鸿章：《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2713页。

(12) 《覆陈海军规模筹办船坞》（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鸿章：《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2840—2844页。

(13) 《论旅顺布置》（光绪十二年正月十八日），李鸿章：《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2847—2848页。

(14) 转引自宗泽亚：《清日战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第58页。

(15)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04—105页。

(16) 清高宗：《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页。

(17) 瞿鸿禨：《四种纪略》，转引自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资料·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23页。

(18)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资料·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25—256页。

(19) 公爵松方正义传记编纂会：《公爵松方正义传》坤卷，第522页，转引自崔金柱：《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军费筹支》，《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

(20) [日]上塚司编：《高桥是清自传》下卷，（日本）中央公社论，1976年，第51页，转引自崔金柱：《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军费筹支》，《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

(21) 《统筹新疆全局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七十八《兵政、饷需》，第57—64页，转引自《翁同龢集》，中华书局，2005年，第60页。

(22) 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50页。

(23) 海军衙门片，光绪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军机处录副，第3、168、9396、6页，转引自陈先松：《修建颐和园挪用“海防经费”史料解读》，《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

(24)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十六》，1905年金陵版，第37页。

(25) [日]陆奥宗光：《蹇蹇录：甲午战争外交秘录》，徐静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页。

(26) [美]吉尔佰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页。

(27) 唐德刚：《从甲午到抗战》，台海出版社，2016年，第50页。

(28) 丁进军编：《袁世凯驻节朝鲜期间函牍选辑》，《历史档案》1992年第3、4期。

(29) 聂士成：《东游纪程》，中华书局，2007年，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