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乔诗歌

高乔诗歌是文学史记载的最特殊的事件之一。不能顾名思义，它并非高乔人写作的诗歌；而是受过教育的人士，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蒙得维的亚的先生，是他们作的。尽管源自文化人，我们将看到，高乔诗歌具有率真的民间性，在我们所能发现的高乔诗歌的优点中，这看似矛盾的优点并非不值一提。

研究高乔诗歌起因的人，一般都限于一点：截至二十世纪，田园生活是潘帕草原和丘陵的典型生活。这个起因，无疑适用于那多彩的文不对题，但不足以自圆其说；在美洲的许多地方，田园生活都有典型性，从蒙大拿和俄勒冈到智利，可这些地区强烈拒绝编撰《高乔人马丁·菲耶罗》。光有坚韧的牧人和荒漠是不够的。

我们的文学史家—里卡多·罗哈斯是最鲜明的典范—想把高乔诗歌的源头引向帕亚多尔的诗歌或乡间专业人士的即席吟颂。高乔诗歌的八音节格律、分段形式（六行诗、十行诗、民谣）与帕亚多尔的诗歌吻合，这种情况似乎说明了这种渊源的合理性。然而二者却有根本的区别。帕亚多尔们从不蓄意使用粗俗语言赋诗，或者使用来自农村的劳动者形象；对人民来说，艺术活动是严肃乃至隆重的事情。在这方面，《马丁·菲耶罗》的第二部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未被提及的证据。这部诗全是用俗语写成的，或者说想精心地成为粗俗的；在最后的歌咏中，作者向我们介绍了一场在副食杂货店中的“对歌”（payada），两位帕亚多尔忘记了自己周围可怜的田园环境，天真或冒失地谈论伟大而又抽象的主题：时间、永恒、夜之歌、海之歌、重量和体积。好像最伟大的高乔诗人有意向我们展示他的诗歌与帕亚多尔不负责任的即席之作的区别。

可以想象对于高乔诗歌的形成，有两件事是必需的。一个是高乔人的生活方式；另一个是城里人的存在，他们渗入了这种生活方式，而且其日常用语较为相近。如果像某些语言学家（一般是西班牙人）研究或发明的那样，存在着高乔方言，那么埃尔南德斯的诗歌将是人造的“大杂烩”，而非我们所了解的地道的东西。

从巴尔托洛梅·伊达尔戈到何塞·埃尔南德斯的高乔诗歌，凭借自发的力量，建立在一种几乎不是惯例的惯例上。它假定一个高乔歌者，一个与纯正的帕亚多尔不同的歌者，蓄意运用高乔人的口语及其不同的、有别于城市语言的特征。人们会发现这种惯例是巴尔托洛梅·伊达尔戈的主要优点，这一优点的生命力超过他编写的章节，并使后来阿斯卡苏比、埃斯塔尼斯拉奥·德尔坎波和埃尔南德斯的作品的出现成为可能。

我们可以补充一个属于历史范畴的环境：使这些地区统一或将其撕裂的战争。在独立战争、与巴西的战争和内战中，城里人和乡下人共同生活，前者对后者有了认同感，他们孕育并创作了令人敬仰的高乔诗歌。

创始者就是蒙得维的亚人巴尔托洛梅·伊达尔戈。一八一〇年前后，他是理发师，当时在卖弄同义词的历史学家中，咬文嚼字的情趣与日俱增；卢贡内斯，评论他，描述“刮脸者”的声音；罗哈斯，衡量他，不甘心放弃“剃头匠”的说法。寥寥几笔，使他成为帕亚多尔，以表明其高乔诗歌起源于民间的理论。然而，要承认伊达尔戈最初的诗作是十四行诗和十一音节的颂歌；无需提醒，这类形式是人民难于接受的，对人民来说，只有八音节的音律是可以理解的，其余皆是散文。在蒙得维的亚所作的研究（见《数目》杂志第三、十二期）认为，伊达尔戈最初写“配乐剧”（melólogos），这是个奇怪的字眼，意思是“舞台剧，一般是一个人物，有音乐评注，为演员的声音编制音响背景，与对话相互交错，以增强表现力或预示紧接着要表现的情感”。“配乐剧”又称“独角戏”。如今我们知道这种在西班牙创作的形式的最终意义，毫无疑问是启发了伊达尔戈创作出高乔诗歌。众所周知，它最初的创作是《爱国对话》，其中是两个高乔人—工头哈辛托·查诺和拉蒙·孔特雷拉斯—回忆祖国的重大事件。在这些作品中，巴尔托洛梅·伊达尔戈发现了高乔人的语调。我作为叙事文学作家的短暂经历证明，知道一个人如何讲话就等于知道了他是何许人，发现了一种语调，一种声音，一种特殊的句法，就等于发现了一种命运。

我不重复伊达尔戈的诗句，我们不可避免地会犯下以其后续者的作品为准则对其诗句进行谴责的错误。在我将要引用的其他人的诗节中，伊达尔戈永恒的、秘密的、谦虚的声音会以某种方式存在，只要想想这一点，对我就足够了。

伊达尔戈曾是士兵，曾在他的高乔人歌颂的战争中拼搏。他在那贫困的时代，曾亲自在街头叫卖自己印在彩纸上的《爱国对话》。一八二三年前后，他在莫隆镇因肺病而黯然离世。马尔蒂尼亚诺·莱基萨蒙和马里奥·法尔卡奥·埃斯帕尔特尔的《东方诗人巴尔托洛梅·伊达尔戈》（蒙得维的亚，一九一八年）对他的生平和创作有研究。

巴尔托洛梅·伊达尔戈属于文学史；阿斯卡苏比属于文学，还属于诗歌。在《帕亚多尔》一书中，卢贡内斯将二者献给了《马丁·菲耶罗》的最大光荣。这一牺牲出于将所有高乔诗人都缩小为埃尔南德斯先驱者的习俗。这个传统带来一个错误：阿斯卡苏比并非《马丁·菲耶罗》的先驱者，因为其作品是根本不同的，有不同的目的。《马丁·菲耶罗》是悲伤的；阿斯卡苏比的诗句是幸福和英勇的，具有视觉的特征，与埃尔南德斯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卢贡内斯否定阿斯卡苏比的一切品质，结果是自相矛盾，因为卢贡内斯是视觉的、华丽的诗人，与阿斯卡苏比相近。旺盛的魄力，对纯净色彩和简约事务的喜爱，是对后者的定义。在《桑托斯·维加》的开头，这样写道：

他骣骑着一匹

有花斑的马驹，

像色子一样美丽，

刚一踏上地皮

便轻飘飘地飞起。

将《马丁·菲耶罗》中色彩暗淡的“突袭”事件与阿斯卡苏比直接的、戏剧化的表述进行比较，也是富有启发性的。埃尔南德斯突出菲耶罗面对侵袭和掠夺的恐惧；阿斯卡苏比（《桑托斯·维加》，第十三页）置于我们眼前的是印第安人浩浩荡荡的人马奔腾而来：

但是当印第安人

前来侵袭，

人们会感觉到，

因为田野里的小动物

惊恐万状地出逃，

野狗、野兔、

狐狸、鸵鸟、

麋鹿、梅花鹿、美洲豹它们在村落间奔跑，

成群结队，乱七八糟。

那时节牧羊犬

扑向印第安人狂咬

还有灰头麦鸡

也会不停鸣叫；

但是毫无疑问，

肯定是名叫“掐架”的鸟

最先发出预报，

当潘帕人前来偷袭

它们会立刻飞起

“掐架！掐架！”地叫。

那些受野蛮人

惊吓的动物跑过，

村外的田野

升起烟尘

潘帕人毛发倒竖

伏在马背上

一路狂奔，

嘴里还不停地

高声呐喊，

半个月亮在天空助阵。

阿斯卡苏比在内战中、在与巴西的战争中、在乌拉圭大战中入伍，在他漂泊的一生中，可谓见多识广；奇怪的是他描述的最生动的总是自己从未见过的东西：印第安人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边界地区的侵犯。艺术首先是一种梦想的形式，这并非无稽之谈。

阿斯卡苏比一八七〇年在巴黎创作了几乎写不完的韵律小说《桑托斯·维加》；除了某些著名的章节外，这部特别沉闷的作品为其作者身后的名誉造成了损害。阿斯卡苏比的精华散见于《莽汉阿尼塞托》和《保利诺·卢塞罗》中。从他的全部作品中编一部选集比重复再版《桑托斯·维加》更能增加他的光彩，尽管多家出版社更热衷于出版后者。

在撂下阿斯卡苏比之前，让我们来回想他的两首光彩夺目的十行诗，第一首是写给马塞利诺·索萨上校的，他曾与联邦分子或白人作战：

我的马塞利诺上校，

勇敢的游击士兵，

东方的钢铁胸膛

和宝石的心灵；

来犯的杀人凶手，

可恶的叛徒

和最难驯服的畜牲，

只要索萨到场

都要将可憎的生命

献给他的刀锋！

下面这首，再现了一个乡间舞会的场面：

然后他叫出自己的舞伴

胡安娜·罗莎，

他们开始了转动

跳的“半瓶”却成了“满瓶”1。

姑娘啊！她的臀部

几乎脱离了身躯

因为每个动作

都要将人们躲避

每当卢塞罗靠近

都要从他的双手逃离。

阿斯卡苏比的格调，与其说是高乔的，有时更像是郊区的土生白人，郊区农村的。这个特征（《马丁·菲耶罗》某些粗犷特征的先驱）使他有别于其启发者巴尔托洛梅·伊达尔戈，后者的对象，尽管有粗野之处，还是正派的乡亲。

阿斯卡苏比于一八〇七年出生在科尔多瓦，一八七五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辞世。里卡多·罗哈斯有理由强调他男子汉的勇气，在蒙得维的亚被包围的广场，他曾多次用即席吟颂猛烈抨击罗萨斯2和奥里维3；我们记得在这座城市，另一位统一派撰稿人弗罗伦西奥·瓦雷拉，《拉普拉塔商报》的创始人和编者，遭“棒子队”4成员们杀害。

伊拉里奥·阿斯卡苏比为了表明与伊达尔戈诗歌的关联，有时肯定《哈辛托·查诺》；埃斯塔尼斯拉奥·德尔坎波，阿斯卡苏比的朋友和继承者，肯定《童子鸡阿纳斯塔西奥》是《莽汉阿尼塞托》众所周知的变异。他最有名的作品是《浮士德》，像原始人的诗歌一样，它可以不用印刷，因为它依然铭刻在人们尤其是妇女的记忆中；有件事实足以使人受到启发，《浮士德》的高乔本性，与其说在实质，不如说在形式。的确，在我们将要研究的所有诗作中，没有哪一部更刻意地表现乡村词汇，或许也没有哪一部更远离乡亲的思维方式。有些诋毁者—拉菲尔·埃尔南德斯，何塞·埃尔南德斯的弟弟，或许是第一位—指责埃斯塔尼斯拉奥·德尔坎波不了解高乔人。甚至连这位英雄的坐骑的毛都被检验过并遭到责难。这样的指责实属荒谬。在一八六〇年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难的不是了解高乔人，而是不了解高乔人。那时乡村和城市连在一起，平民就是土生白人。况且，埃斯塔尼斯拉奥·德尔坎波上校参加过围困布宜诺斯艾利斯、帕翁战役、赛佩塔战役和一八七四年革命；他指挥的部队，尤其是骑兵，就是高乔人。在《浮士德》中，人们指出的错误是疏忽，恰恰是出于粗心大意，因为对素材太熟悉了，在处理细节时未加推敲。或许埃斯塔尼斯拉奥·德尔坎波对乡村劳动不甚在行，但绝非一无所知，我们再说一遍，高乔人的心理毫不复杂。

人们还说《浮士德》的内容是因袭的，因为一个高乔人不可能理解一部歌剧的情节，也无法忍受它的音乐。这是真的，不过我们可以推断这也是这部作品的总的玩笑的组成部分。诗作的真诚，比几个跑调的比喻和不允许他把“桃红—玫瑰红”的毛色混同起来的批驳更重要。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伙伴的对话所透射出的友情。埃斯塔尼斯拉奥·德尔坎波同时留下了其他土生白人的作品。最著名的是《高乔政府》，他提出了类似《马丁·菲耶罗》中提倡的改革。他于一八六二年乘船赴欧洲，在一封写给伊拉里奥·阿斯卡苏比的信中，录有如下的十行诗：

为了你们，

我甚至乞求圣灵，

乞求仁慈圣母

用斗篷将你们庇护，

请上帝允许你们

乘航船踏上征途，

天空中没有乌云翻卷，

波涛上没有猛烈颠连，

就连噘嘴鱼的尾巴

都不会打击航船。

这伤心的歌手在此

结束了他粗糙的诗篇，

用钢笔的笔杆

将它们拴在你的汽船。

莫奇怪没有鲜花

在我可怜的音乐会绽放：

沙漠不长玫瑰，

康乃馨不会开在刺蓟上，

布满荒草的田野

从来不长夜来香。

我们确信埃斯塔尼斯拉奥·德尔坎波是勇敢的。在反对乌尔吉萨的战场上，他穿着华丽的军装参加战斗，右手放在军帽下，向第一批子弹致意。他个人的和蔼可亲在作品中得到了延续。

我们刚刚评价的诗人被称作埃尔南德斯的先驱。实际上，除了让高乔人用农民的语调或词汇说话的共同主张，哪一个也不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这位诗人，其作品在拉普拉塔河地区几乎尚无人知，他恰恰是埃尔南德斯的先驱，可以说，除此以外，他什么也不是。卢贡内斯在《帕亚多尔》的第一八九页写道：

“堂安东尼奥·卢西奇刚刚写了一部书，《三个东部高乔人》，将被称作‘阿帕里希奥运动’的乌拉圭革命时的高乔典型人物置于舞台上，受到埃尔南德斯的祝贺，看来是给了他适时的鼓励。这部作品寄去后，使埃尔南德斯产生了好心情。卢西奇先生的作品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于一八七二年六月十四日由‘论坛’印刷厂出版的。埃尔南德斯感谢卢西奇给他寄书的贺信是同年同月的二十日写的。《马丁·菲耶罗》是十二月面世的。卢西奇的诗句俊秀潇洒，与农民的特点和语言相符，形式有四行体、十行体，也有帕亚多尔的六行体，后者是埃尔南德斯采用的最典型的诗体。”

开头，卢西奇的书，与其说是《马丁·菲耶罗》的预告，不如说是拉蒙·孔特雷拉斯和查诺的对话的翻版，的确是相当笨拙的翻版。三位老兵讲述他们曾经的丰功伟绩。然而他们的叙述却不只是历史事件，还包括大量自传性的隐私、悲哀或愤怒的积怨，这几乎是抢先说了“马丁·菲耶罗”的话语。他的语调不同于阿斯卡苏比或伊达尔戈，已经是埃尔南德斯的。后者在《高乔人马丁·菲耶罗》中说：

我带上千里乌骓，

顶呱呱出类拔萃！

用它在阿亚库乔，

赢金钱强似圣水。

高乔人需要骏马，

困窘时可免狼狈。

我当时并未迟疑，

马背上驮好行李。

带走了篷秋鞍垫，

家里的全部东西。

只剩下半裸妻子，

全没有遮体之衣。

备好了全套马具，

那次我毫无保留：

嚼子和缰绳辔头，

马绊和套索套球……

别看我今日寒酸，

就怀疑我在吹牛！

此前，卢西奇写道：

我带走一整套马具，

带滑轮的嚼子

多么精巧，

精致的缰绳，

马鞍衬垫的牛皮

鞣制得非常精到；

带了多少多物件，

甚至有一条厚厚的毛毯，

尽管华丽无助于奔驰，

还是要立即将马打扮。

我能把钱袋攥出汗水，

因为我从不小气：

带来一件毛料宽大的篷秋

一直能拖到脚底，

一条上好的鞍垫，

我可以放松休闲；

既能够抵御风暴

又可度过饥寒，

不用丢弃任何物件

哪怕是一只生锈的铁环。

我的马刺坚实有力，

皮鞭上缀着金环，

美丽的短刀，上好的套球，

还有绊马索和笼头。

在宽宽大腰带里

放着十枚银币，

为了随便去哪一家赌场，

因为我酷爱玩牌的游戏，

赌博中我猜得更准，

而且有好的手气。

银扣、脖套和肚带，

马镫、笼头

以及我们的套索，

上面印着“大东方”5的字样。

我再也没见过

这么完美豪华的马具。

他娘的！在骏马上

像太阳一样闪光。

我简直连想都不愿再想，

既然空想派不上用场！

我骑上一匹高头大马，

轻快得像一道光芒。

哎呀！对于骑手的拼搏

真是超级的棒！

它的身躯散发着热量，

佩戴的马具

像明媚的月亮

刚刚升上山岗。

我带着自豪而且并非玩笑，

我就坐在马背上。

埃尔南德斯会说：

就这样挨到夜晚，

寻巢穴去把身藏，

老虎能栖居巢穴，

人何尝不是一样，

我所以不愿回家，

只为把警察提防。

卢西奇早就说过：

一定会有多余的山峦，

那里是我的藏身之地，

野兽会在那里筑窝，

人也会在那里躲避。

卢西奇出现在埃尔南德斯之前，但是倘若埃尔南德斯并非受他的启发而写了《马丁·菲耶罗》，卢西奇的作品便会微不足道，在乌拉圭文学史上几乎不值一提。我们注意到，在进入本书的正题之前，这个悖论好像在和时间做魔幻的游戏：卢西奇创造埃尔南德斯，即使是部分地，同时又被其创造。人们可以不那么惊奇地说，卢西奇的对话是埃尔南德斯最终作品的临时的却是无可争辩的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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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中的“半瓶”（media caña）是一种民间舞，“满瓶”（caña entera）是相对于“半瓶”的文字游戏，意思是跳得筋疲力尽。

2　Juan Manuel de Rosas（1793—1877），阿根廷军事和政治领导人。

3　Manuel Ceferino Oribe（1792—1857），乌拉圭第二任总统（1835—1838）。

4　“棒子队”是人们对独裁者罗萨斯的打手暗杀团的俗称。

5　la gran Banda Oriental，指乌拉圭河以东、格兰德河以北的土地，即今天的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和巴西南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