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干掉路易：从胜利到斗争
路易复辟不遂，欧洲诸王干预，保守力量抬头，革命面临危机。革命分子同仇敌忾，攻杜伊勒里宫，俘虏路易，血洗巴黎。以贫下阶层为骨干的长裤汉暴力开始支配革命方向。
米拉波一死，政治出现真空。路易也知保王势力主要在巴黎以外的地方。要恢复王权，就得逃出巴黎，到保王势力的据点，并组织分布在各地方的保王力量，争取人民的支持（尤其是保教会的农民），然后夺回巴黎。他在1791年5月就开始筹划潜逃，由王后出计，背后还有瑞典国王资助，准备6月20日起行。原计划是国王、王后与众人扮成平民，夜里从没人守卫的小门出走，坐小车，绕小路，用伪造的通行证出城；城外面会准备一队骑兵等着，经过一整天的急行军，沿途换马20次，护送到250公里外法国东北部一座由保王军控制的城堡。但人算不如天算，那天晚上，拉法耶特觐见国王，且迟迟不退。王后先出宫，又迷了路，找了多时才找到预先安排的小车。到了城门又碰上一场婚礼的游行，共延误了一个半小时。途中，路易的马车翻倒了，并损坏了车套，又拖延了一个多小时。那时虽已天亮，但也走了一半路，看来是逃出来了。就在这刻，巴黎那边发现路易跑了，马上派出一队国民警卫军去追。巴黎民情汹涌，有人认为是反革命反扑和外敌入侵的证据，也有人认为是拉法耶特帮路易出走。离目的地还剩80公里左右的时刻，路易被人认出（据说是根据钱币上的肖像认出他）。当地的革命政府得知，就快马通报，在下一站将其截住。此时已是21日晚上11点，距离目的地只有50公里。第二天早上7点，正要押解路易返回巴黎时，大队保王军开到，并准备营救，但又恐怕伤了路易，遂退。
路易被带回巴黎，其实就是被捕。如何处置这个阳奉阴违的路易，引发国民会议中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大分裂。国外来的消息更是火上加油。7月5日，神圣罗马帝国的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Ⅱ，在位期1790—1792），也就是王后安托瓦内特的哥哥，号召全欧王族援助路易。革命政府做出反应，就在7月14日国庆日的第二天，国民会议宣布国王不容侵犯，名是效忠，实是示意外国不容干涉法国内政。当时国民会议的代表们大多数都是倾向英式的君主立宪。
国民会议中反对君主立宪的革命分子（也可称为左派）也开始分裂为三派。吉伦特派（Girondins）属温和派：反对王权，但也不大信任民主，并主张自由经济，支持者是上流社会的富人、绅士、专业人士（尤其是律师），势力分布在巴黎和外地。雅各宾派属激进派[1]：主张共和政制，集中政权，管制经济，支持者是中上有产阶层，主力在巴黎。科德利尔派属尖锐派：鼓吹直接民主和政治暴力，支持者包括有资产阶层和劳动阶层，包括长裤汉。[2]主力在巴黎若干贫困区。
有关路易的处置，德穆兰又是走在前面——整整早了18个月。在1791年6月出版的《法国革命》中他的论点是：“这个叫‘国王动物’（King animal）的东西，是人类中可有可无的，但天真的人类既然已经把他当作政治体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么就一定要他遵守社会的法律：这法律宣布，任何人拿起武器攻击国家就得处死。他也要遵守人类的法律：这法律宣布，我有天赋的权利去杀死攻击我的敌人。我们这个国王把枪对准了国家，是的，他打不中，但现在是轮到国家去打他了。”德穆兰非但攻击路易的政治，更攻击他的人身：肥胖、贪吃、呆滞。[3]他的攻击也包括国民会议中的“不忠”分子，甚至拉法耶特统领的国民警卫军。“现有编制下的国民警卫军是人民胸口的累赘——我们可以从他们‘国王蓝’（Bleu-de-Roi）的制服颜色看出他们的心向哪方——在他们用人民的毛小帽去取代他们的军帽前，情况不会得到改善。”
路易刚被解回巴黎后不到两天，3万群众就聚集在市中心示威，要求国民会议在未征询各省意见之前对路易命运不做出决定。7月9日，科德利尔会先采取主动，向国民会议呈上请愿书，到12日，更呼吁民众起义。由于革命两周年纪念日马上来临，群众情绪高涨。17日，也就是国民会议决定向国王效忠之后的两天，吉伦特派首领布里索想在处理路易一事上夺得头筹，起草废王请愿书，并发动5万多人结集战神广场（Champ de Mars）签署请愿书。群众结集之际，发现两个鬼鬼祟祟的人躲在广场，愤怒的人群把他们抓住，当场吊死。巴黎市长（他虽然反对王权，但又恐怕局面失控）命令拉法耶特带领国民警卫军清场，群众散去。到了下午，科德利尔会首领丹东和德穆兰开始展示他们的实力，他们发动更大规模的人群重返战神广场，人们比早上更激动，请愿书比早上的更激进。原先，雅各宾派是支持这场请愿活动的，但在罗伯斯庇尔的力阻下，撤销与科德利尔派联盟。拉法耶特想驱散人群，群众掷石头袭击军队，军队开枪示警无效，就向群众开火，死伤的实数不清楚，估计十数人到数十人，大部分来自巴黎贫困区。这次事件叫“战神广场大屠杀”（法国大革命就有多次类似的“大屠杀”）。共和运动被镇压，200多人被捕，政治社团被逼停止活动，激进刊物被迫停刊，包括德穆兰的《法国革命》。[4]但拉法耶特的民望就此一落千丈，对政局的影响也边缘化了。奇怪的是，在以后的好几个月，温和势力却抬头，不少还有保王倾向。
战神广场大屠杀几天之后，奥、普两王联合发表皮尔尼茨宣言（Declaration of Pillnitz），恐吓如果路易出事，定会攻法。路易一方面与奥、普暗通消息，去拉拢支持，一方面又承认国民会议的宪法，以收买民心。宪法刚好是在巴士底日开始起草，虽经多次修改，但仍是君主立宪的路线，而对君主权力的规范随着政局的改变则时宽时紧。到了路易承认时，宪法仍容许国王保留若干实权，包括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和任命军政官员。虽然激进派很不满意，但国民会议总算达成“网球场誓言”的承诺（见上）。目的既达，国民会议随即解散，并按宪法成立立法大会（Legislative Assembly）。
新成立的立法大会在1791年10月1日正式开会。其中的派别是这样的：右派的保王分子斐扬会有165人，左派有330名吉伦特派（是自由共和分子）和雅各宾派（是激进革命分子，里头有更激进的科德利尔派）；中间有约250名无党派人士。
此刻，外敌当前，助长了左派势力的增长。他们在立法大会的代表很多是年轻的、缺乏经验[5]的激进分子。首先通过的法令是要所有贵族“出走者”回国，不然判处死刑；所有未宣誓效忠国家的教士格杀勿论。宗教虔诚的路易断然否决。
从1792年年初开始，国内缺粮，暴动频频，国外敌人陈兵境上。当时立法大会有主战派和主和派（起码暂时不战），各有各的打算。主战的多属吉伦特派，也是立法大会的多数。他们要把革命思想发扬，视欧洲封建国家的人民为兄弟（这也是革命口号“博爱”的词义）；但当然也想借对外战事去缓和国内的不满。路易也想通过对外战争去提高他在人民眼中的声望。他的计算是即使战败，对他个人也有好处，因为革命的力量会被削弱。保王分子则认为对外战争胜算不高，但会促使革命更为极端，从而使人民对革命反感。主和（主张不战）的多属雅各宾派。他们有两个顾虑：担心对外战争会增加王室和军队的势力，又同时削弱革命的势头；担心战争会使其他国家的人民对法国革命反感。扰攘几个月后，到了4月20日，以吉伦特派及其支持者占多数的立法大会最终向奥地利宣战，于4月28日进入奥属尼德兰。但军队士气一点也不高，动员也很慢。大部分军官仍属贵族阶层，出走了不少，更有军官带领军队整批向敌人投降。军中的保王情绪普遍，包括督军的拉法耶特。
吉伦特派的首领布里索与德穆兰是好友，还是德穆兰的证婚人之一，但他与德穆兰的笔战是他（也是吉伦特派）日后失败的主要因素。事情是这样的。布里索也是个有名的时事评论家和作家，有自己的刊物《法国爱国者》（Le Patriote Francais），他曾好几次在刊物中责备德穆兰过于鼓吹暴力，他错误地称德穆兰为“年轻人”，这大大伤害了德穆兰的自尊。当初，战神广场大屠杀之后，德穆兰期刊被禁，他重操律师故业。早在1791年初，他曾为一个赌场女老板辩护而败诉，被告被判6个月监禁。他认为量刑过重，立即印制抗议海报，到处张贴。词锋是典型的德穆兰式的半讽刺、半认真。布里索为人严肃，几近迂腐，对德穆兰的语调很不满，就在刊物中批评德穆兰对聚赌的态度，结尾把话说重了：“这个人自称为爱国者，因为他以为这样子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去侮辱爱国。”
德穆兰感觉受辱，便不假思索就发表了一本极富攻击性的小册子《揭开布里索的面具》（1792年3月），去攻击布里索的人格和政策，日后布里索的敌人利用这本小册子来置他于死地。小册子把以朴素和严谨出名的布里索描写为伪君子、革命败类，潜伏在革命中去误导革命方向，甚至还批评了他的发型。更要命的是，德穆兰利用谣言去彻底破坏布里索的声誉。布里索的敌人曾经传他以新书预购去骗钱，右派分子索性把布里索的姓丑化为诈骗的代名词“brissoter”[6]。德穆兰写道：“我警告你，你休想brissoter（诽谤）我的声誉；把你的面具撕下来的将会是我。”在小册子的版头上，他还假风趣、真狠辣地用上一句《圣经》的话去影射布里索：“我成了笑柄。”（圣咏69）有史家认为《揭开布里索的面具》是大革命中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小册子，更为日后恐怖统治期间的政治斗争立下样板：攻击对方的政治与人身，质疑对方的人格与道德，并把对方形容为革命的卧底敌人。
这本册子发表几个月后，德穆兰出版了新的刊物《爱国者论坛》（La Tribune des Patriotes）。只有四期，但很反映1792年头几个月的政局：表面安定，内藏杀机。4月30日的第一期是这样写的：
如果我去雅各宾开会，如果我把那些口边经常挂着“共和”的共和人士拉到一旁，例如布里索……又如果我问他有关拉法耶特，他会在我身边说，“我向你保证，拉法耶特比悉尼[7]更‘共和’，比华盛顿更‘共和’；他会一百遍地向我保证”。然后，他会拉着我的手：“兄弟，卡米尔·德穆兰，你在《自由法国》不就是头一个倡议共和的吗？为什么今天到拉法耶特坚持共和、完全共和、非共和不可，你又一定要抹黑他、诋毁他？”……真正的雅各宾人不要共和之名，要共和之实，因为他们没有忘记英国在1649年的革命之后，名义上是共和，实际上是君主，或者应该说是一个由克伦威尔[8]统治下的军事专制；而法国在1789年革命之后，虽然叫作共和国，也有一个共和政府……天可怜，我们有一个拉法耶特共和！克伦威尔口中不断挂着共和两个字，但骗不了我。
对“假共和”的看法，德穆兰与罗伯斯庇尔是一致的，有人甚至说德穆兰是罗伯斯庇尔的舆论代言人。
在这段时期，德穆兰曾有意拉拢极端激烈的马拉。马拉的《人民之友》（L'Ami du Peuple）有很浓的血腥味，而德穆兰的敢言则只是理性上而非本能的。德穆兰曾嘲笑马拉是“爱国刊物中失落的孩子”，因为马拉曾说革命成功后，要500—600个人头落地。德穆兰这样写道：“你知道我早已经从‘街灯检察官’的职位退下来了（指的是他在革命初期写的《巴黎街灯》，见上）。我认为这个伟大的职位，就像独裁者的职位，只应干一天，甚至只应干一个小时……听着，马拉，你喜欢怎么骂我就随便骂吧。我理解你，因为你是在地牢里写东西[9]，那里的空气令你有怪思想。但我向你声明，只要我认为你的狂言是为了保护革命，我会赞扬你，因为我认为我应该保护革命……不管你是人还是狗。”两人在政见和性格上都有冲突，当然很难合作，但马拉给德穆兰的回应也确实令人难堪，“鹰永远独飞，只有火鸡才会一窝窝！”这些也就是法国革命中经常见到的：人人讲革命，但讲的是不同的革命；就算是同样的革命，性格的冲突也会导致不可解（不可解释和不可解决）的仇怨。
对外战事进行得很不理想。很多人开始埋怨主战的吉伦特派。路易趁势开除军中吉伦特派分子，并委任支持君主立宪的官员。吉伦特派知道危险，就想利用巴黎各区的革命情绪向路易“逼宫”。1792年6月20日是网球场誓言的两周年纪念日，8万群众在同情他们的军警伴同下，到立法大会会场请愿，措辞很有威胁性。接着他们游行到路易的行宫，路易好言接见，群众要求他撤回前些时他在立法大会通过的法案的否决令（有关严峻处分“出走者”和“未有宣誓教士”的法令，见上）。路易的回应是“现在不是时候，你们的做法也不合适”。但是为了讨好群众，他把一顶群众送给他的小红帽戴上，以示谦虚，也尝了一口一位半醉的女示威者递给他的酒，大家鼓掌，气氛缓和下来。那时，立法大会的代表和卫队也赶到，力劝各人散去。这场游行请愿也就无功而返。路易的受辱严重地刺激了欧洲各国统治者，他们决议要替路易解困；国内若干地区的保王情绪也因而高涨起来。
德穆兰当然没有直接参与吉伦特派的“逼宫”。他对事件的看法反映了极左派接受了当时的政治现实，选择暂时按兵不动。他在7月出版的《对1792年6月20日的反思》中是这样说的：
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派系都想起义，但在雅各宾派中那些在人与事上面还未曾完全被骗到的人会担心起义的后果。我们已经清楚看见暴力只会令那些科布伦茨[10]或拉法耶特[11]或其他野心分子拿到好处，而绝不会有助于推进自由。我在雅各宾派中已尽我所能去约束我们的起义，把它弄成只是一种威吓性的示威。我特别建议这个起义要平静，并表现出对宪法的高度尊重。我又指出王权已是日益衰败。对我们雅各宾派来说，路易十六的性命很有价值，正如米拉波所说，就算路易死了也要把他做成标本；最好是他开除所有属雅各宾派的部长，然后从科布伦茨召来他自己的人。
6月28日，拉法耶特从前线返回巴黎，在立法大会上激昂陈词，谴责雅各宾派和其他激进分子意图组织武装暴动（这是针对6月20日的“逼宫”所言，其实是由吉伦特派促成的）。罗伯斯庇尔反告他擅离职守，街上群众也在烧他的画像。至此，主战与主和两派、激进与温和两派决裂。而此时，国内外局势也急转直下。
1792年7月5日，立法大会宣布“祖国危难”，调拉法耶特督军抗敌。各地“义勇军”（Federes）涌往前线（《马赛曲》就是马赛义勇军的战歌）。25日，普鲁士的布伦瑞克公爵（Charles W. Ferclinaud of Brunswick，1735—1806）发表宣言，声言如若对法国王室有损分毫，必严惩法国人。8月1日，宣言传到巴黎，被解读为路易通敌的证据，全城哗然。
1792年8月10日，巴黎群众进攻路易的行宫——杜伊勒里宫。这是大革命的转折点，为王权敲响了丧钟。事件是完全有预谋的，但结局则有点出人意表。
早在7月3日，也就是立法大会宣布“祖国危难”的前两天。吉伦特派代表在立法大会上指责路易是一切乱事和战事的因由，他实质上已放弃了履行国王的职务，理应被废。立法大会邀请各省的义勇军在开往前线途中进入巴黎庆祝国庆，用意是再来一次“逼宫”。果如所料，这些义勇军纷纷请愿，要废掉国王。国庆之后，还有很多军队不愿开走。7月15日，他们秘密成立中央委员会，与巴黎市内各区的革命分子互通消息，天天开会，协调“起义”。最早准备在26日起事，后又改到30日。到27日，巴黎市长让他们在市府设“通讯处”。其实巴黎48个区不全是主张废路易的，但在各区的会议中，雅各宾派与同路的长裤汉跟温和派不断冲突，渐占上风。8月1日，布伦瑞克宣言传来，巴黎革命情绪极度高涨，突破沸点。巴黎市长仍力劝押后起事。8月3日，他向立法大会报告，说巴黎各区已决定要行使“独立主权”，有些区更威胁说，除非立法大会在8月9日前满足他们的诉求，否则就会发难。立法大会却迟迟未有行动。
8月9日晚上，革命者终于起事。巴黎48个区有28个响应（虽然有47个区“支持”废国王），成立“革命公社”（Insurrectional Commune）。这里要说一说巴黎的政制。“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是巴士底革命之后的巴黎市政府，议事会有144个代表，来自巴黎的48个行政区。这跟革命前的大议会很有关系。当年为举行大议会，要选举代表，路易政府就把34平方公里的巴黎划分为60个选区。革命之后，国民会议于1790年5月21日重新改划为48个行政区，每区设一个民政委员会。当初，各区委员会的16个委员是由当地有选举资格的市民（有产阶层）选出来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与巴黎公社沟通的渠道。但从1792年春开始，也就是对奥属尼德兰战事失利期间，区委员会越来越政治化。到了7月时，巴黎大部分市民要共赴国难，就取消市民选举资格的财产限制，也就是真正的全民（成年男性）参政。马上，中、下阶层就拿到政权，委员会变成长裤汉（sans-culottes，有译“无套裤汉”，见本书第六章）的政治机关，被改称为革命委员会。8月9日，由最激进的科德利尔派的丹东、德穆兰和埃贝尔[12]带动各区组成“革命公社”，以别于由雅各宾派支配的“巴黎公社”。可以说，那时的政治局面如下：全国性的立法大会由吉伦特派支配，但未能垄断；左右政局的巴黎公社则由雅各宾派垄断；巴黎激进地区和战斗力强的长裤汉队伍就由科德利尔派带领。8月头一周，德穆兰给妻子的信写道：
我的好露西尔，不要因为你见不到你那口吃的老公而哭泣。我完全投身革命。你如果能够看见我在市政府的车队里你一定会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在公众前露面。我像堂吉诃德般的骄傲……我在罗伯斯庇尔家吃饭……我快要写好我的演讲词了，他们要我下星期二在市议会宣读。我昨天在议会说了几句就把那些应声虫似的议员吓坏了，很多人都鼓掌……
信中提到的那篇演讲词很长，结尾的几句是“警钟一响起，就让全国人民集齐；让每一个人，如同当年罗马人，都有权去处决阴谋者；一天的无政府比四年的国民会议更能保障自由和拯救国家”。
8月9日晚上，巴黎公社代表们正在市府开会，革命公社的代表也同时来到市府。“合法”的巴黎公社与“非法”的革命公社分别在两个厅里开会。8月10日早上6、7点钟，革命公社正式通知在隔壁的巴黎公社，决定取消巴黎公社，但会保留市长和部分官员的行政功能。一小时后，革命公社的队伍就开始向杜伊勒里宫进发，包括长裤汉、国民警卫军和来自各省的义勇军约2万人。
路易方面也有准备。前些时候，他已经用钱收买了一些政客，包括巴黎市长。但这些政客看见事态严重，都借故溜开，更有人建议路易退位，但路易决定保卫杜伊勒里宫。早在6月25日（也就是6月20日吉伦特派第一次逼宫之后几天），路易就在宫内部署950名瑞士卫队、200—300名武装贵族，2000名亲王的警卫军和部分志愿军，理应足够应付。但是，国民警卫军的指挥被骗说市政府召唤他，他对革命公社的成立一无所知，于是轻身前往，很快被扣留，稍后被杀。10日早上7点，杜伊勒里宫的防军就看见革命队伍远远地开来。路易巡视防线时，保王的国民警卫军中就有人高叫不会对兄弟开炮，但路易有没有听到就没有史证了。
路易本人憎厌暴力和流血，不听王后劝阻，就在此刻放弃督战，带着家眷和几个随从跑到杜伊勒里宫旁边的立法大会会场。场内正在开会，路易进来说：“先生们，我到这里来是为要避开一场罪行，我相信没有比和你们在一起更安全的。”大会主席说：“陛下，您可以信赖立法大会。代表们都曾宣誓维护人民的权益和合法的政权。”路易就坐在主席旁边，但有人指出，国王在场，大会不能议事，就请他移驾到主席台后面的记者席。坐在那儿，路易脸上仍保持一贯的呆滞，了无神采。
路易一跑，防军士气瓦解。武装贵族率先离场，部署在外围的亲王国民警卫军也开始加入革命国民警卫军的行列。革命队伍如同操演般，兵不血刃直抵宫门。上午8时开始发动攻势。首先，来自马赛的义勇军涌进外廷。驻守花园的警卫军炮队立即倒戈，剩下来就只有在宫内的900多名瑞士卫队。革命派向他们招降，得到的回应是：“我们是瑞士军。瑞士军至死也不会放下武器，我们不能忍受投降的耻辱。我们可以被依法解散，但不会擅离职守，或交出武器。”双方在宫内大楼梯上下两端，对峙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不知谁先动手，瑞士军从上至下，先把宫内的革命派赶到外面，然后就夺回了花园里的大炮，外面的革命派见状四散，不知情的还以为“中伏”。从此，长裤汉对瑞士军极为痛恨。
瑞士军收复宫外阵地，革命派援军也开到，把瑞士军推回宫内。那时，路易也听到枪声，就写了一张字条叫人立即送过去。字条上写着：“国王命令瑞士军立即放下武器，回返军营。”瑞士军进退两难，进则弹尽，退则必死。最后，还是撤退到宫后的军营。革命派当然不放过，一路赶杀，900多人只有300人保住了性命。[13]
露西尔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但又作为当事人的身份，在日记中动人地描述了这次惊人的行动：
1792年8月9日，我们将会怎样？我再也受不了了。卡米尔，啊，我可怜的卡米尔。你会怎么样？我无力呼吸。今天晚上，这生死之夜！主，如果你真的存在，救救那些值得你救的人。我们想自由，啊，主啊，代价何其之高！在我最痛苦的时刻，勇气离我而去。
8月9日到现在，真是天翻地覆！巨变发生了！如果我不停地写下来，不知会写满多少册！我怎样会记得这么多！算了，让我记下一些来。
8月8日我从乡下回来。群众情绪已酝酿多时，有人企图暗杀罗伯斯庇尔。9日，我们请了一些马赛义勇军的人吃晚饭，席间很是高兴。饭后大家去丹东家。孩子的妈妈在哭，脸上一片愁容；孩子则一脸惊讶。丹东很是坚决。我如狂人般放声大笑，他们却担心大事不举。虽然我自己也不敢肯定，但装作胸有成竹地告诉他们，大事必成。
丹东太太说：“你怎能笑成这样子？”
我说：“啊，这是因为今晚我会流很多眼泪。”
过了不久，我看见他们拿起武器。卡米尔，我亲爱的卡米尔，拿着一支枪进来。啊，主！我躲进壁龛；我用两只手掩着脸，开始哭泣；但我不想人家看见我的软弱，不想大声告诉卡米尔我不愿他掺和此事，我观察了一会儿，找到一个无人的机会告诉他我的恐惧。他说他一定不会离开丹东，我马上明白他将深入险境。
每队人经过，我都想象是见他们的最后一面。我走进小客厅躲起来，因为那里没有开灯，我不想看见他们在做准备工作。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整个世界都睡了。我们的志士出发了。我坐在床边，像被水淹没般不知所措，有时打个小盹，总是欲言又止。丹东已经躺下，他好像不太担忧；他一直在家里。临近午夜，他们很多次来找他，他最后去了公社［即巴黎市府］。
科德利尔区的警钟长长地响起。我一个人跪在窗台旁，手帕掩着脸，以泪洗面。我听着那丧钟般的钟声，他们徒劳地安慰着我。这个死亡之夜的前一天好像是我的最后一天。
他们来来去去很多趟，有时带来好消息，有时是坏消息。我想我知道他们的目的地是杜伊勒里宫。我觉得我要哭昏过去了。
就这样我度过了一个无比激动的晚上。卡米尔在1点钟回来，挨着我的肩膀睡着了。丹东太太坐在我旁边，准备好随时听到她丈夫的死讯。“不，”她说，“我不能留在这里。”天要亮了，我建议她应该在我身边睡一会儿。卡米尔到床上躺下。我在小客厅放了一张沙发，铺上床垫和被子，她便倒下去睡了。我也躺下来打盹，虽然周围依然能听到警钟声。
起床后，卡米尔离开，我希望他不会遇上危险。我们吃了点早餐。10点钟、11点钟过去了……什么消息都没有。我们拿着昨晚的报纸，坐在小客厅的沙发上试着去读。我们听到街上的哭号声，我们相信巴黎已经被血洗。
我们互相打气，出门去找丹东。路上的人们叫喊着“拿上武器”，四散奔走。我们到了商业大楼，但大门紧闭。我们又打门又叫门，但没有人来开门。我们想从一个面包店走进去，不料它却在我们的面前嘭的一声关上了门。我怒火中烧，最后还是得以通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无所获。很快有人来告诉我们胜利的消息。1点钟，好几个人来给我们送信。有些马赛义勇军牺牲了，消息是残酷的。
第二天，11日，我们看见马赛义勇军的队伍。啊，主啊！这是什么光景！我们的心好像被撕开了。那晚，卡米尔和我在一起。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害怕，家里好像是不安全的。次日，12日，回家时知道丹东被任命为部长。
丹东被任命为司法部长。他任命德穆兰为司法部秘书长（但只做了一个月）。德穆兰在给父亲的信中说：
您已经从报上看到有关8月10日的新闻了吧，我只是告诉您有关我个人的事情。我的朋友丹东，做上司法部长，从这个血腥之日开始，我就和他成败与共。他在议会上说，“若是这次我败了，我就是罪犯”。
自由胜利了。我已入住司法宫。虽然您从来都说我不会有什么成就，但我发现自己已经升到我这一行的最高一级。这并没有增加我的虚荣心，我的虚荣心已经比10年前少很多了，因为我虽然重视智慧、热情、才干和爱国心，但我同样重视感情、人性和对同类的爱心。这些都没有冷却我的孝心；而您这个做司法部秘书长、被称为掌玺大臣的儿子，会在不久的未来向您尽孝道。我相信8月10日的革命确保了自由。接下来的工作是要法国既自由又幸福兴盛。为此，我会夙夜匪懈。
今天，家乡的绅士们心里会充满妒意、憎恨、小气和入骨的仇恨！我怀着从未有过的愁意和焦虑，更强烈地感受到同胞们的罪恶和人生的悲哀。[14]
路易成了阶下囚，立法大会超半数代表逃跑，有史家称之为第二次革命。但这次革命并未如第一次革命（进攻巴士底狱）获得广大人民支持。除了保王和保教会分子外，革命分子中也有人对这次革命的残暴和极端心怀不满。原本，起事的激进分子（科德利尔派和雅各宾派）想趁机解散立法大会，夺取政权，但由于革命公社是为起事而成立的，而且都是巴黎的激进分子，如果马上夺权会惊动各省，所以他们决定暂时保留立法大会（主要仍是吉伦特派的地盘），但立法大会要承认革命公社的合法性（取代旧巴黎公社），并宣布通过全民投票（而不是依据宪法上规定，必须是资产阶层才有资格投票或参选）去选拔代表，召开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定立新宪法（以共和取代君主立宪）。
这次革命有几个严重的后遗症：
（ⅰ）革命分子中，温和和激进两派的鸿沟加深，更不能互相容忍。
（ⅱ）巴黎革命公社支配巴黎，从而支配立法大会，成为法国的实质政府。公社的代表也有很大改变，之前大多是中产阶层和律师，如今大部分是工人（artisans，指技术工人）。公社关注的利益从中产阶层转移到中、下阶层。
（ⅲ）巴黎革命公社对巴黎各区的控制力有限，实质是48个区组成的一个松散联合政体。每区各自为政，有自己的武装和军需（从市府和国民警卫军军械库抢来的）。
（ⅳ）以贫下阶层为骨干的长裤汉队伍势力和实力激增，支配了大革命的方向。
路易虽被囚，但外敌仍未退。1792年8月16日，也就是进攻杜伊勒里宫不满一个星期之后，普鲁士军开入法境，势如破竹；19日，拉法耶特投奥；22日，保王派在全国各地暴动，法军处处失利；9月1日，立法大会宣布全国总动员。征兵标语上写着，“人民，起来武装！敌人已到城门口！”很多人信以为真。市内一片混乱，有警炮声，有战鼓声，此起彼落。
动员之际，又发生了吓人的大屠杀。自从进攻杜伊勒里宫成功后，巴黎革命公社取得实权，马上镇压所有反革命活动。从第二天开始，巴黎各区成立“警备委员会”（Vigilance Committee），10天之内，500多人被扣押，大部分是教士，有的被收监，也有的囚禁在教堂和修道院内（因为监狱都挤满了）。8月底，强敌压境之际，谣言在巴黎传开，说这些教士密谋和敌军里应外合，推翻革命。9月2日，普鲁士联军攻陷可视为巴黎屏障的凡尔登（Verdun）。以巴黎长裤汉和外地义勇军组成的新军在战神广场集合，准备开往前线。当中有人扬言，如内奸不清除就不上前线，因为如果军队一离开，狱中的内奸就会发动反革命，释放路易。丹东在立法大会上发表他最有名的演说，最后一句是：“要敢作敢为，要不断敢作敢为，要永远敢作敢为，法国才有救。”长裤汉激动得不得了。就在此刻，24个教士从教堂被押解到监狱，在监狱外遇到喊杀的群众，教士们想逃入监狱避难，但都通通被屠杀，尸体被肢解，狱中的200多人也差不多全被杀害。下午，长裤汉冲入修道院，又杀了150多名教士。从9月2日到7日，很多城市都发生类似的屠杀，好几千人被处决。事后，没有人被追究，但政治余波绵延不绝。先是名义上仍是当权的吉伦特派被认为太无能，未能控制局面；同时，雅各宾派被指责太凶残。有史家指出，这是法国大革命中人民与精英关系的分水岭，由革命理想引发的暴力成为争夺政治权力的工具；日后的恐怖统治和白色恐怖不是启蒙思想的产品，而是革命与反革命极端化的现象。这场“9月大屠杀”是西方人对法国大革命由正面评价转为负面评价的关键性事件。
立法大会在1792年9月19日解散；翌日，国民公会成立。刚好在这一天，节节得胜的普鲁士大军就在瓦尔密（Valmy）被法军成功阻挡后撤退。大革命进入新阶段：之前是资产阶层与贵族阶层对峙，之后是资产阶层与无产阶层对峙。
党派之争反映在国民公会开会的会场席位上，大致是这样。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激进分子，但也包括科德利尔派中人丹东和德穆兰等（他们也同属雅各宾派），组成激进的“山岳派”（Montagnards），坐在会场上端；坐在他们下面的是以布里索为首的国民公会当权派——吉伦特派和他们的同路人，相对比较温和；在最低席的是以西哀士（也就是从教士身份转到平民身份，写出革命宝典《什么是第三等级？》的那位，见上）为首的中间骑墙分子，又叫“平原派”（Plains，或法文Marais）。
对外，法军挡住入侵的奥、普联军，从此节节得胜，但外侮消除却加剧内争。国内局势迅速进入极端恐怖。国民公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王室，宣布共和。[15]这是天翻地覆的彻底革命，连历法也改了，定1792年9月22日，即共和的第一天，为元年1日。宗教按照神以6天创天地，第7天休息而制定的7天一周的星期制也被改为10天一周。[16]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都想共和，但山岳派更关注平民利益，鄙视吃政治饭，而且不怕使用暴力。他们最大的分歧是在对路易的审判（山岳派主张国民公会全权决定，吉伦特派主张全民公投）和巴黎与革命的关系（山岳派主张在对外战争期以巴黎为国家中心，吉伦特派不想巴黎在任何时间超越各省）。其中，巴黎与各省的矛盾是吉伦特派的最大苦恼。当时，各省都反感权力过度集中于巴黎，但吉伦特派的政治现实是，它的权力基础包括巴黎和外地，必须兼顾两者。一方面，他们想约束这个“煽动分子和媚民分子充斥的首都”，但又不想各省拥有过大的权力而走向“联邦”制度。他们当然明白，经过近200年路易王朝的经营，巴黎已成为不可取代的权力中心，但他们又想把这权力只集中在中、上资产阶层的手里。
国民公会成立还没几天，当权的吉伦特派就接二连三指控罗伯斯庇尔有独裁之心，又控诉山岳派没有制止9月大屠杀（其实也是当权吉伦特派的无能）。罗伯斯庇尔为自己辩护，并为雅各宾派和他在巴黎以及外围地区的支持者辩护。此时，吉伦特派跟以雅各宾派为主力的山岳派已势同水火，但他们之间仍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彻底消灭路易王朝。
吉伦特派从未想提审路易，但又知道若是路易无罪，第二次革命（进攻杜伊勒里宫）就属违法，共和的法理基础就会动摇。（罗伯斯庇尔也说过：“假若国王没有罪，废国王的就有罪。”）但如果路易有罪，就难免一死。属温和革命的吉伦特派中人不想见此，但山岳派中人认为路易招外敌复位罪无可恕，而长裤汉更认为在杜伊勒里宫“中伏”（见上）是路易诡计。
11月20日，人们在路易宫中发现有一口铁箱，内藏与奥、普的来往书函，路易大限难逃。12月3日提堂，11日与23日被押解到国民公会。山岳派把事件定性为通敌，因此路易就是叛国。吉伦特派希望以全民公投去决定路易命运，不遂。罗伯斯庇尔看穿了吉伦特派的困境：如果他们支持处决路易就会失去“温和分子”，如果他们反对处决路易就会失去“爱国分子”（特别是长裤汉）。因此，他以“路易必须死，法国才可生”去逼迫吉伦特派做出选择，以作为日后山岳派与吉伦特派龙虎斗的政治本钱。
1793年1月14日，全体国民公会代表表决路易命运。每个人都要走上主席台前投票，并说出理由，最后一致通过，路易罪名成立。[17]16日表决处分办法。吉伦特派内部产生严重分裂，赞成与反对处死的各半，致使山岳派得胜。[18]一周后，路易被推上断头台。而国民公会中投赞成票与投反对票的成为死敌；国内保王分子化悲愤为力量，积极谋划复仇；国外势力决心铲除弑君的革命派。这就是山岳派与吉伦特派生死斗的背景。
注：
[1] 雅各宾派是到此刻才变得激进，因为君主立宪分子在7月（路易出逃失败之后）集体退会，另组保王派斐扬会（Feuillants，以开会场址的修道院命名），留下来的就是共和分子。要注意，在此之前，雅各宾派从未正式表态共和。事实上，吉伦特派也是从雅各宾派分出来的，代表温和共和。
[2] 他们是巴黎中、下阶层的激进分子，代表群众暴力。在下面“解故事”之“第二次革命”有详细介绍。
[3] 这是典型的德穆兰笔法。革命笔法往往包括人身攻击，甚至涉及对面貌、衣着、发型的批判。日后德穆兰攻击布里索也是如此（见第七章）。
[4] 丹东逃往英国，德穆兰躲起来。个把月后，事件开始平息。8月21日，德穆兰的身份从“追捕”改为“传讯”，9月11日被大赦。
[5] 这是罗伯斯庇尔做成的。他在1791年5月18日国民会议通过“引退法”（self-denying ordinance）：国民会议现任代表不能在下届再任代表。另外，早在1789年11月7日国民会议通过了代表不能担任官职（担任立法的不许担任行政）的议案。
[6] 不能翻译，指的是行骗、诽谤。
[7] 悉尼（Algernon Sidney，1623—1683），英国内战期间的政治哲学家，反君权，主共和。
[8] 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英国共和政府的护国公，被法国革命分子视为反革命的独裁者。
[9] 马拉有病，不能见光。
[10] 科布伦茨（Koblenz），当时法国东面边境上的一个城邦，是出逃贵族聚集的地方，德穆兰用它代表境外的保王势力。
[11] 德穆兰用他代表国内的保王势力。
[12] 他是革命中激进分子中最激进的。在下面第八章有详细介绍。
[13] 瑞士人后来为这批雇佣兵立碑纪念。
[14]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德穆兰的革命心态开始改变。这时距离恐怖统治还有一整年，中间还有很多政治血腥，他也从鼓吹暴力到反对暴力，最后被打成反革命的姑息派（Indulgents）。
[15] 史称“法国第一共和”，到1795年10月26日国民公会解散时结束。
[16] 这一更改招来劳动阶层的抗议，因为每年52个星期天的休息日就缩减到只有37个休息日。
[17] 罪名是阴谋摧毁公众自由和整体安全。路易是以公民而非国王身份受审的。
[18] 投票结果是，赞成处死361票，免死或缓刑360票。奥尔良亲王（改名“平等”）投下致命的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