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干掉自己人：从恐怖到痉挛
兔死狗烹：罗伯斯庇尔干掉丹东。
众叛亲离：罗伯斯庇尔被狐群狗党干掉。
法国进入大痉挛。
“温和”（其实已经是相当激进）与“极端”（其实是激进中的更激进）之争，可以从德穆兰（革命初期是激进，现今被指不够激进，太过“温和”）与其政敌（比德穆兰等更激进的极端分子）相周旋中看出端倪。
德穆兰攻击敌人，但他的敌人也算计他。他们对德穆兰在布里索与吉伦特派人被判刑时表现出的歉意很不满意（见第三章）。那时，雅各宾会和科德利尔会在罗伯斯庇尔的主张下发明了一套政治仪式，叫“净化”：允许被指摘“爱国心不足”的会员在大会上自辩，借此净化，如果众人认为他无罪，就可以保存会籍，不然，就被开除会籍。被开除者绝无例外地会被提交革命法庭审讯，不逃亡就死亡。
被德穆兰在第二期《旧科德利尔》点名的肖梅特，在刊物出版后两天就被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会上提出严厉指控，用的差不多一字不易是德穆兰所写的东西，随后被开除会籍。现在轮到德穆兰需要“净化”了。他在布里索等吉伦特派人受审时的态度就是罪证。他被质询为什么在国家敌人被判刑的时候表现出怜悯和后悔；为什么要为保王倾向的狄龙将军辩护，并写《致狄龙将军信》（见上文）。德穆兰的自辩记录是这样的：
我相信狄龙的英勇和对国家有贡献，所以我替他辩护。至于受审的吉伦特派人，我与他们的关系特殊。我从来都爱共和，效忠共和；但我很多时候被骗；我承认，我崇拜过米拉波。［那时，米拉波与路易暗通的罪证已经曝光，遗体被迁出先贤祠］我敬仰……但当我一知道他们不再是雅各宾派，我就马上舍弃与他们的友谊和对他们的敬仰。真是造化弄人，曾在我结婚证书上签名的60个革命者，现在只剩下两个朋友，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其他的不是出走就是上断头台。在21个受审的人［指布里索案］之中就有7个。在这种情景下，伤感是完全可以谅解的。虽然如此，我发誓，我并没有说，“他们是死得像布鲁图斯一样的共和人”。
我说：“他们死为共和人，却是搞分裂的共和人[1]，我不相信他们之中有保王分子。”
这番话总算被众人接受了。有人叫：“卡米尔不幸选错了朋友，让我们热情欢迎他，去给他做出示范，我们懂得怎样去选我们的朋友。”罗伯斯庇尔也起来为他说话：“他过度自信并容易被人误导，但他从来都是个共和人。他爱米拉波、狄龙，但当他发现被骗时，他就自动地打破他的偶像。我建议让他满怀信心地继续发展，但他将来要比较收敛，不要因为某些人在政坛上有些头面就被他们所骗。”言下之意再清楚不过了：德穆兰就像个被宠坏的、不知进退的孩子。罗伯斯庇尔虽然是帮他，但也刺激了他，埋下两人日后关系紧张的伏笔。但是在此刻，罗伯斯庇尔说的话就是法律，德穆兰被保住了。
在《旧科德利尔》的第四期，德穆兰表态坚持“宽恕”（这一期在12月21日出版，刚好是妇女请愿团向国民公会请求释放被囚家属而国民公会答应委任“公义委员会”去复核无辜者的第二天，见上文），他的立场间接为他敲响丧钟。他写道：
我不同意放弃恐怖统治。但是，我肯定如果我们有一个“宽仁委员会”，自由将会更为巩固。这个委员会将标志着革命的完满结束，因为智慧地发放宽仁是个最有效的革命手段。笨人与恶棍可以说我是温和派，我不会以我的愤怒比不上布鲁图斯的愤怒为耻。
他非但把“宽仁委员会”比作革命的完成，更把自己比作革命的完人。这令他的敌人和朋友同样吃不消。结尾的一段也颇为大胆。
作为一个新闻评论者，我依赖的是国民公会代表们所拥有的言论自由。由于我的声音不响亮兼有口吃，我没有其他办法去表达我的意见，只能用我的笔去写出我所认为的革命最佳策略……我要说，如果我的同志们有人认为我的“宽仁委员会”不中听和偏于温和，我只好用马拉被人指责他的言论过于暴力时他所做出的回应：“你真的对我一无所知，噢，天啊！我要对你们说，我是不会后退的。”
在恐怖统治里头，谈国是不是文人的笔战，而是生死决战，败者是要上断头台的。埃贝尔派也在找机会出毒招。此时德穆兰的靠山丹东虽然重返巴黎，但在世事瞬息万变的时刻，几个月的退隐使他在国民公会、雅各宾会和科德利尔会的影响力大降。罗伯斯庇尔虽然想约束极端的埃贝尔派，但他对丹东又憎又惧，不想见他重得威望。
就在第四期《旧科德利尔》出版的那天，雅各宾会场里，有一个人[2]起来指控德穆兰有犯罪和反革命倾向，还窝藏卖国贼，建议开除他会籍。和议者包括德穆兰的死敌埃贝尔，以及刚被公安委员会召回巴黎，曾血腥镇压里昂暴乱的科洛·德布瓦[3]，此君是日后革命笼里反的主角之一。此时德穆兰可谓四面楚歌，唯一没有表态的就只有罗伯斯庇尔。
德穆兰没有在会上自辩，他说要在《旧科德利尔》上公开地为自己辩护。这也就是《旧科德利尔》第五期的主题（他在12月25日就已经写好，但要到1794年1月5日才发售）。对于人们议论要开除他的会籍，他以哂笑置之。首先，他反控他的敌人贪污、腐化。这是典型的德穆兰式的反客为主。但他知道真正要整他的是极端的埃贝尔派，甚至埃贝尔本人。为此，他先树立他在人民眼中的形象，复述当年他如何发动革命，又提及他的《巴黎街灯》，去证明他对革命的热忱和奉献。最后他晦气地说句反话：“真的，法国公民，5年来我一直用阴谋去谋求法兰西的共和、幸福和丰盛。”然后他把箭头指向埃贝尔；他绝没有怀疑罗伯斯庇尔对他的支持已有所动摇。这里，德穆兰从激烈、冲动走向理想。
噢，同志们，我借用布鲁图斯对西塞罗[4]说的话：“我们太害怕死亡、流徙和贫穷了。”……牺牲荣耀去延长生命，值得吗？呀，怎了！当每日有12万法国士兵面向布满大炮的阵地，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我们这些国民公会的代表，就不能像士兵们一样无人见证地在黑夜里倒下、在阴影中被射杀？我们若是为自由而死，我们的死亡会是光荣而庄严，被全国、全欧和后世所见证——我们怎可以比我们的士兵们懦弱？……我们不敢挑战《杜谢恩老头》的愤怒吗？——并借此去赚得法国人民所期待的伟大胜利——击败极端革命和反革命的胜利，击败所有阴谋家、坏蛋、野心家和人民公敌的胜利？……同志们，不要像生病的人一样呵护生命，而要像个共和主义者一样保卫我们的自由和原则！就算万一诽谤和罪恶暂时战胜德行，就算我在吊架上临刑那一刻，我会被曾经热爱祖国和共和的情操支撑着；我会被将受万世见证的期待支撑着；我会被所有忠诚共和者的景仰和痛惜围绕着；我要问，谁可以说我会把我的命运去跟那卑鄙的埃贝尔交换？他，以他的文字驱迫二十种等级的法国人进入绝望；把三百多万他憎厌的法国人一举送上死亡；为了抑止他自己的自责，他追求一种比酗酒还厉害的迷醉，他不断舔吃断头台下的血！在这战乱的时刻，当我眼见我的兄弟因自由而被乱劈、肢解，断头台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一把马刀。身为一个议会代表，要是死，哪有比作为勇毅与共和的牺牲品更光荣？
在几天后写好的《旧科德利尔》第六期（1793年12月30日完稿，但要到1794年2月才面世），他再度尖锐攻击埃贝尔。
“神迹！”他说道，杜谢恩老头改变了他的信仰！他在最近一期这样写，“我已经说了上百趟，我要永远说我们要效仿长裤汉耶稣！我们要完全按《圣经》的一字一句去和平地与所有人生活在一起”[5]。当埃贝尔这样说的时候我将会带头叫，“国库花再多的钱也要买你这本期刊”。[6]继续吧，埃贝尔，你说的那个神圣的长裤汉［指耶稣］也曾说过，一个悔罪的杜谢恩老头比99个无罪的“旧科德利尔人”会为天堂带来更大的欢乐。[7]但你也要记着，这本书（指《圣经》）也写着“你不要说谎”。
埃贝尔的反击也刚握住德穆兰的死门，把德穆兰当年的“热诚”去对比他如今的“冷漠”。他的《杜谢恩老头》煽动着巴黎的中、下阶层读者，其中这样写道：
这里，我英勇的长裤汉们，这里有一个你们已经忘了的伟人。你们真的是忘恩，因为他宣称如果没有他，革命将永不发生。从前他自称是“巴黎街灯总检察长”。你以为我说的是那个单凭他的胡须就使保王分子闻风丧胆的杀手吗？不，我说的是以和平分子自居的那一位。他要你相信，他的胆子比鸽子的还小；他敏感到连听到“断头台”这个词都会骨头发抖；他是个伟大的导师，身上包藏了所有爱国志士智慧的总和，超越了整个国民公会的判断能力；可惜他的口齿不灵，不然他定会证明《监察报》[8]和公安委员会都是无知之辈。但是，他虽然不能讲，卡米尔公子却能写，他写的东西使温和派、保王派和贵族们开心得很。
大难终要临头。德穆兰虽然仍以为罗伯斯庇尔会支持他，但后者犹疑了。刚从里昂回来述职的科洛·德布瓦是公安委员会委员，以凶残闻名。他首先发难，在1794年1月5日《旧科德利尔》第五期公开发售的当天，在雅各宾会开特别会议时，他起身发言，指控德穆兰与温和派中人交往，措辞倒相当客气，主要说德穆兰真心爱国，只是误交匪人，劝他日后要小心选友。这种“教孩子”的态度，无论有意无意，都是德穆兰最不能忍受的。于是小事变大事，他坚持要立即公开宣读他的《旧科德利尔》第五期作为自辩。但埃贝尔强烈反对（他肯定看过，并知道内容对他不利），高叫：“卡米尔想转移视线，节外生枝……他指控我偷国家的钱——一派胡言！”德穆兰回应：“我手里有的是证据！”会场一片哗然。罗伯斯庇尔的弟弟奥古斯丁（也是雅各宾会员）站起来安定气氛：“不可以人身攻击……我们开会不是为了保护个人的名誉；如果埃贝尔是个贼，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能容许以指摘别人来扰乱会议的讨论。”埃贝尔说：“我没有值得被指摘。”奥古斯丁回质：“你挑起了各区的斗争。”这个直接的指摘使埃贝尔无言以对。此刻，罗伯斯庇尔站起来，他对埃贝尔绝没有好感，但仍想息事宁人，指出国难当前，大家要放下己见，但言下也好像暗示德穆兰对埃贝尔的指控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接着继续开会，但事情并没有了结。
两天后，德穆兰又被召答辩。他承认他的文字可能对温和派太温和。罗伯斯庇尔又站起来为他辩护，但说的话却大出德穆兰意表。“我好几次为卡米尔辩护了。这阵子我反思了他的性格：今天，我的辩护与前不同。卡米尔答应过在他的《旧科德利尔》里删除满纸的政治邪说、错误和不对头的建议。但是，这刊物的惊人销量和贵族们对它的高度赞扬使卡米尔趾高气扬，并没有放弃这条错误的路线。他写的东西有危险，它们滋养敌人的希望、纵容公敌的歹毒。……卡米尔写的东西需要被谴责；但也得小心分开他个人和他的写作。卡米尔是个有好性格但被宠坏的孩子，交了损友而被误导。我们需要对他写的东西，连布里索也不敢表达的东西，表示抗议，但要保存德穆兰在我们之中。因此，我要求把卡米尔的期刊在会上烧掉。”
德穆兰呆住了。他以为罗伯斯庇尔会支持他写的东西，他甚至以为他是做罗伯斯庇尔的喉舌，他更不能忍受罗伯斯庇尔对他像恩赐般的“宠爱”。于是，他脱口而出，甚至没有口吃：“这很好，罗伯斯庇尔！但我的答复，就像卢梭说的一样：‘烧不是个答案。’”这句大胆的话也挑起了罗伯斯庇尔的怒火。丹东见状，想平息双方怒气，说：“不要害怕，卡米尔。罗伯斯庇尔刚才给你这个严厉的教育是出于他对你的友谊。”但罗伯斯庇尔也怒火难消：“既然卡米尔仍要为他写的东西辩护，那么，不烧也罢！我们就决定让他污辱盖身；既然他固执他无理的抨击和危险的意见，我们的雅各宾会就不再压抑它的义愤。很明显，我错误地认为他仅是被误导；如果他真是凭良心的，如果他只是因为心地单纯而写出这些东西的，他就会不敢坚持这些被爱国志士排斥、被反革命分子欢迎的东西。他的勇气是假的，后面显然有人主使，而德穆兰是某些卑鄙派系的工具，利用他的笔去无耻和无惧地散播毒素。就让卡米尔用自己的嘴去审判他自己，让他马上在会上宣读他的刊物。”接着，他转身面向德穆兰，怨恨和挑衅地说：“你要知道，假如你不是卡米尔，我不会对你这样纵容。你仍为自己辩护就是证明你用心不良。”
德穆兰势成骑虎。会上马上由一名记录员宣读《旧科德利尔》第五期，跟着是其他的期次（那时第六期虽是完稿，但仍未出版），一直读到第二天。最后由罗伯斯庇尔做总结。他指摘德穆兰既讲真话又讲假话，既聪明又自欺；雅各宾会开除他的会籍与否无关紧要，他只是一个人；国家利益现在受到两个党派威胁——反革命和极端革命。“在我眼中，卡米尔和埃贝尔同样有错。”这也许就是罗伯斯庇尔稍后铲除德穆兰和埃贝尔两人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伏线。
德穆兰当然知道处境危殆，知道走下去会有什么结局。罗伯斯庇尔的态度使他睁开了眼，但他并不后悔他的立场。当时，他并没有被开除雅各宾会的会籍，但从此很少去开会。但比雅各宾会更极端的科德利尔会（当初由丹东和他当家，现今由埃贝尔派把持，由长裤汉支撑）没放过他，他们通过一个预示不祥的决议：“卡米尔虽然曾为革命做了很大的功绩，但他已被开除会籍，并失却我们的信任。”
摧毁埃贝尔和支持者，德穆兰功不可没。他可能希望以功保过，逃出大难，也可能他以为丹东可保住他。丹东鄙视公安委员会和它的所作所为，当他知道它阴谋害他的时候仍坚信“他们不敢”。但是，他在革命关键时刻退隐使他与群众意识脱了节，大大削弱了他的影响力。恐怖统治使这个发动第二次革命的元老显得“温和”，甚至“软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事事严谨的罗伯斯庇尔也许认为天马行空的丹东对革命是阻力多于助力。德穆兰知道他的革命战友们有些与他反目，有些与他疏远，他位孤势危，但他也许相信“人民”不会牺牲他。可是他仍未察觉到革命的领导人已经一一被“人民”遗弃——米拉波、拉法耶特、布里索——现在要轮到他了。
《旧科德利尔》第七期写于1794年3月，但要到他死后才出版。它的内容比前几期更勇，尤其是有关罗伯斯庇尔的部分（“这些暴君永不缺借口利用诽谤去消灭令他们不悦的人”）。这一期的形式是他与一个想象中的“旧科德利尔人”对话。他把罗伯斯庇尔比为屋大维[9]，丹东是安东尼[10]。当印刷商看到手稿，吓得马上说不能印行。我们可以想象，若是出版，德穆兰更难逃一死。
3月底，埃贝尔和同党们都被罗伯斯庇尔策动的公安委员会送上了断头台（3月24日），罗伯斯庇尔快要向丹东的姑息派开刀的消息传得很盛。德穆兰腋下夹着一叠纸，在街上碰上一位旧日老师。这位老师说：“卡米尔，你夹着的是什么东西？”他回答：“是我的《旧科德利尔》，想拿一份？”“不，真的不！太危险；要烧的！”“懦夫。”德穆兰笑道，跟着引述他经常爱用的一句拉丁名言，“吃吧、喝吧，明天我们都会死！”
对姑息派的直接行动在3月中旬开始，也就是埃贝尔派被整肃之后（处死之前）。首先是公安委员会驱逐亲丹东的委员。丹东的亲信劝他逃走，他无动于衷，“有什么用？抗拒？不，血流够了；我宁愿自己死。我宁愿自己上断头台而不是送人上断头台。”其他人再三劝说，他的回应是：“一个人是用他的鞋跟去爱国的吗？”他仍相信公安委员会不敢动他。
谣言纷纷，传说公安委员会要马上动手了，但委员诸公一言不发。有关罗伯斯庇尔的立场，那时的一个说法是他表态不会因与丹东的个人关系深厚而去营救他，他会为共和的存亡遗憾地牺牲朋友。
3月29日，也就是埃贝尔上断头台后的第6天，巴黎突然爆发反革命情绪。极端派被整肃使某些人认为恐怖统治要结束，甚至会有平反。那天晚上，有人在雅各宾会上抗议，并把这些反革命活动归咎于温和派。公安委员会之一的科洛·德布瓦（也就是两个多月前在雅各宾会上带头指摘德穆兰的那个）马上做出回应：“静下来！这些计划注定失败。我们迅雷般打击了欺骗人民的坏分子［他指埃贝尔派］，撕下了他们的面具，但他们不是唯一的！……我们会撕下所有的假面具。姑息派不要以为我们是为他们而作战！……不用等多久，我们会知道怎样去揭发他们。”这可以说是公安委员会要对丹东派发难的先兆。
第二天，公安委员会召集相关委员会集体议事（这是公安委员会为加强重大决定的政治合法性的一贯做法）。会上，由罗伯斯庇尔的亲信与伙伴圣茹斯特[11]为主要发言人，力陈丹东派的温和主义和反动。建议逮捕所有姑息派人。各有关委员会共签拘捕令，只有几个人拒签。会后，拒签的委员就派人去通知丹东逃命，丹东拒绝。
祸不单行。当天早上德穆兰接到父亲来信，通知他母亲去世。德穆兰多次对父亲说会回乡探望，总未能成行，如今竟成永别。晚上，德穆兰无法入睡，整晚枯坐，愁思澎湃。露西尔陪着他，但最后坚持不住，到了隔壁房间休息。为了分散愁思，德穆兰修改刚由印刷商送回来的《旧科德利尔》第七期稿件。他一定知道这将是他的遗言。
早晨6时左右，寂静的街上传来一阵喧闹，皮靴踏步声，剑套着地声越来越近。德穆兰推开窗，伸出头望，一队士兵已站立在他家门前。他早有心理准备，毫不犹豫走到隔壁，妻子还睡着，幼子在她旁边的小摇床上。看见妻儿那么的安宁，他犹豫了，怎样跟他们说？“他们来捉我了，”他静静地说。妻子醒来，不知所措。德穆兰匆匆地拿了几本书，放在小匣里，包括《墓畔沉思》（Meditating Among the Tombs，James Hervey，1714—1758）和《夜思》（Night Thoughts，Edward Young，1683—1765）。他跪在小摇床边，亲吻幼子，然后转过身来，与妻子做最后的拥抱。他接着下楼，开门，士兵围上来，用大绳狠狠地把他绑起来。邻居们有醒来的，在窗后看着德穆兰被带走。
丹东和其他人也同时被捕，两天后开审。48小时内，德穆兰写了两封长信给妻子，是情书、史书，也是绝命书。
头一封如下：
我的露西尔、我的维斯塔（Vesta）[12]、我的天使，命运带引着我的视线从监狱到公园[13]，在那里，我花了8年的时间去追求你。看见卢森堡公园令我想起一大堆关于你的回忆。我虽然孤零零，但思维和想象力并没有离弃我，我几乎可以真切地感觉到你、你的母亲、我的小奥拉斯[14]。
我写这封信只是想拿些必需的东西。但我要用在狱中的所有时间给你写信，因为我再也无须执笔为自己辩护。我的辩护全在我写的8卷文章里。它们是很好的枕头，我的良心在其上安眠，期待后世的公评。
噢，我的好露娣[15]，谈别的吧！我要倒在你的膝盖上，我要伸手拥抱你，我抱不到我可怜的露露[16]……
送一个水壶过来，那个写着“C”和“D”的——我俩的名字。送一张床单给我，顺带捎上我几天前买的那本12开的书，它有些空页，可以用来写笔记。这本书讨论的是灵魂不灭，我有必要说服自己神是存在的，它比人更公平，而我与你一定有机会相会。亲爱的，不要太受我的想法影响。我对人和对自由并未绝望；是的，我的至爱，只要你送书过来，我俩一定可以在卢森堡公园再见一面。再见，露西尔！再见，奥拉斯！我不能拥抱你，但通过我流下来的眼泪，好像我仍抱你在我的胸膛上。
第二封，也是最后一封：
仁慈的睡眠短暂地消除了我的苦恼。睡着的时候最自由，没有被囚禁的感觉，上天可怜了我。在梦中我片刻与你相见，我轮流地拥抱你和奥拉斯，但我的小宝贝因意外受感染失了一双眼睛，我很悲伤，就醒来了。我发觉自己在小监房里，天也刚亮了。不能再见到你和听到你了……我起来，至少我还可以给你写信。但一打开窗口，孤独的感觉，那可怕的、把我俩分隔的门锁，打破了我灵魂的安稳。眼泪涌出来，毋宁说是我在啜泣，在坟墓里喊叫道：“露西尔、露西尔，你在哪里？”
昨天晚上，我也曾有过相似的一刻。我感觉我妈似乎在公园里，我的心一阵刺痛，身不由己的我跪在门锁前面；我合起双手恳请她怜悯……
我在墙上发现一个小隙，便把耳朵靠着去听，我听到一声叹息；我细声地说了几句，回应的声音听上去像是个受苦的病人。他问我的名字；我说了。“噢，我的天！”接着我听见他跌回床上。我清楚听出是法布尔·埃格朗蒂纳[17]的声音。我问他；“是，我是法布尔，”他应道，“但，你被关在这里！难道反革命成功了？”我们不敢再多说，若被人听到，恐怕连这小小的慰藉也会被仇恨所剥夺……
但最亲爱的，你不能想象单独监禁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任何原因，没有受到盘问，没有一张报纸。它既是生存，又是死亡；让人感觉就像是在坟墓里存在。常言道清白使人平静、勇敢。呀，我亲爱的露西尔，我的至爱！我的清白使我软弱，我无力去做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一个丈夫！
如果是皮特或科堡如此苛待我[18]也就算了，但却是我的同志！——是罗伯斯庇尔签署我的拘捕令——是我奉献多时的共和政权！这就是我为她做这么多牺牲的回报！……
是我，为了共和政权在过去5年来多次身蹈险境、招致骂名；是我，在革命中坚守廉洁，甘于贫穷；也正是这个我，只求你的原谅，我亲爱的露娣。只有你必会原谅我，因为你知道我的心，虽然我有所有的瑕疵，你不认为我配不上你；而那些自称是我朋友的、自称是共和主义者的人把我扔到监狱里，单独囚禁，好像我是个阴谋者。苏格拉底被判服毒，但至少他在狱中可以见到他的朋友和妻子。要与你分开是最难受的。最重的刑罚不是死，而是与他的露西尔分开，死的感觉只是一刹那的痛苦，与你分开才是长久的折磨；一个有罪的人不可能做你的丈夫，而你爱我只是因为你知我的生存完全是为了谋求我同胞的幸福。
他们要召我了……
刚才，政府的委员来盘问我，只问一条：我有没有阴谋对抗共和。这么的嘲弄，他们怎能这样侮辱我这个最纯洁的共和主义者，我看见在等待我的命运。永别了。
从我身上看到人的无礼和忘恩。我的最后一刻一定不会让你蒙羞，你现在知道我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我的预感总是对的。我娶了一个德行如此之美的妻子，我做了个好丈夫、好儿子，我本来也会是个好父亲，我怀着所有真诚的共和者、所有爱护德行和自由的人的骄傲和遗憾。我将死于34岁，但在过去5年里我奇迹般地有惊无险越过革命的许多悬崖峭壁，毫发无损，我仍是活着；我安详地把我的头放在我的文章堆起的枕头上——数之不尽——但它们呼吸着同样的对人类的爱、同样的为同胞谋求幸福和自由的愿望，即使暴君的斧头也无法触及。我清楚见到权力使所有人陶醉，他们会像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一世[19]所说的：“暴政是个很好的墓志铭。”
凄惨的寡妇，安慰你自己，你的卡米尔的墓志铭会更光辉：它会是和弑暴君者布鲁图斯和加图一类的墓志铭。
噢，我亲爱的露西尔，我生来就是写作的，去保护那些不快乐的人，让他们快乐……我曾梦见全世界都景仰的共和国。我不相信人可以这样残忍和不公。我怎会想到讽刺那些挑衅我的人会使他们抹杀我的贡献？
我不能自己欺骗自己，说我的死是因为那些讽刺和我与丹东的友情。我感激我的凶手让我与他同死；我早知事态严重，但既然我的同志们懦弱地舍弃了我们并接受了连我也不知道的诽谤，我只能说我的死是由于我们有勇气去指控卖国贼和我们热爱真理。我们可以死而瞑目，因为我们才是最后的共和者。
原谅我，我最爱的，我的真生命，我在分离后仍然念念不忘我们两人的记忆。我的露西尔，我的好露露！为奥拉斯活下去，对他讲述我。你要对他说他现时不能明白的；我会好好爱他。我做出了牺牲，我相信有神。我的血或会洗尽我的过失，这些都是人类共通的弱点，但神会赏报我努力去做的好事，我的德行和我对自由的爱。有一天我会与你相见，噢，露西尔。如果死亡能够把我从这个罪恶的世界解救出来，它还算不算一件大不幸？
再见了，我的生命、我的灵魂、我在世的神明。我把你交托给我的好朋友——人类中有德行和有正确信念的人。我看见生命的海岸在眼前后退。我仍看见露西尔，我看见你，我的至爱，我的露西尔！我用我被绑着的手拥抱你，我的断头上垂死的眼睛依然望着你。
有史家说德穆兰在狱中写信给罗伯斯庇尔，但未能证实。罗伯斯庇尔当时的态度可以在他妹妹的回忆录上看到一点。
我哥哥很爱卡米尔·德穆兰……他们是同学；当他听说他被捕并收监在卢森堡，他就去狱中探望他，去恳请他重新拾起他因为亲近保王分子而离弃了的革命原则。卡米尔拒绝见他。其实，如果我的哥哥能够说服他弃绝政治异端，他可能会为他辩护，或者拯救他，而不至于把他交给革命法庭的可怕审判。丹东和德穆兰紧密相关，他不可能救一个而不救另一个；所以，如果卡米尔不拒绝他的援手，卡米尔和丹东都不至于死……卡米尔出版的《旧科德利尔》责难革命分子，即是责难革命。这不但是不智——更是罪。我的哥哥曾对我悲痛地说：“卡米尔在毁灭自己。”他好几次为他辩护，也好几次把他挽救，像兄弟般跟他说话，但都枉然……虽然他很受人爱戴和有非凡的影响力，他的话［指对卡米尔的辩护］只得到微弱的反应。他最后发现，如果他尝试挽救卡米尔，只会为自己带来毁灭。
在恐怖统治的政治现实面前，罗伯斯庇尔要在友情与自保之间做出取舍。
丹东派被捕震惊整个国民公会，只有一个人起来发言辩护，但马上被罗伯斯庇尔叫停，因为他不想丹东在国民公会上有发言的机会，以致影响大局，要尽早把他们移交到革命法庭审讯。4月1日，犯人被解往法庭，在法庭的前堂，丹东说出了最后的名言：“是我建立了革命法庭，请神和人原谅我！我的目的是防止新的九月大屠杀，而不是让它成为一个人类的灾难。我留下了一个烂摊子……这些该隐[20]一点也不知统治为何物。罗伯斯庇尔会步我的后尘，我会拖倒他的。做一个穷渔夫比做一个统治者好得多。”[21]
4月2日提审，法庭有意安排不同类的人同时备审：有丹东派的6个人，也有被控受贿、伪造和其他反政府的人，目的是把丹东等人打成普通罪犯。一位留在法庭但未被选为陪审团成员的艺术家写下了他的见闻。
……犯人继续报名，丹东说，“我名字是丹东，以前是律师，之后是革命分子和人民代表。我居住的地方马上就没有了，之后会住在史书中和众贤祠里。”德穆兰的回答更为有名：“我三十三岁，长裤汉耶稣去世的年纪[22]——也是每一个爱国志士的关键年龄。”丹东派的其他几人的回答都很精彩：“我叫玛丽·让，就算在圣人中也不是个很突出的名字。我坐在这里是因为国民公会诸公讨厌我。”“我来自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e，法国北部城市），是步兵团的军士，我要求在人民面前赤裸，好使他们看见我身上的7处伤口，都在前面：在后面只有一道伤口——对我的诬控。”
头一天提审的都是些经济罪疑犯，法官尽量把丹东派的提审押到最后，因为他害怕法庭上密集的人群会被丹东煽动。但丹东在最后还是有机会站起来，他要求一个由国民公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去审判他和其他丹东派分子，因为他抗议公安委员会的独行独断。法庭当然不能答应，但又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断然拒绝，法官匆忙宣布退庭。跟着立即赶去公安委员会求请示。当时只有两名委员，决定拖延时间，因为革命法庭有规则，如果经过3天的听审，陪审团就“可以”宣布已有足够的证供去裁决，无须再听下去。
第二天，很晚才开庭。但法庭不能不让丹东发言了。法庭内外都挤满了人。丹东站起来，以浑厚的声音去吓唬证人，有人指控他被王室收买。“我卖自己？像我这样的人是无价的！指我受贿的人拿出证据来，半个证据、一点儿证据！……我太累了，活着对于我来说是个负担，我受够了。”接着丹东一一回应别人对他的指责，又一一点评革命中人：“马拉，火爆；罗伯斯庇尔，固执；……我，有我的用处……”一次又一次，法官制止他如奔流的雄辩：“丹东，你的无畏不是你无罪的证明，你要答得有条有理。”丹东仍是滔滔不绝。人群有微点头、有暗鼓掌。法官开始焦虑和烦躁：“你听不听得到我的铃声？”丹东吼道：“一个为生命而辩的人鄙视你的铃铛；他必要大声呼啸……只要我们被容许说话，自由地说话，我肯定驳倒这些指控我们的人；如果法国人民真的是法国人民，我或者还要帮这班无赖求饶。”德穆兰也插进来：“呀！我们一定要被容许说话，这是我们唯一的要求。”整个法庭的气氛紧绷绷的，被告们坚持要传有关的国民公会代表作证，法官坚拒。丹东说：“你不传证人，好，我就不再作辩。我要为我冲动的表现道歉，这是我的个性。”法官乘机抓住这一刻，说丹东好像累了，让他延迟到明天再作辩，就宣布退庭。其实公安委员会有委员在法庭旁边一个暗室听审，他们也知道如果不制止丹东，定会出事。
第三天，也是很迟才开庭。虽然丹东要求立即发言，但法官仍叫其他人先答辩。但各人仍坚持要传证人。法官最后说：“好了，不要吵了，这对法庭和来听的人都是丢脸的。我会写张纸条去国民公会问他们的意见，然后我就照办。”跟着他马上写，但不是给国民公会，而是给公安委员会：
开审以来就是一场大混乱……疯了的被告们要传证人……法官和陪审团都很坚定。但他们煽动公众，他们的抗议扰乱了法庭，他们大声宣布说除非证人作供，否则不会闭嘴……我们恳请你们给我们肯定的指示，因为司法规条不容许我们拒绝他们……我认为唯一可以制止他们的办法是由你们下政令。
当然，下政令并不合法，只是权宜。公安委员会诸公也知一旦让丹东对质证人，情况就不好收拾，但怎样找借口去拒绝？只能等拖到第三天结束好让陪审团有合法程序做出裁决了吗？他们发觉手里原来还拿着下面这张王牌。
狄龙将军与德穆兰夫妇的友情，众人皆知（见上文）。那时，他也被囚在卢森堡监狱。他酒后失言，被另外一个囚犯听到了，此人想借出卖他而获释，就转告公安委员会布置在监狱内的一个线人（这是恐怖统治期内的典型统治手法）。两人于4月2日把事情向公安委员会告发，绘声绘色形容为狱中造反的阴谋。这个出卖狄龙的人说，狄龙告诉他真正的共和分子应该在此刻起来反抗暴政，说如果丹东在革命法庭上自辩成功而获释，可利用他已经汇给德穆兰妻子的一大笔钱去煽动群众暴乱。公安委员会也没有追究事情是否属实，就向国民公会递报告，要求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处理。报告上是这样写的：“革命法庭的主控官通知我们，由于被告们扰乱，法庭程序被逼停止，要等待国民公会的处理……如若无罪，为何会抗拒法律？被告们的胆大妄为就是足够的罪证……狄龙下令他的部队向巴黎进发，并宣称德穆兰的妻子收了他的钱去鼓吹暴动、谋杀爱国分子和推翻革命法庭……”最后，报告书还建议国民公会颁布以下的政令：
国民公会命令革命法庭依以下训示去处理有关丹东……的阴谋。法官要采取任何法律容许的手段去使法庭的权威备受尊重，压制被告们所有骚扰公共安宁和妨碍公义的行为……政令是，所有被控犯阴谋罪的如果抗拒或侮辱国家司法就被剥夺公民权并立即被判刑。
这虽然是公安委员会的“报告”，但一提到“狄龙将军的监狱阴谋”，国民公会诸公早就吓坏了，一致通过公安委员会建议的“政令”。
在法庭那边，丹东已恢复发言，群众也开始有反应。就在这关键的一刻，公安委员会的使者带来政令，并立即宣布。丹东跳起来叫道：“我要所有听到我说话的人做我的证人，我们并没有侮辱法庭。”人群中开始有人喃喃应声。法官裁定丹东的叫嚷就构成了“抗拒和侮辱国家司法”，马上下令要把所有被告带走，也就是审讯结束。丹东各人愤怒异常，但最伤心的是德穆兰，他悲痛地呻吟：“这些无耻之徒，这些臭名昭著的无耻之徒！杀了我还不够，还要害我的妻子！”他撕碎他写好的辩词，扔向法官，不肯离开，几个人上来才把他拖走。
审讯结束后就到了陪审团审议。据说陪审团内部意见不一，甚至大部分陪审团想判无罪开释。第二天大清早，公安委员会委员们就与法官和主控官开会；之后，法官和主控官就到陪审团审议的房间，说服他们在没有更多的证据和证人之下就做出判决。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死刑是逃不掉了，而且陪审团仍在审议之际，判词已经在排版。
被告们被带到法庭的前堂听判词，他们都拒绝。丹东严肃地说：“有什么用，你干脆带我们去断头台好了。我不会听你的判词。我们是被暗杀的；那就够了。”德穆兰缩在一角，双手掩脸，全身颤抖地饮泣，断断续续地说：“露西尔……我的小奥拉斯……噢，我的爱人！他们会怎样？”
当日下午，要做行刑前准备：剃头、剪开衬衣领子、双臂后掷，德穆兰完全崩溃。行刑官要把他缚在椅上，等到丹东把露西尔的一束头发放在他手里，他才稍微安静下来。5点钟，两驾双轮马车来了，囚犯们一个一个上车，坐在木板凳上，发抖的德穆兰坐在如磐石般的丹东旁边，大群人在围观。车走得很慢，沿途聚满了人，有谩骂的，有讥讽的。其他同车的人都像在梦游，只有德穆兰又激动又凄凉。
断头台下，逐个推上受刑，轮到德穆兰，他手中仍拿着露西尔的头发。他交给行刑官，说道：“请把这送交她的母亲……”行刑官把他的头推到刀下，他说出了最后的半句话：“噢，我可怜的妻子……”这是4月5日。
露西尔在4月4日被捕，也就是德穆兰上断头台的前一个晚上。有证人说露西尔自愿地，甚至欣然地被带走。好像有上天的安排，德穆兰的妻子和埃贝尔的妻子共囚一处，同日上断头台。三天的审讯期间，露西尔保持安详，被宣判死刑的前一刻，她双目发出喜悦的光芒：“多么的快乐！过几个钟头我会再见到我的卡米尔！”跟着，她对法官说：“离开这个没有爱情的世界，我比你更不需要怜悯。你将死得声名狼藉；临死前你会被你的所作所为所自责折磨。”埃贝尔的妻子跟她说：“你真幸运，没有人说你坏话；你的性格无瑕，你会沿着华丽的大阶梯离开这生命。”她安慰被她连累的狄龙，但当狄龙反过来安慰她时，她说：“你看看我的脸孔，这是一个需要安慰的女人吗？”她是在4月13日上的断头台。
埃贝尔、丹东、德穆兰都被杀了，科德利尔会也跟着被禁了。同时，巴黎革命公社内部最激进分子也被肃清、革命军被解散、粮食囤积检举督察队被解职。公安委员会在不自觉间自掘坟墓，道理如下。名义上，公安委员会是国民公会设置的，国民公会是主人，有任免之权。但国民公会代表们害怕的是公安委员会能够号召和调动巴黎革命公社和长裤汉武装（也就是“最激进”分子）。相对地，巴黎革命公社和长裤汉队伍则需要公安委员会替他们出头去争取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和资源。“最激进”分子被清除了，国民公会代表们的胆子就大了。公安委员会诸公凭借民间武装，握住了生杀大权，但这股力量又好像是任性的、失控的，谁能不害怕？如今，公安委员会的爪牙被拔了，国民公会代表们能不想乘机翻身？就算不是为公，也求自保。
科德利尔派（包括最激进的埃贝尔派和次激进的丹东派）被打压了，罗伯斯庇尔达到权力顶峰。但做了皇帝还想升仙，做了独裁者还想做神。埃贝尔是绝对无神论者而且极端反宗教，因此他在最得意时建立“理性崇拜”。罗伯斯庇尔是卢梭的忠实信徒，有泛神意识，相信大自然本身就是神。同时，他清楚法国人民仍具有强烈的基督宗教情结，绝对的无神主义会制造人民对政府不必要的反感。1794年5月7日，也就是在清除了所有敌人之后（那时他仍未知敌人背后仍有敌人），他在国民公会上带头通过成立“最高存在者”宗教（Cult of the Supreme Being，“法国人民承认最高存在者的存在和灵魂的不灭”），并在6月8日带领大众举行盛大庆典。当时，已经有人指指点点，说他有神化自己的意思。刚好两天之后，他又成功策动国民公会通过新法案《牧月22日法令》（即The Law of 22 Prairial，以革命历法命名，即6月10日），其实可称为《新嫌疑法》（相对于1793年9月17日恐怖统治刚开始时通过的《嫌疑法》）；容许革命法庭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定罪，并且把判决简化为不是无罪释放就是上断头台（也就是取消监禁，部分原因是监狱都挤满了人）。从此，断头台不再是一个个人地处决，而是五六十个人、一批批地夺命。在人人自危之下，罗伯斯庇尔的敌人开始部署。
假如公安委员会团结一致，凭它的实力和号召力，敌人是无法得逞的，但他们之间却出现了内讧。要知道，委员们有共同的利益，但没有共同的理想。工作的压力使他们疲于奔命，这样，小分歧会变成大冲突，小争端变成生死斗。罗伯斯庇尔的身体每况愈下，易发怒、不饶人，使人觉得他冷酷（1794年6月底到7月23日都未有参加会议）。委员会内，他的对头是代表长裤汉利益的俾约·瓦伦[23]和科洛·德布瓦（见上）。这两人当然也是山岳派中人，但他们与罗伯斯庇尔的矛盾是他们极端反宗教，而罗伯斯庇尔则鼓励宗教——一种国家的宗教。委员会中也有人想调解，但罗伯斯庇尔疑心重，想要先发制人，结果弄巧成拙。
谋算罗伯斯庇尔的人，有的是为了意识形态，有的是为了自身安危，也有吉伦特派的残余、埃贝尔派的漏网者和欲给丹东报仇的人。他们与右派合谋，但推翻罗伯斯庇尔的还是他自己。1794年7月26日，也就是罗伯斯庇尔刚恢复工作几天，他在国民公会上指“敌人在破坏政府团结”。但当代表们要他说出谁是破坏团结的卖国贼时，他又不说出来。于是，人们就做出最坏打算——谁都有可能被他整，于是人人自危。当天晚上，山岳派中他的敌人就和骑墙的平原派密谋“政变”。翌日，德布瓦刚当上国民公会主席。圣茹斯特就上台为罗伯斯庇尔辩护，坚称《新嫌疑法》（见上）是绝对必要的。愤怒的代表们窃窃私语。有几个冲上台要拉走圣茹斯特，有人高叫：“打倒暴君！逮捕他们！”关键时刻，罗伯斯庇尔好像突然失却他的辩才，钳口窒舌地向右派代表恳请给他发言机会，右派代表们不为所动。国民公会下令马上逮捕罗伯斯庇尔及其同党。混乱中，他和党人避入市府大楼。巴黎革命公社知讯，马上号召各区“起义”营救，并集结了两三千人马。国民公会也召集人马，并宣布凡支援罗伯斯庇尔的人都会被剥夺法律的保护，也就是无须审判即可处死。市府前一片混乱。革命公社的人马缺乏统一指挥，到了次日凌晨就星散逃离。国民公会的一队人冲入市府，逮捕了罗伯斯庇尔（他面部受到枪伤，但不清楚是被人射伤的还是自杀未遂）。当天，未经审讯的罗伯斯庇尔就被送上了断头台。第二天，另外71名同党（包括巴黎市长）被处决。这是整个大革命中被处死人数最多的一天，史称“热月政变”[24]。
权力马上转移回丹东派（丹东虽已死，但丹东派势力仍在，主要代表资产阶层利益）。恐怖统治期间的所有法案措施差不多全面被推翻，包括恢复宗教自由：《新嫌疑法》被取消（被囚者获释）；革命法庭被削权；巴黎革命公社被国民公会委任的行政官取代；公安委员会行政权被削；政府的行政职能分于16个委员会。至于发动政变的德布瓦和瓦伦，到年底时也被逮捕。
由丹东派支配的国民公会恢复自由经济，取消物价管制，故而经济大灾难重现，物价飞涨、货币崩溃（实质价值只有票面价值的3%），商人疯狂投机，经济差不多停顿。1795年开始更闹起饥荒，最苦的是农村的佃工。到处都有起事，连巴黎也开始缺粮。有地区向国民公会哭诉：“我们开始后悔我们为革命所做的牺牲。”国民公会宣布，凡发表煽动政变的言论者处死，并开始分发武器给“好市民”（中产阶层）去保卫政府。
其实，在热月政变之后，雅各宾会虽被关闭，但雅各宾派仍有一定势力和实力，只是在等待机会卷土重来。1795年3月30日，巴黎各区开会，商讨如何处置公安委员会中比较激进的委员的命运，应否重新开放政治社团，如何处理在1793年7月24日通过的宪法（也就是所谓的雅各宾宪法）。那时，巴黎各区也分裂为市中心与西面的亲丹东派区（虽然丹东已死）和东面的亲山岳派区（虽山岳派已败）。两天后，亲山岳派长裤汉冲入国民公会会场请愿。国民警卫军开到，群众既没有人领导，也没有武器，被逼退出。他们认为雅各宾宪法才是解决经济与政治危机的唯一办法。有人甚至后悔恐怖（罗伯斯庇尔）统治不再。
那时，国外法军节节得胜。恐怖统治期中胶着的军事状态到1795年夏天，也就是恐怖统治结束后，有了转机。荷兰建立共和，成为法国的卫星国，各国也放弃攻法。到1795年4月，除英与奥，其他各国均与法媾和。这使政府信心十足。
但是到了5月，长裤汉再次暴动，冲入国民公会会场，支援山岳派的残余分子（叫“山顶”，Crest），慑服了其他代表，通过若干山岳派的提案。但在混乱中，长裤汉们并没有正式解散国民公会就散去（也就是说国民公会仍可行使权力）。两天后，国民公会召派2万军队，包围作乱的各区，群众犹豫之际，就被解除了武装。从此之后，“人民”就只能做政治的旁观者或牺牲品了。
1795年6月23日，新宪法起草完毕，8月22日通过，9月23日公布公投结果。[25]为避免立法代表们独裁，新政制模仿美国式的权力制衡，立法权归500人的下院，核法权归250人的上院，并设立5人的“督政府”（Directory）行使行政权。为保证宪法不会被下一个议会改动，规定新议会的代表必须有不少于2/3来自现有的议会，叫“三分之二法”。宪法获得绝大部分人支持，但对“三分之二法”就有不少人抗议，因为它维持“现状”，而“现状”是丹东派把持大权，跟当时的政治气候很不吻合。热月政变成功消灭激进左派的势力，却变相恢复蛰伏多时的保守势力的合法性。新选的议会代表有不少是倾向保王、保教会的右派，与丹东派的共和意识有所冲突。右派进入国民公会之途被“三分之二法”挡住，于是右派的激进分子也要“起义”了。
其实，这个保王、保教会分子对革命的反扑早在1793年3月就已播下种子。在保教（天主教）根据地的法国西部旺代地区，保王分子（尤其是“出走者”）与保教会分子联手武装叛变，并有英国在后面支持，初时屡败革命军。公安委员会派了埃贝尔派的督军强力残暴镇压，甚至集体溺毙妇孺，当地称这支革命军为“地狱部队”。双方都有暴行，估计总死亡人数达25万。有史家甚至称之为“灭种”（genocide）之战。乱事虽暂时平息，但热月政变之后，保王和保教会势力重获生机，英国更以金钱和武装支持（包括印制大批法国货币伪钞去颠覆法国经济），但动乱仍是不成气候，被政府军（那时革命军已被改编）屡次打败。到了1795年10月，英国索性直接派军加入，联合保王派向巴黎进攻。巴黎市内的保王势力也开始到处示威，更有谣传巴黎的国民警卫军准备全体叛变。国民公会[26]意识到敌人将正面威胁首都，遂重新召集在热月政变后被解散的长裤汉武装，但只得5000人，而保王方面则有3万人。委派的三个指挥官有两个见势头不对，一个托病，一个按兵不动，只有一个开出来与保王派对阵，劝服对方暂时放下武器。这是1795年10月4日的事。但保王分子看穿政府军的弱势，号召全巴黎各区政变。暴动分子和支持他们的叛变军队已差不多占领全市。国民公会另派指挥官去负责国民公会安全。此时，年轻的拿破仑将军赶到现场，被命令加入防卫。他提出条件，一切要由他做主。拿破仑要对付的保王派暴乱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马？
这里要说一说恐怖统治之后的另一种“恐怖”。罗伯斯庇尔上断头台（1794年7月28日）的第二天，巴黎街上就出现连群结党的年轻人。他们身穿华服，拿着重重的手杖（称之为“宪法”），到处追打和搜捕雅各宾分子和同情者。他们多是落难贵族和绅士的子弟，包括吉伦特派的残余和在革命期遭杀害或被清算者的后人。他们要复仇，在政府的纵容下打击激进左派。反革命的“白色恐怖”（White Terror）开始。
在巴黎，男的叫“香男”（Muscadins，以他们身上的麝香香水气味为名，是百姓讽刺他们的贬词），核心人数其实只有几千人，政府利用他们去填补恐怖统治过后的治安真空，以防雅各宾派反扑。女的叫“劲女”（Merveilleuses），她们以薄若蝉纱的暴露衣着和败坏道德的荒诞行为为标榜。这些都是针对恐怖统治期间长裤汉的简朴，但行为同样极端。巴黎到处都是舞会、狂欢会；戏剧和乐曲都是讽刺雅各宾的“暴政”，同时歌颂“复仇”。在恐怖统治结束后的一年多里，他们在国民公会中有点势力，甚至成功地铲除雅各宾派在国民公会中的残余。政府高层领导也有这帮人的党羽。
整个法国（特别是南部）由保王分子和富家子弟组成的“耶户团队”[27]，采用当年雅各宾派和长裤汉的伎俩，到处追捕和屠杀雅各宾分子和长裤汉，重复恐怖统治期的手段。他们的口号是“血债血偿”（blood that cries out for vengeance）。
近一年的恐怖统治已使法国老百姓对恐怖麻木，因此，对反革命暴力好像视而不见。那时，雅各宾分子被形容为天生残酷、凶暴、贪婪，是人民公敌。恐怖统治期间以革命事件命名的街道现今被改名，纪念碑被打碎，被怀疑者可以不经审讯立即监禁。正如恐怖统治，白色恐怖牵连很多无辜。
今时不同往日，在巴黎闹暴动的不是长裤汉，是“香男”，当然也有残余的保王分子和军中的同情分子，但全是乌合之众。10月5日午夜1点，拿破仑命令他一个手下快马去市郊军营拖来40门大炮，部署交叉火力网。5点钟，暴动分子试攻，被挡下。10点钟，大举进攻。他们与保卫军的兵力是6比1。但暴动分子没有重武器，几炮就被打散了，拿破仑下令反攻，保王派溃不成军。日后，卡莱尔[28]有诗云：“一口葡萄弹……我们称之为法国大革命的东西就被打散在空气中了。”
事后，政府也没有太大的镇压，白色恐怖也停止了，但拿破仑则被捧为“救国英雄”。几天后，国民公会解散，督政府上场，大革命告终。督政府为德穆兰翻案，下赦令：
作为人民代表，国民公会议员的卡米尔·德穆兰，被判卖国处死。他对人类的贡献早被遗忘，国家现应表彰。
此后，督政府越做越腐败、越无能。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痉挛持续近30年，也就是整一代人。大革命的左、右派之争爆发了恐怖统治，恐怖统治引发出白色恐怖，拿破仑因成功镇压白色恐怖而成为国家英雄。他利用法国人对革命理想的浪漫追求、对革命暴力的厌恶，再加上对昔日大国雄风的怀恋，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众望所归的强人，使法国的大痉挛变成了西方的大痉挛。
注：
[1] 德穆兰用federalist（“联邦主义者”）一词，当时是指赞同各省与巴黎权力对等的吉伦特派，而雅各宾的山岳派则是坚持权力应该集中在巴黎。
[2] 尼古拉斯·吕奥（Nicolas Ruault），革命法庭陪审员、罗伯斯庇尔追随者、印刷商，为战争部和革命法庭制作印刷品发了财。
[3] 科洛·德布瓦（Jean-Marie Collot d'Herbois，1749—1796），出身是演员、剧作家，有点声名。革命一开始他就积极加入。他的演戏能力、写作能力和组织大规模群众庆典的能力使他成为革命宠儿。当初他有君主立宪倾向，但越来越认同共和。第二次革命后他力主处死路易，他也是山岳派中带头攻击吉伦特派的主力。他与俾约·瓦伦（Billaud-Varenne，见后注）形影不离，同属极端派，主张完全平等，打击投机者。1793年9月，他加入公安委员会；10月被派往里昂镇压保王和保教会动乱，手段极为残酷，集体处决教士、修女，并开始拆毁城墙。公安委员会把他当“嫌疑犯”召返巴黎。1794年5月，他与罗伯斯庇尔都被人企图暗杀。他知时日无多，就串通其他反罗伯斯庇尔的人发动“热月政变”。7月27日那天，刚好是由他主持国民公会的议程。在会上他就让反罗伯斯庇尔的代表们展开行动，但他也同时被指控与罗伯斯庇尔通过公安委员会实施暴政，好在自辩得脱。但到了1795年3月，他终与好友瓦伦同被流放到法属圭亚那（Guiana）岛，死于1796年。
[4]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政治家、哲学家、克制派，终生致力于建设和保卫罗马共和。他反对公元前60年恺撒和庞贝等组合的三人执政团，认为有违共和。公元前49年，三人执政团崩溃，恺撒带兵进入罗马城，开启与庞贝的内战，西塞罗属意庞贝但也没有跟恺撒决裂，公元前44年，恺撒被刺杀，他认为是恢复共和的好机会。在随后的动乱中，他反对安东尼，支持布鲁图斯，推崇屋大维。后来，屋大维与安东尼再建三人统治团。安东尼追杀在此之前反对过他的敌人，包括西塞罗，终在公元前43年把他杀害，并暴尸于市集。在西方，西塞罗的评价很高，从中古教会到美国独立，他都被视为“圣人、智者”。
[5] 埃贝尔是著名的反基督者，德穆兰讥讽他引用了《圣经》神迹。
[6] 讽刺埃贝尔利用政治关系向国家，特别是军部，推销《杜谢恩老头》。
[7] 德穆兰化用了《圣经》里耶稣的话：“一个罪人的悔改比99个无须悔罪的好人更能使神高兴。”
[8] 《监察报》于1789年11月24日开始出版，到1868年12月31日停刊，是革命期间的主要报章、政府的喉舌。
[9] 屋大维（Octavius），日后的奥古斯都大帝、罗马从共和转为帝国的第一个君主，被革命分子视为摧毁罗马共和的暴君。
[10] 安东尼（Marc Antony），屋大维的对手，屋大维先依附他，但当他羽翼长成，就消灭安东尼称帝。
[11] 圣茹斯特（Louis Antoine Saint-Just，1767—1794），是国民公会的最年轻代表。少年时代狂妄、放任，加入革命后变得严峻、无情。先有孟德斯鸠式的君主立宪倾向，但路易逃亡之后，就力主要把他当作卖国贼，立刻处死，由此他深得罗伯斯庇尔赏识，两人形影不离。圣茹斯特先进入宪法修改小组（雅各宾宪法），再进入公安委员会。在消灭吉伦特派方面不遗余力。他镇压反革命但不屠杀，并召回若干残酷督军。在肃整埃贝尔派和消灭丹东派的大事上，他是罗伯斯庇尔派往国民公会的“打手”。罗伯斯庇尔是恐怖统治的代名词，圣茹斯特也被人称为“死亡天使”。他的名言是：“革命之舟要通过鲜血染红的海才能抵达彼岸。”
[12] 维斯塔是罗马处女女神，主管家庭。
[13] 政治犯被囚禁在卢森堡公园（Luxemburg Gardens）旁的监狱。
[14] 奥拉斯（Horace），德穆兰孩子的名字。
[15] 露娣（Lolotte），德穆兰对妻子的昵称。
[16] 露露（Louloo）也是德穆兰对妻子的昵称。
[17] 法布尔·埃格朗蒂纳（Fabre d'Eglantine，1750—1794）是名演员、剧作家和诗人。他认为戏剧有领导革命的使命。他曾任科德利尔会秘书和主席，是丹东的私人秘书。他极端反宗教，是革命历法修改的主要人物，“以理性的事实取代无知的幻觉，以自然的真理取代宗教的权威”。他个人私德好像有点问题。在1793年9月，罗伯斯庇尔已有意干掉埃贝尔派，就在雅各宾会上谴责该派主要人物肖梅特反宗教。埃格朗蒂纳觉得这对他也是危机，因为他也极端反宗教。为讨好罗伯斯庇尔，他就做了一份报告交给公安委员会，说肖梅特有参与反政府阴谋。肖梅特当然逃不了。这是1793年9月的事（见上文有关肖梅特的注）。到11月，轮到埃格朗蒂纳了。罗伯斯庇尔得到密报说保王分子收买了埃格朗蒂纳去投票支持国民公会在关闭东印度公司之前做些动作，好使股东们卖空赚钱。罗伯斯庇尔对埃格朗蒂纳的犯罪行为很不满，但他同时也明白这会对丹东极为不利，因为埃格朗蒂纳与丹东有密切关系。于是，他在1794年1月12日先拿下了埃格朗蒂纳。之后，到3月30日在向丹东开刀时，这就成为丹东入罪的“证据”。因为这样，德穆兰才在狱中遇上埃格朗蒂纳。最后，他们都在同一天上断头台。
[18] 皮特是英国首相，科堡（Cobourg）是普、奥联军指挥，都是革命共和的大敌。
[19] 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一世（Dionysius Ⅰ of Syracuse，公元前432—前367）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建立希腊当时最强大的殖民地。此人被公认为古代最为残暴的君主——残忍、多疑、记仇。但同时他又有军功和文采。
[20] 该隐是亚当与夏娃的长子，杀其弟亚伯，这里代表谋杀亲兄弟者。
[21] 丹东临终前重归天主教，有人指出，他这句话大概来自《圣经》，指圣彼得。圣彼得做耶稣门徒之前是渔夫，而耶稣招他为徒时要他放弃“渔鱼”，转去“渔人”。
[22] 耶稣死时也是33岁。
[23] 俾约·瓦伦（Jacques Nicolas Billaud-Varenne，1756—1819），父亲是巴黎议事会的律师，虽然学法律但没能执业，改做教师，但与校方发生意见分歧，遂在巴黎议事会买了个律师名额。革命开始就加入雅各宾会，极力反王室，主张共和，积极参与第二次革命，并参与九月大屠杀。路易死后，他把矛头指向吉伦特派，主张向富人征收特别税、剥夺反革命分子公民资格、成立革命部队、监视军中前贵族分子、战败指挥官要处死等政策。因督军有功（但特别残忍），于1793年8月进入公安委员会。之后，他同时攻击埃贝尔与丹东。埃贝尔与丹东被整后因感到自身情况危险，遂攻击罗伯斯庇尔，把他形容为“温和丹东分子”。对他来说，热月政变来得有点意外，就在雅各宾会上表示不满，有人在国民公会上指控他为人凶狠，国民公会成立专组追查（也包括追查其他公安委员会委员）。稍后，因雅各宾派反热月政变起义失败被牵连，与德布瓦等人一同被流放。拿破仑当政后辗转纽约、海地，死于痢疾。
[24] 热月（Thermidor）是法国共和历的11月，相当于公历7月19日到8月17日；这次“政变”也有称“反革命”，以“热月第9日”，即公历7月27日定名。
[25] 新宪法摒弃1793年的雅各宾宪法，并且恢复有资产才有投票权和公职权。这部宪法是以1791年路易承认的宪法（吉伦特派思路）为基础。
[26] 新宪法虽然在1795年8月22日通过，但国民公会仍未解散，督政府仍未上场，要等这场乱事结束，到10月26日才正式行新宪。
[27] 耶户（Jehu）是基督教古经时代的人物，他篡夺古以色列一个暴君亚哈（Ahab）的王位，杀掉万恶的王后耶洗别（Jezebel），而这王后是用来代表雅各宾派。
[28]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是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迹》（On Heroes，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1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