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招：夹缝生存，掩面藏心
厚黑人士没有立场，因此容易同时讨好两面，至少被两面都看成中间状态的友邻。他没有任何一个朋友，但又似乎对谁都是朋友。厚黑人士不是与世无争者，不是逃避现实者。他们隐蔽立场，是为了找到进攻的机会。厚黑人士善于守“中”，一有机会，就会害人牟利。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面前，不做明确表态。此亦是之，彼亦是之。不即不离，不偏不倚。貌似公允之至，实则圆滑至极。此种手段，既是庸官俗吏不可离身的“护身法宝”，又是野心家们常用的投机手段。
厚黑人士生性是要依附于人的，就像爬山虎是要攀附著墙壁生长，这面墙壁倾颓了，就会自然而然的再去攀附另一面，否则就不能生存。厚黑人士的这种生存状态决定了，他必须对可依附势力的力量消长有天然的敏感。因为他清楚，自己其实是根本没有什么根基的，一旦靠山倾倒，他也就往往被压成肉饼。因此，一旦可依附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某种变化，厚黑人士就必须要及时调整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以使自己仍然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强者。按照厚黑人士的生存逻辑，这种立场和态度的调整，丝毫不关涉道德纲常，唯一值得厚黑人士挂虑的，只是做出这种调整时，达到目标的迅速与准确的程度。
厚黑人士最善于夹缝中生存。虽然说夹缝中最难生存，但厚黑人士却往往喜欢在夹缝中寻找机会，他们有时候还往往能够在“夹缝”中左右逢源，飞黄腾达。
唐玄宗天宝年间，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这三个乱世奸雄相继登台表演。他们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而大打出手、相互倾轧。一些卑劣厚黑人士乘时而出，因缘竞进，在三奸钩心斗角的混战中推波助澜，从而加剧了大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尖锐和政局的混乱。吉温正是这些卑劣厚黑人士当中表演最为充分、也最为丑恶的一个。
吉温是个手辣心狠的酷吏，而这又与他贪图功名且急于求成的品性有直接的关系。正是由于他的功名之心太切、权势之欲太强，所以他才会沦落成为一个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官迷，成为一个不问是非、不计亲疏、见风转舵的厚黑人士──小人。
天宝初年，吉温担任了万年县尉，大宦官高力士的私宅就在其辖境之内。当时高力士经常留居禁中，很少出宫还家，但每次只要他回到家里，吉温必然要亲往其府拜访探望，极尽殷勤。高力士对他十分喜欢，两人“握手称兄弟”，又“爱若亲戚”。吉温靠著高力士的关系，不仅化解了与顶头上司的旧怨，而且还被“引为首官，荐之于林甫”。
吉温依附李林甫之时，正是李林甫一手遮天的阶段。他扮演著李林甫的心腹亲信与打手的角色。当时李林甫起大狱，诛逐贵臣，收张其势，吉、罗二人治狱案，皆随林甫所欲深浅，无能自脱者。时人谓之“罗钳吉网”。靠了这样的努力，李林甫很快就提拔他做户部郎中兼侍御史，对他“掩以爪牙”。
吉温曾向李林甫表白忠心说：“若遇知己，南山白额虎不足缚也。”他以为，只要抱紧了李林甫的粗腿，出将入相乃是指日可待之事。但他鞍前马后辛苦了几年却官职依旧，他既对李林甫不肯“越级提拔”自己而深怀怨恨，更为自己升迁太慢而忧心如焚。情急之下，便生出改换门庭、另寻靠山的念头。当时杨、李二人“交恶若仇敌”，相对虎视，已成水火不相容之势。吉温见杨国忠日益贵幸，步步高升，便毫不犹豫的“去林甫而附之”，成为杨国忠手下的一员战将。吉温背叛之后，立刻就竭尽全力去为杨国忠建功立业。他一面“教其取思”，藉玄宗之力压迫李林甫，一面协助杨国忠四处搜寻证据，接连把李林甫的党羽治罪贬官，赶出京城，使李林甫丧失了心腹亲信，元气大伤。他还出面游说安禄山，让安氏与杨国忠联手，诬告李林甫谋反。他的这一番行动，很快就使李林甫陷入被动境地，在忧愁恐惧之中死去。由此，吉温就成为杨国忠跟前的大红人。
不过，吉温这次投靠杨国忠可与上次依附李林甫不同。从一开始，他就一边与杨国忠打得火热，一边又对安禄山暗送秋波，与安氏“约为兄弟”，呼之“三兄”。天宝十载，安禄山又加任河东节度使，吉温曾与他密谋说：“若三兄奏温为相，即奏兄堪大任，挤出林甫，是两人必为相矣。”此计后来虽然因故未行，但两人的感情和关系却由此更加密切起来。安禄山因此宴请玄宗，委任吉温为河东节度副使、知留后，“河东事悉以委之”。
吉温脚踩两条船，本是出于狡兔三窟的考量。他同时受宠于杨、安二主，也曾经自以为得计，高兴一时。但在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又成不能两立之势。杨国忠为了留住吉温，便将他召回京师，委以御史中丞的重任。但吉温却不领情。他以为安禄山是杨贵妃的干儿子，在玄宗面前又很受宠，加上重兵在握，将来一定能取代杨国忠。所以他虽然表面上与杨国忠虚与委蛇，实际上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成为安禄山安插在朝廷中的耳目和坐探，“朝廷动静，辄报禄山，信宿而达”。天宝十三载正月，叛心已决的安禄山入朝，为了能更加发挥吉温的内应作用，他又奏请玄宗任命吉温为武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及四副使。杨国忠由此而知吉温已经叛他而去，又恼又恨。安禄山离京师不久，杨国忠就借故将吉温罢官，贬出京师。天宝十四载正月九日，吉温被杨国忠杖杀于狱中。这个一生都在梦想高官显禄的投机分子、跳梁小丑，最终也没有实现他出将入相的愿望。
隋唐之际的封德彝，所以能够有幸成为蒙蔽李世民的大奸臣，除了他“多揣虑之才”外，还得益于他的“附托之巧”，即根据形势变化进行政治投机。
隋炀帝时，权臣杨素病死后，封德彝投靠在权臣虞世基的门下，为他“密为指画”，教他“谄顺主心”。虞世基成了炀帝的宠臣，他也随之成为炀帝面前的红人。但当炀帝、虞世基等人困守江都、坐以待毙之际，封德彝却早有打算，一头栽进隋炀帝的“男妾”（龙阳，同性恋伴侣）宇文化及的怀抱，成为江都兵变的积极参与者。
他唯恐宇文化及信不过自己，所以总想露上一手，以博得新主子的赏识。隋炀帝被抓获后，封德彝不待宇文化及吩咐，就气势汹汹的走上前来，指著炀帝开口欲骂，谁知炀帝抢先发问道：“卿是士人，何为亦尔？”你是一个读书人，为何也这样趋炎就势，这么无耻呢？
做贼心虚的封德彝顿时面红耳赤，张口结舌，“赧然而退”。但不管怎样，总算让宇文化及留下了好印象。
封德彝跟著宇文化及没有多久，便看出此公难成大气候，于是找了个借口，拉著宇文化及的弟弟宇文士及转而投向反宇文化及的另一个大贵族李渊（即后来的唐高祖）。李渊初见他时，连讽刺带挖苦，难听话讲了一大堆，封德彝厚著脸皮洗耳恭听，“殊无愧色”，又向李渊献上“秘策”以示效忠，终于哄动了李渊，被封为内史舍人。
封德彝虽然摇身一变成为大唐朝臣，但仍然恶习难改，“资险佞内挟，数刺人主意，阴导而阳合之”，热衷于狡兔三窟的投机钻营。
唐初，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各植党羽，二虎相争，高祖李渊则态度暧昧，摇摆不定。封德彝看出这父子、兄弟三人最终将成水火之势，便采取首鼠两端、阳奉阴违的卑鄙手段，一面向李渊父子三人分别表示效忠和亲附，一面在三人之间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最初，他曾向李世民“效进忠款”，很快就骗取了李世民的信任。但他又看到李世民亲党太多，担心自己将来不受重用，于是暗中向李建成大送秋波，并在李渊面前竭力维护李建成。
“玄武门之变”爆发前的紧要关头，封德彝依然不肯放弃投机立场，居然一面力劝李世民抢先下手争取主动，一面则在李渊面前大肆攻击李世民“不服居太子之下”，鼓动李渊早下决心，除去李世民；同时又对李建成说：“夫为四海者，不顾其亲。汉高乞羹，此之谓也。”挑动他及早动手。
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和基本的政治立场、没有真情实感、没有起码的道德观念，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而大行朝三暮四之计，这是一切政治投机家的共同特征，但像封德彝这样胆大妄为的无耻之人，在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冒险投机，正在于其自恃“所为秘隐，时人莫知”。
李世民夺取帝位之后，把封德彝当作功臣行赏，提拔他为尚书右仆射。封病死，李世民还“深悼之”，为他废朝三日，直至贞观十七年时才被迫劾其罪。以李世民之英明，尚且蒙受封德彝的欺蔽，“彼中材之主，求不惑于佞，难哉”。
民国时期的山西军阀阎锡山，也是一个善于隐蔽立场、有想法、有政治头脑的军阀。阎锡山主要是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总结自己的实际经验，又结合当时一些流行的思潮，提出所谓“中的哲学”。
1912年3月，袁世凯刚刚当上大总统，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为讨好袁世凯，阎便任命袁的门生董崇仁为晋南镇守使，又让与袁世凯有亲戚关系的陈钰任民政长。这时，袁世凯对阎锡山还是不放心，打算把阎锡山调任黑龙江省都督。阎锡山得知消息后，连忙派人进京，重金贿赂袁的亲信梁士诒，向袁转达他对袁的忠诚恭顺之意，总算打消了袁世凯将他调任的念头。
1913年3月，袁世凯主谋刺杀了宋教仁，“二次革命”爆发。一开始，阎锡山既不敢得罪袁世凯，又不愿脱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的关系，于是便双方都不得罪。他先是主张以所谓法律手段解决“宋案”，又与黎元洪联络，请黎出面调停南北纷争。在南北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他还发电报给袁世凯，把袁世凯吹捧成英雄。等到战事爆发，阎锡山看到国民党败局已定，便立刻抛开了中立的面目，站在了袁世凯一边。不过，他在依附袁世凯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整顿军队，积蓄力量。
为了获得袁世凯的信任，阎锡山有时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为了向袁世凯表示自己绝无二心，让自己的父亲和继母到北京居住，名义上说是让父母开开眼界，实际上是作为人质放在袁世凯眼皮底下。
抗日战争期间，阎锡山据守晋西南，无心对日作战。但大敌当前，只要他不真的投向日本人，共产党不会来进攻他，蒋介石也要笼络他。因为，如果把他逼向日本，对谁都不利。阎锡山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敢与日本人勾勾搭搭。在这桩交易中，阎锡山达到了缓和矛盾、稳定局势、保存实力的目的。这期间，他与蒋介石钩心斗角；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又发动“十二月事变”；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他鼓吹“守土抗战”，也与日本人眉来眼去，暗中勾结，向日本人要人、要枪、要装备，就是不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对各方采取什么态度，则完全取决于他生存及利益的需求。阎锡山确实是一位“平衡大师”，竟然在“三颗鸡蛋”上一直跳到了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