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协调机制的改革

中国的法制文化传统，导源于中国的和合文化，表现在法律实践中就是对大量的协调、调解手法的倚重。最终的结果如何实际上已经很清楚了，但要实现法治的规范化与传统的调和倾向之间的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调和倾向在立法中的体现，比较突出的就是行为主体，特别是执法主体设置规范中大量出现有关协调机制的内容，并在改革中不断调整以期完善之。

2001年《职业病防治法》第3条规定，“职业病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实行分类管理、综合治理”，但对于何谓“综合治理”，没有明确。2011年该法修正时，增加了“建立用人单位负责、行政机关监管、行业自律、职工参与和社会监督的机制”的表述，从5个方面部分回应了什么是对“职业病”的“综合治理”的疑问。而这5个方面，将单位（负主责）、行政机关（负责监管）、行业（自律约束）、职工（参与其中的重要当事方、潜在的受害者）和社会（最可依靠的大众的力量）都涵盖了，确实是一个比较全面的“综合治理”的阵容，其应用领域或者发挥作用空间显然不限于职业病防治，而是及于各项法律管理，只需要根据所管理事项的特殊性，增减一两位主体或者当事方即可。而其中的单位、个人、行业、社会以及行政机关，几乎是每个领域都必须存在的。只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存在单位、个人与行业等整合或者融合为一方主体的情形，如在环境保护领域。而《职业病防治法》2011年修正时，其第4条新增的第3款中提到的“工会”，其实只是“单位职工”的集体代表而已。故没有单独列入“综合治理”中一方的必要。

2007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7条第1款在要求确立“政府信息发布协调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行政机关发布政府信息涉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应当与有关行政机关进行沟通、确认”，实践中如果“行政机关发布政府信息涉及”党委、人大、政协等“机关”怎么办？他们不是“行政机关”，但需要与他们协调，不能因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行政法规，就不去明确遇到此等情况应当怎么办。事实上，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真正涉及的内容是行政机关“发布政府信息涉及”其他类别的机关时应当如何做的问题，这恰恰是行政法规可以规定的。新条例第11条第1款删除了“行政”二字，很简便地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