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论友谊
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为古罗马哲学家、作家、政客及演说家，曾任罗马共和国执政官。《论友谊》（De Amicitia）是西塞罗公元前44年的作品，原文为拉丁文，译文以英国古典学者及翻译家伊夫林·沙克堡（Evelyn Shuckburgh，1843—1906）的英译本为依据，同时参照了美国学者及作家安德鲁·皮博迪（Andrew Peabody，1811—1893）的英译本，以及美国学者威廉·法孔讷（William Falconer，1869—1927）的英译本。
从生活中剔除友谊，无异于从天空里剔除太阳，因为永生众神赐予我们的恩典，再没有哪样比友谊更美好，更使人欣喜欢畅。
大自然赐予我们友谊，是让它充任美德的仆从，不是让它充当罪恶的帮凶，是考虑到孤立的美德力有不逮，所以才让美德与美德携起手来，合力达成最高的目标。
占兆师昆图斯·穆西乌斯·西弗拉是盖尤斯·拉埃柳斯[1]的女婿，经常给我们讲述岳父的轶事，这些事情他记得很清楚，讲得也很生动。提到岳父的名字，他总会毫不犹豫地加上“智者”这个称号。我刚刚穿上成年袍服[2]的时候，父亲就把我介绍给了西弗拉，而我珍重与这位可敬师长的缘分，尽可能守在他的身边，只要我有机会，只要他有时间。这一来，我记下了他许多的谆谆教诲，还有许多短小精悍的警句格言，简言之就是尽量汲取了他的智慧。他去世之后，我开始追随大祭司西弗拉[3]，我可以冒昧地说，这位大祭司的才能和品格，都可以算是国中翘楚。后面这位西弗拉的事迹，且容我改日叙说，至于现在，我还是回头来说占兆师西弗拉。我多次听他讲起拉埃柳斯，其中一次尤其令我记忆犹新。那天他像平常一样，坐在花园里一张半圆形的靠椅上，在场的人有我，还有少数几个亲密友朋。谈话之间，他偶然提起了当时一个众人热议的话题。阿提克斯[4]，你和普布柳斯·苏尔皮修斯非常亲近，因此你一定记得，身为保民官的苏尔皮修斯原本是执政官昆图斯·庞培乌斯的至交好友，当时却与庞培乌斯发生了致命的争执[5]，由此引发了哗然议论，甚或愤怒声讨。好了，那次谈话当中，西弗拉碰巧说到这件事情，于是给我们详细转述了拉埃柳斯关于友谊的一番议论，拉埃柳斯的议论是在西庇阿刚去世几天的时候发表的，听众有西弗拉自己，还有拉埃柳斯的另一个女婿，马库斯·凡尼乌斯的儿子盖尤斯·凡尼乌斯。[6]我记住了他们那次谈话的要点，并且按照我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把他们的谈话写在了这篇文章里。具体说来，经过我的编排，与会诸人似乎亲身登上了我搭建的舞台，我这么做，一是为了避免叙述当中出现过多的“我说”和“他说”，二是为了给读者营造一种现场聆听的感觉。
你经常敦促我写点儿谈论友谊的文字，而我完全同意，友朋之谊似乎值得所有人的认真探讨，考虑到你我之间的亲密友情，这个话题更显得格外应景。既是如此，我非常乐意遵照你的请求，以我的文章造福公众。
现在来说说这篇文章里的主角。之前我献给你的那篇关于老年的文章，文中的首要发言者是加图[7]，原因是以我之见，加图的老年生活持续得比任何人都要长，并且洋溢着格外充沛的活力，再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谈论这个话题。以此类推，我既已从历史掌故当中获知，盖尤斯·拉埃柳斯和西庇阿之间的友谊举世无双，因此便认为，拉埃柳斯刚好适合在关于友谊的讨论当中充任主角，更何况依照西弗拉的记忆，他确实参与过这样的一场讨论。除此而外，这类讨论的参与者如果是古人，尤其是德高望重的古人，便可借他们的权威增添些许分量。实在说来，阅读自己论述老年的文字之时，我常常觉得说话的人是加图，并不是我。
最后，正如我把前一篇文章献给你，作为一位老人给另一位老人的礼物，我也把这篇《论友谊》献给你，作为一位挚友对朋友的馈赠。在前一篇文章里，说话的人是加图，因为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为年高德劭的人物，而在这篇论述友谊的文章里，说话的人换成了拉埃柳斯，因为他既是一位智者（“智者”正是他的绰号），又以他和西庇阿的友谊佳话著称。请你暂时忘记我的存在，想象一下，你是在听拉埃柳斯说话。
西庇阿去世之后，盖尤斯·凡尼乌斯和西弗拉一起去拜访他们的岳父拉埃柳斯。他们向拉埃柳斯提了一些关于友谊的问题，拉埃柳斯给了他们解答。这一篇论述友谊的文字，完全是拉埃柳斯的手笔。从这篇文章里，你会看到你我友情的影子。
凡尼乌斯：您说得很对，拉埃柳斯！世上从未有过比西庇阿更高尚、更光彩的人物。可是您得知道，眼下这个时候，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您呢。大家都把您称为无与伦比的“智者”，心里也认为您名副其实。不久之前，人们把同样的敬称送给了加图，上一辈人当中，卢修斯·阿提柳斯[8]也拥有“智者”的美名，但他们两个的智者称号，来由都跟您有所不同。阿提柳斯号为智者，是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法学家，加图的智者之称，则是他在耄耋之年得到的一种荣衔，原因是他饱经世事，以远见与坚毅闻名，又在元老院和广场发表过许多真知灼见。您拥有的智者美誉，内涵却有点儿不一样，它不光源自您的天赋和品格，还源自您的勤勉和学识，您不是普罗大众心目中的那种智者，而是学者们崇敬的那种智者。就我们阅读所及而言，连希腊都不曾孕育这种意义的智者，除了那个雅典人以外——当然喽，那个雅典人曾被阿波罗的神谕宣布为“绝顶睿智的凡人”[9]——因为在较比苛刻的批评家看来，通常号为“七贤”[10]的那些人还没有资格跻身智者之列。在大家看来，您的智慧体现在您认为自己无求于身外之物，认为自身的美德不受无常世事的影响。既然如此，大家一直在跟我打听，肯定也在跟咱们眼前的西弗拉打听，您如何面对西庇阿去世的伤痛。本月农兹日[11]，我们这些占兆师照常在德西穆斯·布鲁图[12]的郊区别墅会商，平时您都会准时准点参加会议，履行占兆师的职责，这次却没有到场，大家就更觉得好奇了。
西弗拉：是啊，确实是这样，拉埃柳斯，经常都有人拿凡尼乌斯说的这个问题来问我。不过，我已经根据我眼见的事实作出了回答。我告诉他们，面对这样的伤痛，您表现得相当理性，尽管逝者既是一位无比杰出的伟人，又是一位十分亲密的友人。我还告诉他们，您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无动于衷完全不符合您的仁厚天性，可您没来开会只是因为生病，并不是因为悲伤过度。
拉埃柳斯：西弗拉，谢谢你！你说得很对，完全符合事实。因为说实在话，除非是卧床不起，我没有权利以任何个人不幸为借口，纵容自己逃避一份向无懈怠的义务，而且我认为，什么样的事情也不能驱使一个有原则的人放弃义务。凡尼乌斯，虽说我不配也不想领受“智者”的头衔，可你提到人家送给我的这个美名，无疑是出于你对我的敬爱之情，只是我不得不说，你似乎小看了加图。世上是否有过所谓的“智者”，要我说还是个疑问，真有哪个人当得起这个称号的话，这个人就只能是加图。别的都不用说，就想想他是怎么面对丧子之痛的吧！我没有忘记保卢斯，而且亲眼看见过加卢斯的表现[13]，可他们失去的只是尚在稚龄的儿子，加图失去的却是一个众望所归的成年子嗣[14]。既然如此，你千万别急着把任何人抬到加图之上，哪怕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位著名人物，尽管照你的说法，他曾被阿波罗宣布为“绝顶睿智的凡人”。你得记住，前者的声名来自行动，后者的声名却来自言语。
好了，现在我来解答你们两个的问题，说说我自己的情形。你们只管相信，我的情形是这样的：我要是说我没有为西庇阿的死感到悲痛，那我的行为就只有靠哲学家们来辩解开脱，但从事实上看，我这是在说假话。我认为西庇阿是一位不可再得的朋友，而且我可以毫无顾虑地说，他这样的朋友我以前也不曾有过，失去了这样一位朋友，我当然深感悲痛。只不过，我能够为自己找到慰藉，并不需要什么外来的灵丹妙药，这主要是因为我摆脱了那种错误的观念，通常来说，人们之所以会为朋友的离去痛苦不已，无非是那种观念作祟的结果，因为我坚信西庇阿与世长辞，并不意味着他遭遇了灾祸，非要说有人因此身遭不幸，这个人也只能是我。一个人为自己的不幸痛心疾首，并不能体现友爱，不过是自恋的表现而已。
至于西庇阿，谁能说他没有从这样的结局当中受益呢？原因在于，除了不死之身以外——可他压根儿不曾有过永生的妄想——凡人能够想望的东西，他还有哪样没有得到？早在刚刚成年的时候，他已经凭借非凡的英勇气概，达到乃至超出了同胞们从他孩提时代就寄予他的厚望。他从未参选执政官，却还是两次当选。第一次当选的时候，他甚至没达到法定的年龄[15]，而他的第二次当选，对他自己而言来得够快，对国家利益而言却几乎为时太晚[16]。他摧垮了与我国怨仇最大的两个城邦[17]，由此不仅终结了正在肆虐的战火，还终结了战火重燃的可能性。至于他翩翩的风度，他对母亲的孝心，对姊妹的慷慨，对亲友的豪爽，对所有人的诚信，全都是你们早已知晓的事情，还用得着我来说吗？除此而外，人们在他葬礼上的哀恸表现，足可证明他在同胞心目中的地位。这样的一个人，就算是多活那么几年，又能有什么新的收获呢？老了就不中用的说法，并不一定符合事实，何况我记得，去世两年之前，加图还在我和西庇阿面前驳斥过这种说法[18]。话又说回来，年岁终归不饶人，注定会夺走西庇阿依然拥有的活力与朝气。既然如此，我们不妨这样总结，从相随始终的福气和业已取得的荣耀来看，西庇阿的人生堪称圆满，已经不可能锦上添花，而他的突然离世，恰恰使他逃脱了慢慢死去的煎熬。至于说他是怎么死的，这事情很难有个定论，人们有些什么样的猜测，你们也都知道了。[19]不过我可以这么讲，西庇阿这辈子有过无数个大获全胜的大喜日子，最辉煌的一日却莫过于他的最后一日。那一天，元老院散会之时，各位元老和罗马民众，还有罗马盟邦和拉丁人的代表，不约而同地一起护送他，一直把他送到了家门口。他从这样的民望巅峰出发，接下来理当升入众神所在的天国，绝不会堕入冥界。
要知道，我可不会与那些新派哲学家为伍，因为他们坚称灵魂与肉体偕亡，人死万事空。我认为更权威的见解出自古人，比如说本族的先祖，他们毕恭毕敬地奉祀死者，足见他们不相信人死灯灭，否则就肯定不会这么做；或者是那些曾经造访此土的哲人，他们以自己的箴言和信条教化了大希腊[20]，那些地方如今已成废墟，当时却欣欣向荣；又或是那位被阿波罗神谕宣布为“绝顶睿智”的人物，他不像大多数的哲学家那样，观点变来变去，而是一以贯之地主张，“人类的灵魂是神圣的，脱离肉体便可以回归天国，人越是高尚正直，灵魂便越容易回归天国”。西庇阿也是这种看法。去世几天之前，他仿佛有所预感，于是就开始畅谈国是，一连谈了三天。在场的人有斐卢斯和曼柳斯，其他还有几个人，我也带着你去了，西弗拉。[21]西庇阿谈话的最后一部分讲的主要是灵魂不朽，因为他向我们转述了老西庇阿的教诲，说是他在梦里听见的。[22]好了，假如说情形果真如此，人越是高尚，摆脱肉体囚牢的过程便越是轻松，那么，在我们想象范围之内，谁还能享有比西庇阿更顺畅的升天之旅呢？所以我禁不住觉得，就西庇阿的情形而言，哀悼并不是友爱的表现，反倒透露了嫉妒的心理。另一方面，如果灵魂确实会与肉体一同消亡，人死便不再有知，那么，死亡虽然没有什么好处，至少也没有什么坏处。人没了知觉，就跟不曾出生没什么两样，可西庇阿确曾出生，他来到人世，对我来说是件喜事，对这个国家来说，也将永远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既然如此，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西庇阿的一生可谓十全十美。可惜我比不上他，原因是我比他先来人世，照理说也该比他先走才对。话又说回来，回想起我俩友情的时候，我总是感到万分喜悦，以至于觉得自己的人生也算美满，因为有西庇阿的陪伴。我俩在公私事务上相互支持，在罗马同屋而居，在海外并肩作战[23]，在品味、追求和好恶等方面达到了完完全全的和谐一致，这样的和谐，恰恰是友谊的真正秘诀。因此，我之所以倍感欣慰，并不是因为凡尼乌斯刚刚提到的智者名声，何况我担当不起这样的美名，而是因为我满怀希望，觉得我俩的友情将会传诵千古。我格外珍视这份友谊，还因为从古到今，名垂青史的朋友充其量也不过三四对，而我衷心希望，西庇阿和拉埃柳斯也能够加入他们的行列，将友谊的佳话流传后世。
凡尼乌斯：不用说，您的愿望肯定会实现的，拉埃柳斯。不过，既然您提到了友谊这个字眼儿，我们大家又都有时间，您不妨按照您解答其他问题的惯例，好好给我们讲讲您对友谊的看法，讲讲友谊的本质，还有结交朋友时应该遵循的准则。您的见解肯定会让我受益匪浅，而且我相信，对西弗拉来说也是一样。
西弗拉：当然喽，我巴不得听您讲。我正想提出这个要求，只不过凡尼乌斯抢了先。您要是愿意讲的话，对我们两个都是天大的恩惠。
拉埃柳斯：我要是觉得自己有把握讲好的话，肯定是不会推辞的，因为这是个高贵的话题，而我们确实像凡尼乌斯说的那样，刚好都有时间。可是，我算是哪一号人物？哪有本事谈论这个话题？你们的提议，倒是很适合那些专门搞哲学的人，尤其是希腊哲人，他们习惯了随机应变，就别人突然抛出的论题侃侃而谈。这样的任务相当艰巨，不经过大量的训练是完不成的。既然如此，你们要是想听取关于友谊的不刊之论，就得去请教那些专业的演讲家。我能做的仅仅是恳劝你们，一定要把友谊看作人世间顶顶紧要的东西，因为再没有什么东西像友谊这么符合我们的天性，像友谊这么切合我们的需要，无论我们身处顺境还是逆境。
但是，我必须首先申明一条原则，也就是说，友谊只能存在于好人之间。不过，我并不打算对这条原则做太过苛细的说明，不打算仿效某些哲学家的做法，他们总是使劲儿掰扯各种定义，不弄到准确过头绝不罢休。他们的做法兴许是对的，只可惜没有什么实际用途。我指的是那样一些哲学家，他们声称唯有“智者”才是“好人”，其他人都不是。不用说，他们的说法没有错。可他们所说的那种“智慧”，至今还没有哪个凡人能够具备。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观察到的事实，而不是想象当中的完美事物。要是按他们的标准来评判，就连盖尤斯·法布里修斯、曼尼乌斯·丘利乌斯和提贝里乌斯·克朗卡尼乌斯[24]也休想从我这里得到“智者”的称号，尽管我们的先祖认为，这些人都是智者。既然如此，“智慧”这个字眼儿，就让那些哲学家自个儿留着吧，因为所有人都在受这个字眼儿的折磨，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只要他们肯承认我说的这几个人是“好人”，那也就行了。没门儿，他们连这一点也不会承认。他们只会说，除了“智者”以外，谁也不配领受“好人”的头衔。这样也好，我们干脆把他们晾在一边，就靠我们俗话所说“娘胎里带来的有限智力”，尽量解决问题吧。
我们所说的“好人”，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行为和生活，体现着无可置疑的正直、清白、公道和仁厚，他们不贪财、不好色、不暴戾，有勇气贯彻自己的信念。我刚才提到的几个人，便可以充作好人的样板。他们这样的人通常被人们称作“好人”，我们不妨也这么称呼他们，因为他们尽凡人之力师法自然，而自然正是美好人生的最佳向导。
好了，我觉得世间有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也就是说，自然用某种纽带把我们所有人联系在了一起，只不过这种纽带与距离有关，距离越近越牢固。所以我们爱同胞胜过爱外族，爱亲属胜过爱生人，原因是同胞亲属之间，天生就有一种由自然本身缔结的情谊，尽管这种情谊缺少些许长青不败的特质。友谊之所以胜于亲缘，是因为亲缘可以不附带感情，友谊却不能如此。没有感情的亲戚依然有亲戚的名分，没有感情的朋友却不能叫做朋友。要透彻地理解友谊的强大，你不妨想想以下事实：联结全人类的那种仅仅出于自然的纽带，伸展的范围广阔无边，友谊的纽带却十分集中，作用的范围十分狭小，以至于分享友爱的人只能有两个，再多也多不过三五之数。
接下来，我们不妨这样来定义友谊，也就是说，友谊是在世俗事务和神圣信仰方面完完全全的志同道合，再加上相互间的亲善和挚爱。依我看，除了智慧以外，友谊便是永生众神赐予凡人的最好礼物。有些人更看重财富或健康，还有人更看重权势和官位，很多人甚至把感官享受奉为至宝。最后这样东西，只能说是兽类的理想，至于说其他那些东西，都可谓一碰就倒、不堪倚靠，不怎么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审慎选择，更多是受制于变化无常的时运。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美德是“最美好的事物”。这当然是一种可钦的见解，只不过他们所说的美德，恰恰是友谊的源泉和养料，没有美德，友谊根本不可能存在。
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不妨按人们普遍认可的定义来使用“美德”这个词语，不要去给它添加什么词藻华丽的定义，不妨把那些大家公认的好人认定为好人，比如说保卢斯、加图、加卢斯、西庇阿和斐卢斯。就现实生活而言，他们这样的人已经够好了，我们用不着劳神费力，去讨论那些无处寻觅的理想样板。
这么说吧，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来说，友谊的好处多得简直不胜枚举。首先，人生若是缺少亲睦友情带来的安然笃定，如何能成为恩尼乌斯[25]所说的“适意人生”？人世间还有什么乐事，能胜过拥有一位全心信赖无话不谈的友人？快乐若是无人分享，成功的价值岂不是少了一半？反过来，若是无人对你的不幸感逾身受，不幸就会令你难以承当。简言之，其他的可欲事物都服务于单一的特定目的，财富是为用度，权势是为尊荣，官位是为名望，娱乐是为享受，健康则是为摆脱病痛、充分发挥身体的机能，与此同时，友谊的好处却可谓数之不尽。无论你走到哪里，友谊始终陪伴在你的左右。它无处不在，但却永远不会不合时宜，永远不会不受欢迎。用俗话来说，水火的功用也不比友谊更多。我说的不是司空见惯的泛泛之交，虽然说那样的交情也能带来乐趣和裨益，我说的是那种完美无瑕的真正友谊，比如那几段流芳千古的友谊佳话。这样的友谊可以为成功增色，还可以分忧解愁，减轻挫败的痛苦。
友谊的福泽深厚博大，为数众多，至于它首要的福泽，则无疑是使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不受软弱和绝望的影响。当我们面对一位真正的朋友，看见的仿佛是我们的另一个自我。所以说朋友总是与我们同在，朋友富有，我们便不致穷乏，朋友坚强，我们便不致软弱，纵使我们生命终结，依然可以借由朋友获得第二次生命。最后这一点兴许最难想象，但朋友的敬重、怀念和悲悼，确实会追随我们于地下，一方面消弭死亡的痛苦，一方面增添生者的荣光。岂但如此，若是从自然当中剔除友爱的纽带，家族与城邦便会分崩离析，连田畴丘陇都会不复存在。你要是不明白友谊与亲睦的益处，看看争拗与敌对的后果就知道了。古往今来，有哪个家族或城邦能称得上固若金汤，能抵御敌意和分裂，不至于彻底覆亡？由此可见，友谊的裨益何其巨大。
听人说，阿格里真托的一位哲人[26]写过一首希腊文的诗，在诗中以神谕般的权威口吻宣称，自然界和宇宙当中所有的不变事物，都是靠友谊的凝聚之力保持恒定，所有的可变事物，都是因不和的分解之力发生变化。事实上，所有的人都懂得这条真理，都能用自己的亲身体验为它作证，因为一旦看到坚贞友谊的特出范例，看到有人为朋友赴汤蹈火，所有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拍手叫好。举例来说，我的朋友和座上嘉宾珀丘维乌斯[27]写了一部新戏，满场观众都为其中的一个场景高声喝彩：剧中的国王不知道两人中的哪一个是俄瑞斯忒斯，皮拉得斯便自称俄瑞斯忒斯，打算顶替后者去死，与此同时，真正的俄瑞斯忒斯也一口咬定，自己才是俄瑞斯忒斯。[28]戏演到这里的时候，观众们集体起立，热烈鼓掌。这还只是个虚构事例而已，我们想想看，同样的事情若是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不难看出，这样的情感何等自然，因为人们都懂得高度评价他人的义举，尽管他们并没有效仿的勇气。
关于友谊这个话题，我看我只能说这么多。要是我说得不够完整——依我看，我肯定漏了很多东西——那你们只能去请教那些专门探讨这类问题的人，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凡尼乌斯：我们更愿意向您请教。话又说回来，以前我经常请教您说的那些人，他们的说法也算是比较中听。不过，您讲的这些别有一番风味。
西弗拉：凡尼乌斯，那天你要是也在西庇阿的花园里，听见了我们讨论政治，你的评价就不会这么保守了。当时他为道义代言，反驳斐卢斯的花言巧语，讲得真是精彩极了。[29]
凡尼乌斯：咳！最讲道义的人为道义代言，自然是不费吹灰之力。
西弗拉：对啊，友谊的话题不也是这样吗？有个人用无比的忠诚、坚定和正直来维护友谊，借此赢得了他最大的荣誉，要把友谊讲清楚，谁还能比他更不费力呢？
拉埃柳斯：你们这可真是强人所难。不管你们用的是什么方法，总之是在强迫我，因为我不能也不该拒绝女婿们的请求，尤其是合情合理的请求。
好吧，思考友谊的时候，我经常觉得，需要掂量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对友谊的渴求，是不是因为自身的孱弱与贫乏？我的意思是，友谊的目的是不是互惠互利，以便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呢？又或者，尽管互惠互利是友谊的题中应有之义，友谊的起因却不是互惠互利的需要，而是一种时间更久远、性质更高贵、更发自肺腑的东西，这样的说法，会不会更接近事实呢？代表友谊的拉丁词汇“amicitia”，衍生于代表爱的词汇“amor”，毫无疑问，爱才是催生相互好感的原动力，原因是物质利益并不难得，就连那些只拥有假装出来的友谊、因利害关系才受人尊重的人，往往也可以得到这种东西，与此同时，友谊的本质却决定了它容不得半点伪装、半点虚假，自始至终都必须完全真诚、完全自发。所以我认为，友谊发端于一种自然的冲动，与求助的愿望无关，它是心灵倾向和爱的直觉相结合的产物，并不是基于对潜在物质利益的精打细算。这种情感的巨大力量，在某些动物身上也看得到。一段时间之内，这些动物会对幼崽表现出无比强烈的爱，而幼崽也会以同样的爱回报它们，此种情形清楚地表明，它们也具备这种发于天性的本能情感。当然，这种情感还是在人的身上体现得更明显，首先体现于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天伦之爱，这种爱只有令人发指的邪恶才能破坏，其次体现于一种同样强烈的爱，当我们找到一个人品天性跟我们完全投契的人，这种爱便应运而生，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从对方身上看到了一种我准备称为“美德灯塔”的事物，因为什么事物也不能像美德这样唤起我们的爱，像美德这样赢得我们的好感。可不是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甚至会爱慕那些从未谋面的人，只因为他们的操守和美德。举例来说，想到盖尤斯·法布里修斯和曼尼乌斯·丘利乌斯的时候，有哪个人，哪怕是那些没见过他们的人，心里会没有几分温暖的敬爱呢？反过来说，又有哪个人能不憎恨塔尔昆、斯珀利乌斯·卡西乌斯和斯珀利乌斯·马埃柳斯[30]呢？为了捍卫我们的意大利疆土，我们曾与两位名将作战，一位是皮洛士，一位是汉尼拔[31]。前者品格高尚，所以我们并不对他深恶痛绝，后者生性残忍，所以使我们举国憎恨，直到永远。
好了，既然高尚品格的魅力如此巨大，以至于可以促使我们爱慕从未谋面的生人，甚至可以促使我们爱慕敌人，那么，当人们遇到一个有可能与之缔结亲密关系的人，觉得自己从对方身上看到了美德与仁善，心生爱慕也就不足为奇了。实实在在地受惠于对方，觉察到对方鼎力相助的意愿，再加上较为密切的交往，确实可以增强爱慕之情，这一点我绝不否认。我前面提过的初始心灵冲动，得到这些因素的推波助澜，结果便是一种相当令人惊叹的炽烈情感。要是有人认为，这种情感肇端于内心的孱弱，为的是找个人来帮自己满足特定的需求，那我只能说，坚称友谊诞生于欠缺与匮乏，等于说友谊的出身十分低贱，血统呢，恕我直言，也远远称不上高贵。果真如此的话，一个人对友谊的渴望，便会与这个人对自身能力的估计恰成反比。然而，事实与此大相径庭，原因是一个人越是自信，越是得到美德和智慧的支撑，以至于无求于外物，完完全全自满自足，便越是会大张旗鼓地寻求友谊，培育友谊。举例来说，西庇阿对我有什么企求吗？压根儿没有半点企求！我对他也是如此。我俩之间的友谊，从我这方面来说，是因为我仰慕他的美德，从他那方面来说，兴许是因为他觉得我人品不错。我俩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友情也随之加深。这份友谊确实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但这些东西绝不是友谊的源头，原因在于，我俩乐善好施不是为了让别人感恩戴德，也没有把行善看作一种投资，仅仅是在顺应天生的慷慨性情，与此相类，我俩之所以觉得友谊值得追求，并不是受了潜在利益的引诱，而是因为我俩坚信，友谊能带给我俩的东西，自始至终都包孕于友情本身。
有些人好比兽类，将一切归结为感官享受，他们的观点与此截然不同。这也难怪，人若是作践自己全部的脑力，成天追逐如此卑下可鄙的目标，当然就无法抬眼仰望任何高尚事物，或是任何宏伟神圣的东西。他们那样的人，我们不说也罢，至于我们自己，不妨认准这样的一个道理，亦即爱意与向慕之心，全都源自人在觉察到高尚品格之时油然产生的一种自发情感。两个人彼此向慕，自然会竭力追随向慕的对象，相互之间越走越近，力求献出与对方同样高尚、同样深挚的爱，力求比对方更乐于施与，更不求回报，由此投入一场高贵的竞争，携手抵达至真至诚的境界。我们将会从友谊当中获得最重要的物质利益，这样一来，友谊那个无关匮乏之感只因自然冲动的出身，便显得愈发高贵，愈发符合事实，原因在于，倘若友谊果真是靠物质层面的功用来维系，那就必然会因物质层面的变化而破裂。然而，人的本性既然无可改易，真正的友谊自然是永恒不变的东西。
关于友谊的起源，我就说这么多，说不定，你们已经听烦了吧。
凡尼乌斯：哪里话，请您接着讲吧。接着给我们讲完，拉埃柳斯。我比我身旁这位朋友年长，可以替他做这个主。
西弗拉：正合我意！请您继续给我们讲吧。
拉埃柳斯：好吧，两位好友，你们不妨听一听，西庇阿和我讨论友谊时经常说到的一些事情。不过，首先我得告诉你们，他总是对我说，世上最难的事情，莫过于终身不渝地保持友谊。干扰友谊的因素，实在是太过众多，比如说利益的冲突，政见的歧异，以及常常会有的性格变化，后者有时是因为遭逢不幸，有时是因为年岁增长。说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常常拿儿童的情况来打比方，因为童年时期最深挚的情谊，往往会被人们连同童装一起抛弃，侥幸维持到了青年时期，有时也会葬送于争风吃醋，或者是其他一些无法调和的利益之争，就算延续到了成年时期，经常也会遭受猛烈的冲击，如果两人碰巧竞逐同一个官职的话。原因在于，尽管就大多数的情形而言，贪财嗜利是对友谊最致命的打击，但对精英人物来说，最戕害友谊的事情却莫过于争名夺位，这样的竞争时常使得最亲密的朋友反目成仇，变作不共戴天的死敌。
除此而外，若是向朋友提出有悖道义的请求，要朋友迎合自己的邪恶欲望，或是帮助自己为非作歹，也会导致友谊出现一般而言理所应当的巨大裂痕。拒绝朋友提出的此类请求，虽然说完完全全合情合理，却会被所求不遂的朋友斥为不讲义气。对朋友什么请求都敢提的人，为了朋友自然是什么事情都敢干，通常来说，这类人的诘责不光会扼杀友谊，还会引发持久的敌意。“实际上，”西庇阿常常说，“威胁友谊的此类灾祸多不胜数，要想一一躲过，不光得有智慧，还得有运气才行。”
有了前面的这些铺垫，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不妨先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友谊当中的私人交情，究竟应该在哪里止步？举例来说，假使科里厄兰努斯[32]有朋友的话，他那些朋友应不应该跟着他去侵略他的祖国？又比如说，维瑟利努斯[33]或斯珀利乌斯·马埃柳斯的朋友，应不应该帮助他们谋取专制王权？我这里有两个例子，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选择。正如我们亲眼所见，提贝里乌斯·格拉古[34]试图推行改革的时候，他的朋友昆图斯·图贝罗[35]，还有他那些地位与他相当的朋友，全部都离他而去，与此同时，西弗拉，你自个儿家的一个朋友，也就是库麦的盖尤斯·布罗修斯[36]，采取的却是一条不同的路线。审判格拉古那帮阴谋分子的时候，我为执政官拉埃纳斯和卢皮柳斯[37]担任顾问，布罗修斯请求我高抬贵手，理由是他太过敬重格拉古，所以才把格拉古的吩咐奉为金科玉律。于是我问他：“他叫你去朱庇特神庙[38]放火，你也会去吗？”他回答说：“他绝不会叫我去干这种事情。”我又问：“是吗，万一他叫你去呢？”“那我就会去。”他这句话有多邪恶，压根儿用不着细说。事实上他说到做到，行为比言辞还要邪恶，因为他不是奉命参与了格拉古的猖狂勾当，而是那些勾当的主谋，不是为格拉古的疯癫行径提供了支持，而是那些行径的引领者。他这么执迷不悟，结果是被为他专设的法庭吓破了胆，逃到亚细亚去投靠敌人，最终为他的叛国行径付出了应有的沉重代价。所以我断言，帮助朋友绝不是为非作歹的理由，因为友谊源自对美德的信赖，美德若是遭到抛弃，友谊也就无法存续。如果我们认定，朋友之间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双方就都得具备完满的智慧，这样才能避免恶行。只可惜我们保证不了这样的完满智慧，因为我们谈论的仅仅是平常碰得到的朋友，范围不超出我们的耳闻目见，换句话说就是日常生活里的凡人。我得从这种人里面挑选例证，尽量挑一些离我们的智慧标准最近的人。比如说，我们从书里读到，帕普斯·埃米柳斯是盖尤斯·法布里修斯的密友，历史又告诉我们，他们曾两次携手执政，还曾经同时担任监察官。[39]另据相关记载，曼尼乌斯·丘利乌斯和提贝里乌斯·克朗卡尼乌斯与前述二人知交莫逆，彼此之间也是如此。好了，我们根本不可能设想，这四个人当中有哪一个会提出无理的请求，叫朋友去做有伤清誉、有违誓约或有损国家利益的事情。无需赘言的是，他们中即便有人提出了这种请求，其余三人也不会接受，因为他们都拥有最虔诚的信仰，对他们来说，提出这种请求就意味着违反宗教戒律，后果跟接受这种请求一样严重。与此相反，盖尤斯·卡博和盖尤斯·加图确实充当了格拉古的跟班，格拉古的弟弟盖尤斯·格拉古当时虽然没有入伙，眼下却成了兄长最狂热的拥趸。[40]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为友谊制订这样一条准则：不教唆朋友作恶，也不听朋友的教唆。原因在于，“为了友谊”是一句可鄙的托词，绝不能换来分毫谅解。这条准则适用于一切恶行，尤其是叛国之类的大恶。要知道，亲爱的凡尼乌斯和西弗拉啊，眼前的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我们不能不早做打算，以便阻止即将到来的国难。我们的政体，已经多多少少偏离正常的轨道，越出了先辈划定的界限。格拉古试图获得帝王般的权力，要我说的话，他还确实过了几个月当皇帝的瘾。从前的日子里，罗马的民众听过这样的事情、见过这样的事情吗？哪怕是在格拉古本人死去之后，他那些朋友和党羽依然在继续逞凶，对普布柳斯·西庇阿[41]下了毒手，后者的遭遇，我说起来就忍不住伤心落泪。至于说卡博，幸亏格拉古刚刚受到了惩罚，我们千方百计顶住了他的攻击，可要是盖尤斯·格拉古当上了保民官的话，后果我连想都不愿意想。[42]这些事情一环套一环，国运一旦走上了下坡路，速度总是越来越快。就拿选举制度来说吧，先是有了《卡比尼乌斯法》，两年后又有了《卡西乌斯法》[43]，对国家造成了多么沉重的打击！我仿佛看到，民众已经把元老院晾在一边，国家大事落入了乌合之众的掌握。原因在于，你们只管相信，学会策动这些事情的人，将会比学会制止的人要多。
我为什么要提起这些事情呢？原因在于，没有朋友帮忙的话，谁也不会去尝试这一类的事情。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提醒正义的人们，万一你们覆水难收地跟这类人交上了朋友，千万别觉得自己负有任何义务，非得跟叛国的朋友站在一起。必须用近在眼前的惩罚来震慑歹人，无论从犯主谋，一律严惩不贷。希腊有哪个人比狄米斯托克里[44]名头更响、权力更大呢？他曾经率领希腊军队，在希波战争中解救了希腊。他把自己的流亡归结为他人的妒忌，可他没有拿出应有的风度，坦然承受忘恩负义的祖国给他的不公待遇，反倒采取了我国的科里厄兰努斯在他之前二十年的做法。[45]不过，没有人肯帮助他们攻打他们的祖国，到头来，两人都是以自杀告终。[46]
由此可知，面对这种歹人结成的联盟，我们不但不能容许它拿友谊来充当挡箭牌，还应该对它施加最严厉的惩罚，免得大家认为，只要是为了对得住朋友，甚至可以跟自己的祖国开战。但是，从眼下的种种兆头来看，我觉得迟早会有这样的事情，而我不光关心我国政体的现状，对我身后的国运也是同样关心。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为友谊订立这样一条首要戒律：请朋友帮忙只限为善，帮朋友的忙也只限为善。其实我们为善，不应该等朋友来请，应该始终怀着迫不及待的热心，没有一丝一毫的迟疑。我们要拥有直言劝谏的勇气。与朋友交往的时候，要把能进忠言的朋友摆在首位，使他们不但可以直言不讳，必要时还可以出言尖刻，一旦他们提出忠告，就应该从善如流。
我向你们介绍这些准则，是因为据我所知，有些人持有一些匪夷所思的见解，而且我听说，这些人还在希腊享有睿智的美名。顺便说一句，这些人个个都精于诡辩，世上没有他们讲不出的道理。好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说，我们应当谢绝太过亲密的友谊，怕的是一个人要操几个人的心。他们说，每个人应付自个儿的事情就已经手忙脚乱，再要替别人分忧的话，简直是苦恼之极。最聪明的做法是尽可能松地牵着友谊的缰绳，这样才可以收放自如，因为无忧无虑是人生幸福的第一要义，可要是人的心灵，这么说吧，必须为别人的事情劳神费力，那它就不可能无忧无虑。我还听说，他们中的另一派发表了一些更加小器的见解。这些人的观点，刚才我也曾约略提及。他们坚称，结交朋友只应该为了获取帮助，绝不该牵扯情意与好感，所以说一个人越是无法自立，便越是急于求得友谊，由此可知，弱女子对朋友扶持的渴望甚于男子，穷人甚于富人，不幸者又甚于那些公认的幸运儿。他们的哲学可真是高尚！从生活中剔除友谊，无异于从天空里剔除太阳，因为永生众神赐予我们的恩典，再没有哪样比友谊更美好，更使人欣喜欢畅。
不过，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前述的两种学说。他们说的这种“无忧无虑”，到底有什么价值呢？乍一看，这东西似乎十分诱人，但从实践上看，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对它敬而远之。要知道，道义要求我们去做的种种事情，去采取的种种行动，哪一样也不允许我们拒不履行，或者是半途而废，如果我们并没有别的难处，仅仅是为了逃避忧虑。岂止如此，我们若是想逃避忧虑，那就得逃避美德本身，原因是美德厌憎那些与之相反的品质，比如说仁慈厌憎暴戾、自制厌憎放纵、勇敢厌憎怯懦，诸如此类的厌憎，难免会使人心生忧虑。既然如此，你们应该能注意到，正义者是最为不义之举痛心的人，勇敢者是最为怯懦之举痛心的人，自制者则是最为放纵之举痛心的人。由此可知，见善则喜，嫉恶如仇，恰恰是心智健全的人必有的特质。所以说，智者也摆脱不了烦忧的困扰，除非我们假定他们已经彻底摈弃人类的情感，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害怕友谊带来的些许烦忧，以至于将友谊赶出我们的生活呢？依我看，人要是没了感情，且不说跟动物还有没有区别，就是跟木石之类的冥顽事物相比，又能有什么区别呢？
还有一种学说，我们也万万不能听信，亦即美德好似铁板一块，是一种僵硬无情的东西。究其实，在友谊这件事情上，跟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一样，美德表现得十分柔软，十分善解人意，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它会随朋友的成功而扩张，又会随朋友的挫败而收缩。由此可见，我们虽然经常为朋友承受精神上的痛苦，但这并不足以使我们把友谊赶出自己的生活，正如四大美德[47]虽然会带来种种焦虑和苦恼，但我们也不能捐弃它们。
既然如此，容我再次重申：美德的清晰表征，自然而然地吸引品格相近的人，这便是友谊的开端，此种情形一旦出现，必定会催发爱慕之心。原因在于，光知道喜欢诸多冥顽不灵之物，比如说官职、声名、华厦和衣饰，但却不喜欢或不甚喜欢具备美德的万物之灵，尽管后者懂得爱，用我的话来说则是懂得“回爱”[48]，世间还能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要知道，世间真的没有什么事物，能比收获回爱和互爱互助更令人愉悦。如果我们再补上一个理应补上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任何事物吸引其他事物的力量，都比不上相近的品格对友谊的吸引力，那就可以立刻推定，好人必然惺惺相惜，必然相伴相随，仿佛是被血缘和自然撮合到了一起，因为自然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加渴望，确切说是更加贪求，与自身相似的事物。由此可见，亲爱的凡尼乌斯和西弗拉啊，我们完全可以认定这样的一个道理，视之为确定不移的事实，也就是说，好人与好人之间必定有一种仿佛出于必需的友爱，这一种友爱，正是自然安排的友谊源泉。不过，同一种友爱也会泽及普罗大众，因为美德并不是一种冷酷自私的排他品质。美德甚至会庇护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为他们谋求最大的福祉，它要是蔑视对于普罗大众的任何关爱，那就肯定不会这么做。
另一方面，以我之见，人若是信奉“友谊只为谋利”的论调，无异于摧毁友谊链条当中最迷人的一环。原因在于，使人愉悦的更多是朋友献出的热忱，而不是朋友带来的实利，朋友的帮助必须出自诚挚的友爱，才能使我们衷心感戴。要说人们是因为贫乏才寻求友谊，实可谓大错特错，原因是一般而言，最慷慨最仁善的人，恰恰是那些最富于资财、最富于美德（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归根结底，美德才是一个人最稳固的支柱）、最不需要他人帮助的人。实在说来，我倒是觉得，朋友应该时不时地碰上一些需要帮助的情形。举例来说，如果西庇阿从来都不需要我的建议或协助，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那我哪能有机会聊表寸心呢？由此可见，并不是物质利益带来了友谊，而是友谊带来了物质利益。
因此，我们切不可听信这些巧言学究的友谊宏论，无论是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践上说，他们都对友谊一无所知。要知道，老天在上，纵然可以拥有甲于天下的财富，条件却是不爱任何人，也不为任何人所爱，这样的生活，有谁会愿意过呢？而这恰恰是暴君不得不过的生活。不用说，他们指望不上任何忠诚，指望不上任何友爱，永远也无法信赖任何人的善意。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猜疑与焦虑，友谊根本无从谈起。谁会爱一个他害怕的人，或者是一个他明知道害怕他的人呢？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能得到大献殷勤的友谊表演，当然也只是在他们顺风顺水的时候。一旦他们失势倒台，迎来暴君通常会有的结局，马上就会恍然大悟，自己是多么地众叛亲离。听人说，身遭放逐的塔尔昆曾经慨叹：“直到我无法报答也无力报复的时候，我才看清了身边朋友的真假。”只不过在我看来，真正叫人吃惊的是，像他这么专横傲慢的人，居然也会有朋友。他的人品决定了他交不到真正的朋友，而那些格外富有的人，往往也会落入跟他一样的处境。正是他们的财富阻止了真诚的友谊，因为幸运女神不光是自己眼瞎，通常还会把得到她恩宠的人变成瞎子。[49]这么说吧，他们总是自高自大，刚愎自用，完完全全忘乎所以，世上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鸿运当头的蠢材更让人忍无可忍。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原本谦和有礼的人一旦有了权势，马上就变得面目全非，光知道巴结新交，对旧友不屑一顾。
好了，有的人拥有成功、财富和权势所能带来的一切机会，居然只知道收罗钱能买来的各种物品，收罗马匹、奴仆、华贵装饰和昂贵器皿之类的东西，而不知道收罗朋友，收罗这种——容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最贵重、最美好的人生“家当”，世间还能有比这更愚蠢的事情吗？收罗物品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物品将来会归谁享用，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为谁忙活，因为这些物品，终究会悉数落入强梁之手，与此相反，友谊却是各人的专属，长长久久，不可攘夺。从某种意义上说，物质财富不过是幸运女神的赏赐，就算事实证明它们能够持久，若是缺少了朋友的抚慰和陪伴，人生也绝无欢乐可言。
接下来，我想谈谈这个话题的另一个分支。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设法确定友谊该有个什么限度，换句话说，什么是我们的友爱不该逾越的边界。据我所知，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三种看法：其一，我们应该爱友恰如爱己，不能更进一步；其二，我们对朋友的爱，应该与朋友对我们的爱一一对应，完全相等；其三，我们对朋友的评价，应该与朋友的自我评价完全一致。这几种看法，我一种也不赞同。第一种看法意味着我们要把待己之道用作待友之道的尺度，但这并不符合情理，原因在于，有些事情我们永远不会为自己去做，却会为朋友去做，这样的事情何其众多！有时我们折腰请求下贱之人，以至于低三下四，有时又口出过分尖刻的詈骂，过分猛烈的抨击。这些行为若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只能说毫无可取之处，但若是为了朋友的利益，却可以说十分可取。此外，面对许许多多的好处，正人君子还会心甘情愿地选择放弃，或者是任人剥夺，好让朋友得到享受这些好处的机会。
第二种看法把友谊限定为一种助益和感情的等量交换，由此把友谊贬低为一个锱铢必较、抠抠唆唆的数字问题，就跟友谊的目标是维持分毫不差的收支平衡似的。依我看，真正的友谊会比这种账簿交情阔绰一些，大方一些，绝不会斤斤计较，唯恐入不敷出。在这种事情上，我们不应该成天担心给得多了形成浪费，或者是溢出我们的量杯，也不该盘算我们为友谊的付出，有没有超出合理的限度。
不过，最有害的标准还得说是最后一种，亦即把朋友的自我评价作为我们评价朋友的尺度。屡见不鲜的情形是，某个人太过自卑，或是对自己改善命运的机会太过绝望。遇上这样的情形，朋友就不应该采纳他的自我评价，而应该竭尽全力，鼓舞他萎靡的精神，引导他拥抱欢欣的希望和乐观的思想。
既然如此，我们必须为友谊另行设限。不过我得先说说另一种见解，这种见解经常招致西庇阿最严厉的驳斥。西庇阿总是说，言论与友谊的真谛最水火不容的人，莫过于以下这句格言的始作俑者：“爱朋友时须当谨记，朋友或有反目之时。”有人把这句话记在名列“七贤”的毕阿斯名下[50]，西庇阿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原因是这样的见解，必然出自某个居心叵测的人，或是某个私欲膨胀的人，又或是某个把一切视为垫脚石的人。如果你觉得某个人有可能成为你的敌人，怎么可能跟这个人成为朋友呢？不是吗，人要是存着这样的心思，那就得盼着朋友犯错，而且越多越好，好让自己抓到尽可能多的把柄，反过来，要是看到朋友的义举或好运，那就得生气着恼，妒火中烧。所以说，这句格言不管出自何人之口，总之会使友谊彻底毁灭。友谊的真正法则是慎加选择，只跟自己永远不可能憎恨的人做朋友。按照西庇阿的看法，即便我们看走了眼，那也得勉力维系已有的友情，绝不能去打伺机绝交的算盘。
友谊真正该有的限度是：双方的品格都必须保持一尘不染。双方的兴趣、意图和目标必须完全一致，不能有任何例外。在此基础上，假使朋友为了攸关性命或名誉的事情找我们帮忙，哪怕其请求算不上完全正当，我们还是应该权且偏离正道，为朋友稍作妥协，前提是不至于彻底破坏纲常。面对友谊，我们总归得有所容让。另一方面，我们绝不能完全不顾自己的名誉，也不能轻视其他公民的好评，认为这只是一件对我们的人生事业无足轻重的武器，虽然说拿阿谀奉承和花言巧语去换好评，也是一种十分卑劣的行为。我们切不可捐弃美德，因为美德才是受人敬爱的保障。
好了，我们还是回头来说西庇阿吧，因为他才是我这番友谊讲论唯一的作者。西庇阿总是跟我埋怨，人们对任何事情都不像对友谊这么马虎，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家山羊绵羊的准确数目，却不知自己究竟有几个朋友，买羊的时候知道千挑万选，择友的时候却完全漫不经心，这么说吧，也没有什么标准来判断对方合适与否，不像买羊还懂得看看斑点毛色。说起来，挑选朋友的时候，我们应该着眼于坚定、稳健、忠贞不渝的品质。具备这些品质的人，可说是少之又少，而这些品质的成色，不经检验也很难判断。话又说回来，这方面的检验只有在友谊存续期间才能进行，以至于友谊往往形成于判断之先，不允许我们提前检验。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谨慎起见，像控扼辕马一样控扼爱慕的冲动。选择辕马有一个试用的过程，交友也应该照此办理，通过某种试行的友谊来检验朋友的品格。我们时常可以看见，面对锱铢小利，有些人便把不堪信任的劣性暴露无遗，有些人虽然经受住了小利的考验，却又在大利的诱惑之下露出原形。就算是重友轻财的人并不难找，可那些把友谊看得比官衔地位、文阶武职和政治权势还重的人，不会为这些东西轻易割舍友谊的人，我们又该到哪里去找呢？贪恋政治权势是人的天性，即便要为此付出牺牲友谊的代价，人们也往往觉得，相较于如此巨大的报偿，背叛朋友不过是小事一桩。政坛与官场很难见到真正的友谊，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哪有人愿意把升迁的机会让给朋友呢？更不用说，你们不妨想想，分担别人的政治厄运，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多么沉重、多么难以负荷的包袱，有勇气挺身承当的人，实可谓世上难寻。恩尼乌斯说过，“患难见真情”，这句话虽然不错，大多数人却还是脱不了两种习气，一是在自己得意时小看朋友，二是在朋友落难时抛弃朋友，由此暴露自己的不堪信任和有始无终。有鉴于此，要是有人能在前述两种情形之下表现出坚定不移、忠诚不变的友谊，我们就应当据此断言，此人属于世上最难得的一种类型，简直与超人无异。
好了，要保证友谊稳固持久，我们该寻求什么品质呢？我们要寻求的是忠诚。若是缺少忠诚，任何友谊都不可能稳固。择友之时，我们还应该寻求坦率直爽、易于相处的性情，寻找宅心仁厚、与我们气味相投的人，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维系忠诚。一个人若是城府渊深，拐弯抹角，便决计不可信任。除此而外，说实在话，一个人若是天性凉薄，对感召我们的事物无动于衷，那也就不可能值得信赖，不可能坚定不移。我们不妨再补充一点，也就是说，理想的结交对象不光是自己不能以指责我们为乐，而且不能听信别人对我们的指责。所有这些条件，都有助于形成我着力强调的坚贞品质。由此而来的结论呢，就跟我刚开始说的一样，友谊只能存在于好人之间。
说到好人（我说的好人，也可以视同智者）的待友之道，其中必然包含两个一以贯之的特征。其一，他不会有一丝一毫的虚情假意，因为真诚的人更愿意公开表达自己的情感，哪怕是厌憎之情，绝不愿刻意掩饰。其二，他不光会拒斥他人对朋友的一切指责，自己也不会猜疑朋友，更不会成天觉得朋友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此外，他的言谈举止应该和悦可人，这样就可以为友谊增添不少情趣。阴沉古板的性情和一成不变的严肃，兴许是十分令人敬畏，友谊却应该稍假辞色，多一点儿宽容与温煦，乐于表露各式各样的善意和热心。
说到这里，我们就碰上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假使我们有了值得结识的新交，那么，有没有什么情况能构成充足的理由，使我们可以喜欢新交胜于旧友，像喜欢小马胜于老马那样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根本容不得任何置疑，因为我们绝不能像对其他事物那样，对友谊产生餍足之感。朋友好比佳酿，越陈越香。常言说得好：“两人得一起吃过许多罐盐，才能够结为生死之交。”[51]当然，新鲜也有新鲜的好处，我们不应该不屑一顾。新鲜的友谊好比青青的秧苗，总是蕴含着收获的希望。只不过，老朋友也应该得到相应的敬重，更何况实在说来，时间和习惯会对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就用我刚才说到的马儿来打比方吧，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所有人都喜欢骑自己骑惯了的马，不愿意去骑没骑过的新马。这个规律不光适用于活物，也适用于没有生命的东西，因为我们都喜欢自己长年生活的地方，哪怕那地方山多地少，乱木丛生。另一方面，友谊还有一条黄金准则，那就是与朋友平等相处。要知道，朋友之间常常会有高下之分，比如说，在我所说的“我们这伙人”当中，西庇阿就比其他人都了不起。可他从来不曾摆出居高临下的架势，不管是对斐卢斯、卢皮柳斯和穆米乌斯[52]，还是对那些地位比较低的朋友。举例来说，他总是对昆图斯·马克西穆斯[53]毕恭毕敬，因为马克西穆斯是他的兄长，而马克西穆斯虽然也是个无可置疑的杰出人物，但却根本不能与他相提并论。而且他总是希望，他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受益于他的帮助。他这个榜样，我们大家都应该努力效仿。但凡我们在品性、才智或资财方面有什么过人之处，那就应当乐于分享，让朋友们同受其惠。比如说，如果朋友出身寒门，只有一些又没本事又没钱的亲戚，我们就应当伸出援手，帮助朋友提高地位，过上更体面的生活。你们都知道那些神话故事，故事里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和身世，得到的养育跟奴婢家的孩子无异，最后他们认祖归宗，知道了自己是神祇或君王的儿子，但却依然对养育自己的牧人满怀敬爱，因为多年之中，他们一直以为牧人是自己的父母。对错认的父母尚且如此，对于名分无疑的亲生父母，当然就更该如此。要知道，过人的才智与德行，概言之是任何方面的过人之处，如果不与至亲至近的人分享，便无法实现它全部的价值。
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问题的反面，因为在友谊和亲情当中，正如得天独厚者必须与时运不济者平等相处，时运不济者也不该生气着恼，恨自己的才智、资财或地位不如别人。然而，时运不济者大多只知道怨天尤人，或者是没完没了地数说自己的功劳，尤其是在他们认为自己尽心费力、为朋友做了一点儿事情的时候。有所付出就成天挂在嘴边的人，着实招人讨厌。受人恩惠，应当铭记在心，予人恩惠，却应当绝口不提。由此可见，在朋友交往当中，在上者不仅应该放低自己的身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应该努力提高在下者的地位，原因在于，有些人之所以跟朋友闹别扭，恰恰是因为他们觉得朋友小看了自己。一般而言，只有那些自惭形秽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表现，而朋友应当努力消除他们的自卑，不光要用言语，而且要用行动。话又说回来，对朋友的关照和帮助也得有个适当的限度，首先要看你自己的施与能力，其次要看对方的承受能力，原因在于，不管你拥有多高的威望，终归不可能把所有的朋友全部送上最显要的官位。举例来说，西庇阿让普布柳斯·卢皮柳斯当上了执政官，但却没能让卢皮柳斯的弟弟卢修斯得到同样的职位。另一方面，就算你有能力随心所欲，把任何人提拔到任何职位，那也得慎重考虑，不能让职位超出对方的能力。
一般而言，我们应该先等到品格定型的成熟之年，然后再决定友谊方面的事情。比如说，有些人少年时喜欢狩猎或打球，结交了一些爱好相同的好伙伴，但他们绝不能就此认定，这些伙伴个个都是可靠的朋友。要是依照这种标准，只论相处时间是长是短的话，最有资格得到我们挚爱的人，就该是保姆和伴读的奴隶。我倒不是说，我们可以对这些人置之不理，只不过我们对这些人的感情，跟友谊并不是一回事。只有成熟的友谊，才可能恒久不变，因为品格的歧异会导致旨趣的歧异，旨趣的歧异又会导致关系的疏远。举例来说，好人不跟坏人交朋友，坏人也不跟好人交朋友，唯一的原因就是品格和旨趣不同，差别大得无以复加。
另有一条值得记取的友谊准则，也就是说，别用你的妇人之仁去拖累朋友的宏图大业。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我还是再举个神话里的例子，利科墨德斯对纽普托勒姆斯有养育之恩，声泪俱下地劝纽普托勒姆斯不要参战，可纽普托勒姆斯要是听了利科墨德斯的话，那就永远也不可能攻下特洛伊城。[54]除此而外，紧要的事务迫使朋友们劳燕分飞，也是生活中常有的情形，有的人却觉得自己受不了分离之苦，竭力阻挠朋友离去，这样的人都是软弱的娘娘腔，光看这一点就算不上够格的朋友。你理当寄予朋友的期望，还有你理当满足的朋友期望，当然都有各自的限度，处理任何事务的时候，你都应该把这些限度纳入考虑的范围。
还应该注意的是，世上有一种可以称为灾难的遭际，也就是不得不与朋友分道扬镳。这样的灾难，有时可说是不可避免，因为我们的讨论进行到这里，对象已经不再是智者之间的挚爱，而变成了常人之间的友谊。有时候，某个人做下了伤害朋友或外人的邪恶勾当，骂名却落到了朋友头上。遇上这样的情况，合理的做法是断绝来往，任由友谊逐渐消亡。对待这样的友谊，应该奉行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一句加图名言，“要给它慢慢拆线，用不着一撕两半”，除非对方的恶行实在是太过令人发指，以致你不得不立刻与对方划清界限，要不然就有伤礼义廉耻。除此之外，如果品格和旨趣发生了世上常有的改变，或者是党争导致了情感的隔膜（刚才我已经说了，现在我谈的不再是智者的友谊，而是常人的友谊），而我们的打算仅仅是放弃这段友谊，那我们就必须小心行事，不能表现得像是与对方势不两立，因为这世上最不光彩的事情，莫过于与往日的密友公然开战。你们都知道，西庇阿曾为我放弃了与昆图斯·庞培乌斯的友谊，还曾因政见不同疏远了我的同僚米提卢斯[55]。他对这两件事情的处理，都可以称得上温和得体，让人们觉得他确实受了冒犯，但却并没有怀恨在心。
由此可见，我们的首要目标应该是防止朋友之间出现裂痕，其次则是在裂痕出现之时稳妥行事，使我们的友谊看起来像是寿终正寝，而不是死于非命。这之后，我们还应该多加留意，以免曾经的友谊变成不解的仇怨，衍生各式各样的口角、谩骂和怒斥。不过，后面这些东西只要不超出忍耐的合理限度，我们还是应该多多担待，并且看在往日友情的分上，判定理亏的是出口伤人的一方，而不是承受伤害的一方。一般说来，要想避免这一类的闪失和麻烦，唯一的办法是审慎择友，不要草率托付我们的友爱，更不要把友爱托付给不值得结交的人。
好了，我所说的“值得结交”，意思是一个人不假外物，本身就具备使人向慕的品质。这样的人十分少见，实在说来，所有的完美事物都是如此，世上最难找的东西，莫过于一类事物的完美样板。然而，大多数人不光把有利可图的东西视为人生中唯一的美好事物，还把自己的朋友看成蓄养的牲畜，谁有希望带来最大的利润，就把谁摆在首位。可想而知，他们永远也得不到那种最美好最自发的友谊。要想求得那样的友谊，你只能以友谊本身为唯一的目标，不能掺杂其他的任何企图。除此而外，对于友谊的性质和力量，他们也不会有切身的体会。原因在于，人人都爱自己，不是因为这种爱能带来什么好处，而是因为人天生与自己相爱相亲，不需要其他任何理由。但是，人若是不能把这种爱延伸到另一个人身上，便永远无法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朋友，因为真正的朋友，可说是人的第二个自我。可我们都看得见，所有的动物，不管是天上飞的、海里游的还是地上走的，也不管是野生的还是家养的，全部都具备这样的两种本能，一是爱自己，这实际上是所有活物的天性，二是向慕同类，企盼与同类相守不离。既然前述的自然现象都伴有强烈的渴望，伴有某种近似于人类之爱的情愫，那么，由人性法则决定的人间友爱，岂不应该百倍于此？因为人不光会爱自己，还会去寻求能与自己灵魂交融、几近两心合一的友伴。
然而，大多数人可说是不可理喻，更不用说还厚颜无耻，不光要求朋友达到自己达不到的标准，还指望从朋友那里得到自己不肯给的东西。公平的做法，应该是自己先成为好人，然后再去寻找同道。要保障我们一直在谈的恒久友谊，双方都必须成为这样的一种人，也就是说，双方因彼此爱慕走到一起之后，首先学会了控制那些奴役其他人的欲念，其次又学会了急公好义，为对方分忧解愁，绝不向对方提出伤廉败德的要求，不仅互助互爱，而且相互尊重。我特意强调“尊重”，是因为一旦缺少尊重，友谊就丧失了它最璀璨的明珠。由此可见，有些人以为友谊是放纵和罪孽的许可证，实在是大错特错。大自然赐予我们友谊，是让它充任美德的仆从，不是让它充当罪恶的帮凶，是考虑到孤立的美德力有不逮，所以才让美德与美德携起手来，合力达成最高的目标。那些正在享有、曾经享有或必将享有这种伙伴关系的人，绝对不啻于加入了一个最为强大、最有前途的同盟，可望借此企及大自然的至善。要我说，这种伙伴关系囊括了道义的完满、传扬的美名、内心的平静和人生的安宁，也就是人们向往的一切事物，因为人生有这些才算幸福，没有则是不幸。幸福既然是人生最美好也最崇高的目标，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必须致力于追求美德，因为若是没有美德，我们就得不到友谊，也得不到其他任何值得向往的事物。实际上，如果交朋友的时候忽略了美德，那些自以为有朋友的人，一旦在大祸临头之时被迫检验朋友的成色，马上就会恍然大悟，自己其实没有朋友。所以我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托付友爱之前，必须慎加甄选，不可先定交情，尔后再作评判。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吃了疏忽大意的亏，在选择朋友和培育友情的事情上尤其如此。我们把老话当作耳边风，总是把车子套在马的前面，马叫人偷了才关马厩的门，因为我们往往会因长时间的密切交往或互惠关系而缔结友谊，然后又因为突然出现的某种过节，忙不迭地断然绝交。
这样的疏忽大意尤其该受谴责，因为它妨害的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我之所以要说“无比重要”，是因为友谊是唯一的一种人人都认为大有裨益的事物。就连美德本身也不是这样，因为有许多人一说起美德就不屑一顾，仿佛它只是浮夸，或者是自我美化。财富也不是这样，许多人都蔑视财富，安守清贫，以粗衣恶食为乐。至于说有些人梦寐以求的高官显位——有多少人对它嗤之以鼻，视它为世上最空虚无聊的事物！
其他种种也是如此，在一些人眼里可羡可欲，在许多人看来却一钱不值。但要是说到友谊，人们的想法却可谓万众一心，所有的人，不管是投身政治的人，是以研究科学哲学为乐的人，是闭门清修不问世事的人，还是最后那种沉迷声色的人，只要还企盼自己的生活尚存些许高贵，要我说就必定会认为，没有友谊的生活不成其为生活。原因在于，友谊总是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渗入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随便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都别想彻底摆脱它的影响。一个人尽可以乖戾孤僻，以至于对人际交往深恶痛绝，像我们听说过的雅典人泰门[56]那样，然而，哪怕是他这样的人，终归也得找个人来充当听众，以便倾倒他满肚子的怨恨毒汁。要是能有某位神灵带我们远离人烟，把我们安置在某个完全与世隔绝的所在，然后又充分满足我们的一切嗜欲，只是彻底剥夺我们看见人类的机会，身处那样的情形之下，我们便最能体会友谊的不可或缺。试问有谁能心坚如铁，安然忍受那样的生活？身处孤独之中，谁能不丧失对一切乐事的兴趣？事实上，有句名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句名言应该是塔伦塔姆的阿奇塔斯[57]说的，到我这儿已经转了两次手，我是听我的长辈说的，他们又是听他们的长辈说的。这句名言是这样的：“凡人即使能升入穹苍，将宇宙的自然秩序和天体之美尽收眼底，还是得不到丝毫的乐趣，话又说回来，只要他有机会向别人讲述自己看见的壮美奇景，便可以得到凡人所能想象的至大乐趣。”由此可见，人类确实有厌憎孤独的天性，总是需要这样那样的扶持与支撑，最可心的扶持与支撑，则莫过于我们最亲密的友人。
然而，天性虽然给了我们诸多提示，借此申明了它的希冀、欲求和渴望，我们却多少有些充耳不闻，不理会它的劝谕。朋友之间的交往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猜疑和不快的诱因难免会常常出现，面对此类诱因，智者有时选择置之不理，有时选择驱除化解，有时又选择大度包容。只有在朋友的切身利益和我们自己的真诚面临威胁的时候，我们才必须直面此类诱因，哪怕会由此造成不快。举例来说，我们常常有必要劝诫朋友，甚至是出言责备。劝诫和责备若是出于好意，本应得到朋友的欣然接纳，只可惜不知何故，我朋友特伦斯在《来自安德罗斯岛的姑娘》[58]当中说的那句话竟然不无道理：
奉承引来朋友，直言招致怨恨。
直言若是造成了怨恨，便可以算做一种祸端，因为怨恨是戕害友谊的毒药。然而，奉承其实是更大的祸端，因为它纵容朋友的过失，必将使朋友一头栽进毁灭的深渊。不过，罪责最大的还是那个厌闻直言、任由恭维把自己推向毁灭的人。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自始至终都应该慎之又慎。劝诫朋友绝不能出言刻薄，责备朋友也不能语带轻侮。至于说“奉承”（因为我喜欢借用特伦斯的词汇），我们固然应该做到礼数周全，同时又必须远离那种成人之恶的令色巧言，因为此等行径连自由民的身份都配不上，更别说是朋友。跟暴君相处是一回事，跟朋友相处是另一回事。可是，如果有人塞住耳朵坚拒直言，连朋友的实话都听不得，那我们也只好死心，任由他自生自灭。加图说过许多句切中肯綮的至理名言，以下这句也是如此：“有些人应该感谢不共戴天的仇敌，有甚于感谢献媚讨好的朋友，因为前者还经常口吐真言，后者却从来不说实话。”此外还有一件咄咄怪事，也就是说，听到忠告的时候，人们该生的气不生，偏偏要生不该生的气，对自己的过错一点儿也不着恼，倒要为别人的责备大动肝火。实际上，他们应该把自己的心态颠倒过来，以行有过恶为耻，以得到匡正为幸。
既然如此，倘若我们可以断言，率直而不刻薄的进谏，以及耐心且无愠怒的纳谏，特别能彰显真正的友谊，那我们亦可断言，对友谊妨害最大的行为，莫过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和奴颜媚骨。我用了尽量多的说法来描述这种恶习，有此恶习的都是些不堪信任的轻薄小人，说话只为讨好卖乖，全不管事实如何。虚伪使我们一时之间难辨真假，对任何事情都是有害无益，但它对友谊的戕害尤为酷烈，因为它摧毁朋友之间的坦诚，而友谊若是缺少坦诚，便只是虚名而已。要知道，既然友谊的真谛在于二人同心，如果其中一人的心灵复杂多变，并不是单纯一贯，同心又何从谈起？如果一个人的态度不仅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感受和期望，甚至取决于另一个人的面部神情和头部姿势，世上还有什么事物，能跟这个人的心灵一样动辄变形、一样摇摆不定？
别人说“不”，我也说“不”，
别人说“是”，我也说“是”，
总之我给自己，订了这条规矩，
别人说了什么，我便随声附和。
前面引的还是我老友特伦斯的话，可他这些话是借格纳索之口说的[59]，谁要是跟格纳索这种人结下任何交情，只能说是愚蠢的表征。然而，世上有许多跟格纳索一样的人，恰恰是因为他们在阶层、财富或名望方面优于格纳索，靠地位的分量弥补了品性的轻浮，他们的阿谀奉承才变得格外有害。但我们只要足够审慎，便不难辨别真心的友爱和假意的殷勤，恰如面对其他的任何事物，很容易就可以把仿冒的假货跟地道的真品区分开来。参加民众集会的都是些文化低得不能再低的粗人，可他们照样能分清好歹，看出谁只是甘言惑众的可疑分子，谁才是有原则有斤两的可靠人物。前些日子，盖尤斯·帕皮利乌斯就是用这种甜言蜜语来撩拨集会民众的耳朵，想兜售他那个允许保民官连选连任的法案。[60]我当即发表了反对的意见，不过我不想谈我自己，还是谈谈西庇阿吧。老天爷！他那天的讲话可真是惊天动地，气势如虹！听到他讲话的人，全都会毫不犹豫地说，他的确是罗马民众的领袖，绝不是他们当中的普通一员。[61]不过，你们当时也在现场，再者说，如今你们手里都有他的讲稿。总而言之，结果是一个意在讨好民众的法案遭到了民众的投票否决。说到这里，我还得再讲讲我自己的经历。你们应该记得，在西庇阿的哥哥昆图斯·马克西穆斯和卢修斯·曼西纳斯[62]同任执政官的时候，盖尤斯·利希尼乌斯·克拉苏[63]提出的那个“关于祭司团成员选举”的法案，看起来是多么地深得民心，因为它要求各祭司团把补足自身缺额的权力转交民众。顺便说一句，正是这个克拉苏开创了面向广场对民众讲话的先例。[64]尽管如此，由于我站在保守派的立场进行了反驳，宗教还是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他那套似是而非的说辞。当时我只是副执政官，离我当选执政官还有整整五年，可见我的成功更多是因为理直气壮，并不是因为官高爵显。
好了，在舞台上，比如说在实质与舞台无异的民众集会上，真相只要能得到透彻的阐释，展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最终就能够大获全胜，尽管在这类场合当中，纯属捏造或半真半假的东西拥有最为充足的用武之地。既然如此，在完全靠真诚维系的友朋交往当中，情形又当如何呢？朋友往还之时，用句俗话来说，双方都必须看得见对方的袒露胸怀，否则就无法相信或断定任何事情，是的，你甚至无法确信彼此之间的友爱，因为你拿不准它是否真诚。话又说回来，我前面说的这种阿谀奉承虽然十分有害，终归只能伤害那些乐于听信的人。以理可推，最喜欢听奉承话的人，必然是那些最自恋、最喜欢自我陶醉的人。我绝不否认，美德也有自爱的天性，因为她拥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有多么值得爱。可我现在说的并不是绝对的美德，而是人们自以为拥有美德的那种执念。事实上，真正拥有美德的人，并不像希望博得有德之名的人那么多，后面这一类人，恰恰就是最喜欢听奉承话的人。一旦听到专为迎合他们虚荣心理的阿谀之辞，他们就会对这些信口开河的废话信以为真，认为这可以证明，自己确实有一些值得赞美的地方。由此可见，如果一方不爱听真话，另一方又喜欢说假话，这样的交情，只能说跟友谊完全不沾边。世上若没有自吹自擂的武夫，寄生虫的奴才相也就不会让我们觉得可笑，只剩下可悲了。武夫问“泰伊丝真的很感谢我吗？”寄生虫答个“很感谢”也就行了，可他非得说“万分感谢”。[65]奴颜婢膝的马屁精，总是会顺着受害者的喜好，使劲儿往大里说。所以说，虚伪的奉承虽然对那些爱听好话的人尤其有效，但那些性格较比坚强稳重的人也应该提高警惕，免得蒙蔽于伪装巧妙的奉承。除了彻头彻尾的傻子之外，谁都能一眼看穿赤裸裸的奉承，奸狡之徒的隐晦谄媚，才是我们需要小心防备的东西。要想识破这一类的马屁精，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往往用假意的反驳来掩饰奴性，用假装的争论来包裹奉承，最后才拱手认输，甘拜下风，使对方受骗上当，自以为高瞻远瞩。请问，世上还能有比上这种当更丢脸的事情吗？因此你必须格外留神，免得像《女继承人》[66]里的那个老头那样：
我叫人骗得真惨！全世界的任何一座舞台上，
任何一个口水滴答的老糊涂，都没上过我这种当。
要知道，哪怕是在舞台上，我们也见不到比短视轻信的老头更可耻的愚蠢典型。咳，不知道怎么搞的，我有点儿跑题了，说的已经不再是完人的友谊，或者说“智者”——我说的“智者”，当然也只拥有人性能够企及的那种“智慧”——的友谊，反倒说起了那种庸俗浮浅的友谊。那么，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给它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吧。
好了，凡尼乌斯和西弗拉，容我把之前的话重复一遍。美德，正是美德，既是友谊的缔造者，又是友谊的维系者。旨趣的和谐，友谊的恒久与坚贞，无不有赖于美德。当美德扬起头来，向另一个人投射她美丽的容光，并且从对方身上看到了同样的光芒，便会不由自主地趋向对方，与对方交相辉映，随之迸发的是一团熊熊的火焰，你尽可称之为“爱”，称之为“友谊”也无妨，反正两个词都源自同一个拉丁词根。爱就是对爱人的单纯依恋，不是贫乏使然，也不是为了得到好处，只不过好处是友谊的自然产物，哪怕你完全没有谋利的意图。年轻时候，我就是怀着这团温暖的友谊之火，爱慕年辈较长的卢修斯·保卢斯、马库斯·加图、盖尤斯·加卢斯和普布柳斯·纳西卡[67]，还有我亲爱的西庇阿的岳父，提贝里乌斯·格拉古[68]。在年纪相仿的人之间，友谊之火还会烧得更加炽热，西庇阿、卢修斯·弗里乌斯[69]、普布柳斯·卢皮柳斯、斯珀利乌斯·穆米乌斯和我本人，情形便是如此。但如今我也到了暮年，却开始喜欢亲近年轻人，比如说你们两个，还有昆图斯·图贝罗。岂止如此，我还喜欢跟一些更年轻的人交朋友，比如说普布柳斯·卢提柳斯和奥卢斯·维基尼乌斯[70]。既然后浪推前浪是人性和人生的法则，最理想的事情莫过于和你的同辈一起抵达人生的终点，因为你站上人生跑道之时，也是和他们一起。然而凡尘之物迁流易逝，我们也应当不断寻找与我们相互爱慕的后辈，因为人生若是缺少友爱与亲善，便只能说是兴味索然。
千真万确，西庇阿虽已猝然辞世，对我来说却依然活着，永远不会死去，因为我爱的是他的美德，而他的美德长存不灭。我一辈子都在亲身体验他的美德，但他的美德不光会时刻浮现在我的眼前，还会放射永不暗淡的辉光，照耀子孙后代。若不把他的英名和形象摆在眼前，以之为最好的榜样，谁也不可能保持较比远大的志向，或者是较比崇高的理想。我可以断言，时运或禀赋给予我的一切恩赐，哪一样也比不上西庇阿和我的友谊。我俩的友谊里有公共事务上的不谋而合，有私人事务上的参酌商量，还有闲暇时无忧无虑的愉快消遣。就我所知，我从不曾引起他的不快，哪怕是在最细微的事情上，从不曾听见他说我不爱听的话，哪怕只是一句。我俩在同一座房子里居住，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过的是同一种生活，从军海外时是在一起，外出旅行和乡间度假时也在一起。一旦有了闲暇，我俩就一起找个远离尘嚣的清静所在，如饥似渴地钻研学问，不断求取新知，这样的美好回忆，何须我在此赘述？对这些事情的回忆和追念，若已随斯人一同消逝，那我根本承受不了伤痛的打击，因为我失去了一个如此亲密的人生伴侣。所幸这些事情并未消逝，反而借我的思念和回忆得到滋养，越来越饱满鲜明。即便我彻底丧失了回忆的能力，那我的年纪本身也是个不小的安慰，因为我时日无多，不必长期承受这样的折磨，只要为时不久，再大的伤痛也不至于无法忍受。
关于友谊，我能说的就这么多。结束之前，我还有一句忠告。愿你们时刻谨记，美德是第一位的，没有美德便没有友谊，但除了美德之外，只除美德之外，世间最美好的事物，非友谊莫属。
友谊的福泽深厚博大，为数众多，至于它首要的福泽，则无疑是使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不受软弱和绝望的影响。当我们面对一位真正的朋友，看见的仿佛是我们的另一个自我。
愿你们时刻谨记，美德是第一位的，没有美德便没有友谊，但除了美德之外，只除美德之外，世间最美好的事物，非友谊莫属。
[1] 西弗拉（Quintus Mucius Scaevola，前159？—前88）为古罗马政客及法学家，西塞罗的老师，公元前117年任执政官，并曾多年担任占兆师。占兆师是古罗马共和国一种位高权重的神职，职责是通过观察鸟类的飞行来解读众神的旨意；拉埃柳斯（Gaius Laelius，前186—？）为古罗马政客，公元前140年任执政官，绰号“智者”（Sapiens）。
[2] 成年袍服（toga virilis）是古罗马少年在年满十五岁（或说十六岁）时穿上的白袍，是成年的标志。
[3] 大祭司西弗拉（Quintus Mucius Scaevola Pontifex，？—前82）为古罗马政客及法学家，曾任执政官及罗马大祭司（古罗马的最高神职），是上文那个西弗拉的族弟。
[4] 阿提克斯（Titus Pomponius Atticus，前110？—前31）为爱好文艺的古罗马富商，西塞罗的多年挚友，本文的题献对象。
[5] 公元前88年，时任保民官的普布柳斯·苏尔皮修斯（Publius Sulpicius，前121？—前88）为维护平民权益而与古罗马贵族阶层发生冲突，由此被杀。昆图斯·庞培乌斯（Quintus Pompeius，？—前88）时任执政官，事发时站在苏尔皮修斯的对立面。
[6] 这里的“西庇阿”是指小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 Minor，前185—前129），古罗马政客及著名将领，曾两度担任执政官，与拉埃柳斯是一对终生挚友；盖尤斯·凡尼乌斯（Gaius Fannius，生卒年不详）为古罗马政客，公元前122年任执政官。
[7] 这里的“加图”是指老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前234—前149），出身寒微的古罗马政客及作家，曾任执政官，以贤能俭朴著称。西塞罗提到的文章是《老加图论老年》（Cato Maior de Senectute），是他在公元前44年的作品。
[8] 阿提柳斯（Lucius Atilius）是公元前二世纪的古罗马法学家，以学识渊博著称。
[9] “那个雅典人”指古希腊大哲苏格拉底（Socrates，前470？—前399）。据苏格拉底的学生、古希腊大哲柏拉图（Plato，前428/427—前348/347）所说，曾经有人去阿波罗的神谕所询问，世间有没有比苏格拉底更睿智的人，神谕给出的回答是“没有”。
[10] 古希腊“七贤”（Seven Sages）指公元前六世纪的七位以睿智著称的人物，即雅典的梭伦（Solon of Athens）、斯巴达的契罗（Chilon of Sparta）、米利都的泰勒斯（Tales of Miletus）、普林纳的毕阿斯（Bias of Priene）、米蒂利尼的庇塔库斯（Pittacus of Mitylene）、林度斯的克莱俄布卢（Cleobulus of Lindos）和科林斯的佩里安德（Periander of Corinth）。有一些版本的“七贤”列出的最后两人与此不同。
[11] 农兹日（nones）是古罗马日历中的一个日子，即三、五、七、十月的第七天，其他月份的第五天。
[12] 从年代来看，这里的“德西穆斯·布鲁图”（Decimus Brutus）应该是指公元前138年任执政官的德西穆斯·尤尼乌斯·布鲁图·卡利库斯（Decimus Junius Brutus Callaicus，前180—前113）。
[13] 保卢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 Macedonicus，前229？—前160）为古罗马将领及政客，曾接连失去两个年幼的儿子；加卢斯（Gaius Sulpicius Gallus）为古罗马天文学家、将领及政客，公元前166年任执政官。
[14] 老加图的长子加图·利希年纳斯（Cato Licinianus）是一位勇武的战士，还是一位杰出的法学家，死于公元前152年左右，去世时已经当选副执政官。
[15] 小西庇阿于公元前147年第一次当选执政官，时年三十八岁，担任执政官的年龄下限是四十岁。当时他本来竞选的是市政官，但却因声望卓著而被众人推戴为执政官。
[16] 小西庇阿于公元前134年第二次当选执政官，当时罗马人正在与伊比利亚半岛的凯尔特人进行努曼西亚战争（Numantine War，前154—前133），人们认为只有他才能率领罗马人打赢这场苦战。小西庇阿率军出征，罗马人迅速取胜。
[17] 即北非城邦迦太基（Carthage）和伊比利亚城邦努曼西亚（Numantia）。
[18] 西塞罗在《老加图论老年》当中记述了三人的这次对话。
[19] 小西庇阿在自家卧室中暴卒，死因迄今不明。据说他的尸身带有伤痕，当时就有人认为他死于谋杀。
[20] 从公元前八世纪开始，古希腊人在意大利半岛南部建立了多个殖民地，古罗马人把这些殖民地统称为“大希腊”（Magna Graecia），其中之一是爱奥尼亚海滨的克罗顿（Kroton）。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570？—前495？）曾在克罗顿兴办学校，教授本派哲学，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灵魂不朽。
[21] 斐卢斯（Lucius Furius Philus）为古罗马政客，公元前136年任执政官。曼柳斯（Manius Manilius）为古罗马政客及演说家，公元前149年任执政官。西塞罗在对话录《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当中记述了这次以小西庇阿为主角的谈话。
[22] 老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前236—前183）为古罗马政客及名将，战功显赫，曾两次担任执政官。老西庇阿是小西庇阿的祖父，因为小西庇阿被过继给了老西庇阿的儿子。西塞罗在《论共和国》第六卷当中记述了小西庇阿的梦。
[23] 拉埃柳斯曾随同小西庇阿征战迦太基。
[24] 盖尤斯·法布里修斯（Gaius Fabricius Luscinus，生卒年不详），曾两次担任执政官，以俭朴廉洁著称；曼尼乌斯·丘利乌斯（Manius Curius，？—前270）曾三任执政官，亦以俭朴廉洁著称；提贝里乌斯·克朗卡尼乌斯（Tiberius Coruncanius，？—前241），曾任执政官及大祭司，以渊博雄辩著称。
[25] 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前239？—前169？）为古罗马作家及诗人，老西庇阿的朋友。
[26] 阿格里真托（Agrigentum）为西西里岛城镇，“大希腊”主要城邦之一，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前490？—前430？）的家乡。
[27] 珀丘维乌斯（Marcus Pacuvius，前220—前130？）为古罗马悲剧作家，恩尼乌斯的学生。拉埃柳斯是珀丘维乌斯的赞助人。
[28] 俄瑞斯忒斯（Orestes）和皮拉得斯（Pylade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对挚友。珀丘维乌斯的这部剧作是《克莱西兹》（Chryses），如今仅余残篇。从这个故事的其他版本来看，两个朋友最后都幸免于难。
[29] 在《论共和国》第三卷当中，与会众人先是让斐卢斯扮演反派，阐述政客应该不顾道义的观点，然后又让拉埃柳斯来反驳斐卢斯。
[30] 塔尔昆（Tarquinius Superbus，？—前495）是罗马共和国成立前的末代罗马君王，以暴虐闻名，于公元前509年遭到放逐；斯珀利乌斯·卡西乌斯（Spurius Cassius，？—前485）为罗马共和国早期政客，因叛国罪被处死刑；斯珀利乌斯·马埃柳斯（Spurius Maelius，？—前439）为古罗马富翁，因试图造反称王而被杀。
[31] 皮洛士（Pyrrhus，前319/318—前272）为古希腊名将，长期与罗马人作战，以仁慈著称；汉尼拔（Hannibal，前247—前181？）为迦太基名将，罗马人的死敌。
[32] 科里厄兰努斯（Coriolanus）为公元前五世纪的罗马将领，曾经遭到罗马人的放逐，由是带领敌国军队围攻罗马。
[33] 维瑟利努斯（Viscellinus）即前文中的“斯珀利乌斯·卡西乌斯”。
[34] 提贝里乌斯·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前169？—前133）为出身贵族的古罗马平民派政客，曾试图推行有利于平民的土地改革，由此被贵族派杀死。
[35] 昆图斯·图贝罗（Quintus Tubero）为公元前二世纪的罗马政客及哲学家，小西庇阿的外甥，西塞罗对他评价很高。
[36] 盖尤斯·布罗修斯（Gaius Blossius）为公元前二世纪的罗马政客及哲学家，曾因支持格拉古改革而受审，获释后去亚细亚参加了反抗罗马的暴动，暴动失败后自杀。库麦（Cumae）为古罗马城市，位于意大利半岛西南部。
[37] 拉埃纳斯（Publius Popillius Laenas）和卢皮柳斯（Publius Rupilius）是公元前132年的执政官。
[38] 朱庇特神庙是古罗马最重要的神庙，位于罗马城中的卡比托利欧山（Capitoline Hill）。
[39] 帕普斯·埃米柳斯（Papus Aemilius）为古罗马政客及将领，于公元前282年及278年与法布里修斯同任执政官，并于公元前275年与法布里修斯同任监察官。
[40] 盖尤斯·卡博（Gaius Carbo）为古罗马政客及演说家，一度支持格拉古的改革，后来转投贵族派的阵营，公元前120年任执政官；盖尤斯·加图（Gaius Cato）是老加图的孙子，加图·利希年纳斯的儿子，公元前114年任执政官；盖尤斯·格拉古（Gaius Gracchus，前154—前121）在兄长死后继续推行改革，由此被贵族派迫害致死。
[41] 这里的“普布柳斯·西庇阿”应指公元前138年任执政官的普布柳斯·西庇阿·瑟拉皮奥（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Nasica Serapio，前183？—前132）。此人是杀害格拉古的元凶，由此招致猛烈声讨，被迫逃往亚细亚，不久之后死去，据说是被格拉古的支持者杀死的。
[42] 卡博在公元前131年任保民官，继续推行格拉古的改革。盖尤斯·格拉古在公元前123年及前122年连任保民官，时间在拉埃柳斯这次谈话之后。
[43] 《卡比尼乌斯法》（lex Gabinia）是公元前139年的保民官卡比尼乌斯（Aulus Gabinius）推出的法律，《卡西乌斯法》（lex Cassia）是公元前137年的保民官卡西乌斯（Lucius Cassius Longinus Ravilla）推出的法律，两项法律都扩大了平民的选举权。
[44] 狄米斯托克里（Temistocles，前524？—前459）为雅典政客及将领，曾任雅典执政官，率领雅典人击败波斯侵略军，晚年被迫流亡波斯，为曾经的敌人波斯王效力。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Tucydides，前460？—前395？）说狄米斯托克里是自然死亡，古希腊史家普鲁塔克（Plutarch，46？—120？）说他是服毒自杀。
[45] 狄米斯托克里于公元前471年左右遭到放逐，科里厄兰努斯与罗马为敌是公元前491年的事情。
[46] 普鲁塔克说科里厄兰努斯死于谋杀，古罗马史家李维（Livy，前64？—17）说他是自然死亡。
[47] 古代西方学者所称的四大美德（the cardinal virtues）是智慧、勇气、节制和公正。
[48] 据本文英译者之一皮博迪所说，“回爱”的拉丁原文“redamare”是西塞罗自造的词汇。
[49] 古罗马神话中的幸运女神（Fortune）常常被描绘为盲眼的妇人，寓意之一是她不辨贤愚，往往使得恶人走运，善人遭殃。
[50] “七贤”及毕阿斯见前文注释。把这句话记在毕阿斯名下是古希腊大哲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的说法，见亚里士多德《修辞学》（Rhetoric）第二卷。
[51] 类似的说法见于亚里士多德《欧德谟伦理学》（Eudemian Ethics）第七卷。
[52] 斐卢斯及卢皮柳斯见前文注释，穆米乌斯（Spurius Mummius）为古罗马将领及作家。
[53] 昆图斯·马克西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 Aemilianus）为古罗马政客，公元前145年任执政官。
[54] 纽普托勒姆斯（Neoptolemus）是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第一勇士阿喀琉斯（Achilles）的儿子，当时有预言说，他参战是希腊联军攻下特洛伊城的前提条件之一。他的外祖父利科墨德斯（Lycomedes）劝他不要参战，但他坚持参战，最终帮助希腊联军攻下特洛伊城，成就了一番事业。
[55] 这里的昆图斯·庞培乌斯（Quintus Pompeius）是前文中那个昆图斯·庞培乌斯的祖父，于公元前141年当选执政官，之前曾伪称自己不参选，使竞争对手拉埃柳斯放松警惕，借此取而代之；米提卢斯（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 Macedonicus，前210？—前116/115）为古罗马政客及将领，公元前143年任执政官。拉埃柳斯称米提卢斯为同僚，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占兆师。
[56] 泰门（Timon）是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居民，因饱尝世态炎凉而仇视人类。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Parallel Lives）“安东尼传”（The Life of Antony）当中附带提到了泰门，说他生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前后，还说他虽然厌憎人类，但也有一个名为阿佩曼塔斯（Apemantus）的朋友，因为后者跟他一样乖戾。
[57] 阿奇塔斯（Archytas，前428—前347）为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及天文学家，出生在“大希腊”的塔伦塔姆（Tarentum），即今日意大利南部海滨城市塔兰托（Taranto）。
[58] 特伦斯（Terence）即特伦提乌斯（Publius Terentius Afer，前195/185—前159？），古罗马剧作家。《来自安德罗斯岛的姑娘》（Andria）是特伦斯创作的喜剧。
[59] 前引文字出自特伦斯的喜剧《阉奴》（Eunuchus）。格纳索（Gnatho）是剧中的一个奴仆。
[60] 盖尤斯·帕皮利乌斯（Gaius Papirius）即前文提及的卡博。按照古罗马法律的规定，担任公职的公民任期届满之后，必须间隔十年才能再次竞选同一职位。公元前131年，时任保民官的卡博提出了允许保民官连选连任的法案，意在长期占据这一职位。
[61] 小西庇阿当时没有担任公职。
[62] 卢修斯·曼西纳斯（Lucius Mancinus）为古罗马政客及将领，公元前145年任执政官。
[63] 盖尤斯·利希尼乌斯·克拉苏（Gaius Licinius Crassus）为古罗马政客，公元前145年任保民官。
[64] 据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盖尤斯·格拉古传”（The Life of Caius Gracchus）所说，依照古罗马共和国的惯例，对民众发表讲话的人都是面向元老院所在的建筑（背向广场上的民众），以示尊重元老院的最高权威。但据该传记所说，第一个面向广场（亦即面向民众）发表讲话的是盖尤斯·格拉古。
[65] 对话引自特伦斯的《阉奴》。这里的“武夫”是剧中的富裕军官瑟拉索（Traso），“寄生虫”是瑟拉索的奴仆格纳索，泰伊丝（Tais）则是剧中的一个交际花。英文中“thrasonical”（自吹自擂的）一词即源自瑟拉索的名字。
[66] 《女继承人》（The Heiress）是古罗马喜剧作家及诗人西西柳斯（Caecilius Statius，前220？—前166？）的作品。《女继承人》如今仅余残篇。
[67] 这里的普布柳斯·纳西卡（Publius Nasica）是指曾两次担任执政官的普布柳斯·纳西卡·科库仑（Publius Nasica Corculum，？—前141）。科库仑是前文提及的普布柳斯·西庇阿的父亲。
[68] 提贝里乌斯·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 major，前217？—前154）是前文提及的格拉古兄弟的父亲，曾两次担任执政官，他的女儿森普罗尼亚（Sempronia）是小西庇阿的妻子。
[69] 卢修斯·弗里乌斯（Lucius Furius）即前文提及的斐卢斯。
[70] 普布柳斯·卢提柳斯（Publius Rutilius Rufus，前158—？）为古罗马政客，公元前105年任执政官；奥卢斯·维基尼乌斯（Aulus Verginius）所指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