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公元前322
公元前367年的一天，当久负盛名的柏拉图学园的门口出现了一位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年轻人时，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在不久以后，园长柏拉图会对他作出如此的称赞：“我的学园可以分作两部分，一般学生构成它的躯体，亚里士多德则代表了它的头脑。”[1]当时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衣冠楚楚、文雅时髦，甚至有点花花公子派头的年轻人，会以伟大精深和博学的思想，以卓越超群的学术贡献，被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永泽后世。
亚里士多德，色雷斯的斯塔吉拉城人，其父是马其顿国王阿明塔斯的御医。由于家世显赫，亚里士多德从小就受到良好的精神熏陶，并享受着优裕的生活。他长期以来在一种文化氛围之中耳濡目染，这使他变得优雅、高贵、斯文。17岁那年，亚里士多德迁居雅典，来到了柏拉图学园求学。他的到来曾引起了整个学园的轰动。因为他总是衣着华丽、举止儒雅，讲话也柔声细语，带点故作斯文的腔调，俨然一个纨绔子弟。甚至柏拉图也对他过于讲究穿戴而颇为不满，告诫他说：“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不应该过分打扮。”[2]
然而，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绣花枕头”。恰恰相反，从进入学园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显示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广泛学术兴趣和过人才智。
亚里士多德博览群书，兴趣极广。古希腊时代的各门学科知识，诸如政治学、戏剧、诗歌、物理学、医学、心理学、天文学、伦理学、生物学、法学等，他无不兼收并蓄、样样精通，并且在其中的许多门学科里提出了远远超越先人的学术观点和思想，其才华令后人叹为观止。
在柏拉图学园学习期间，亚里士多德一方面认真学习柏拉图所有的知识和学问，虚心请教，刻苦勤奋，而另一方面他并不盲目崇拜权威，始终恪守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信条。这也许和希腊人当时的特性有关吧，当势均力敌的知识分子相遇的时候，往往会争强好胜，互不相让。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这对师徒同样如此，雅典最伟大的导师和最杰出的学生并不总是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的。他们虽然惺惺相惜，互相敬佩，却也难免各执己见，常有争辩。然而正是在不断的争论中，思想的火花时时迸发，他们共同为雅典文明、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了。当时，亚里士多德年仅37岁。凭着在学园中卓越超群的学术水平，他本该在学园改组的时候顺理成章地成为柏拉图的继任者，当选为新园长，然而学园的董事们却以他是斯塔吉拉城人为由忽略了他的过人才智，另行推选了一位雅典本地人做了柏拉图的继承者。
这次不小的挫折激起了亚里士多德的愤慨，促使他下决心寻找机会离开学园，离开雅典，另谋出路。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临了，他原先的一位同班同学赫尔米亚斯在小亚细亚大展宏图，成了阿塔内斯城的统治者。为了实行柏拉图的“内圣外王”之道，赫尔米亚斯专函邀请亚里士多德去做他的高级行政顾问，并且特别声明，只有亚里士多德这样知识渊博、智慧如海的大学问家，才能够帮助他调和抽象的正义与具体的掠夺之间的矛盾冲突。收到这份邀请函，亚里士多德立即收拾行装，欣然前往，期待着自己可以在一片新天地里有所作为。可是，亚里士多德到达小亚细亚后，却没有在政治上得心应手，畅所欲言。由于他只对公平和正义感兴趣，因而始终无法完成使他的朋友从追逐财富转向支持正义这一使命。
政治上虽无所建树，不过在小亚细亚这段时间里，命运却在爱情方面给亚里士多德意想不到的眷顾。他在那里结识了皮贾丝，她是赫尔米亚斯的侄女兼养女。不久，在赫尔米亚斯的赞助下，他俩完成了结婚大典，亚里士多德可谓人财两得，富贵显赫。在随后的蜜月旅行中，他把妻子陪嫁的财产投入科研之中，收集各种稀有的贝壳作为资料以便将来研究之用。
蜜月后，亚里士多德回到了赫尔米亚斯的宫廷。没想到还没过多久，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由于赫尔米亚斯的政治阴谋触怒了波斯国王，波斯人大举入侵，把他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这场变故让亚里士多德再次国破家亡，成了没有祖国、没有职业的游民。好在一位高贵的朋友再次帮助了他。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向亚里士多德伸出了援助之手，重金聘请他到马其顿王国做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然而，这是一个家庭关系错综复杂、纷乱不堪的地方。王权高涨之下，真理根本无路可走，代表真理的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是没有用武之地的。没过多久，亚里士多德再次离开了宫廷，重返雅典。
政治生活的一次次挫败使亚里士多德变得深沉、明智，他从此厌倦了现实生活，醉心于精神领域的追求，决心把自己的一生全心全意地贡献给学术和科学研究。为了科研的需要，他接受了腓力二世赠予的一大笔财富，把这笔资金投入到他的科研计划里，雇用了几千个助手到世界各地采集标本和资料，以供研究。同时，他创办了一所足以与柏拉图学园相媲美的吕克昂（Lykeion）学园，传道讲学。由于他本性好动，从不坐下讲课，在教室里总是一边授课，一边踱来踱去，因此得了一个“散步的哲学家”的美称。而吕克昂的学生也因此得了一个“逍遥学派”的称号。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故，亚里士多德被卷入雅典的政治纠纷之中，被判以不敬神罪。他因此而被迫逃亡于埃维亚岛（Euboea）的加尔基斯市。次年，即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因病去世。
这位伟大博学的思想家所留下的著作和思想涉及了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几乎一切领域。在哲学上，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指出其错误在于假设了一个与具体事物相分离的虚无缥缈的理念世界，割裂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而事实上，一般不可能单独存在，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一切事物均由形式和质料构成，形式是事物的本质，任何事物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一个追求一定的形式，即实现一种目的的过程。在自然界里，最高的形式就是善，最大的目的就是实现这种善。亚里士多德思辨地探讨了上帝的属性，记载在《形而上学》中；探讨了什么是最好的国家政体，记载在《政治学》中；还探讨了什么是最适当的行为及人的道德问题，记载在《伦理学》中。
在法律方面，亚里士多德留下了他法律哲学的代表作《政治学》和《雅典政制》。这两部著作风格严肃、分析细微而冷静，属于一个用城邦国家的方式进行统治的早已结束的时代。他的法律思想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首先，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法律正义论的主张。他认为，平等和中庸是法律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平等原则，就是指平等分配政治权利的原则。由于不同素质的事物不能相互比较，因此只能在相等的人中分配相等的事物。这里存在两类平等：一类是“数量平等”，即各人所得到的事物在数量和容量上与他人所得的相等；另一类是“比值平等”，即根据各人的实际价值按比例分配与之相称的事物。从理论上说，政治权利的分配必须以人们对于构成城邦各要素的贡献的大小为依据，谁具有比他人较为优越的政治品德，谁在城邦实现良善生活的过程中善德行为最多，谁就应该在这个城邦中享受更多的利益。人们也都承认按各人的价值进行政治权利分配的这种比例平等的原则是合乎绝对正义的，然而在真实的政治生活中这一原则却无法施行。
此外，法律正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还体现了一种中庸主义。他曾用近10年的时间研究和比较了希腊历史上出现过的150多种政治制度。同时，他将德谟克利特关于中等财富为最好的思想和柏拉图关于中庸产生和谐的论点结合起来，发展为由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统治的共和政体的法律是最优良的结论。他认为，每个城邦的公民都可以分作三部分：极富者、极贫者、中产阶级。唯有中产阶级是贫富两阶层矛盾的“最好的中性仲裁者”[3]，最适宜担任统治者和立法者。亚里士多德坚信，善德就在于行于中庸。他还指出，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具有正义性，城邦政体有良恶之分，法律也是一样的。法律的性质归根结底取决于政体的性质。
其次，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关于法治的问题。他指出，一个城邦若无法律而想维持下去是不可能的，共和政体之所以成为最稳定的政体类型，实行法治是重要原因之一。所谓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4]。亚里士多德强调法律的权威，认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法律能尽其本旨作出最适当的判决”[5]。他指出，社会秩序的稳定取决于统治者各人德行的这种希腊的传统观念实际上是不正确的；相反，法律才是统治者进行社会统治的一种最为有力和重要的工具。他提醒人们应特别注意，城邦必须有适当的法律，以使任何人都不至于凭借他的财富和社会关系取得特殊的权力，成为国家的隐患。
最后，亚里士多德还论述了法制论的问题。他把法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不成文法或习惯法，它由积习而成，涉及一切领域，起着成文法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类是成文法，包括宪法和具体的部门法，这些部门法具体又包括刑法法规、行政法规、司法法规、婚姻法规、教育法规等。
由此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就早已清楚地看到了法律对于稳固政体，对于消除犯罪、保障司法公正、均衡财产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他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时期的法律思想，力图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纳入法治的轨道上来。他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思想家都更强调法律对于维持国家政体性质的意义和职能，为后世这方面问题的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知识财富。
与前人相比，亚里士多德的成绩是非常显著的，他对古希腊的全部法律思想进行了概括和总结，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治”概念，并坚持法治优于人治，建立了系统的法治主义的法律哲学。
除了哲学和法学，亚里士多德还对其他许多学科包括生物学、天文学等自然学科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亚里士多德甚至在临终的时候还完成了一个最大的德行：他在遗嘱里宣布解放所有的家奴。此举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解放奴隶的人权宣言。
亚里士多德，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这位才情卓越的柏拉图学园的精英，穷其一生追求真理，追求真知，当之无愧地被千百年后的世人尊称为“西方文化的伟大导师”！
[1] ［美］亨利·托马斯、黛娜·莉·托马斯著：《大哲学家小传》，陈建国、安庆国、康剑译，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2] ［美］李杏邨著：《西方圣哲小传》，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1页。
[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9页。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