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制度的理想特征是一视同仁，针对行为而不是对象，这一点被称为非个人（impersonal）特征，它与关心“人”有矛盾吗？

有的时候有。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制度，为了治理的方便而违反人性，有一些制度试图以某种规划改造社会道德，还有一些制度为了部分或集团利益而设，而非为公共利益而建，这些制度的不良，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我们应当警惕的，是那些认为规则不必要的认识。这种认识的理由是，规则不过是外在于人的东西，它们是冷冰冰的形式，不关心人的需要。

北京市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上述逻辑的代表，即使行人违反交通规则，但如果有受伤，开车人就至少要负一半责任。市人代会曾经几度有代表提案，主张严格按照交规定责，都难以获得通过，因为“撞了白撞”，在道德上处于不利地位。不少媒体论述认为，现有的定责原则“更人性化”，因为伤者可以利用交强险的车保限额获得治疗，体现了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要义，……然否？

我们必须回答这一问题：以是否违反交规进行责任判定是不是为了人？

这涉及我们如何理解人。人有两个面向，一般（共性）和具体（特性）的方面。前者，他们是一般的个体（individual），与其他人有相似的需求，比如安全、健康、有组织负责、有法治保障等等；后者，他们是特殊的个人（person），个性、特点、利益和价值观各不相同。这种区分不是咬文嚼字，它们非常关键，因为制度建立的基础是一般的个体，而非特殊的个人。认识人的一般性一面，将人理解为具有共同需求特征的个体，才可能将所有的人的需要关联在一起，公共规则的建立需要基于这种关联认识：你有需要，他人也有需要，你需要照顾，他人也需要照顾，你有权利，他人也有权利。关联的认识是整体性的，它的识别标准，焦点不在个体（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而在整体（所有人）。这样，在他们之间做出区分的标志，就不是对象而是行为：是否违反交规从而构成对公共秩序的损害。让规则针对行为而非对象，是公共制度的核心所在。

没有对人的一般性认识，只有特殊性认识，就会把损害看成只针对个人的，而不是危及到公共关系秩序。如同前面要求改成绩的逻辑，要求人绝没有认识到，私下改变个人的成绩排名，破坏了所有学生的利益，因为公示的判分标准改了，大家的成绩却没有更新。为什么一些人可以特殊对待？显然，如果制度规则因对象、而非行为标准而异，客观上将激励大量损害他人的行为：不守交规、赖责、碰瓷、要求特殊照顾，何以见得是更“以人为本”呢？

把人看成既是具体的个人（存在差别），又是相关的整体（需要同等对待），是法制社会获得支持的知识基础。人类社会之所以设计规则来克制自利，是因为认识到，这个社会并非只有自己和亲朋好友，还必须和所有的他人共处。具体的人（person）是人，一般的人（individual） 也是人，这样才构成人性的整体。制度关心的是整体的人性，它的设立需要基于、而不是对立于这两方面的人性。所以，上述北京交规的责任判处，是建立在不完整的“人”性理解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