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研究(第十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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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之以气”的美学内涵及话语形态

——“尚声”传统阐释之一48

徐丽鹃

(江西师范大学 330027)

摘要:声音作为听觉符号的表征,是中国早期历史、伦理、政治、美学和文化实践活动的产物,它对早期文艺的生成和发展产生一定影响。《礼记·郊特牲》载“殷人尚声”。“尚声”理论不仅在神学领域得到体现,在后世的哲学、美学、诗学等领域还得到进一步扩展衍生。“气”是“声”之通变的前提。“听之以气”这一中枢整体性概念将“声”与“气”融合为一,体现出中华宇宙万物一体观和美学的生命精神。日后,学界可进一步从声音理论出发,挖掘中国古代“尚声”传统,从而使之成为文艺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实现中华美学精神在艺术实践中的传承。

关键词:声音 气 美学 话语

为推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传承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成为当代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探讨美学精神,离不开对审美活动的理解。审美活动一方面基于人的感性存在,另一方面又超越感性存在。当前,在视觉审美主导的文化中,对“听”的关注,逐渐成为美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势。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更体现了听觉美学在艺术领域的价值和传播。迪伦“在美国歌曲的伟大传统中开创了新的诗性表达”,他创新了听觉艺术和文学之路,对当代文艺表达方式及美学产生了重要的启发意义。德国美学家贝伦特《第三只耳朵:论听世界》就将听觉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自由的、创造性的表意元素。法国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明确提出走向听觉文化的观点。米歇尔·希翁《视听:幻觉的构建》 《声音》则重点考察了声音在视听媒体中的地位及聆听模式。49

相对西方,中国更注重听觉与声音,中国人是“偏重耳朵的人”,是“听觉人”。50从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五经”到春秋史传、谏语等各类“礼文”,再到战国诸子,最初都经历了声文传播阶段。《尚书·尧典》 《诗大序》 《论语》 《文子》 《礼记》 《文心雕龙》等古代文论和美学也饱含乐、音、声等丰富的听觉理论。儒家、道家更从哲学角度对声音进行研究,强调以听蕴视,提出“听之以气”“听道”等范畴。“声”与“气”,适合用来理解早期中国文艺的诗性特征。然而,中国学界长久以来对此的研究重视不够。本文从“尚声”传统角度出发,并以中国古代气论美学为基石,进一步挖掘中华美学的生命精神和话语形式。

一、“声”与“尚声”

在非文字著录的文本诞生以前,世界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不是借助阅读和书籍文化,而是通过“耳朵”来完成的。王小盾教授认为,上古中国存在听觉范式优先的文化,它要早于视觉范式优先的文化,“用耳之道”成为理解中国音乐、中国思想、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角度。51

“声”字形属耳部。繁体字写作“聲”,篆文“”,甲骨文字形“”。甲骨文字形包含了三个部分:“殸”(击磬奏乐)、“”(口,说、唱)、“”(耳,听);篆文省去了甲骨文字形中的“”(口)。可见,“声”包括乐音、话语以及耳朵能辨别的所有听觉信息。

传说神农造琴,教先民崇尚音乐,声音作为音乐存在的主体,传递着先民们内心的激情。舜早就命夔用乐声教育来传播思想,《尚书》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52“声依永,律和声”,“声”即宫、商、角、徴、羽五声,分为清、浊、阴、阳之声。“音”为丝、竹、金、石、匏、土、革、木。“声”是听觉感知外来声音,“音”的感知更复杂,不仅仅入耳,更要表达心中之“意”。“律”乃太师所掌之六律、六吕,以此合于五声的阴阳之声,“律”为声的一部分,故被汉语诗文用来表达独特的含义。

一般而言,乐律起源于对风声(或凤鸣之声)的模仿。《国语·周语》云:“物得其常曰乐极,极之所集曰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如是,而铸之金,磨之石,系之丝木,越之匏竹,节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风。”53风与声相通,而气的流动使风在运动中与物摩擦撞击,产生了乐。早期中国有关“气”“风”“声”“音”“律”等概念中,都孕育了浓厚的听觉意识,其意义价值远不只体现在技巧层面。

声音在殷商时期被视作通神的媒介,商代是一个“尚声”的民族。殷商时期是“尚声”形成的关键期。关于“尚声”,《礼记·郊特牲》载:“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气;血腥祭,用气也。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殷人先求诸阳,周人先求诸阴。”

现存于《诗经》中的《商颂》五首,都是商人祭祀祖先的乐歌。其中《那》 《烈祖》着重描写“殷人尚声”的祭祀仪式及其音响舞容。《那》描写了商代盛大祭典,鼓、管、钟、磬等大量乐器齐鸣:“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毛传:“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声之清者也,以象万物之成。周尚臭,殷尚声。”郑笺云:“磬,玉磬也。堂下诸县与诸管声皆和平不相夺伦,又与玉磬之声相依,亦谓和平也。玉磬尊,故异言之。”孔疏正义曰:“传意亦以磬为玉磬。《聘义》说玉之德云:‘其声清越以长。’是玉声必清,故云‘声之清者’,解其别言依磬之意也。……‘周尚臭,殷尚声’,《郊特牲》文。言此者,以祭祀之礼有食有乐,此诗美成汤之祭先祖,不言酒食,唯论声乐,由其殷人尚声,故解之。”54

《烈祖》则描写了酒馔。辅广《诗童子问》说:“《那》与《烈祖》皆祀成汤之乐,然《那》诗则专言乐声,至《烈祖》则及于酒馔焉。商人尚声,岂始作乐之时则歌《那》,既祭而后歌《烈祖》与?”55殷人祭祀首以声乐为先,飨祭用品等要到“乐三阕”后才能登场。

“殷人尚声”传统主要在神学领域得到确立。《小雅·宾之初筵》曰:“籥舞笙鼓,乐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礼。”郑笺云:“籥,管也。殷人先求诸阳,故祭祀先奏乐,涤荡其声也。……孔疏正义曰:……由人死有二者,故作乐扬其声音之号,使诏告天地之间,令魂气闻而以降。此求诸阳之义,阳谓魂气分散者也。又臭郁合鬯以灌,令体闻而以出,是求诸阴之义,阴谓体魄存在者也。祭者皆为此二者,但行之有先后耳。故《郊特牲》曰:‘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56

“尚声”传统在周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周代尊崇诗乐,《周礼》中就载有很多官职,如鼓人、小胥、大师、瞽等都与声音有关。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百篇》,其讽诵感化全在“声音”。“尚声”不仅在神学领域得到体现,在后世的哲学、美学、诗学等领域还得到进一步扩展衍生。又《吕氏春秋》谓:“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57这里闻声而知德的逻辑结构,很明显已将“尚声”传统进一步扩展到了儒家政教领域。

二、“气”对“尚声”传统理论的重要意义

“气”是宇宙运动的根本属性。许慎《说文解字》对“气”的解释是:“气,云气也。”58“气”来自自然现象,其原型可以在云、风、土等自然之物中求得,“以甲骨卜辞为资料,有表示人的气息状态的文字,天地间的风雨,和血液、呼吸这些人气,是可以联想和类想之物。天地间的气,由于呼吸活动,被人的身体吸入;原始的气,是和包括人在内的有生命的,活着的生物的生命现象有关系的”。59“气”成为宇宙万物生命的原质。追究“气”的问题,自然也就是追究天地万物本源和人类的存在。先秦思想中就将气视为身体生命的基础,如:

“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管子·枢言》)

“气,体之充也。”(《孟子·公孙丑上》)

“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庄子·至乐篇》)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

“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吕氏春秋·古乐》)……

气论由宇宙的生命样态走向生命功能,体现出宇宙生命万物一体观。《庄子》云:“通天下一气耳。”(《知北游》)古人以“气”来解说宇宙,有机融合了中华民族的宇宙意识、时空意识与生命意识。它是涉及万物本源的概念。《左传》昭公二十年曰:“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气”亦“声”之本源。刘成纪先生认为以气为元质的世界,是以风之鼓荡形成的音乐化世界。把握了气之流动形成的韵律,也就洞悉了世界最深的隐秘。60

“气”对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的形成和精神状态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钟嵘《诗品》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61“气韵”生动成为中华文艺传统的重要审美标准。“气”乃诗乐的起源与构成要素,它会形成一定的韵律感。当代学者叶朗先生对“气”“韵”之间关系的总结十分精辟:“‘韵’是由‘气’决定的,‘气’是‘韵’的本体和生命,没有‘气’也就没有‘韵’,‘气’和‘韵’相比,‘气’属于更高的层次。”62“气”本为“体”,“韵”乃为“用”,二者体用兼备。而“韵”与“声”相关。明陆时雍《诗镜总论》提出“韵生于声”,“韵动而气行”。“韵”在诗乐艺术中就是各种声调相互和谐的美感特征,“凡情无奇而自佳,景不丽而自妙者,韵使之也”。声、韵、情三者由外而内,递进延伸。明代李梦阳进一步挖掘通过“志”挖掘“声—气”的结构,“诗言志”乃是由于“志有通塞”,“至其为声也,则刚柔异而抑扬殊,何也?气使之也。”

“气”是“声”之通变前提。中华美学强调艺术审美体验活动的主客融一,重视生命体验。“气”这一关键词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渗透性。以“气”为内在逻辑的审美体系,对中华“尚声”传统理论和审美特征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三、“听之以气”的审美特征及话语形态

“声”与“气”都是无形的,那又如何把握?“听”就是一个重要媒介。《庄子·人间世》云:“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63庄子认为,“声”之状态可分通过“听之以耳”“听之以心”“听之以气”这三种途径去掌握。“听”与人的生命相始终。

(一)耳听是最明显的声音表征形态。原始声音通过自然、劳作之声等展现出来。《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嘤嘤。”远古社会砍砸石器、敲打木棒、拍打器皿,或鸟鸣,或虎啸。崇武尚声的文化特质,更通过击壤踏足而歌展现出来,双人舞、拉手舞、环形舞、绕树舞等伴随乐器的节奏声,狂欢激昂,低吟浅唱。古人在定音高之前,有一个“以耳其声”的时代。东汉蔡邕《月令章句》载,上古圣人“始铸金作钟”,“以耳齐其声,后人不能”。“以耳齐声”,在对听觉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周代大司乐叩辨其声高,定准十二律。

声不仅通过“耳”来掌握,亦与“心”密切相联。《说文解字》云:“聲(声),音也。”64“音”为何意?《说文解字》释:“音,声也。生于心,有节于外,音宫商角徵羽,声,丝、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从言含一。”65许慎释“声”之本义为“音也,生于心”。《礼记·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音之形态,乃源于“心”,生于“心”。《礼记·乐记》又云:“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孔颖达注释:“乐者,心之动也。心动而见声,声成而为乐,乐由心动而成,故云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乐本无体,由声而见,是声为乐之形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者……君子动其本者,则亦心之动也。”66声音作为音乐存在的主体,传递的是先民们内心的激情。传说神农造琴,教先民崇尚音乐,其心必乐。故《吕氏春秋》谓:“耳之情欲声,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夫乐有适,心亦有适。”67声距离人之内心最接近,这最直接体现在内心独白中。

文字成为寻求“心声”最重要的媒介。刘勰曰:“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可以数求,难以辞逐。”68文字者,成为意与声之痕迹也。

盖古人通过诗歌达到性情之教。清代王夫之曾指出,“声情美”具有“穆耳协心”,“以声动人”的特性。69“动听”之时又道“性情”,圣人即“耳目启而性情贞”,由此,“盖诗之为教,相求于性情,固不当容浅人以耳目荐取”(《船山全书》卷四阮籍《咏怀》之一评语)。通过耳听、心听,探寻深层作品的情趣和韵味,从而实现“听和视正”“穆耳协心”的功能。

(二)耳听乃有形,依附于声音外在形态。心听,“声与心纷”,实为“气”之使然。“气”是“声”之通变前提。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中引里尔克十四行诗道:“在真理中吟唱,乃另一种气息。此气息无所为。它是神灵,是风。”这种无形的气息就存在于天地之间,是“另一种道说、另一种气息”。70气已然成为自然天地之间感人化心的一股潜在的神通力量。

物感源自“气”之运动。气听是无形相感的,以我之气与外物之气相感应,能去知而任自然。“听之以气”使人在自然、身体的胸襟里体味到宇宙的深境,显示“天人合一”的深沉境界,蕴含人与万物的和谐关系。“听之以气”所具有的生命情调不仅体现在宇宙自然中,其话语形态在中国汉语文化及诗乐艺术中得到诗性的遗存。

1. 气形于言:乐语、长言

典型的听觉艺术主要包括音乐、语言、歌、诗等多种艺术形态。其中,对文学形态而言,最核心是语言。中国听觉传统首先广泛体现在汉语文化中。中国汉语是一种富于联想的听觉符号系统,往往能闻其声而知其义、见其形。麦克卢汉注意到,中国表意汉字保留着丰富的、包容宽泛的知觉,刘勰《文心雕龙》中很多篇目就将“气”视为构建文字、语言和辞采的前提,如“气扬采飞”“辞盈乎气”“气往古,辞来切今”“气无奇类,文乏异采”“气伟而采奇”“气形于言”“气盛而辞断”等(见《章表》 《杂文》 《辨骚》 《丽辞》 《诸子》 《才略》 《檄移》等篇)。汉语文化中的感叹词、节奏、声调、韵律等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对“气”的呼应。朱谦之先生曾引入“乐语”这一概念论述中国语言的声音之美。中国言语文字有音乐的特质,“即因中国言语文字,原来是有音乐的特质,表现出来也是一种波状的形式;所以歌调之美,不但是中国语的外形,也是他的生命,所以叫做‘乐语’”。71中国语言天然具有听觉审美属性。 《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又《乐记》记载:“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永言”乃“长言”,朱光潜认为“长言”乃因“言之不足”,故长言能在低徊往复中把诗的意味、气势和神韵咀嚼表达出来。“长言”是一种富有音乐腔调的语言,感叹词、节奏、声调、韵律等虚词亦可统称为“长言”。中华传统艺术中的“乐语”“长言” 就是“韵”的集中显性话语。它不仅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同时排遣缓和了内心意气情志,气韵生动。

诗歌作为人类早期听觉艺术,是最美、最精粹的母语,它集合了艺术的诗性精神。早期诗歌中感叹虚字“猗”“兮”这类表音感的词很多,诗的原始形式从歌、谣当中发展而来,“歌”之本是乐,诗之本在声。《吕氏春秋》记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其中“兮”“猗”两个叹词都是“啊”的不同表达,通过语音韵调使得感叹变成了咏叹,从而传递主体情感的回环往复。这种“啊”“哦”之类的声音,是界乎音乐与语言之间的,一声“啊”便是歌的起源。72虽然这种声音还不能算乐舞的起源,但诗歌大体源于内在心声和情感的意动。

感叹词的运用是内心情感意动性的最明显指示。《诗经》中雅、颂诗就有很多语气词、感叹词,如《清庙》 《贲》等诗的“於”“斯”,《臣工》中的“嗟嗟”,《噫嘻》中的“噫嘻”,《闵予小子》 《访落》中的“於乎”。此外,在风诗中也有体现,《周南·麟之趾》 《召南·驺虞》的“於嗟”等。这些都反映出早期诗歌多保留咏叹特点。近代学者张亮采指出:“音者,歌之所从出也。歌者,所以补言之不足也。太古之民,言语渐次发达,遂不知不觉而衍为声歌,以发抒其心意。”73风、雅、颂诗中的感叹符号通过语气的抑扬抗坠,既还原对事物引发的感觉,同时还巧妙地抒发了内心情绪。

2. 阴阳节律,气化谐和

宇宙之气在中国艺术中呈现特别之处。“气有阴阳”。宇宙中“阴”“ 阳”二者有节奏地相互映照,化生万物。宗白华先生认为,阴阳二气形成了宇宙的节奏和生命律动。

气之节奏韵律在人类早期活动中就具有重要作用。G.彭斯库珀曾说,人类一生下来在心跳、吃奶、呼吸等生理层面表现出节奏感,还有学习走路、说话,甚至音乐的节奏潜能。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离不开内在节奏的均匀分布。“气”有节奏性,它还蕴藏在汉语声律、节奏等听觉艺术中。汉语在听觉上的美主要体现为双声、叠韵、声调等方面所构成的语音系列。它运用独特的声律表达含义,其中音高、声调、旋律、节奏等都会发挥重要作用。刘大櫆曾明确将难以捉摸的“文气”具体化为文章的音节、字句。他在《论文偶记》中就阐释了“神”与“气”的关系:“神者,气之主。”“神气”通过文章音节、字句表现出来。“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积字成句,积句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74

中国传统诗歌在这音节、字句的组合中,融汇辞汇、句式、结构和诗境于一体,从而达到形神兼备,神气活现。在诗歌中,诗篇、诗行和诗节包含了多个结构层次的节奏。节奏是声音艺术中的重要因素,没有节奏组合,诗歌只是呆板的堆积。长短有节,则成节奏。黑格尔《美学》中说:“只有节奏才能使时间尺度和拍子具有真正的生气。”“音节和韵是诗的原始的唯一的愉悦感官的芬芳气息。”75诗中声音的抑扬顿挫,表现出了诗的节奏感。节奏随着感情的变化而变化,轻松喜悦的感情表现为明快的节奏,慷慨激昂的感情表现为急促有力的节奏,悲哀伤怀的感情又表现为舒缓低沉的节奏。诗歌音乐长短错落,节奏明快,将使感情酝酿和释放具有更大空间和更多可能,这是由于听者所费的心力和所用的心的活动随之变化,“听者心中自发生一种有节奏和音乐的节奏相平行”76

《诗经·陈风·月出》曰:“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整首诗歌的意韵浓缩于诗歌语言的音律节奏之间。宋朝朱熹就认为,文学作品的外壳由音韵、文字、名物、文体等组成,“里面的骨髓”是其暗示的情趣和韵味。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更加明确地提出:“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77节律的抑扬顿挫,实际都由“气”暗中发挥着作用。盖古人利用“气”之贯通的功能性,使人体感官内通,最终达到身体的审美、伦理教化。

当然,从更深层次来说,诗歌音节的长短、轻重音交错而起的内在节奏,乃是与人的整个身体、精神气质共同产生的协调韵律活动。歌声与人体在劳动时的气息相对称。《诗经·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之。”方玉润《诗经原始》注言:“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明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78平心静气,群歌环绕的身体语言,造就了词和重言的运用,回环往复,使得读者恍听到那遥远乡间天籁之音。倾听《诗经》中那遥远的自然界与人类歌声,直面人们鲜活的精神状态。故音节结构通过一阴一阳的对立、转化,形成万物生生不已的流动和节奏,这种节奏显示出了中国“气化谐和”的要义。79

四、结 语

声音作为听觉符号的表征,成为中国早期历史、伦理、政治、美学和文化实践活动的产物,它对早期文艺的生成和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殷人尚声”(《礼记·郊特牲》),声音在殷商时期被视作通神的媒介。“尚声”传统不仅在神学领域得到体现,在后世的哲学、美学、诗学等领域还得到进一步扩展衍生。

庄子认为,“声”之形态可通过“耳听”“心听”“气听”三种途径得以把握。宗白华在《中国艺术三境界》一文中总结艺术有三种境界:“写实—传神—妙悟。”80这三境由浅入深,其理论亦深受“耳—心—气”三分法影响。它充分展现了中华美学的艺术体验及审美精神。声音的根本之“道”来自人类自身乃至外在宇宙的生命秩序,这种超越精神与“气”有极大的关系。“气”是“声”之通变前提。“听之以气”一方面可通过整个身心的和谐,将传统汉语文化和诗性艺术得以生命呈现和艺术传承;另一方面,还消除主客万象之间的界限,使得万物流注于身体气息和心灵生命中,共同感受生命的节奏律动,从而使人类精神与宇宙万象交融贯通,达到“万物为一”“与天为一”的超越性境界。

概而言之,“听之以气”这一中枢整体性概念,将无形的“声”与“气”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流动的、生成的、体验的状态,显示出对宇宙万物、万象的深层生命内涵的整体体悟,它体现了中华传统艺术的融合贯通性,具有完整的生命气息。从“听之以气”这一中枢整体性概念入手,可以深刻地把握中华美学生命精神。日后,学界可进一步从声音理论出发,挖掘中国古代“尚声”传统,使之成为文艺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并推动中华美学精神在艺术实践中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