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1.1　九号院与中国农村35

几天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从九号院门口经过。我情不自禁地注目而视：厚重端庄的大门依旧，“清代礼王府”的大理石门牌依旧。门侧，警卫战士荷枪而立，这些哨位不知迎送了多少次新老兵交替，但看上去仍然感到亲切熟悉。二十余年过去，与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大门比较，风貌居然一如当初。但是，我知道，这个深邃神秘的院落而今物是人非。当年，这里曾经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风云际会之所，院落内的一举一动都与中国农村改革息息相关，现在，它已经从农村研究者的视线里消失了。

我坐在车里，看着这个曾经熟悉的院落渐行渐远，心头悠悠升腾起一种难以名状的苍凉之感。我想起了宋人的词：“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九号院似乎进入当成闲话来说的时候了。这种说闲话的感觉，在我和过去的同事聊及这段经历时就有了，只不过，我们不是渔夫樵夫罢了。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第一次走进这个院落。那是一个盛夏，找到这个地方颇费周折。毕业生分配派遣证上只有单位名称，没有具体地址，报到的前一天，突然发现不知道这个单位究竟在哪里。经过数度征询，得到的建议是：既然是中央书记处的部门，应该在中南海。于是，这天早上，我背上包直奔中南海。在大西门，警卫战士请我略等，约莫几分钟，出来告诉我：这个单位不在里面，但是离这里并不远，可以从灵境胡同西去，到西黄城根南街便是。约莫一刻钟，我来到这个大院门口。这里的警卫战士查看了我的报到证，又给里面打了个电话，于是放行。从此，我开始在这个院子里十几年的进进出出。

这是一个宏大而古朴的院落，是清代的礼亲王王府。据说，明代这里是一个皇帝外戚的住所，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率师入京之初，并没有直接住进紫禁城，而是先在这个院子里住了三天。王府内有六七个规模不等的小院落，这些小院落基本上都是四合院，有的甚至是两三进的四合院。现在，从功能分配上大院大致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南区主要是两个部门办公用，其中一个就是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北区主要是住户，三个大的院落里分别居住了三个国家领导人，包括当时卸任不久的原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另有两个院比较小，主要用于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们办公，分别称一号院和二号院。一般工作人员都在一栋三层的办公楼里办公，通常被称为小灰楼。报到后我被分配在秘书处，办公就在小灰楼第二层中段。后来我做秘书的时候，先后在一号院和二号院办公。

当其时也，“大包干”正席卷全国，农村改革如火如荼。上班以后，旋即掺和进一系列会议、出差、汇报等活动中，切身体验到这里其实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部”。决策当然是在中南海里的最高层。但是，情况汇总、问题反映、政策意见、文件起草，等等，有关农村改革的设计推进，都是在这个幽深的院落里进行。那个时候，除了这个部门以外，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门里再没有其他专门的农村政策研究单位。

秘书处的工作，大多是传递信息、安排会议、记录会议、接听电话等事情，忙得不可开交，经常会接到高层领导办公室来的电话，看到高层领导转来的各种批示。二号院的会议室里，会议不断，农口有关的部长们和一些省市负责人经常来汇报讨论。文印室内几个老式的打字机整日作响，各类文稿源源不断地打印装订，累得两个打字员姑娘三天两头就要哭一次鼻子。

这年夏天，大院这边忙乎的主要事情，是准备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文件。此前的早春，中央刚刚发出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1号文件”。这个文件成为著名的“农村改革5个1号文件”的第一个。正在准备的这个文件后来成为1983年的“1号文件”，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第二个“1号文件”。

以我本人有限的观察参与所及，每个“1号文件”的形成过程，都由一系列调研活动和若干大小会议构成。调研活动的策划组织主要在九号院，除了讨论文件定稿的政治局会议以外，前边的若干会议也都是九号院组织的，其中相当部分在九号院的不同会议室里召开。文件形成后期，要召开由各省市和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集中讨论，开始叫“全国农业书记会议”，后来叫“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再后来叫“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第二个“1号文件”的会议分别在西山八大处北京军区招待所和天津；讨论第三个“1号文件”的会议在雅宝路空军招待所；讨论第四个和第五个“1号文件”的会议在京西宾馆。那个时候的会议很长，往往十来天甚至超过半个月，赶上周末还要休息。会议大量的时间是小组讨论。每次会议，秘书处除了留下值班人员在机关，几乎全体上阵。我们会务人员的工作，主要是打电话、发通知、做记录等，事情具体而辛苦，而且经常加班加点。劳累的时候难免郁闷，言语中有所流露，记得一位老同志教训我说：“小伙子，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但因为听会收获颇多，而且对于我这样的单身汉来说，宾馆里有吃有住，生活很方便，倒也有几分惬意。

在我的印象里，讨论第二个“l号文件”的会议开得很红火。从北京开到天津，时间将近20天。讨论非常热烈，但是因为“政策坚冰”基本打破，意见分歧不像讨论是否允许家庭承包那样尖锐，所以气氛并不紧张压抑。会议讨论的问题，都是改革初期的农村现实呼唤出来的，迫切需要解决。地是承包到户了，生产以家庭为单位，但是允许不允许私人购买大型农业机具，如拖拉机之类的问题需要回答；农民在种地之余，可不可以搞倒买倒卖的长途贩运，也需要回答；雇工已经出现，但政策是否允许，也必须回应。今天看来，这些问题不成其为问题，当时则属于大政方针。在当时的体制条件下，上面没有部署，政策没有松动，基层很难施展发挥。比如，私人买拖拉机问题，如果中央没有统一的政策允许购买，即便是农户要买，也没有办法买到，首先是国家的工厂就不卖给私人。九号院里的会议，九号院派出的调查人员，许多都是以此为议题。关于争议比较大的政策问题，往往要等到当时的几位中央最高领导表态，有的是口头指示，也有的是批示。比如农民搞长途贩运，有材料说是投机倒把的“二道贩子”，当时的总书记就批示说“不对，是二郎神”（解决农村流通困难的神）。这些最高层批示表态，是政策文件的重要依据。在这个文件发出之后，中央又连续发出了三个“1号文件”。这几个文件的突出贡献是及时地回应了现实生活提出的新问题，有效地突破了束缚农民的旧体制，奠定了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基本架构。

九号院对于中国农村的影响，不仅限于政策研究。当时，九号院整合了全国的农村和农业研究力量，把高校和科研单位非常有效地组织起来，直接为应用研究服务。那些年里，经常出入九号院的还有大量学者，这些学者不仅来自北京，也有许多来自地方。九号院里的农村研究机构还有另外一块牌子，开始叫“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年后改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以这个中心的名义，有一笔数量不菲的专款用于资助社会力量的研究课题，调动了各种学术力量为政策研究服务。

不仅如此，这个中心还开展了许多国际交流合作。当时，一些西方学者通过这个中心到中国来，九号院里的领导利用这些机会听取吸收外方学者的意见。通过九号院的安排，这些西方学者有的还与国务院领导会见讨论。当时的九号院，名副其实地执中国农村研究之牛耳，可谓“极一时之盛”。

20世纪80年代的最末一年，九号院里的农村研究机构撤销。机构变动发生在1989年。以我个人的体察认识，在机构撤销之前，九号院的影响力就开始衰弱，大概开始在第五个“1号文件”出台的时候。标志约略有三，首先是80年代中期那年的粮食大减产，从上层到外界对于九号院有了一些质疑，甚至出现了激烈批评；其次，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农村改革研究陷入了某种僵局，九号院似乎有一种找不到“北”的感觉。那时人们在餐厅吃饭，或者在班车上，聊起下一步的改革，明显感到改革着力点不甚清晰，政策精神有些含糊。在第五个“1号文件”之后，1987年仍然发出了农村工作文件，这个文件是当年的“5号文件”。这个时候粮食产量还在徘徊，农民收入增长仍然缓慢，九号院的影响力大不如从前。

机构撤销一年后，又是夏天，近200名工作人员被陆续分配到五个相关部门，人们不无悲凉地各奔西东。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划归另外单位的部分人员还在这里办公，我和部分同事还在这个院落。但是，对于农村研究来说，九号院风光不再。1998年秋，新单位整体迁入新址办公，我们与这个院落从此作别。今天，我只作为一个路人从门前匆匆而过。

九号院历经明清两代，往事越百年，晚近20年或许无足轻重。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这个时间却并不短促，尤其对于一个由青年而步入中年的人，足以孕育出深重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会驱使每个人想得很多很远。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段辉煌与失落所蕴含的历史逻辑。

许多人知道，九号院里曾经有一个重要的政策智库，因为五个成功的“1号文件”而辉煌。现在，诸多智库仍在，各类文件更多，但是，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力量还能创造类似的辉煌。当我把目光从九号院转移到广袤的中国农村，透视20年来的发展变革，依稀看到，“文件”时代已经晚景凄凉。在基层，许多领导讲话，上级怎么讲，下级怎么讲，村支部书记讲话如同《人民日报》社论，讲话完了往往烟消云散；许多政策文件，上级怎么写，下级怎么写，如法炮制，层层转发，转发完了往往一了百了；许多规定要求，左一个文件强调右一个文件强调，说了一年又一年，但是问题依然如故，甚至愈演愈烈。

就文件本身来说，现在的文件立意不可谓不高，思路不可谓不深，方向不可谓不清，其深度其实远远超过了当年，但效果无似以往。过去的文件发挥作用，很重要的是借助了大一统的体制力量，上边怎么指示，下边基本上怎么贯彻。现在，体制已经不再大一统。体制外部，民间力量多姿多彩而且蒸蒸日上，各种利益主体在千方百计表达权利主张；体制内部，不同层级之间，不同部门之间，各有诉求，各有表达手段，虽然无人公开藐视体制的权威，但是，在具体运作中却是各怀心思，各展拳脚。体制的这种新变局，用美国政治学家澳森波格对中国的观察，叫作“碎片化的权威体制”。

改革成为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角力”，也成为各种体制力量之间的“角力”。如同一个棋局，过去基本上有一种力量在指挥全盘，现在，虽然这种力量形式上依然存在，但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过去指挥一切的力量其实只成为多种力量的一方。于是，虽然指挥号令还在发，但是，运作逻辑已经不同，变成了一种“对局”，时髦的说法叫“博弈”。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发文件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要执行，甚至从思想上就反对这个文件的精神。文件的形成可能是体现了高层的精神，但是，文件的执行则各有各的精神。我在基层调查，有乡镇党委书记就直截了当地说：“现在，上级精神对于我们不再重要，除非这是个直接给钱的精神。如果不能增加乡镇收入，上级无论什么新精神，对于我来说都是白费精神。”

改革历程昭示，创造辉煌的真正动力是农民，因为问题由他们提出，发展由他们创造，高层所做的，往往只是顺应和追随的工作。以本人愚见，在现在的情势下，怎样让农民成为改革棋局中强有力的博弈力量，通过张扬农民的权利来推进政策执行和改善乡村治理，成为解决所谓“三农”问题的核心。

九号院正在远去，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外，但是，脑海中有关这个院落的故事仍然不绝如缕。我又想起了一句宋词：“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我不确知王安石这句话的寓意何在，但是，放在中国农村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却可以赋予独特的理解：高层的兴废变迁如同落花流水，不管曾经何其辉煌，但是，民间的发展更新却是生生不已。在“寒烟衰草”萦绕的乡间，在默默无语却孜孜不倦地劳作奋斗的芸芸众生身上，永远焕发凝聚着驱动社会前进的生命之“绿”。